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合同研究組織經濟倫理問題研究

廖成娟

（廣州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182）

● 衛生經濟 ●

醫藥合同研究組織經濟倫理問題研究

廖成娟

（廣州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182）

結合當前國際醫療服務貿易中合同研究組織（CRO）發展現狀，以委托代理理論為基礎，分析其中存在的經濟倫理問題，包括信息不對稱造成委托代理雙方的道德風險、知識產權與信息歸屬風險、臨床試驗產生的倫理責任分擔三個方面。提出建立國際性的行業協會，同時完善發展中國家相關法律和機構的建議。

合同研究組織；委托代理；經濟倫理

合同研究組織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是一種學術性或者商業性的科學機構。申辦者可以委托其執行臨床試驗中的某些工作和任務，此種委托必須做出書面規定[1]。CRO是當前國際醫藥研發外包的常用模式，一般是制藥公司作為發包方將相關業務外包給從事該項業務的承包方CRO公司。CRO涉及的業務范圍非常廣泛，主要包括早期藥物發現、藥品的毒性、劑型和配方等藥品開發工作、I-IV期臨床試驗及其管理、生物統計與臨床文件的提供、新藥申請與咨詢、藥物經濟學評價與新藥的市場開發等。

CRO公司能幫助制藥企業節省研發經費，同時縮短新藥上市時間，提升其核心競爭力。 據統計，2012年全球新藥開發三分之一的工作由CRO公司承擔。2013年全球CRO市場達到500億美元，約占研發總投入的30%，年復合增長率在15%到18%之間[2]。新藥開發中臨床試驗與倫理問題緊密相關，當新藥研發作為制藥行業全球價值鏈中一個重要環節外包出去時，受各國的經濟制度、法律環境、臨床試驗的倫理準則等影響，由此引發相關經濟倫理問題，成為開展CRO業務必須加以重視的部分。

1 醫藥研發外包委托代理機制中的道德風險

醫藥研發外包業務中的發包方制藥企業與承包方CRO公司屬于非信息對稱的委托代理關系。在確立委托代理關系之前，委托人需要花費時間、金錢與人力搜尋相關信息確定符合要求的代理人。代理人為獲得建立委托代理關系，可能會隱瞞不利于委托方的相關信息，由此帶來信息劣勢方的損失，造成逆向選擇。委托人與代理人基于契約性的合約建立委托代理關系，委托人以合約為基礎要求代理人按照其意圖與利益采取行動。在制藥企業尋找CRO公司過程中，在非信息對稱的情況下，委托人無法獲得代理人的全部信息，也不能直接觀測代理人執行合約的行為，只能通過一些變量來觀測代理人的行為，且這些變量由代理人的行動及其它外生因素共同決定。代理人利用其信息優勢，在行動過程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可能會忽略契約的約定及委托人的利益與意圖，甚至采取違背委托人利益的行為，由此產生道德風險。

當前醫藥研發外包業務是垂直型跨國合作研發，發包方一般是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制藥企業，承包方以新興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等國的CRO公司為主。經濟制度與法律環境的差異，增加制藥公司找到相宜CRO公司的難度，加上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逆向選擇”甚至可能導致某些制藥企業錯誤的選擇低素質的CRO公司。制藥企業建立企業信息系統與完善的CRO公司甄別機制相當重要。

制藥公司和CRO企業的信息不對稱是雙向的，不僅制藥企業在選擇外包業務對象時存在逆向選擇，CRO企業承接研發外包業務時也因非信息對稱，會承接一些存在倫理爭議的業務。出于規避本國新藥臨床試驗醫學倫理制度限制的考慮，為了獲取更廣泛的臨床試驗人群，跨國制藥公司將新藥研發相關工作外包給發展中國家的CRO企業。在美國，根據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新藥申請規定，在進行臨床前藥物毒理學試驗之前，制藥企業應該向FDA提交新藥臨床研究申請，由FDA審查評估這個新藥是否適合進行人體試驗，如該申請在30日未被FDA駁回，則該申請可視為有效，可以開展人體試驗。所有的臨床方案須經機構評審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審查和通過，且每年須向FDA與IRB匯報一次臨床試驗的進程與結果。在2013年之前，在印度只要經過制藥公司組成的倫理委員會批準就能開展新藥的臨床試驗。相對寬松的臨床試驗管理制度、低成本和大量的研究參與者，使得印度成為英國、美國和歐洲等大型跨國制藥公司開展新藥研發外包的首選之地。印度在2005年到2012年之間，印度進行的臨床試驗中，高達2868人死亡，其中89人的死亡直接歸因于此類試驗，但只有45例死亡案例得到了賠償[3]。

合同訂立之后，制藥公司需要考慮的是CRO公司是否能夠忠誠于雙方的契約，以本公司的利益為出發點開展新藥研發相關業務。CRO公司承接新藥研發外包業務，需要調整企業內部流程并進行流程重組，對內部員工造成影響，由此引起員工抵制帶來工作效率低下，對企業的正常運轉帶來負面影響。為了獲得研發外包合同，CRO公司在競標中盡可能采用低價，甚至以低于合同業務成本的價格勝出，由此導致醫藥研發外包中承包商的“贏者詛咒”。有學者研究發現，四分之一的研發外包業務存在“贏者詛咒”[4]。通過低價策略獲得的合同，在執行過程中CRO公司必然要在各個環節進行成本控制，直接影響外包業務的工作效率和成果，增大委托代理機制中的道德風險。

2 醫藥研發外包中知識產權與信息風險產生的經濟倫理問題

醫藥研發外包業務中的知識產權與信息風險指：發包方與接包方的知識產權與信息分享機制對雙方當前或潛在收益帶來負面影響的可能性。在合作開展醫藥研發外包過程中，制藥公司和CRO公司需要共享一些專利或非專利技術與商業秘密，這些知識產權分屬于不同的企業，雙方所處的國家相關法律約束不一致，從而增大知識產權風險。研發外包業務中的知識產權風險研究多從發包方角度展開，在CRO業務中，制藥公司將非核心業務外包出去之后，較少的參與合作研發項目的實質性工作，對共享信息的控制力較弱。為了獲得較好的外包效果，制藥公司又必須向CRO公司提供必要的背景技術知識和商業秘密，這種技術信息不對稱的流動性會使制藥公司面臨商業秘密流失、知識產權歸屬不清以及知識產權被侵權的問題。

除此之外，處于信息優勢的CRO公司同樣面臨知識產權和信息風險。在醫藥研發外包業務中，CRO公司也需要與制藥公司共享能完成外包業務的相關技術與商業秘密。當前醫藥研發外包的市場競爭非常激烈，CRO公司在承接業務的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這類共享的技術與商業秘密的知識產權估值會被人為的降低。同時，也面臨相關技術信息被制藥公司用于其他外包項目造成的信息泄露風險。此外，對于外包研發項目產生的共有知識產權規定存在國別差異，為了規避共有知識產權的歸屬風險，制藥公司在共有知識產權的歸屬范圍劃定中，確定更有利于自己的產權歸屬范圍，使CRO公司無法獲得合理的共有知識產權。

3 醫藥研發外包業務中醫學倫理責任的歸屬與分擔

制藥公司與CRO公司簽訂的委托代理合同意味著雙方法律責任的確定與轉移。但醫藥產品的特殊性決定了委托代理機制下產生的倫理責任歸屬與分擔不能簡單從法律角度通過委托代理合同進行轉移。醫藥研發外包業務產生的倫理問題產生在三個主體之間，一方面是受制藥公司委托的CRO公司與臨床試驗招募的志愿者之間的倫理問題，另一方面是制藥公司與CRO公司之間如何分擔醫藥研發產生的倫理問題。

低成本和大量的研究參與者是跨國制藥公司選擇與發展中國家CRO公司合作的主要動力。 國際新藥研發外包市場中，臨床研究及其服務占有外包市場的最大份額達51%，而臨床前研究占有46%的市場份額，各占半壁江山[5]。新藥研發的風險通過臨床試驗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研發成功的新藥因為價格和渠道等原因，多數不在發展中國家銷售，新藥的受益者則大部分為發達國家的相關疾病患者。這就導致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風險與收益分擔的不平等。根據《赫爾辛基宣言》2008年修訂的版本第33條“研究結束時，參加研究的病人應被告知研究的結果，分享由此獲得的任何收益，例如獲得本次研究確定的有益干預措施或其他相應的治療或受益”[6]。參與臨床試驗的志愿者雖然能夠得到短期的經濟補償與醫療服務，但新藥的長期負面影響無法通過短期措施得以補償。且《赫爾辛基宣言》中參加研究病人應分享的“任何利益”并沒有明確具體內容，加上發展中國家的相關人體試驗倫理法律的不健全與機構設置的落后，很難全面保障臨床試驗志愿者的權益。

此外，制藥公司與CRO公司通過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在CRO公司履行委托代理合同過程中產生的倫理問題與責任的分擔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Driver的道德主張原則：如果A要對事件E承擔道德責任，則因A的行為或者不作為導致了事件E[7]。雖然在新藥開發的臨床實驗由CRO公司開展，但這是在制藥公司的委托下進行的，若產生人體試驗及相關的倫理問題，在排除實驗者的個別行為條件下，應由委托代理的雙方來分擔相關的道德與倫理責任。委托代理合同中較少對倫理責任分擔進行安排，或者通過免責條款進行回避。因此，進一步加強制藥公司與CRO公司的合作與溝通，同時強化第三方的監管非常有必要。

4 對策與建議

醫藥研發外包的經濟倫理問題的改善需要參與各方及相關國際機構共同努力。根據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因為集團共同利益是公共物品，所以會存在成員“搭便車”的現象，但可以通過中央集權或“選擇性激勵”的策略來促使各個成員參與集體行動，避免“搭便車”現象[8]。一方面，加強CRO業務中各國主體的聯系與合作，通過成立行業協會來指導醫藥研發外包業務的開展，解決當中存在的問題。這樣的國際合作可使制藥公司與CRO公司均受益。應以《赫爾辛基宣言》為基本準則，規范參與新藥研發外包業務的委托代理雙方行為，特別對CRO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臨床試驗予以重視與倫理指導，盡量減少臨床試驗志愿者的損失。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加大投入，結合本國經濟、社會和法律特點，盡快建立和完善本國臨床醫學實驗的監管機制與法律，強化醫學倫理機構在臨床試驗中的作用，在促進本國CRO業務發展的同時，規避其產生的經濟倫理問題。

[1]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藥物臨床試驗管理規范(局令第3號)[DB/OL].(2003-08-06)[2014-03-07].http://www.sda.gov. cn/WS01/CL0053/24473.html.

[2] 馬 飛.轉型呼喚中國版高端CRO路徑[N].醫藥經濟報,2013-11-11（001）.

[3] 王 迪.印度臨床試驗缺乏監督[N].醫藥經濟報,2013-03-29 (A05).

[4] KERN,T,WILLCOCKS,L,&HECK,E.The winners curse in IT outsourcing:Strategies for avoiding relational trauma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2,(44):47-69.

[5] 吳衛星.國際新藥研發外包市場的價值構成分析[J].中國醫藥技術經濟與管理,2008,2(2-3):11-13.

[6] 楊麗然.更高的倫理標準與更多的利益沖突——《赫爾辛基宣言2008年的修訂》[J].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9, 30(5):77-79.

[7] DRIVER,J.Attributions of causation and moral responsebility.In Wr.Sinnott-Armstrong(Ed.),Moral psychology[M]. Vol.2: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morality: Institution and diversity.Cambridge,MIT press.2008.

[8]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本文編輯：鄒 鈺）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al ethic issues of medical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LIAO Chen-juan
(Health Management Schoo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182, China)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elegation agency theory, analyzes the economic ethic problems of CRO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O business in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vice trade. Found three economic ethic problems which in cluding delegation a nd a gency mo ral h azard caused by in formation asymmetr y, int ellectual pr operty an d inform ation attributable risks, and share of ethic responsibly arose from clinical trials. Finally, it suggested that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organiz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 delegation and agency, economic ethic

R194

：A

：1003-2800（2015）02-0078-03

2014-08-25

廖成娟（1979-），女，廣西南寧人，碩士研究生，講師，主要從事醫藥貿易和醫藥市場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