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帝國期的明蒙關系

（日）永井匠 撰 丁 珺 譯

后帝國期的明蒙關系

（日）永井匠 撰 丁 珺 譯

前 言

首先，文章標題中“后帝國期”一詞設定了我們所要討論的時代范圍。本文中將元朝從放棄對漢地的統治，退守蒙古高原到內蒙古地區納入清朝統治下的這一時代定義為“后帝國期”，以此作進一步探討。因此可以說，所謂的“后帝國期的明蒙關系”也就是指退守蒙古高原的蒙古與繼元朝之后統治中國本土的明朝之間的關系。

本文中用“后帝國期”來指代當時所處的時代，在這一說法之前已經存在多種說法。代表性的有“北元時期”、“明代蒙古”、“后蒙古時代”等，學界并未就此達成共識。

關于“北元”一說，并非當時的蒙古人自稱，也不是明朝方面對于退守蒙古高原的蒙古的稱謂。即使在“北元”所指的時代范圍中，也有學者將整個“后帝國期”統稱“北元”，指代從元朝的妥歡帖木兒汗1368年放棄大都，退守蒙古高原之后，到第三代皇帝脫古思帖木兒被殺，元朝創始者忽必烈所建立的王統的一枝走入絕境，蒙古高原陷入混亂的這個時段。不管怎樣，放棄對漢地統治，退守北方蒙古高原的元朝，已經變成了與南方的明朝相對的北方的政權，學者應該同時考慮到當時南方明朝的存在，也許可以此為前提來命名。

盡管“明代蒙古”這一稱謂容易造成誤解，但仍被經常使用。首先此種命名方法給人一種后帝國期的蒙古是處于明朝的統治之下的印象。那個時代，蒙古的大部分是沒有附屬于他國、他民族，仍然保有獨立地位。這與之后的時代，即蒙古的王公大臣們紛紛表示誓死效忠清朝皇帝，蒙古高原納入清朝統治下稱為“清朝蒙古”的時代是截然不同的。原本屬于蒙古史的一個時代卻用鄰國的王朝名來表示自然不是理所應當。但是此種命名法確實帶來了便利?！昂蟮蹏凇敝赋隽耸桥c統治漢地的明王朝大體處于同一個時代。這便是經常使用“明代蒙古”的理由之一。

“后蒙古時代”這一稱呼同樣存在問題。后XX是指在XX之后的意思。因此“后蒙古時代”是指“蒙古”之后的時代。那么很可能會讓人產生蒙古帝國時代之后蒙古不復存在的誤解。但是元朝放棄漢地統治，退守蒙古高原之后，蒙古人在本文中所說的“后帝國”期中仍自稱為蒙古。因此，結合蒙古高原相關的歷史，可以肯定地說，至今為止是不存在“后蒙古時代”的。

實際上“后帝國期”這一命名也存在問題?！昂蟮蹏凇笔窃凇懊晒诺蹏凇敝?，此種命名雖然清楚知道其是開始于蒙古帝國期之后，但是對于其究竟何時結束卻不明確。也就是說蒙古帝國從崩潰到何時結束才能被稱為“后帝國期”，僅僅從這一命名中我們是很難明白的。

那么從元朝放棄漢地統治，退守蒙古高原到內陸蒙古納入清朝統治之下的時代，也

即是“蒙古帝國·元朝期”與“清代蒙古”之間的時代該用何種稱謂呢？這個時代雖然是現在的蒙古族大致的地理分布范圍以及文化奠基的重要時期，但是到底用何種稱呼來表示這個時代？這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研究這個時代的史料數量并不多，又加上多數是不完整的記述，對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很難得出明確的結論。詳細梳理這個時代的歷史，并使其具有很強說服力從而在蒙古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還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事情。如何言簡意賅地去稱呼這個時代也將成為今后研究的課題①關于本章中“后帝國期”這一說法參照胡鐘達《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恢復和歸化城的誕生》、《薄音湖《北元與明代蒙古》等。。

由于能夠利用的史料較少，加之史料性質異同等原因，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抑或研究者的數量同研究蒙古史其他時代的研究者相比較少。雖存在上述狀況，但日本和中國（尤其是內蒙古）在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不僅限于蒙古、中國關系）在質量上仍處于領先地位。因此，本文首先梳理回顧日本、繼而中國、臺灣地區，之后到其他地區的研究。

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中，無疑蒙古與明朝的關系是重中之重，當時蒙古最重要的對外關系之一一定是與明朝的交往。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的研究中，漢文史料與蒙文史料同為最重要的史料群②后帝國期后期的研究中，藏文史料、滿文史料、俄語史料等等同樣重要。，數量上漢文史料占據壓倒性的優勢。漢文史料中不僅僅有直接以明蒙關系為題的研究，而且也大多與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相關。

在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中，對明朝關系是當時最重要的對外關系之一。以漢文史料占多數的狀況來看，即使未明確表示是關于明蒙關系的研究，在論述的進程中也應該有關于當時的明蒙關系的敘述。即便同樣的標題中未明確表明是關于明蒙關系的研究，在論文、著作中也騰出一節或者一章來記述與其明朝的關系。

本文從標題上就不言而喻，是以明蒙關系為研究主題，即便這不是全部的主題，在論述的過程中也會包含相當程度的關于明蒙關系記述的研究以及提出明蒙關系中所引人注目的看法。

1.日本的研究

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與其他時代的蒙古史研究相比，在研究者和論文的數量上都是較少的。近年來尤其如此。整體性的史料數量少，加之不完整，成為導致研究這個時代困難的主要原因。但是，和田清、青木富太郎、萩原淳平、岡田英弘、森川哲雄等這些蒙古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也相繼發表過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相關的研究。意外的是，以明蒙關系直接為題的專論、專著一點也不多。研究這個時代的主要的兩大史料群中，數量上漢文史料多于蒙文史料，所以我覺得很難研究從蒙古史視角看到的明蒙關系。

和田清是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的先驅，他的著作至今仍然是后帝國期蒙古史研究者們的必讀文獻。他的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相關研究論文大多收錄在其《東亞史研究（蒙古篇）》③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年。按潘世憲漢譯本《明代蒙古史論集》，商務印書館，1984年。中。然而從這里所收錄的論文題目來看，很少是以明蒙關系為直接標題的研究。作為明蒙關系相關聯的主要研究，《明初的蒙古經略》的編后記中在《明實錄》等漢文史

料的指引下，以地理考察為中心，記載了明洪武、永樂年間的明朝對蒙古的遠征?！敦Ａ脊l的根據地》中詳細探討了兀良哈三衛（朵顏衛、泰寧衛、福余衛）的駐地以及由來。

《兀良哈三衛的研究（上）（下）》中，正如標題所示是關于兀良哈三衛的研究，內容涉及甚廣，從元朝放棄統治中國到達顏汗的有關蒙古的諸問題、人物等進行詳細考察，堪稱這一時代的通史?！敦Ａ脊l的研究（上）》中有《三 同明的關系（初期）》的一節，另外《兀良哈三衛的研究（下）》中《三 也先太師 （上）》中《也先對明的侵寇》、《英宗北狩的地理》、《同明朝議和》等中可見對于明蒙關系的考察。

無論是《俺答汗的霸業》還是《二 俺答汗的求貢》中都記述了有關俺答汗對明的求貢和達成隆慶和議的來龍去脈。

但是如之前所述，因為從正面論述明蒙關系的專著較少，哪怕是身為后帝國期蒙古史研究先驅的和田清，這也多少讓人感到意外。

談及青木富太郎的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相關研究，如《辛愛的順義王承襲》①青木富太郎《辛愛的順義王承襲》，《東方學》14，1957年。、《扯力克的順義王承襲》②青木富太郎《扯力克的順義王承襲》，《史學雜志》66—68，1957年。、《博碩克圖的順義王承襲》③青木富太郎《博碩克圖的順義王承襲（上）（下）》，《北亞民族學論集》（北亞民族學研究會），1966年。關于順義王三代的繼承的一系列論文這些，其對于當時的蒙古王家的家督繼承相關的研究以及蒙古社會中婦人的地位和活動頗有見地。另外《萬里長城》④青木富太郎《萬里長城》，（世界史研究叢書 13），東京，近藤出版社，1972年。一書是面向大眾的概說性著作，雖然是以青木的關于板升、歸化城、順義王一系列相關的研究為基礎，但具有一定的學術高度。書中記載由于順義王是明朝賜給的封號，所以它的繼承需要明朝的認可。另外還記述了板升中居住的多為被蒙古所掠奪過去或者是逃亡的漢人群體。從這些事情中我們認為此書是與明蒙關系有關的優秀概說性著作。

萩原淳平的《明代蒙古史研究》⑤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0年。是后帝國期蒙古史研究的集大成者⑥萩原淳平的《明代蒙古史研究》除第五章《林丹汗生涯與其時代》以外，是至今發表過的后帝國時期蒙古史相關論文的增補訂正一書。。他以明蒙關系為軸心，研究當時的蒙古狀況，每篇論文中都記述了明蒙關系?！兜谝徽?元朝的崩潰與明初的蒙古人》中考察了明朝統治下的蒙古人與蒙古人同靖難之役之間的關系，《第四章阿勒坦汗的農牧王國》中，詳細探討了嘉靖期間大同發生的戰亂，以及其與蒙古的關系和有關板升的情況。萩原與其他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者相比，以漢文史料為主，并且具有強烈的以明蒙關系為軸心來考慮蒙古史的傾向。比如像后面提到的司律思的一貫以馬市和朝貢關系來研究明蒙關系的專著，他則是沒有的。

岡田英弘的研究雖然涵蓋了超越后帝國期蒙古史的范圍，但他仍然是后帝國期的蒙古史研究的代表者。他的研究中心是以蒙古年代記指引下的達顏汗時代以及其先世的研究，或者衛拉特的相關研究，以后帝國期的明蒙關系為標題的研究卻未曾見到。

森川哲雄是如今日本國內研究后帝國期蒙古史的第一人。其擅長運用蒙古年代記為主要史料進行后帝國期的蒙古社會制度研究以及蒙文、俄文等檔案史料的清代史料研究，

以《額爾德尼——因托卜赤》為中心的蒙古年代記研究，但很少以后帝國期的明蒙關系為直接標題進行研究?！栋褲h那吉的降明事件》①森川哲雄《把汗那吉的降明事件》，《歷史學·地理學年報》（九州大學教育部）10，1986年。一文中敘述了隆慶和議直接契機是由于阿勒坦汗之孫把汗那吉的逃亡明朝之事。

川越泰博是明朝的軍制史、政治史研究者，對于明蒙關系也多有研究。在《明蒙交涉下的走私貿易》②川越泰博《明蒙交涉下的走私貿易》《明代史研究》1，1974年。中考察了明蒙之間的走私貿易、交易品種、走私貿易相關人員、明對走私貿易的刑罰、走私貿易時代引發的變遷等方面?！睹鞔边叺摹耙共皇铡薄发鄞ㄔ教┎睹鞔边叺摹耙共皇铡薄?，《紀要（史學科）》（中央大學文學部）46，2000年。和《再考明代北邊“夜不收”——以衛選簿為線索》④川越泰博《再考明代北邊“夜不收”——以衛選簿為線索》，《人文研紀要》（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58，2006年。中考察了明朝從事對于蒙古的情報活動以及謀略破壞活動的“夜不收”，發表《明代蒙古的情報活動（一）——以關鍵人物為核心》⑤川越泰博《明代蒙古的情報活動（一）——以關鍵人物為核心》《人文研紀要》（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44，2002年。和《明代蒙古的情報活動（二）——以關鍵人物為核心》⑥川越泰博《明代蒙古的情報活動（二）——以關鍵人物為核心》《人文研紀要》（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48，2003年。，考察了關于明朝的情報活動，并以這些論文為基礎，完成了《明代長城的面貌》⑦川越泰博《明代的長城面貌》，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一書?！睹鞔袊能娭婆c政治》⑧川越泰博《明代中國的軍制與政治》，東京，國書刊行會，2001年。一書的后半部分中詳細考察了被衛拉特俘虜的明英宗返回明朝的過程?！睹鞔悋閳蟮难芯俊发岽ㄔ教┎睹鞔悋閳蟮难芯俊?，東京，汲古書院，1999年。是一本對記載土木之變以及之后衛拉特和明朝的關系的根本史料進行介紹比較研究的書，與《被蒙古俘虜的中國皇帝》⑩川越泰博《被俘虜的中國皇帝》，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一書一樣是以土木之變為題材的面向大眾的書。

除此之外，關于明蒙關系早前的研究中，橫地得三的《明的對虜政策和俺答的封貢》(11)橫地得三《明的對虜政策和俺答的封貢》，《支那學》2—6，1932年。對于明朝對蒙古的政策以及俺答汗要求的朝貢互市以及與隆慶和議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田村實造的《明同蒙古關系的側面——尤以馬市為中心》(12)田村實造《明同蒙古關系的側面——尤以馬市為中心》，《史學雜志》，52—12，1941年。中是把明蒙關系當作明朝政治力量和蒙古經濟力量之間的相互較量，并分為三個時期來考察。明朝政治力量在北方占據統治地位的時代（洪武到宣德年間）、蒙古的經濟擴張力壓倒明朝政治力的時期（正統到嘉靖中期）、兩者力量調和的年代（隆慶到明末）。林章《明代后期北邊的馬市》(13)林章《明代后期北邊的馬市》，《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1952年。一文中對于明蒙在嘉靖年間盛極一時的馬市貿易、隆慶以后的馬市貿易進行考察，他認為這是蒙古游牧貴族的封建制日益強化，游牧圈日益固定化的結果。

原田理惠的《衛拉特的朝貢》(14)原田理惠《衛拉特的朝貢》，《佐久間重男教授退休紀念中國史、陶瓷史論集》，東京，燎原書店，1983年?？疾炝擞罉纺觊g到土木之變時期衛拉特與明朝之間朝

貢貿易的變遷?！缎l拉特的朝貢貿易與商人們》①原田理惠《衛拉特的朝貢貿易與商人們》，《史潮》新17，1985年?？疾炝藦拿摎g到也先時代的衛拉特與明朝之間的朝貢貿易的擴大。

小野和子的《山西商人和張居正——以隆慶和議為中心》②小野和子《山西商人和張居正——以隆慶和議為中心》，《東方學報》58，1986年。一文中不僅僅對于隆慶和議的達成過程有所記述，而且深入研究了明朝方面主導隆慶和議的山西商人出身的官僚王崇古等因為隆慶和議的契機與張居正之間關系的加深。

松本隆晴《翁萬達與嘉靖年間馬市開設問題》③松本隆晴《翁萬達與嘉靖年間馬市開設問題》收錄于《明代北邊防衛體制的研究》中，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中，闡述了宣大總督翁萬達的政績，嘉靖年間俺答汗的求貢以及其求貢的傾向，促成馬市開設翁萬達所發揮的作用等。另外另一篇《明中期北邊防衛史考——以“北虜”的關系為中心》④松本隆晴《明中期北邊防衛史考——以“北虜”的關系為中心》收錄于《明代北邊防衛體制的研究》中，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中，從景泰元年（1450年）到隆慶五年（1571年）蒙古向明的進攻和明朝的對策分為幾個時期來區分考察。

井上治《忽圖黑臺·切盡·臺吉的研究》⑤井上治《忽圖黑臺·切盡·臺吉的研究》，東京，風間書房，2002年。中雖然沒有專門論述明蒙關系的論文，但第三章中《忽圖黑臺·切盡·臺吉的西方新出理由》、第四章《忽圖黑臺·切盡·臺吉的活動與其政治立場》中，詳細研究了與其自身關系密切的隆慶和議以及和議給蒙古帶來的影響，堪稱研究隆慶和議及其帶給蒙古影響的優秀著作。另外井上治《〈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議〉所見阿勒坦與佛教》⑥井上治《〈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議〉可見阿勒坦與佛教》，《東洋學報》80-1，1998年。一文中詳盡記述圍繞佛教的阿勒坦與明之間的關系。乙坂智子的《格魯派·蒙古的接近與明朝》⑦乙坂智子《格魯派·蒙古的接近與明朝》，《日本西藏學會會報》39，1993年。一文中探討了西藏乃至接入藏傳佛教的蒙古與明朝之間的關系。

永井匠在《恰臺吉的政績——尤以在對明關系中維持右翼蒙古秩序方面的活動》⑧永井匠《恰臺吉的政績——尤以在對明關系中維持右翼蒙古秩序方面的活動》，《史滴》，1999年。中，考察了阿勒坦的親信恰臺吉處于對明交涉的最前線，為保證在與明的互市中獲取最大利益和互市安定發展，極力維持右翼蒙古秩序?！堵c和議與右翼蒙古漢人》⑨永井匠《隆慶和議與右翼蒙古漢人》，《史觀》145，2001年。中討論了隆慶會議以后，右翼蒙古中的漢人利用右翼蒙古諸侯把持朝貢權、貿易權以及與之伴隨的賞賜權力的情況進而謀求自己的權益，而右翼蒙古諸侯也利用他們書寫、翻譯、辯論以及其他的能力，以期從明方爭取利益的事情?！秶@隆慶和議的阿勒坦汗和右翼蒙古諸王公的關系》⑩永井匠《圍繞隆慶和議的阿勒坦汗和右翼蒙古諸王公的關系》，《日本蒙古學會紀要》33，2003年。一文中，通過促成隆慶和議的王崇古的作用、阿勒坦對于和議的認識、對于違反和議的蒙古諸王公的處理的分析，考察了隆慶和議以后阿勒坦汗對于蒙古右翼王公的影響力。

其他的最近研究中，谷井陽子《明初對蒙軍事政策與其結果》(11)谷井陽子《明初對蒙軍事政策與其結果》，《史林》，2009年。中考察了洪武與永樂年間明朝對于蒙古的軍事政策。

縱觀日本國內研究后帝國時期明蒙關系的研究，雖然與其他時代的蒙古史研究相比，在研究者和研究數量上都較少，但即便如此，日本的研究與中國的研究是并駕齊驅的。不僅僅包括從朝貢、馬市的關系，還有從戰爭防衛的軍事方面、介入佛教的關系、情報活動之類的各方面來探討明蒙關系的研究。但如之后將要提到的司律思的研究一樣，一貫以馬市和朝貢關系為焦點，考察后帝國時期明蒙關系的研究的大部頭著作并不存在。另外與最近從蒙古史的觀點出發的明蒙關系研究相比，以明朝的對蒙政策史為背景的明蒙關系的研究較多。這種情況與之前所說的漢文史料在數量上占據絕大優勢的狀況有關。

2.中國大陸、臺灣地區的研究

對于中國來說，由于明蒙關系的研究是本國歷史的一部分①從現有史料來看，談及后帝國時期的明蒙關系，能夠了解的是達顏汗以后從地理上來說是現在的內蒙古地區居住的蒙古人與明朝的關系。后帝國時期外蒙古地區和明之間的關系的相關情報少之又少。， 加之存有強調國內各民族友好團結的政治目的，因此其與日本明蒙關系的研究數量相當，特別是通史、概說書一類較多。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 第三卷》②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 第三卷》，呼和浩特，1991年。整整一卷中記述了后帝國時期蒙古史，內蒙古社科院歷史所《蒙古族通史》編寫組編寫的《蒙古族通史》的前半部分分開記述后帝國時期的蒙古史，在這之中對當時的明蒙關系進行了闡述。特別是曹永年在《蒙古民族通史》中以馬市等明蒙之間經濟關系為中心的記述頗多。戴洪義、不克魯特·寶音所著的《北元史》③戴鴻義、不克魯特·寶音《北元史》，海拉爾，1991年。是蒙文文字書寫的概說性著作。

每個研究的主要傾向是明蒙邊境上圍繞馬市的明蒙經濟關系有關的研究。很早之前有侯仁之的《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④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燕京學報》23，1938年。一文，考察了嘉靖時期盛極一時的馬市以及隆慶和議達成時候的馬市，可以很容易知曉阿勒坦時代的蒙古與明朝之間成立的關系概要。

之后的研究明初明蒙關系有關的有寶日吉根的《試述明朝對所轄蒙古人的政策》⑤寶日吉根《試述明朝對所轄蒙古人的政策》，《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中國蒙古史學會）呼和浩特，1987年。、張立凡《略述明代洪武期間與北元的戰和》⑥張立凡《略述明代洪武期間與北元的戰和》，《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中國蒙古史學會）呼和浩特，1987年。；研究也先時期達到鼎盛的衛拉特時代明蒙關系的有白翠琴《從經濟交流中看瓦剌與中原地區的關系》⑦白翠琴《從經濟交流中看瓦剌與中原地區的關系》，《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集刊》（中國蒙古史學會），1979年。、薄音湖《《三娘子在明代蒙漢關系中的作用》⑧薄音湖《三娘子在明代蒙漢關系中的作用》，《學習與思考》，1981年。；研究后帝國時期明蒙基本關系的有白翠琴《明代大同馬市與蒙漢關系芻議》⑨白翠琴《明代大同馬市與蒙漢關系芻議》，《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中國蒙古史學會）呼和浩特，1981年。、洪用斌、張沢凡《“抽刀斷水水更流”——略述明代的蒙漢關系》⑩洪用斌、張沢凡《“抽刀斷水水更流”——略述明代的蒙漢關系》，盧明輝編《北方民族關系史論叢 第一輯》，呼和浩特。、胡鐘達《明

與北元—蒙古關系之探討》①胡鐘達《明與北元——蒙古關系旨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

阿勒坦汗雖然在呼和浩特等地漢人居住區的建設、引入藏傳佛教這些影響蒙古歷史的事情上起著主導作用，但在明蒙關系中，仍然殘留了隆慶和議之后促成右翼蒙古與明朝之間朝貢交易關系的劃時代的事情。因此中國研究后帝國時期蒙古史的關聯人物時阿勒坦所占的研究居多。在上述的中國通史中，阿勒坦時代的明蒙關系，特別是關于隆慶和談的記載尤為詳細。在單篇的論文中有楊建新《蒙古族杰出的政治家阿勒坦汗》②楊建新《蒙古族杰出的政治家阿勒坦汗》《蒙古族歷史人物論集》北京，1981年。、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③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內蒙古大學學報》，1981年。、奧敦《俺答汗訓言》④奧敦《俺答汗訓言》，《氈帳集 14—17世紀蒙古史研究》，海拉爾。，等等。楊建新的《俺答汗評傳》⑤楊建新《俺答汗評傳》，北京，1992。敘述了俺答汗一生的事跡，當然也涉及了阿勒坦與明朝之間的關系。除此之外還有對于阿勒坦提出明朝朝貢、交易要求的原因的考察，有薄音湖、洪俊的《論俺答求貢》⑥薄音湖、洪俊《論俺答求貢》，《歷史教學》，1982年。、曹永年《嘉靖隆慶間板升自然災害及其與“俺答封貢”的關系——呼和浩特白塔明代題記探討之二》⑦曹永年《嘉靖隆慶間板升自然災害及其與“俺答封貢”的關系——呼和浩特白塔明代題記探討之二》，《內蒙古社會科學》，1986年。。關于利用掠奪去的漢人或者逃亡的漢人建設呼和浩特以及豐州平原地區的農耕開墾的研究有曹永年《阿勒坦汗和豐州的再度半農半牧化》⑧曹永年《阿勒坦汗和豐州的再度半農半牧化》，《蒙古歷史人物論集》，北京，1981年。、胡鐘達《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恢復和歸化城的誕生》⑨胡鐘達《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恢復和歸化城的誕生》《蒙古史論文選集 2》，呼和浩特，1983年。。另外達力扎布的《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⑩達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海拉爾，1997年。第二章《明代漠南蒙古的社會制度以及與明朝的經濟關系》中的《二 漠南蒙古與明朝經濟關系》中，以阿勒坦汗時代為中心考察后帝國時期明蒙之間的經濟關系。薄音湖的《三娘子在明代蒙漢關系中的作用》(11)薄音湖《三娘子在明代蒙漢關系中的作用》，《學習與思考》，1981年。一文闡述了在阿勒坦在世以及死后掌握強大權力的阿勒坦之妃三娘子在明蒙關系中的影響。

中國在后帝國時期明蒙關系的研究中，如之前所敘述的一樣，是以強調各民族友好團結的政治目的為前提，因此以隆慶和議為中心明蒙間成立的朝貢貿易關系以及板升的建設和土默特平原的農耕開墾，對于蒙古民族與漢民族之間和平團結以及對蒙古族發展做出了貢獻的言論較多。

臺灣地區研究的代表當屬扎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系》(12)扎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系》，臺北，1972年。。這是從匈奴、漢朝開始到清代的有關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與中國王朝之間關系的探討，從和平與戰爭、講和、通貢、年貢、贈物、賞賜、互市、物資交換。涉及政治與經濟的方面考察，并不是僅僅限定于明蒙關系的研究，但以隆慶和議為中心在此前后的明蒙關系有幾節論述。黃麗生《由軍事政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

（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①黃麗生《由軍事政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臺北，1995年。在全文5章當中的第3章和第4章中，探討了阿勒坦汗對明的進攻與求貢、板升的形成與其性質、隆慶和議與互市、歸化城的緣起及其意義。

3.他國的研究

后帝國時期的蒙古史，對于蒙古國的研究者來說是本國歷史的一部分，應該有繁盛的研究成果，但實際上蒙古國中包含明蒙關系，后帝國時期的蒙古史研究并不算多。本來后帝國時期蒙古史的相關史料較少，難以進行研究之外，漢文史料的利用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兩國之間長時期的交流不發達，因此能夠自由使用漢文史料進行研究的蒙古國學者少之又少。阿勒坦汗之后，右翼蒙古與明朝之間建立了穩定的貿易關系，明蒙之間關系的史料逐漸變得詳細并且豐富，以阿勒坦汗的大本營即現在的呼和浩特附近為線索，從地理上來說，明蒙關系中的人物應該是現在內蒙古地區居住的蒙古人。后帝國時期與外蒙古地區有關的情報很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尤其是對于蒙古國的研究者來說，也許他們很難認識到明蒙關系史是自身歷史的一部分。僅有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編寫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史》②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烏蘭巴托，1996年。和公格爾《喀爾喀史》③公格爾《喀爾喀史》，烏蘭巴托，1970年。、納楚克道爾基《蒙古國封建化過程》④納楚克道爾基《蒙古國封建化過程》，烏蘭巴托，1978年。等代表性研究中涉及到一些明蒙關系。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編寫的《蒙古國史 第三部：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初葉》⑤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蒙古國史，第三部：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初葉》，烏蘭巴托，2003年。雖然分幾章節記述明蒙關系，但作為通史或概說書的性質，并不算詳盡的記述。

最近的達瓦蘇仁的《達延汗》⑥達瓦蘇仁《達延汗》，《“蒙古國100位可汗、八位活佛”108卷叢書》，烏蘭巴托，2000年。，克什克圖，Н.哈琉琴的《圖門扎薩克圖汗》⑦克什克圖，Н.哈琉琴《圖門扎薩克圖汗》，《“蒙古國100位可汗、八位活佛”108卷叢書》，烏蘭巴托，2002年。、烏仁嘎，Ж.克列《圖門扎薩克圖汗》⑧烏仁嘎，Ж.克列《圖門扎薩克圖汗》，《“蒙古國100位可汗、八位活佛”108卷叢書》，烏蘭巴托，2007年。等等都是關于后帝國時期汗王的有關傳記，都屬于簡略的概說性文章，在這些之中鮮有明蒙關系的記述。

由于近年蒙古與中國在學術層面上的交流頻繁，蒙古國的研究者利用漢文史料也變得容易起來。我想今后有關后帝國時期的明蒙關系的研究陸續出現的可能性很高。

談及歐美的研究，盡管很早的有波科齊洛夫《明代東蒙古史》⑨D.Pokotilov，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rom 1368 to 1634，Chengtu， 1947.這類的通史，但并不能說后帝國時期的蒙古史研究很發達。在這種狀況中做出突出業績的有司律思。他關于后帝國時期的蒙古史有諸多研究，但在這之中大篇幅的研究正是明蒙關系史的研究。在他對于明蒙關系的觀點，首先列舉其如下兩部著作。

《明蒙關系史：朝貢制度與外交使團（1400—1600）》①Henry Serruys，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 The Tribute Systern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 Bruxelles，1967.中利用以明實錄為中心的漢文史料，有關明蒙之間的朝貢關系（包含女直），是從朝貢的時期、朝貢品、回賜、撫賞、朝貢路線、貢表等一切的方面綜合考察的研究?！睹髅申P系Ⅲ—貿易關系：馬市(1400—1600）》②Henry Serruys，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III，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ris，1400-1600， Bruxelles， 1975.按王苗苗漢譯本為《明蒙關系Ⅲ—貿易關系：馬市(1400—1600）》，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胺Q前一篇的姊妹篇，在漢文史料明實錄為中心的考察下，對于在遼東以及大同、宣府地區明蒙間盛行的馬市進行詳細研究。

除此之外，司律思在明蒙關系的著作中有《洪武時期明朝的蒙古人（1368—1398）》③Henry Serruys， 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 Bruxelles， 1980.一書，其從洪武時代的明朝存在的蒙古人、投降的軍隊和戰爭俘虜、明軍中蒙古人將校、蒙古人的共同體、明朝官僚組織中的蒙古人、蒙古人使節、在明的蒙古人的漢化、在明蒙古人的地理分布、邊境地區的衛所等方面綜合考察明蒙關系。另外《蒙古人與明代中國：禮俗與歷史》④Henry Serruys， The Mongols and Ming China: Customs and History， London， 1980.是司律思所著的明蒙關系的論文論集。

司律思的研究大多是1980年之前所寫，現在來看史料上并沒有什么新突破，但仍然是明蒙關系研究者應該參考的細致研究。

結 語

最后在后帝國時期明蒙關系的研究方面，談談今后的展望。

開拓新史料：后帝國時期研究明蒙關系的史料群主要是蒙文史料和漢文史料。今后在漢文史料的方面還有待開拓新史料。雖然明朝末期有關的檔案史料能夠利用，但很難對后帝國時期的初期、中期相關檔案中的大量新出史料有所期待。在對川越研究的《李實題本》以及小野、井上等人利用的《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議》這一類的與蒙古關系身后的明朝官員的題奏以及個人的文集的扎扎實實地探索中有可能在史料方面有新的發現。

蒙文史料方面，在后帝國時期明蒙關系的研究中利用的主要史料是蒙古的年代記，自《阿勒坦汗傳》之后未發現統一的新出史料。近年來，出版了佚名所著的《阿勒坦·脫卜赤》以及《黃金史》等等附有圖片的蒙古年代記的羅馬字的抄本。今后可能會有附有精美圖片的良好的蒙古年代記的出版。

史料的研究方法：如之前所述，研究后帝國時期明蒙關系的主要史料群是蒙文史料和漢文史料。各自史料有各自的特征，以后帝國時期的蒙古史研究為目的的蒙文史料，長處是能夠知曉蒙古方面的想法，但17世紀以后書寫的史料尤其是后帝國時期的初期、中期的研究之際最大的缺點是具有同時代性。漢文史料在同時代性這一點上是優于蒙文史料的，數量上也有優勢，但存在支離破碎的片段描述、對蒙古內部事情難以了解的情況。另外漢文史料和蒙文史料是從各自的立場進行敘述，這樣的雙方在對方看來都是利用一家之言的史料來進行明蒙關系的研究。如前述，漢文史料數量上居多，所以漢文史料的使用方法尤其重要。如何從中國明朝方面對于蒙古旁觀的史料中找出蒙古的想法和明朝與

之對應的正確情報、從蒙古史的立場中明確明蒙關系、將其在蒙古史中正確定位都是很不容易的工程。漢文史料中記述蒙古方面的語言和明蒙關系中有關蒙古方面想法的地方雖然很多，但是關于其正確與否還需要仔細斟酌。明蒙關系史并不是明朝對蒙古的政策史，要想將其作為蒙古史的一部分的立場來看的話，如何探索出更好的史料研究方法才是今后必須要探索的問題。

（本文原載于早稻田大學モンゴル研究所編集、吉田順一監修《モンゴル史研究ー現狀と展望一》，明石書店，2011年。）

（本文作者為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非常勤講師，譯者為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