20 世紀以來宋蒙（元）關系史中文論著回顧與反思

喬東山

20 世紀以來宋蒙（元）關系史中文論著回顧與反思

喬東山

通過對20世紀以來的宋蒙（元）關系史中文論著回顧和反思可以看到，以往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績，包括比較完整地再現了宋蒙（元）關系的全貌；破解了一些疑案；對宋蒙（元）戰爭進行了深入的、全面的、系統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問題：學術視野需要擴展；研究不均衡；缺乏理論的應用；需將宋蒙（元）關系和宋、蒙（元）兩國的內政研究結合起來。今后應根據已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與問題進行更加自覺的研究。

20世紀以來 宋蒙（元）關系史 中文論著 回顧與反思

一、前 言

宋蒙（元）關系史是宋史、蒙元史、民族關系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宋蒙（元）關系持續了數十年，期間既有和平往來，又有軍事沖突；既有政治軍事碰撞，又有經濟文化交流，呈現出紛繁復雜的面貌。研究宋蒙（元）關系史，不僅對于認清這一時期的宋、蒙元史，加深對元勝宋亡的理解有重要意義，而且還可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為今天我國的建設和發展服務。自20世紀以來，宋蒙（元）關系研究經過一代代學者特別是海峽兩岸學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豐碩成果。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對以往的研究進行回顧與反思，以利于今后自覺地開展研究。筆者不揣淺陋，在此就試做這一工作①迄今為止還沒有專門回顧和反思宋蒙（元）關系史研究的文章。方震華《近四十年南宋末政治史中文論著研究》（《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20期，1992年）第二節“宋蒙關系史研究”和張其凡、趙冉《二十世紀以來晚宋史研究回顧與展望》（《中國史研究動態》2012年第4期）第三節“宋蒙（元）關系研究”對宋蒙（元）關系研究做了回顧。但前者僅至1992年，且二文皆非專門評述，遺漏較多，反思也比較簡略。。需要說明的是：一、本文對專門研究宋蒙（元）關系史的、公開發表的中文論著進行回顧與反思。只是涉及宋蒙（元）關系的論著不在本文探討范圍。二、宋蒙（元）關系史論著甚多，筆者雖廣泛搜集，但以一己之力，難免掛一漏萬，疏漏之處，請方家指正。

二、20 世紀以來宋蒙（元）關系史中文論著回顧

20世紀以來的宋蒙（元）關系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下面分別進行回顧。

（一）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

張蔭麟《端平入洛敗盟辨》（《大公報·史地周刊》1936年11月20日）一文根據《宋季三朝政要》等史料，列舉四點，認為蒙古滅金時，曾答應給南宋以河南地，后食言不予。南宋為此發動了收復三京戰役。故南宋發動戰爭并非敗盟。余行邁《金亡前后宋蒙的一段交涉》（《東方雜志》1943年07月第39卷第9期）對金亡前后宋蒙的合作、交往、沖突

做了論述，雖然有些敘述有待考訂，但基本勾勒出這一時期宋蒙關系的輪廓。特別是，文章否定了《宋季三朝政要》中蒙古滅金后允諾給宋河南地的記載，認為蒙古只是允諾給宋陳、蔡之東南的地區。張靖?！夺烎~城抗元事跡簡述》（《歷史教學》1955年第6期）簡要敘述了從釣魚城的修筑到降元間，釣魚城軍民抵御蒙古入侵的歷史，謳歌了釣魚城軍民抵抗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勇殺敵軍的豐功偉績。文章的有些敘述有待考訂。張秉仁《略論蒙古南宋聯合攻金之役》（《新史學通訊》1955年第5期）對蒙古聯宋的原因、戰役的經過進行了論述。文章認為南宋出兵助蒙滅金的戰略是正確的。本文是較早肯定南宋聯蒙戰略的文章。由于較多引用《續資治通鑒》《宋史紀事本末》等轉手資料，降低了文章的可信度和學術價值。前輩蒙元史學者姚從吾治史時發現余玠在四川構筑的山城對蒙古打擊很大，因此寫了《宋余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大陸雜志》1955年10卷9期）、《宋蒙釣魚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與合州獲得保全考》（《史語所集刊》1958 年29本下）、《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965年第14期）等系列論文，對南宋四川山城防御體系、蒙哥汗的入侵及其死、釣魚城之戰中的熊耳夫人身世、合州城保全的原因作了精細的考證，廓清了許多史料記載不清的問題。湯志鈞《袈裟塔：宋末常州人民的抗元斗爭》（江蘇人民出版社，1957年）敘述了宋末常州軍民反抗元朝侵略的事跡。本書是較早的一部研究常州地區宋元戰爭的著作。孫克寬《元王檝使宋事補》（《大陸雜志》1962年25卷6期）討論宋蒙關系破裂，蒙古派王檝使宋議和的經過。文章認為王檝和北方的一批儒士希望兩國和平相處，故幾次往返以促成和議。但雙方條件差距太大，南宋認為是講和，蒙古則要宋降附，加之宋廷黨派對立，多數大臣反對議和，所以謀和努力終歸失敗。西南師范學院歷史系編《釣魚城史實考察》（1962年第1版，1980年修訂再版）一書對釣魚城的形勢和位置、宋元在此地的戰爭、釣魚城的現狀作了全面的詳細的敘述。編者將文獻史料和實地考察相結合，敘述細致、準確，并經過考訂，澄清了一些史料含糊其辭的問題。本書是第一部研究釣魚城的著作。由于受當時環境的影響，本書對一些人物的評價不甚公允。湯鵬翼《宋末厓門之役史實補遺》（《大陸雜志》1967年35卷2期）結合各種史料對厓門之役做了敘述，特別是補充了此戰的時間、地理和人事情況。陳得芝《金亡前的宋蒙關系》（《史學論叢》第1輯，1978年）認為南宋后期政治已極端腐朽。南宋聯蒙滅金是錯誤的。南宋乘蒙古北歸之機收復三京，但由于不具備實力，行動匆忙而遭到失敗。李則芬《宋合州守城始末及傳奇故事的破惑》（《文史雜考》，學生書局，1979年）對史料中帶有傳奇色彩的記載表示懷疑，結合相關史料和當時形勢推測出一些記載不可信。文章的有些觀點似不正確，但作者疑史的精神還是值得提倡的。文章最后指出，釣魚城并非最險要的城池，它之所以能長期抗戰，主要是因為張鈺、王堅等優秀將領的指揮，從而得出“將重于城”的觀點，突出了人在戰爭中的重要性。

（二）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

20世紀80年代之前，宋蒙（元）關系史的研究成果不多，進入80年代后，這種局面發生了徹底的改變。無論在質量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既有論文，又有著作，下面分別進行回顧。

論文方面。陳世松《王堅“收復興元”說質疑》（《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0年4期）通過考證，并結合當時宋元形勢，否定了一些論著所說的王堅在1252年收復興元的說法。胡昭曦《反映南宋末年四川軍民抗元斗爭的幾件文物》（《四川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4期）通過考察殘留在四川的宋元戰爭中的文物，論述了宋元戰爭情況。文物史料的利用，擴展了史料范圍。傅宗文、吳如嵩《釣魚城之戰淺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對釣魚城的形勢、戰斗經過、戰斗的意義作了論述。胡昭曦《略論南宋末四川軍民抗擊蒙古貴族的斗爭》（鄧廣銘、程應镠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對宋末四川軍民抗蒙的性質、山城防御體系的優缺點和在抗蒙中的作用，人民群眾和“忠義”的作用作了論述。最后考證了張鈺的問題，認為張鈺沒有投降，他被殺害的地點是京兆。陳智超《一二五八前后宋、蒙、陳三朝間的關系》（鄧廣銘、程應镠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對1258年前后蒙古實施“斡腹之謀”時的宋、蒙、陳關系作了論述，指出了三方在處理三角關系時的利弊得失，認為陳朝處理最為得當，既避免了蒙古的攻擊，又基本保持了與宋朝的良好關系。文章最后指出了越南教科書歪曲史實之處。本文利用前人不太注意的《可齋雜稿》，對其中的奏札等按時間排列，并加以考辨，再結合其他史料予以證實。這表明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因而文章顯得扎實，結論也令人信服。溫嶺的二篇札記《宋元之間馬匹走私和提舉河渡司》（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82年）、《宋元對峙期間的南北互市》（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83年）對宋元間的馬匹走私、互市作了考述。兩文短小精悍，考證精審，是較早研究宋元經濟交流的文章，其學術價值不在某些長篇大論的論文之下。周寶珠《南宋抗蒙的襄樊保衛戰》（《史學月刊》1982年第6期）對此戰的過程作了較詳細敘述，并指出了蒙勝宋敗的原因及此戰的影響。陳世松《蒙古入蜀初探》（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83年）敘述了1227—1236年間蒙古入侵四川的情況，并指出蒙古成功侵入四川的原因?？镌亍稖\析宋元襄樊戰役勝敗的原因》（《歷史教學》1984年第4期）從雙方政治情況、戰略、具體部署等方面探討了襄樊戰役蒙勝宋敗的原因。李天鳴《余玠北伐漢中之役》（《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4年17卷10期）詳細敘述了余玠攻打漢中的戰役經過，并指出了南宋失敗的原因。此后他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宋元戰史的論文《紹定四年蒙軍強行假道宋境考》（《大陸雜志》1985年71卷6期）、《李曾伯收復襄陽之役》（《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5年18卷3期）、《淳祐四年宋軍壽春之捷考》（《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6年19卷11期）、《嘉熙前期宋軍黃州安豐大捷考》（《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6年19 卷2期）、《寶慶蜀口之役及事后宋人的防務改進建議》（《大陸雜志》1986年73卷1期）等，分別對這些戰役作了詳細考述。李氏的另一篇文章《宋元戰爭中元軍的水陸協同三面夾擊水戰戰法》（《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化大學，1988年）指出蒙古在與南宋進行水戰時，為了彌補自己水軍的劣勢，除在河中以戰艦攻擊宋軍外，還在河流兩岸布置騎、步兵，架設弩炮，射擊宋軍。這樣蒙軍就對宋軍形成三面夾擊之勢。這是蒙古水軍在不強大時戰勝宋水軍的重要戰法。但這種戰法也有缺點，在寬闊的河流中，由于距離較遠，蒙古的岸上部隊無法擊中宋軍。陳高華《早期宋蒙關系和“端平入洛”之役》（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編《宋遼金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85年）全面分析了從宋蒙接觸到宋蒙聯合滅金期間雙方關系的演變，對南宋“端平入洛”之戰的原因、經過、結果作了論述。指出史料中關于蒙古允諾給南宋河南之地的記載不實。南宋“端平入洛”反倒是敗盟行為。但蒙古對南宋一直是邊打邊談，沒有信義可言。所以雙方對河南之地的爭奪是利益之爭，沒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本文資料扎實、考證嚴密、議

論精辟，是相關領域的重要篇章。黃寬重《宋元襄樊之戰》（《南宋史研究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對襄樊位置及重要性、戰役經過、勝敗原因及呂文煥的投降作了論述。黃氏《辨“端平入洛敗盟”》（《南宋史研究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通過考察當時宋人對端平入洛的議論和宋蒙的軍事行動，否定了一些史籍中關于蒙古曾允諾給宋河南地的記載，認為蒙古只允諾給宋陳、蔡之東南地區。南宋端平入洛是敗盟行為，戰役失敗給南宋帶來了消極影響。本文結論與前揭陳高華一文一致。鄒重華《略論蒙哥、忽必烈的攻宋戰略》（《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32輯，1986年）指出了蒙哥和忽必烈攻宋戰略的不同，前者錯誤，后者正確，所以后者獲得了勝利。屈超立《簡析宋蒙鄂州之戰與“鄂州和議”》（《西南民族學院（歷史研究專輯）》，1986年）是一篇翻案文章。文章認為《宋史》、《元史》記載的賈似道在鄂州之戰時向蒙古乞和，雙方簽約后蒙古才撤兵的說法不可信。作者認為當時宋軍處于優勢，賈似道沒有必要乞和。忽必烈在第一次伐宋詔書中沒有提到鄂州和議之事，而在十三年后的第二次伐宋詔書中提到，明顯是捏造的。所以所謂“鄂州和議”純屬子虛烏有。作者所論有一定道理，但證據不足。賈似道派人到蒙營議和之事不僅見于史書，而且見于私家著述。宋蒙之間沒有簽訂和議應是事實，但賈似道派人議和之事不宜斷然否定。任崇岳《略論宋蒙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編《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分三個階段論述了宋蒙關系，揭示了南宋滅亡的原因，最后敘述了雙方經濟文化交流和蒙古受漢文化影響的情況?？镌亍睹稍娫谒卧獞馉幹械膽鹇宰兓罚ā逗邶埥褡鍏部?988年第1期）指出蒙古三大汗在侵宋戰爭中戰略的變化。段玉明《宋理宗時期的宋蒙關系剖析》（胡昭曦、鄒重華主編《宋蒙（元）關系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全面考察了理宗時期宋蒙關系發展演變的過程。鄒重華《南宋對蒙古勢力崛起的反應》（胡昭曦、鄒重華主編《宋蒙（元）關系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指出蒙古勢力崛起，南宋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蒙古崛起對南宋的威脅，建議宋廷加強守備，改革弊政，但統治者并沒有采納，以致為南宋滅亡種下了種子。胡勇《論宋蒙（元）京湖戰場》和盧渝寧《宋蒙（元）兩淮戰場析論》（均載胡昭曦、鄒重華主編《宋蒙（元）關系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兩文，分別對這兩大戰場分階段作了論述。王瑛《綜析伯顏攻宋戰爭中南宋滅亡的原因》（胡昭曦、鄒重華主編《宋蒙（元）關系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從政治、軍事方面對南宋失敗的原因作了探討，但將文天祥抗元失敗作為一個原因與政治、軍事并列，不太合適。鄒重華《南宋收復“三京”失敗的原因》（《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認為南宋收復“三京”失敗的原因是財政拮據；將帥無才，軍隊戰斗力差；政治腐朽；糧餉不繼；輕敵等。楊德華《蒙古與南宋的外交》（《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論述了宋蒙互派使者進行外交的情況，指出蒙古在外交上更積極主動，因而占據了優勢。唐唯目《南宋古戰場釣魚城》（《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2期）介紹了釣魚城的形勢，宋蒙在這里的斗爭及吟詠釣魚城的詩文。王積厚《南充青居山在宋蒙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四川文物》1990年第1期）指出南充青居山城地勢險要，但由于南宋政治腐敗，所用非人，沒有起到抵御蒙古的作用。反倒蒙古占領該城后，以此作為攻宋的基地。韓丁《宋末潮州人民抗元斗爭述略》（《汕頭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敘述了畬大娘、馬發、文天祥、陳吊眼等在潮州抗元的事跡，并指出了這些斗爭的意義和影響。本文多運用方志史料，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蔡東洲《論宋蒙早期關系》（《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1990年第5期）論述從宋蒙開始接觸到宋蒙聯合滅金時期雙方關系演變的情況，指出雙方既有和平往來，又有矛盾沖突。雙方關系變化的實質是互相摸底、互相利用。這一時期的雙方關系圍繞金朝展開，所以決定了金朝的命運。胡多佳《早期蒙宋關系》（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四輯，中華書局，1992年）也作了相關論述。蕭啟慶《宋元戰史研究的新豐收——評介海峽兩岸的三部新著》（《中國史學》1991年第1卷）對《宋元戰史》、《宋元戰爭史》、《宋蒙（元）關系研究》三部書做了評述，但本文并非一篇簡單的書評。文章在評述完三部書后，對宋元戰爭中存在爭議的一些問題，如宋蒙戰爭開始的時間、端平入洛敗盟、鄂州議和、蒙古騎兵在戰爭中的作用等表明了作者自己的觀點。舒文《忽必烈平定南宋新論》（《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認為忽必烈平宋時，采用水陸并進、恩威并用、攻心為上的戰略，平定了南宋，實現了大一統。從而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條件。張廷榮《試評蒙（元）宋戰爭》（鄧廣銘、漆俠主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指出了窩闊臺汗、蒙哥汗攻宋的失誤及忽必烈攻宋成功的原因。李鵬貴、朱清澤《淺析元軍攻取臨安的戰略戰術》（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四輯，中華書局，1992年）分析了忽必烈攻宋戰爭中使用的戰略戰術，指出這是元軍勝利的重要原因。張朝發《兩宋聯盟外交之比較》（《中州學刊》1992年第6期）從參與外交的各方力量對比，兩宋時人對形勢的認識，兩宋踐約態度三方面對北宋聯金滅遼和南宋聯蒙滅金做了比較，認為二者在三方面情況相同，本質一致。兩宋腐敗虛弱是聯盟外交破產的根本原因，而對盟國踐約幻想過多，對可能存在的困難缺乏準備加速了聯盟外交的破產。胡昭曦《論宋蒙（元）關系》（云南大學歷史系編《紀念李埏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史學論文集》，云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與前揭任文對宋蒙（元）關系劃分的階段不同，本文劃分為七個階段。最后指出宋蒙（元）關系特點是以軍事交往為主；元逐漸強大，宋逐漸弱??；宋蒙（元）關系的性質是中華民族內部關系。

除以上探討宋蒙（元）關系的論文外，1989年還在重慶召開了紀念釣魚城暨南宋后期歷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并于1991年出版了論文集（劉道平主編《釣魚城與南宋后期歷史——紀念釣魚城暨南宋后期歷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重慶出版社，1991年）。其中有多篇論文研究了釣魚城之戰和宋蒙（元）關系。胡昭曦、鄒重華《〈馬可波羅游記〉與宋蒙（元）關系史研究》結合史料就《游記》中關于宋蒙戰爭、蒙軍屠殺政策、李璮之亂、宋末元初的成都等記載作了考辨，指出了《游記》中符合及不符合史實之處。最后認為《游記》不是歷史著作，出現一些不正確的記載是正常的，但《游記》記載了作者的經歷和見聞，對于了解當時的中國是有參考價值的。賈大泉、周原孫《南宋四川抗蒙戰爭的幾個問題》指出四川能長期堅持抗戰，與蒙古內部的斗爭及征服世界的戰略、南宋政權的支持有關。以往多強調四川軍民的英勇抵抗、山城防御體系的作用，而較忽視客觀因素。本文糾正了這一偏頗。文章將四川抗蒙戰爭放在南宋抗蒙和蒙古征服世界的廣闊背景下加以考察，視野寬廣。蕭啟慶《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詳細敘述了蒙元水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認為蒙元水軍壯大的原因是對環境的適應和充分利用中原的人才和技巧。蒙元最終戰勝南宋強大的水軍，與雙方的軍政、戰略戰術、陸軍實力有密切關系。本文資料翔實、議論平實、學術視野開闊，是研究蒙元水軍和蒙宋戰爭的重要作品。胡道修《從巴渝地區唐宋經濟的發展考察南宋晚期抗擊元蒙的經濟基礎》論述了唐宋時期巴渝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指出這為晚宋四川制司東移重慶，堅持長期抗戰奠定了經濟基

礎。但文章同時也指出，對巴渝地區的經濟水平不宜估計過高，這一地區經濟在四川還處于中下水平。本文特點在于一是從經濟角度解釋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地區長期抗蒙的原因，以往多注意政治、軍事層面研究，本文則從經濟角度探討，轉變了視角。二是對巴渝地區經濟作了客觀評估，在指出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強調其還并不發達。這是嚴謹的做法。此外，論文集中的其他文章，傅宗文《關系宋季政權存亡的釣魚城與崖門寨戰役》、劉道平《釣魚城在宋蒙（元）戰爭中的戰略地位與作用》、楊群章《釣魚城保衛戰的特點與意義》、張廷榮《古代戰爭要塞防御的光輝典范——釣魚城防御淺析》、達林太《評蒙宋巴蜀戰爭——兼評蒙宋釣魚城之戰》、戴蕃瑨《談蒙哥侵蜀及釣魚城幾件瑣事》、管維良《統一是歷史最高原則——評釣魚城降元》、楊國宜和蕭建新《王立以合州城降西院眾因考實》、劉豫川《論置司重慶》、黎邦正《試論重慶在南宋抗蒙斗爭中的戰略地位》等對宋蒙戰爭，釣魚城之戰的過程、意義、雙方勝敗原因，宋蒙戰爭中的重慶等問題作了研究。

著作方面。本階段出版了許多高水平的著作。唐唯目編《釣魚城志》（重慶出版社，1983年）全面介紹了釣魚城的地理、物產、抗戰大事紀要（1231—1280），宋蒙戰斗的經過、祠宇城垣的興廢、抗元相關人物和古戰場遺址、歷代對釣魚城吟詠的詩文。本書為后人研究釣魚城提供了條件。臺灣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十三冊《元》（軍事譯文出版社，1983年；中信出版社2013年重?。?，第十二、十三章研究了宋元戰爭。本書首先交代戰爭形勢及導因，然后介紹地理形勢，接著敘述戰爭過程，最后說明戰后政局并對戰爭進行分析。本書優點是不僅敘述戰爭本身，還對戰爭進行分析，并兼顧政治情況。但本書缺陷也很明顯，敘述過于簡略，且大量引用《續資治通鑒》等轉手資料。有些敘述不符合史實。有些分析失之于武斷。這些與出版說明中所言本書“征引繁復”、對史料“去其浮飾，正其謬誤”不符。胡昭曦、唐唯目編《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從史書、文集、方志、金石錄等書籍中摘錄出大量關于宋末戰爭史的資料。此外此書還包括許多文物史料和實地考察后所得資料。而且書中也適當收錄了一些今人的研究成果。本書為研究宋末四川地區的民族關系、宋蒙戰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陳世松、喻亨仁、趙永康編著《宋元之際的瀘州》（重慶出版社，1985年）介紹了瀘州的地理位置、物產、宋元在瀘州的斗爭及元朝統治下的瀘州。本書對宋元爭奪瀘州有詳細的論述。陳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敘述了蒙古平定四川的過程。本書有幾個特點，一是本書是第一部專門研究蒙古平定四川的專著，既是一部宋蒙戰爭史著作，又是一部四川地方史著作。二是本書以蒙古攻宋為主線，將整個過程分成七個階段分別論述，使讀者能夠了解蒙古定蜀的完整過程。三是作者將文獻史料和實地考察相結合，正史和方志相結合，注重史料的考證。當然本書也有缺陷，如對四川戰場和京湖戰場及兩淮戰場制約關系論述不足，階段劃分似可商榷。李天鳴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著成《宋元戰史》（食貨出版社，1988年）一書。本書分四冊，約二百萬言。前二冊主要敘述戰爭過程，間有分析。第三冊主要論述宋元雙方軍制、政府組織、武器裝備、戰略戰術等。第四冊是地圖、武器圖及各種表格等。本書特色和優點十分明顯。一、取材宏富、史實翔實。作者廣泛征引各種史料，包括正史、私史、筆記小說、方志、金石、文集及今人論著，對宋元戰爭中大大小小的戰斗進行了詳細的敘述，而且對時人的一些沒有付諸實施的軍事構想也作了論述。本書敘述之詳盡甚至流于瑣碎。如蕭啟慶先生所說：“在史實的層次，未來研究宋元戰爭史者當不能超出本書的范圍?！保ā端卧獞鹗费芯康男仑S收——評介海

峽兩岸的三部新著》）二、對雙方的戰略戰術、將領素質、軍隊戰斗力等作了深入分析。作者寫作此書的用意是培養軍事人才，所以著重從軍事方面進行分析、評論。三、配有大量地圖。戰爭史離不開地圖，本書配有作戰地圖185幅，為讀者深入認識戰爭提供了方便。此外還有武器圖43幅，表66種。光從這些數目巨大的圖表就能看出作者耗費心力之大。當然，本書也有一些缺陷，如史料雖引用宏富，但未引用《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重要史料。另外，對雙方軍事外的政治、經濟等著墨不多。軍事史學者認為，戰爭勝負不僅取決于A（army，武器）、B(battles，戰斗)、C(campaigns，戰役)，還與D（diplomacy，外交）、E（economics，經濟）密切相關。所以，一部優秀的軍事史或戰爭史，應兼顧外交、政治等情況①關于本書，蕭啟慶有客觀的評價，參見前揭《宋元戰史研究的新豐收——評介海峽兩岸的三部新著》。?？傮w來看，本書是較早的一部研究宋元戰史的著作，也是迄今為止部頭最大的一部著作。本書的研究將宋元關系史的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在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幾乎與李著同時，大陸的陳世松、匡裕徹、朱清澤、李鵬貴也出版了研究宋元戰爭的著作《宋元戰爭史》（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本書只有32.6萬言，在史實層面自然無法和李著相提并論，但也有自己的特色。一是簡明扼要，將宋元戰爭史分為九個階段，進行簡要的敘述，使讀者能把握宋元戰爭的輪廓。二是除敘述戰爭外，也顧及當時雙方的政治、外交活動。本書也有缺點：不夠嚴謹，漏注、誤注等現象較多；有些敘述不符合史實；以敘述為主，對戰爭的分析、解釋不夠。1992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胡昭曦主編的《宋蒙（元）關系史》。本書具有以下特色：將宋蒙（元）關系分為七個階段探討，勾畫出宋蒙（元）關系的全貌；以敘述宋蒙（元）戰爭為主，但也顧及了雙方經濟文化交流；對一些問題提出了新見，如對宋出兵助蒙滅金的行動，前人多予以否定。作者根據當時形勢，認為南宋出兵既可報仇，又可與蒙古結好，推遲宋蒙戰爭的爆發，應予以肯定。本書存在的問題是，由于成于多人之手，存在前后矛盾和重復之處；?？?、史料引用等方面不準確；一些觀點還可進一步探討。本書是第一部研究宋蒙（元）關系史的著作，具有學術史意義。

（三） 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

由于前一階段發表了眾多宋蒙（元）關系史的論著，特別是出版了《宋元戰史》《宋蒙（元）關系史》等力作，許多宋蒙（元）關系問題得到解決，所以在此之后，相關研究成果不像以前那么多了，總體質量也不如以前，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精彩之作。下面依然按論文和著作分別評述。

黃寬重《山城防御：以南宋、高麗抗御蒙古的經驗為例》（《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1期）敘述了南宋四川和高麗江華島構建山城防御體系的情況。認為兩國的山城體系均較為有效地抵御了蒙古的入侵。依據現有史料，看不出兩國山城的構建受到了對方影響。經過比較，文章認為南宋對山城的構建更積極主動，防御效果也更好。陳智超《崖門海戰的研究與崖海沉船的探測》（《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化大學，1996年）是研究崖門海戰和沉船的文章。作者通過考辨文獻認為崖門海戰雙方參戰艦船近三千艘，宋朝船只大部沉沒。作者在實地考察后，了解到海戰戰場的范圍，認識到七百多年來崖門水域已發生重大變化，得到一些關于沉船的線索。作者三次全程參與了由中國社科院水

下考古研究室主持的利用高科技手段探測崖門沉船的活動。作者認為要探測成功，需解決幾個問題：確定戰場位置和海灣范圍；復原當時水文狀況，推斷船只分布；選擇合適探測手段和方法；選擇合適時機。文章最后指出歷史學和自然科學跨學科合作是成功的關鍵。邱樹森《宋元崖山之戰與粵、港、澳》（邱樹森主編《元史論叢》第七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敘述了宋末二帝在粵、港、澳的活動和存留的遺跡，指出二帝在這里活動對元朝的廣東產生了重要影響。李廷勇《論支持宋末重慶三峽區域長期抗蒙之諸因素》（《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認為自然條件、人文環境、傳統尚武精神及民族文化三者相互交織、激蕩是重慶長期抗蒙的因素。郭正忠《恥堂奏札與蒙攻云南——兼涉晚宋一項歲收年代的考辨》（《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考證了《恥堂存稿》中的一篇奏札的時間為淳祐六年六月六日。指出奏札中提到的“蒙攻云南”不是指蒙古滅大理。王興驥《南宋抗蒙（元）戰爭中的播州少數民族》（《貴州文史叢刊》2002年第4期）論述了播州少數民族在西南戰場發揮的作用，指出冉琎、冉璞兄弟為余玠出謀劃策，建構山城防御體系，使宋軍有效地抵御了蒙軍的入侵。王德毅《南宋末年的聯蒙戰略與賈似道誤國》（《歷史月刊》2004年第194期）論述了南宋從聯蒙到滅亡的歷史。文章很簡略，一些敘述不符合史實，有些論斷也失之于輕率。何忠禮、鄭瑾《賈似道與鄂州之戰》（《中華文史論叢》第7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指出賈似道在鄂州之戰中表現英勇，挽救了南宋危局。賈似道出于策略考慮，派使者到蒙營議和。但忽必烈急于回去爭奪汗位，未與宋簽訂和議。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明確否認了鄂州和議的存在，有較強的說服力。藍錫麟《“上帝鞭折釣魚城”考辨》（《重慶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對“上帝鞭折釣魚城”成說提出質疑?？甲C了“上帝鞭折”典故的由來，指出上帝指的是拔都或當時西征的蒙軍，與蒙哥汗沒有關系?！吧系郾拚邸辈皇侵该筛绾乖卺烎~城下死去。釣魚城之戰對亞歐格局影響不大。黃德輝《試論窩闊臺攻宋時期南宋水軍在兩淮的防御》（《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認為在窩闊臺攻宋時期，南宋兩淮水軍采用了“臨流控扼”、彈性防御、舟師救援及北面搗虛等戰術，取得不錯效果。王茂華《南宋降將與宋蒙（元）戰爭進程》（《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指出南宋將領在戰爭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紛紛降元，之后為元朝滅宋效力，加快了宋蒙（元）戰爭的進程，并認為降將應受到否定和譴責。楊曉紅《析蒙古滅宋戰略的階段性及特征》（《貴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對窩闊臺汗、蒙哥汗、忽必烈汗攻宋戰略做了分析。認為窩闊臺汗攻宋惟利剽掠，沒有占領攻陷區。蒙哥汗完成了對宋的包圍，但選錯了攻宋方向，以致失敗。忽必烈汗在包圍的基礎上，找到了正確的突破口，因而取得了成功。楊倩描《端平“三京之役”新探——兼為“端平入洛”正名》（姜錫東、李華瑞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八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認為南宋端平元年六月發動的戰爭是為了收復三京，所以稱“端平入洛”不準確，應稱“三京之役”。敘述了此役的過程及蒙古對南宋的反攻。王曾瑜《南宋亡國的厓山海戰述評》（《南開學報》2008年第1期）認為厓山海戰宋軍在艦船數量上占有優勢，宋軍失敗是張世杰指揮失誤造成的。厓山海戰是繼宋金膠西海戰后又一次使用火藥兵器的大海戰，在世界海戰史上占有相當地位。黃寬重《晚宋軍情搜集與傳遞——以〈可齋雜稿〉所見宋、蒙廣西戰役為例》（《漢學研究》2009年第27卷第2期）以宋、蒙廣西之戰為例，以李曾伯《可齋雜稿》為主要史料，論述了晚宋軍情搜集和傳遞的情況。指出南宋為知道蒙軍在西南的活動，動用了大批人力、物力對蒙古軍情進

行搜集，但由于南宋長期忽視西南地區的經營，加之形勢緊迫，不能完整地搜集到蒙軍情報。由于接收管道及立場不同，對情報的解讀也出現落差。搜集來的情報真偽難辨。這些都影響了南宋在廣西的防御部署。裴一璞《宋蒙涪州戰事述論》（《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從宋蒙兵力對比、戰爭過程、南宋勝利原因等方面探討了涪州之戰。此后他又發表了研究四川地區宋蒙戰爭的系列論文《宋蒙開州戰事述論》（《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9期）、《南宋余玠出師興元府之役述論》（《宜賓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宋蒙（元）之戰中的夔州》（《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4期）、《宋蒙涪州藺市之戰》（《長江文明》第七輯，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南宋重慶地方武力及其抗蒙（元）戰爭》（《長江文明》第十輯，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等。石堅軍《蒙哥汗滅宋戰略計劃新探》（《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認為由于忽必烈急于回去爭奪汗位，臨戰撤軍，導致了蒙哥汗的“斡腹之謀”失敗、滅宋時間推遲等嚴重后果。文章個別觀點建立在主觀假設的基礎上，難以令人信服。王颋《端平入洛——收復三京與蒙、宋開戰》（《西域南海史地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敘述了端平入洛的來龍去脈，指出宋蒙聯合滅金后初期，蒙古沒有攻宋的意思。本文大量征引史料，但缺乏對史料的考辨和分析。曾毅、鄧學平《宋元開州之戰》（《前沿》2012年第22期）分三個階段對開州之戰做了介紹，基本是史實敘述，缺少分析。宋杰《蒙元滅宋之役中的襄陽》（《國學學刊》2012年第1期）從軍事地理的角度論述了襄陽的地理位置、南宋對襄陽的防御部署、忽必烈對襄陽的圍困。認為元朝攻破襄陽，打開了滅亡南宋的大門。王中格《論釣魚城在蒙宋對抗戰爭中的幾個問題》（《川東學刊（高教研究專號）》1994年第4期）、賈大泉《釣魚城與南宋政權》（《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2期）、何平立《略論南宋時期四川抗蒙山城防御體系》（《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姚有志《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釣魚城防御戰》（《軍事歷史》2006年第9期）、郭偉《宋蒙（元）釣魚城之戰與襄樊之戰比較研究》（《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9期）、葛業文《釣魚城防御戰的歷史經驗及啟示》（《軍事歷史》2012年第5期）對釣魚城之戰和四川山城防御體系做了研究，但在總體上似沒有超過前一階段的研究水平。除以上諸文外，這一時期研究宋蒙（元）關系的還有騰新才《宋末萬州天生城抗元保衛戰》（《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傅駿《端平年間京湖襄陽地區的戰事》（《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邱樹森《宋元崖山之戰與宋遺民遷居海外》（《文化雜志（中文版）》2003年第48期）、王興驥《論貴州地區在南宋蒙（元）戰爭中的作用》（《貴州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等。

這一階段著作不多。史衛民著《中國軍事通史》第十四卷《元代軍事史》（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三、六、七、八、九章論述了宋元戰爭。顧宏義《天平——十三世紀宋蒙（元）和戰實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是作者“兩宋烽煙錄”之一種。本書論述了宋蒙（元）和戰情況。所述在廣度和深度上未超過以前同類著作?？赡苁窃摃哂衅占昂屯ㄋ仔再|，引用的史料及前人觀點多沒有注明出處?？傊?，本書的價值不在于學術，而在于普及歷史知識。

三、反思：成績與不足

通過前面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對宋蒙（元）關系史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成績。第一，對宋蒙（元）關系的各個方面均做了研究。包括雙方的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比

較完整地再現了宋蒙（元）關系的全貌。第二，對一些疑案做了深入探討，解決了問題。如對端平敗盟一案，由于史料之撲朔迷離，使史家在是非曲直間引起頗多辯論。張蔭麟認為《宋史》、《金史》成于元人之手，頗多隱晦，故據《宋季三朝政要》，列舉四點，指出蒙古曾允諾在滅金后將河南之地給予宋朝。所以南宋發動“三京之役”屬于正義之舉。指責南宋敗盟，是元人加于南宋的“莫須有”的罪名。但陳高華、黃寬重等學者根據宋人文集，將當時臣僚有關奏議、封檄、制誥、書札與正史相對證，指出蒙古沒有允諾將河南地給宋，只允諾將陳、蔡之東南地給宋。宋朝為了收復三京，乘蒙古北還之機匆忙發動 “三京之役”，結果失敗而回。端平之役曲在宋。這一結論已為學界普遍接受。再如，關于鄂州和議的問題，學界經過探討、爭論，達成一致，認為有鄂州議和，無鄂州和議，即賈似道曾派人向蒙古議和，但雙方未達成和議。這些疑案的解決無疑大大推動了宋蒙（元）關系史的研究。第三，對宋蒙（元）戰爭進行了深入的、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宋蒙（元）關系以軍事交往為主，故學界對戰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績也最大。既有對某一戰斗、戰役的研究，也有對某一戰場的論述，還有綜合性的探討，形成點、線、面結合的多層次的研究體系。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以往的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和問題，這些應是今后研究需要注意的。

第一，學術視野需要擴展。在進行研究之前，必須要廣泛搜集前人相關研究成果，這樣不僅使自己的研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且可以避免自己的勞動與前人重復。這本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在以往的宋蒙（元）關系研究中，因學術視野受局限，沒有注意前人的研究成果，導致重復勞動或得出錯誤結論的案例不在少數。估舉一例。早在20世紀50年代，姚從吾在閱讀張森楷新修《合川縣志》時，對其中記載的富有傳奇色彩的熊耳夫人產生了懷疑。據縣志載，宋合州守將王立在攻打元軍時殺死了元千戶熊耳，得到了其夫人。還說這個熊耳夫人是元大臣李德輝的妹妹。姚氏為查明熊耳夫人其人，就翻檢姚燧為李德輝寫的行狀和記載李德輝事跡的《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左丞李忠宣公》，發現其中都沒有說李德輝有妹妹。但姚氏認為，依據中國古代傳統，介紹家庭成員時不寫女性也是可以的，所以不能因此斷定李德輝沒有妹妹。后姚氏又翻閱到與李德輝有關系的杜仁杰的神道碑，神道碑中明確寫王立攻打瀘州時殺死了元千戶熊耳，得到了其夫人。并且記載夫人姓宗，是李德輝的外妹。神道碑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確有熊耳夫人其人，且是李德輝的外妹（即姑表妹）?？h志將熊耳夫人的姓記錯，并錯記成是李德輝的妹妹。姚氏治學嚴謹，為了證明杜仁杰神道碑所記真實，又查閱李德輝的行狀，行狀明載李德輝的母親姓宗，而且還有一胞弟。這證明杜仁杰神道碑的記載無誤。這樣，熊耳夫人的身世也就考證清楚了。歷史上確有其人，姓宗，元千戶熊耳的夫人，李德輝的外妹。熊耳夫人問題完全得到解決。20世紀70年代，李則芬在閱讀縣志時也對熊耳夫人產生了懷疑。他翻閱了李德輝的行狀和《元朝名臣事略·左丞李忠宣公》后，見兩文均未載李德輝有妹妹，就下結論說李德輝沒有妹妹，熊耳夫人不存在，從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李氏沒有看到姚氏的論文，不僅白白浪費了時間和精力，而且還因研究不深入得出了錯誤結論。筆者在撰寫本文時，發現這種情況還不少。這嚴重制約了學術研究的創新。所以擴大學術視野，進行學術史回顧，是推動宋蒙（元）關系史研究的基礎工作，應得到充分重視。

第二，研究不均衡。過于注重對宋蒙（元）戰爭史的研究，而忽視對宋蒙（元）經濟、外交、文化的探討。誠然，宋蒙（元）關系以戰爭為主，自應多關注這方面。但雙方關系并

非只有戰爭，期間還有外交、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碰撞和交流。學界對這些的研究還能薄弱，使人們不能了解宋蒙（元）關系的完整面相。而且，外交、經濟等交流對戰爭也產生影響，不深入研究前者，不利于認識后者。

第三，缺乏理論的應用。以往的宋蒙（元）關系研究，基本都是純歷史學的研究，重在考辨史料，史實敘述。這樣做當然是必要的。但還需要對史實加以分析、評論。而要想深入地分析，就有必要借助其他學科的相關理論。利用理論的工具觀察宋蒙（元）關系，有利于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進而看出宋、蒙（元）在處理彼此關系時的利弊得失。而且，借助理論進行研究是可行的。例如，宋、金、蒙三個臨近的國家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與其他兩國展開外交，形成復雜的三角關系，就可借助地緣政治學說加以考察。再如，對宋蒙（元）之間的戰爭，可以用軍事理論包括軍事地形學、軍事謀略學、軍事心理學等加以解讀。這樣不僅可以深入理解戰爭，還可以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為現在服務。近年來，學人已開始運用理論對宋蒙（元）關系進行研究（如于愛華《南宋地緣政治關系研究》，云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但還是初步的，數量還很少。在史實層面擴展余地不大的情況下，運用理論應是今后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第四，需將宋蒙（元）關系和宋蒙（元）兩國的內政研究結合起來。宋蒙（元）關系是兩國間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但這些交往，又受制于本國的內政。國內人事的變動、制度的變化、黨派的紛爭都會影響到國家的對外政策和方針，進而影響兩國關系。因此，在研究宋蒙（元）關系時，需關注兩國的內政，并注意吸收相關研究成果，將兩國關系與內政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明了兩國關系變化的原因，從而將宋蒙（元）關系研究從現象描述層面推進到詮釋分析層面。

（本文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Review and Refl ection of the studi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Mongol-Yuan since the 20thCentury

Qiao Dongsh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By reviewing the Chinese studi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Mongol (Yuan) since twentieth century, we could find that the previous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cluding the relatively complete reproduction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Mongol (Yuan); found out the truth of some mysteries; conducted in-depth,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on the Sino-Mongol (Sung-Yuan) War.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could be improved: the need of expanding the academic horizons; imbalance research; lack of applying theories.The study of theSung-Mongol relations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both Sung Dynasty and Mongol-Yuan Empire.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vious achievements and overcome the present shortages.

Since Twentieth Century；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Mongol (Yuan)； Chinese Treatise； Review and Refl 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