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及其出路

〔摘要〕 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問題是農村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從鄉村社會轉型的歷史和經驗事實來看，經歷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場轉型的中國鄉村社會，其基本性質是后鄉土性的。后鄉土中國主要體現為：家庭農業、村落和熟悉關系的存在及維續意味著部分“鄉土性”特征的留存；不流動的鄉土演變為大流動的村莊；鄉村結構的分化和多樣化；鄉村社會空間的公共性越來越強。后鄉土中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是農民何以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問題。后鄉土中國的未來出路在于從制度、文化和市場的協調關系上激活有利于鄉村勞動力轉化為有效率發展的運作機制。

〔關鍵詞〕 鄉土中國 ；后鄉土中國 ； 基本問題； 未來出路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1-0116-08

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問題是什么？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農村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無論是對鄉村的“微型社會學”研究〔1〕，還是宏觀實證調查研究，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更深入、更準確地把握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是認識論規律使然，我們認識事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透過各種現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質；二是學科傳統使然。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和《江村經濟》的研究實踐中提出這個問題，實際為農村社會學研究提出了一個永恒而又變遷的議題，永恒是指這個問題需要永遠留在農村社會學研究者的心中，變遷是指隨著鄉村社會的變遷，研究者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思考和重新認識此問題。

本文旨在結合“鄉土中國”的理論傳統并從鄉村社會轉型的過程和經驗事實中提煉出“后鄉土中國”概念，以此來理解當前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探討面臨的基本問題及解決出路。

一、何為后鄉土中國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在“江村經濟”和“祿村農田”的“微觀社會學”研究基礎上提煉出的一個理想型（ideal type）概念。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費孝通構建的鄉土中國理論，實際就是為了回答 “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是什么”這一問題，而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從基層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因此，鄉土中國即指中國基層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是鄉土性的，確切地說，20世紀40年代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是鄉土性的。

那么，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鄉村為何是鄉土社會呢？或者說，鄉土性究竟具有什么樣的內涵呢？費孝通賦予鄉土性質三個主要維度：一是社會主體的非流動性，二是社會空間的地方性，三是社會關系的熟悉性。

由于鄉土社會的主體——農民主要靠種地謀生，他們與泥土分不開，依賴于土地，同時又受制于土地，“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所以，鄉村里的人基本是不流動的。而且，“不流動是從人和空間的關系上說的，從人和人在空間的排列關系上說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而是以住在一處的集團為單位的”?！?〕

事實上，鄉土社會的非流動性所反映的客觀現實是農民的農耕生計模式，以及與這一生計模式相聯系的社會與文化生活形態。依賴土地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難以擺脫土地空間的束縛，只能世代定居，一代代繁衍下去，很少有變動。

鄉土社會空間的地方性是相對于鄉土社區的基本單位為村落而言的，即農民聚村而居的現象和事實。鄉土社會的地方性一方面反映農民的活動范圍受到生活空間的限制，即農民的各種活動主要限制于村落之中；另一方面，地方性還表現為因生活空間的限制而產生較為孤立和隔膜的社會交往圈子，亦即以村落為邊界的“社會圈子”。如果說農民依賴土地而進行的農業生產代表的是鄉土社會的“土”的性質，那么，農民生于斯、死于斯的村落空間，則集中體現出鄉土社會的“鄉”的性質，因為這里是他們的家鄉，這里的生活“鄉里鄉親”。

從社會關系性質來看，鄉土社會是熟悉的社會或熟人社會，這與現代城市的陌生人社會呈現本質的差異，城市里的人與人之間即便相互認識，也不一定相互熟悉對方的底細，而在鄉土社會里，人和人之間都是相互知根知底的，這種“熟悉是從時間里、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在相互熟悉的基礎上，鄉土社會的信任關系得以形成。

鄉土社會熟悉性的、信任的社會關系，反映出鄉村社會兩個典型的特征：一是規矩的內生性，即鄉土秩序所賴以形成的規則基礎是在村落內自然形成的，村里人在熟悉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地明白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這也就是禮俗規則。鄉村秩序主要靠禮俗規則維持，村民與外在法律規則相距遙遠并不熟悉，更談不上依法理規則行事。二是規矩的習得性，即村民遵守禮俗規矩，不是靠專門的機構來灌輸和施教，而是在親密交往中經常性學習獲得并遵守的。

鄉土中國理論是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鄉村社會的經驗現實中提煉和總結出來，用以解釋當時基層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問題，經驗現實并非靜止，而是與時俱進的。經歷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場轉型的中國鄉村社會，不可能性質保持不變。如今，鄉村社會的“鄉土本色”逐漸淡去，后鄉土性色彩越來越明顯，后鄉土中國（post-earthbound China）已經來臨。也就是說，當前中國基層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是后鄉土性的。

從歷史變遷的經驗事實看，從20世紀40年代到今天，中國鄉村社會已經經歷了四次重大的歷史變遷，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場轉型。首先，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由共產黨領導、在農村推進的土地革命到1952年底除個別地區外已基本完成。農村土地革命不僅徹底打破農村以往的土地占有格局，而且伴隨著土地所有制性質發生的變化，鄉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鄉土社會的“土”的性質無疑發生了變化。盡管農民依賴土地從事農業生產未改變，但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顯然已不同于從前。

其次，從1949年開始到1956年基本結束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目標是要把個體農業生產改造為合作化的集體農業，也就是模仿蘇聯的農業模式。到1956年底，全國96.3%的農戶已進入合作社，其中87.8%的農戶邁進高級合作社?！?〕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上是將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推向了巔峰狀態。經過人民公社化改造的鄉村社會，不僅僅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生了徹底改變，從個體農戶經營走向了集體經營，而且也使鄉村社會空間的地方性發生轉變，鄉鎮變為人民公社，村落變為生產隊，村民變為社員，這些變化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而且還意味著國家與鄉村的關系性質發生了改變。生活在村落里的社員的活動已經不僅受制于村落，而且還受國家計劃和集體的制約。所以，村落從地方性走向了公共性和政治性，政治活動已廣泛地嵌入到村落社會活動之中?！?〕

再次，發端于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到20世紀80年代初已在全國農村普遍推進，農業生產告別了人民公社的集體經營體制，回歸到個體農戶自主經營體制?！稗r村家庭承包責任改革不僅改變了農業生產經營和管理體制，而且對農村社會內部的階級階層結構變遷產生了巨大影響，集體經濟中的平均主義關系和結構隨著土地承包和個體農戶的獨立經營而發生了重大轉型?！薄?〕而且，經營體制的改革也拓展到鄉村社會生活領域，鄉村社會生活的政治性逐漸褪色。盡管農村改革后的農業生產回歸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營，但這個家庭經營已不再是傳統鄉土社會的小農生產，而是既有傳統性又有計劃性的家庭農業，因為農業生產依然是在集體土地所有制和農產品統購統銷框架下進行的。還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在東南沿海地區鄉村，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鄉村社會出現“離土不離鄉”的發展新趨勢?！?0〕由此可見，一些地區的鄉村社會，農業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經濟活動，鄉村已演變為“亦工亦農”的社會空間。

此外，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改革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推行，鄉村社會邁入快速的市場轉型期。在鄉村，一個“市場社會”也在悄然興起?！?1〕鄉村社會的市場轉型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鄉村“大流動”的出現，即鄉村從不流動走向“大流動”時代。隨著農業集體和糧食配給制的終結，以及市場制度的興起，一方面體制對農民行動自由的約束力減弱了，而市場給農民的機會增多了，于是大量的鄉村勞動力為了更好的收益開始涌向城鎮去“闖市場”〔12〕，大批村莊也就變成了“流動的村莊”?！?3〕第二，農民與政府、農民與市場的關系成為鄉村主要的生產關系。一方面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既受政府相關政策影響，另一方面又在響應市場需求。第三，鄉村社會生活空間的分化。伴隨勞動力的流動，鄉村已不再是農民比較固定的生活空間，鄉村主體已分化成兩大類群體：外出流動群體和留守群體。對于外出流動群體來說，村落雖還是他們的家鄉，但已不是其主要的勞動和生活空間了，他們需要在鄉村和城市兩個空間里來回移動。

市場轉型猶如“一只看不見的手” 〔14〕，從根本上改變了鄉土社會結構。之所以說是根本性改變，是因為市場制度徹底改變了農民生產活動的性質，并打開了村落與外部世界的聯系。

從社會轉型的歷史和現實經驗看，中國鄉村社會已經具有后鄉土性〔15〕，后鄉土中國就是對當下中國鄉村社會基本性質的理論概括和解釋。

后鄉土中國是基于鄉土中國理論和中國鄉村轉型與發展經驗而提煉的一個理想型概念，“后”的涵義類似于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理論中“后”的所指，即指一種類型的社會經過變遷和發展之后所處的階段性質。后工業社會并非指工業的終結，而是指工業發展之后社會將以服務業為主?！?6〕所以，后鄉土中國并不是說鄉土的完全終結，而是指鄉土性特征部分維續的情況下，鄉村社會結構所發生的轉型。

有學者用“新鄉土中國”來描繪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的形態，我在這里不用“新”字而用“后”字，主要有這樣一些理由：（1）“新鄉土中國”只是一種描述和提法，并沒有對費孝通“鄉土中國”理論加以發展，尤其是把鄉土本色與新鄉土相提并論，存在著邏輯悖論；〔17〕（2）“新”字有著“替代”的涵義，而與社會變遷與發展過程的意思不太吻合；（3）“新”與“舊”相對立，將鄉村社會變遷與發展經驗概括為“新”的，難免有價值傾向和政治性意義。

作為一種理論解釋，后鄉土中國主要從這樣幾個方面將當前鄉村社會理解為后鄉土性社會：

第一，家庭農業、村落和熟悉關系的存在和維續，使得鄉村社會保留著部分“鄉土性”特征，而沒有徹底轉型為城鎮化的社會。目前，農村地區的廣泛存在，而且他們與城鎮社會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一客觀現實表明了鄉村社會的鄉土性特征依然存在，只不過是部分地保留和延續著。因為鄉村只有部分人口從事農業、部分時間生活在村落、部分熟人規則演變為交易規則。

第二，不流動的鄉土演變為大流動的村莊。如果說封閉性、不流動是鄉土社會的最突出特征，那么，流動性則是后鄉土社會的典型表征。流動性的意義不僅僅是鄉-城之間的空間位移，而且還包含職業、社會地位的流動性，以及鄉村社會空間的變動性。流動給鄉村社會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很多問題都是與流動密切相關的，因而流動是理解后鄉土社會的重要視角，同時也是值得關注和深入研究的現象。

第三，鄉村結構的分化和多樣化。在城鎮化、市場化的大背景下，鄉村社會結構正在分化。無論在區域層次，還是在村落、家庭和個體層次上，鄉村社會的發展水平、職業結構及階層結構都有了較大的分化，并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例如，在村落層次上，有些村落成為工業化的村落，有的成為“城中村”，有的在土地整理中變成了合并的新村，有的則成了“空巢村”，有些村在城市擴張中徹底消失。在職業結構方面，鄉村居民并非清一色從事農業，大量外出打工者在多種行業從事著非農業活動。

第四，從農村建設和鄉村治理角度看，鄉村社會空間的公共性越來越強。伴隨著國家農村建設的推進和深化，以及鄉村治理體制的變革，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越來越多地進入鄉村社會，使得鄉土社會空間的地方性逐漸弱化，而公共性則越來越強。也就是說，如今的鄉村為越來越多的公共力量和公共活動提供了空間，鄉村已不只是村民自己活動的空間了。

后鄉土中國是鄉土中國變遷和轉型后的一種狀態，兩者處于歷史發展的因果鏈上，而不是彼此對立的兩個社會類型。

二、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

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雖是一部經典村莊民族志，但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并不會僅僅停留在對微型單位的全面描述上，而是要在微觀考察基礎上，揭示一些具有普遍性或共性的問題。費孝通對江村的微型社會學研究，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和探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其研究最后總結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薄?8〕那么，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又是什么呢？所謂基本問題，這里主要指最嚴重、最普遍的問題，而且常常是具有根源性、結構性的問題，即其他諸多問題的產生與之有一定聯系的問題。

對鄉村社會的基本問題，一直是學者、農村政策制定者和社會活動家們熱衷探討的問題。關于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問題，有著多種不同的理解和觀點。鄉村建設派的晏陽初認為，當時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的“愚、貧、弱、私”問題，實際就是農村教育、貧困、醫療衛生和社會治理等問題?！?9〕在四個問題中，平民的教育問題最關鍵，由于農民普遍缺少教育，所以他們缺乏致富、健康和組織起來的知識。因此晏陽初倡導的鄉村建設，就是要通過創辦平民學校來促進平民教育，培養平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他在河北定縣開辦的鄉村建設學院及開展的活動，就是其推進全國性平民教育和社會改進運動的重要實驗點。

黃宗智在對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和鄉村發展社會史考察基礎上，借鑒格爾茲對印度尼西亞農業所面臨的“內卷化”（involution）困局的總結〔20〕，提出中國小農及鄉村發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鄉村“過密化”問題。所謂“過密化”或“內卷化”，簡單說就是“沒有發展的增長”，農業產量增長了，但人均收入水平則呈遞減趨勢。過密化問題反映的主要是鄉村人口增長與有限可用資源間的矛盾關系，更確切說就是人地矛盾問題。黃宗智認為：“長江三角洲鄉村真正重要的問題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在于市場化家庭農業或計劃下的集體農業，不是在于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在于過密化還是發展?！薄?1〕

目前，對“三農”問題關注和研究雖然很多，但“三農”問題似乎仍是一個泛泛的概念，對究竟什么是“三農”研究的基本問題或真問題，已有的研究則較少涉及。曹錦清意識到了要找出“三農”研究“真問題”的重要性，并簡要提出了當前農村亟需解決的兩個問題：一是基層行政建制的優化問題；二是流動人口在城市社會的融入問題?！?2〕這一觀點與陳錫文對當前農村發展形勢的宏觀分析較為一致，他提出：“當前農業、農村面臨的帶有全局性、長遠性的問題有三個：一是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供求問題；二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民市民化推進過程中土地制度問題；三是現代化過程中農民轉為市民的問題”?！?3〕

準確把握和深刻理解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需要注意兩個原則：一是要把現實中的具體問題與鄉村社會的基本問題既區別開來又聯系起來；二是要把基本問題與時代的基本性質緊密聯系起來。探究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主要目的是進行一種理論概括的嘗試，而不是羅列現實中的具體問題。當然，對基本問題的理論概括，離不開從現實經驗中的提煉和總結，與此同時，對鄉村社會基本問題的把握，也將對現實問題的解決實踐有幫助?；締栴}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具有時代性質和特征。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與鄉村社會的后鄉土性密切相關。因此，準確把握當前鄉村社會的基本問題，必須緊密結合時代背景和社會發展大趨勢。

后鄉土中國所處的時代背景已與鄉土中國有著本質的差別，因此，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不再是“人民的饑餓問題”了。盡管在一些農村地區依然存在著貧困問題，但農民的溫飽問題在目前基本上能夠得到基本保障，因為社會保障體系已經覆蓋了廣大的農村地區。至于農村貧困問題，可以說是基本問題的表現形式之一，因為產生貧困的根源在于基本問題。

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自然是人的問題，即鄉村社會主體所面臨的問題。農民增收問題一直備受關注，這一問題似乎與鄉村“過密化”問題有相似或聯系之處。鄉村過密化問題論突出了鄉村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系，而鄉村資源是剛性的、有限的，那么，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只能通過減少鄉村人口的途徑。但我們要問：是不是鄉村人口減少了，就必然帶來農民邊際收入水平的提高呢？很顯然，農民的收入水平絕不是由簡單的人口與資源間關系決定的，因而也不會因簡單地改變人口策略就能解決收入增長問題。由此看來，當前鄉村社會的基本問題也不是簡簡單單的“過密化”問題。而且，有學者已經發現鄉村正走向“過疏化”〔24〕。意味著“過密化”不是真正的問題。

后鄉土中國所處的時代特征和性質是社會的現代化和市場化，因此，基本問題是與時代背景及其基本性質分不開的。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大趨勢下，后鄉土中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是：農民何以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簡單地說，就是在現代市場社會，如何保障農民有事可做、有滿意的收入？從本質上看，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的發展問題或出路問題。

如今，農民與市場的關系已經越來越密切，所以，農民將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在市場上獲得發展機會。農民與政府的關系歸根到底也是政府如何幫助農民在市場上爭取公平的機會，因為鄉村在后稅費時代，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索取與給予關系已經不復存在。

農民獲得公平市場機會問題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充分的從業機會；二是理想的收入機會。當前在鄉村社會，如果僅僅依靠農民的“一畝三分地”，顯然難以滿足農民獲得充分從業機會的要求，也無法實現農民獲得滿意收入的愿望。

在現代化與市場化社會，農民已經不再是自給自足的小農，而是越來越需要面對市場。然而，在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過程中，農民在應對市場方面無疑處于相對劣勢狀態，因為市場制度的規則與鄉村社會的傳統和現實都有著較大的背離。按照市場規則，擁有更多人力資本、資金、技術和信息的人，才會獲得更多的市場機會，包括就業和收入；而勞動的回報和價值則越來越處于劣勢地位。很顯然，市場制度的這些核心規則是不利于鄉村居民發展的。所以，某種意義上說，后鄉土中國的種種問題在不同程度上與農民獲得公平市場機會問題有關聯，例如，農民的增收問題、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農村土地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所反映的實質就是農民的市場地位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不能得到公平的市場機會。

作為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農民市場機會獲得問題并不是單方面因素所構成的。影響農民獲得公平市場機會的因素，不僅僅有市場規則方面的問題，也有政府與制度方面的原因，還有來自農民及鄉村社會文化方面的因素。所以，這一基本問題是復雜的、結構性的問題。

首先，市場的效率原則決定著市場行為和市場選擇優先考慮的是自我效益的最大化，而非公平發展。市場更多地是給有競爭優勢者提供發展機會，而非提供公平發展機會。因此，盡管市場的推進對促進鄉村發展來說具有著積極作用，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動力機制〔25〕，但是對那些沒有競爭優勢的鄉村地區和人力資本較低的農民來說，獲得市場投入和公平發展機會也就相對較少。也就是說，越是貧困偏遠地區、越是貧窮的農民，市場越不會顧及。由此也就形成了鄉村社會在獲得公平發展方面的“市場失靈”。

其次，在市場社會，政府需要發揮維護公平發展的作用。但是，政府要實現維護社會公平的目標，還必須建立在有效率發展的基礎上。所以，對于政府來說，同樣需要辯證地處理好公平與發展的關系問題。

后鄉土中國的農民能否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可能與政府的三個方面問題相關：一是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取向問題；二是“底線型”公平策略；三是有效激勵和制約機制不足。發展偏重的政策和制度取向有可能導致對鄉村公平發展的忽視，因為在政府過于注重發展效率的時候，自然會傾向于有利于發展的地區，而非貧窮的鄉村社會。無論在政府投資，還是在引導市場投資方面，都會有所體現，農村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就是集中反映。在較多市場社會，政府通常推行“底線型”公平策略，即政府只求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需求，或“底線型”需求。然而當前鄉村社會的基本問題并不局限于“底線型”利益需求問題，廣大農民同樣有著“增長型”或“發展型”需求?！?6〕廣大農民要在市場大潮中獲得公平發展機會，一方面需要市場的讓渡，另一方面需要農民的進取。而要促進市場讓渡和農民進取的結合，政府必須提供有效的激勵和制約機制。由此看來，在促進更廣大的農民獲得公平市場機會方面，也會存在“政府失靈”的情況。

此外，農民市場機會的獲得還在較大程度上受制于鄉村社區文化和農民自身狀況，也即鄉村社區內生的發展能力?，F實中我們看到的農村發展差距問題以及農民個體間的分化現象，就反映了鄉村社會主體自身狀況的差異。一些先富起來的鄉村通常能夠很好地運用社區文化機制激活有效率發展的運作機制，從而讓農民獲得更多市場機會；相反，農村貧困社區的形成與社區貧困文化或多或少有一定聯系，所謂社區貧困文化，是指社區缺乏相應的文化機制來促進社區成員取得有效的發展。例如，在一定社區環境下形成的滯后觀念、價值和行動特征，尤其是對教育、發展、創新和合作的輕視態度等，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鄉村社區成員的發展能力。所以，鄉村社會基本問題的產生也與“社區失靈”有著一定的關系。

整體性來看，后鄉土中國基本問題的成因并非單一機制的失靈，而可能是市場、政府和社區失靈共同作用所產生的問題。

三、后鄉土中國的未來出路

在關于解決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上，費孝通強調：“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薄?7〕那么，解決后鄉土中國基本問題的出路在哪里呢？是鄉村工業化或城鎮化還是新農村建設，抑或其他路徑？

當前及未來中國鄉村社會的問題顯然已經不是托尼所比喻那樣：農民長久地站在齊脖子深的湍急的水流之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8〕鄉村問題的出路已不再是僅僅提供“安全保障”，而是需要有公平的發展機會。

鑒于后鄉土中國基本問題的成因并非市場、政府、社區單一機制的失靈，因此，尋求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也就不會是簡單一條路徑。改革開放后，東南沿海的部分農村地區，鄉鎮企業快速發展起來，從而為這些地區的鄉村勞動力找到了較為理想的市場機會。然而，鄉村工業化并不是解決鄉村社會基本問題的普適性出路。更多的農村地區，不僅現實中并未能發展起工業，而且有些偏僻地區也不適合發展工業。在那些工業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勞動力獲得市場機會的途徑主要是外出打工。這種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的途徑在一定階段內具有緩解鄉村發展問題的壓力，因為那些進城從事非農業的農村勞動力，既在農業外找到了事情可做，而且獲得了相對理想的比較收益。但是，由于多數進城的“農民工”一直在城鎮非正式就業市場就業，不僅僅就業機會不確定，而且收入水平也相對較低。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往農民工憑借廉價勞動力獲得就業機會的優勢逐漸減少，相應地他們獲得滿意收入的機會也就漸漸減少。由此看來，農民依靠外出流動并非為解決發展問題的長久之計，而只能是一種階段性過渡方式。

既然“農民工”流動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發展問題，那么，“農民工”的市民化或城鎮化是不是就能徹底解決鄉村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呢？目前，城鎮化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城鎮化既被視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也被看作是破解鄉村發展問題的一種出路或方向。然而，如果把城鎮化當作中國鄉村社會的未來出路或解決鄉村社會發展問題的根本途徑，那將會陷入嚴重的誤區。特別是那種刻意追求城鎮化率，以及有計劃的城鎮化，不僅無助于鄉村社會的真正發展，而且還可能留下各種預見不到的“后遺癥”。因為，如果不能夠讓鄉村居民獲得公平的就業和收入機會，而僅僅是將鄉村變為城鎮、將農民身份轉為市民身份，那結果將是把鄉村問題轉化為城鎮問題，而要尋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則變得更加困難。

城鎮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伴隨著城鎮的發展，自然會吸納部分鄉村勞動力和人口，這對緩解鄉村勞動力富余的壓力有一定幫助。城鎮化的過程通常是與產業發展的過程相關聯的，而不是孤立的、刻意追求所致。并不是鄉村居民只要進入到城鎮，就能得到發展，鄉村問題也就得到解決。只有進城的鄉村人口能夠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如果說城鎮化也不是解決鄉村社會基本問題的根本出路，那么新農村建設是不是后鄉土中國的最終出路呢？作為國家農村工作和發展戰略，新農村建設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在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建設。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農村面貌和農民的收入及生活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舊體制帶給鄉村社會公共事業發展滯后的問題也得到了相應緩解?！?9〕新農村建設在解決農村當前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方面無疑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是，我們也能看到新農村建設的局限性：一是基本依靠政府的力量。僅僅依賴政府的支持力量，而缺少鄉村內生力量和市場的參與，對鄉村社會發展的廣度、深度和可持續性都會構成較大的限制。二是面向問題而非著力發展。新農村建設主要針對鄉村社會面臨的突出民生問題，如醫療、養老及其他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問題，通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途徑予以解決或改善。而在鄉村市場發展和農民機會獲得方面，促進的效果則很有限。三是注重建設而協調引導作用不夠。正在推進的新農村建設在較多地方以強調建設為重，諸如“美麗鄉村建設”、“村莊合并”等，一些村莊建設得越來越美麗，但居住生活在村里的人卻越來越少，因為政府未能協調和引導多方力量，發展鄉村的新興產業，鄉村居民的市場機會并未由此增多，所以大量的鄉村勞動力依然需要到城里去“闖市場”。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無論是鄉村工業化，或是城鎮化，還是新農村建設，對解決鄉村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既有一些積極功能，又有一些局限，而且任何一條路徑都不會具有普適性。因此，后鄉土中國的未來出路并非單一路徑，解決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還需要從制度、文化和市場的協調關系上激活有利于鄉村勞動力轉化為有效率發展的運作機制。

從本質上看，解決鄉村基本問題的基本方法就是發展，只要取得有效率的發展，鄉村居民就能獲得更多的市場機會。然而，要取得有效發展，單靠某一種力量、某一種機制、某一種模式顯然是不夠的。在發展問題上，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提出了一種將制度、技術和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協調起來、既具有經濟效率又有社會合法性的制度安排，這樣的制度安排“只有通過從事工商和政府活動以及教育、研究和信息傳媒的許多人的不斷摸索才能實現”?！?0〕

首先，政府在激活鄉村有效率發展的運作機制中，需要發揮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調節、激勵和支持作用。調節就是通過制度規則調節宏觀的投資結構，加大和引導政府和市場向鄉村的投資，激活鄉村市場的發展。激勵作用就是政府充分發揮鄉村社區的文化機制，調動起鄉村居民內生的發展積極性和發展能力。政府通過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以及改善鄉村社會治理結構，都將有助于社區機制在促進鄉村發展中的積極功能。支持作用主要是通過公共財政力量向鄉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社會保障，以支持和保障鄉村居民的基本發展需求。

其次，市場機制的運用是解決鄉村社會基本問題的重要力量，因為鄉村發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要讓農民群眾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鄉村發展過程中市場力量的運用，需要解決三個阻力問題：一是市場向農民的全面平等的開放機制，實際上也就是讓勞動者的勞動能在市場上獲得相對公平的就業和收入機會；二是鄉村向市場的開放機制，目前的鄉村土地產權及社會治理結構不利于市場進入鄉村，產權主體的不明確和分散性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三是有社會責任的市場機制，健全的市場機制不只是追求效率，而且也要適度地讓渡效率，為公平發展作些貢獻。市場向鄉村的投入，需要遵循公平責任第一兼顧效率的原則。

最后，社區文化機制在鄉村基本問題解決中具有調動、協調和整合的功能。盡管政府、市場力量的介入有助于解決鄉村發展問題，但鄉村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離不開鄉村內生發展力量。在激發鄉村內生發展力量方面，社區文化機制的運用非常重要。從華西村等一些先富起來的村莊發展經驗來看，社區文化機制在發現自身特色資源、激勵社區成員參與發展、整合社區發展資源、協調利益分享關系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總之，解決后鄉土中國基本問題的出路，并不能指望單方面力量、單一路徑就可實現，而是需要在政府、市場和社區之間形成良好的協作機制，以達到激活三種力量共同參與鄉村發展并構成相互促進的合力。

四、結語

理解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是制定和推進合理化農村政策的基礎，因為正確理解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是準確判斷和把握鄉村未來發展方向的前提。在當前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問題上有著兩種范式：一是依然用“鄉土社會”的眼光來看當前的鄉村社會；二是認為如今的鄉村已煥然一新，徹底蛻變為“新鄉土社會”。人情、禮俗、熟悉關系色彩已漸漸蛻去，鄉村社會已變遷為現代性的“個體化”社會?！?1〕然而，從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歷史和現實經驗看去，經歷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場轉型的鄉村社會，既不是傳統的鄉土社會，也不是現代性的新鄉土社會，而是轉型并留存部分鄉土特征的后鄉土社會。

后鄉土中國是從鄉村社會的歷史傳統和發展經驗中提煉出的一個理想型概念，目的就是用來概括和理解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就理論意義而言，后鄉土中國概念是對費孝通鄉土中國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從實踐意義來看，后鄉土中國理論旨在為鄉村社會發展的基本形勢和問題及出路的判斷提供一個分析性框架。后鄉土中國理論對當前鄉村社會基本性質概括為：家庭農業、村落和熟悉關系依然在鄉村存在和維續，這反映出鄉村社會保留著部分“鄉土性”特征；當前鄉村出現的“大流動”現象，意味著不流動的鄉土已經變遷，流動性成為后鄉土性的突出特征；伴隨著鄉村流動，鄉村結構也已出現了分化和多樣化；此外，隨著國家農村建設的推進和深入，鄉村社會空間的公共性越來越強。

“三農”問題一直是農村研究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然而，在“三農”研究中，對“三農”問題的基本問題則幾乎缺少必要的界定和探討。從認識論角度看，如果科學認識活動不能對研究對象的基本問題加以限定和探討，那么研究將不利于知識的積累和進步。

費孝通將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界定為農民的勞動和收入能否維持其生存安全的問題，即溫飽問題。如今在后鄉土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顯然已不再是基本問題，因為即便農民自身勞動難以保障溫飽問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已經基本覆蓋農村了。鄉村社會的基本問題一般具有時代性特征，在現代化、市場化的大背景下，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已演變為農民何以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問題，也就是如何讓廣大農民有業可從且能從中得到相對理想的收入。

解決鄉村社會基本問題的根本出路，不可能是簡單的、理想化的單一路徑。無論是鄉村工業化，或是城鎮化，還是新農村建設，都只能對鄉村問題的緩解有一定推進作用，但都不會是唯一的、普適性的道路。廣闊的鄉村，各地有著地方性特色，差異性很大，任何一條道路、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難以普遍適應所有的鄉村社會。如果我們要想找到解決鄉村基本問題的根本途徑，那就只能從一般意義上尋求推動鄉村與農民有效發展的運作機制，這個運作機制就是在政府、市場和社區之間形成良好的協作機制，以達到激活三種力量共同參與鄉村發展并構成相互促進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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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 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