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認知的規約性與交際性問題的哲學闡釋

趙華　隋然

語言認知的規約性與交際性問題的哲學闡釋

趙華隋然

人類認知行為的首要特征是交際性。交際活動促進人類認知結構的形成，也促進人類認知能力的發展。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不同，社會是意義構成的產物，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并通過語言顯現。人類行為的社會化方式與社會龐大的意義體系相結合，其中語言占據著獨特的地位。在社會性世界的各種存在形式中，規約的存在不僅其勢必然，而且還具有最重要的交際和認知功能。如果不考慮理論的規約性選擇，將不可能在語言科學乃至人文科學中使用自然科學的探索方法；在將語言學理論應用于經驗性語料的過程中，如果缺乏概念和操作機制，直接證實假說的可能性也將不可能存在。目前認知語言學理論面臨的是如何科學地解決各種大量的顯性和隱性的社會及心理規約問題。

語言與哲學認知與交際規約與經驗自然與社會

人類認知活動基于其存在形式和相互交際，人類認知活動實際上就是交際活動。個性化的認知主體可能具有其不同標準和規范的認知系統，但最終都將進入人類作為共同認知主體的認知系統，成為個性化認知主體融入群體化認知主體的必要條件。人際交往并非僅僅表現于外部形式，而是涉及人類本質的深層結構。人類在交際活動中相互影響，發生變化，對話成為人類認知能力發展的驅動形式，同時也成為人類認知活動的重要研究對象。

一　人類認知活動的規約性問題和意義

交際活動充分表現了認知活動的社會特性，交際活動逐漸演化并形成各種認知主體間性關系，表現為人類的人際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口筆語交際聯系。交際活動調整、改變并強化人類社會的價值取向、思維范式的更替，最終顯現的是人類社會整體歷史文化關系，同時也促進了人類認知結構的形成。

認知的交際性一直是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涉及基于語言符號系統的認知主體間性的規則和契約關系等。但傳統的語言哲學認識論主要研究語言的科學邏輯和語義參數，一方面解決了一些語言基本意義特征，另一方面卻又無法全面揭示社會交際本質的認識論特征，同時也忽略了日常語言自然產生且模糊不清的認知問題。

社會性日常語言認知活動問題涉及面很廣，需要致力于理解自然事實與社會規范的關系。早在古希臘哲學中就有對自然法則和社會規約的區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與自然法則不同的是，社會規約并非永恒不變，人類本身制定了這些規約，也只有人類自己才能對其進行改變甚至撤銷。社會規約的制定是一種事實，但社會規約本身卻并非事實，社會規約成為一種契約，從確認事實的語句中不可能提取確認規約的語句，社會規約具有人為特征，“并非自主構成，而是人類可以對其進行評價和改變的東西，也即對其承擔道義的東西”①Поппер К.Открыт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его враги［M］.Чарты Платона.М.，1992.т.1. с.99.。自然界中不存在什么社會規約，社會規約是人造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所謂的“社會性法則”都具有人為約定的性質，比如經濟發展規律以及社會制度功能等，就與自然法則類似，只是經濟規律的遵循和社會制度的執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社會規范，就如同汽車發動機一樣，不僅僅按照機械原理工作，而且還要按照人為的操作章程工作。對此要注意避免一元論觀點，不能簡單地將規范歸入事實，而要堅持批判性的二元論觀點，審視人類制定的社會規約與獨立于人類的自然法則之間的差異，在與人類發生關系的現象和事實中探索自然法則與社會規約相互結合和相互作用的情況。無論認知心理學還是進化認識論，在解讀和認知社會規約本質問題上都需要基于這樣一種研究方法論。

社會實證主義將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同一化，以便運用自然科學認知范式研究社會現象問題，由此產生了兩種基礎性前提，其一是在社會學研究中自然科學分析方法的適用性，其二是基于經驗理論體系的社會現象預見性。這一觀點遭到社會現象學觀點的否定，后者指出前者誤解了社會現象的本質。首先，“自然界并不具有內部的意義結構”，意義是人類在自然界中解釋的結果，“自然科學的認知特點并不僅僅歸結于所使用的研究規則，更多的是依據科學家與自然界深刻的認同，研究規則指向這一認同，同時也與自然界相適應”①Уолш Д.Социология и социальный мир//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M］.Гл.2.М.，1978.с.50.。

與自然界不同的是，社會是意義構成的產物，是人類活動的產物，與人類密不可分。人類建立社會組織結構，其“外在化”（externalism）和“客觀化”（objectivity）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語言得以實現。作為世界的組成部分及存在形式之一，社會需要得到人類的承認，否則必然不復存在；社會形式只有被人類認為是“現實的”，它才是現實的，而且是“大量現實的集合體”，“因此，社會性世界建立在人類對某些意義的接受和信仰基礎之上，社會個體（人）使用這些意義，將其作為解釋和說明社會現象 （事件、行為、情境等等）的普遍模式……”②在這一話語中，社會結構就被理解為“基于解釋普遍模式”的“社會結構想象”，因而要求擺脫對現實世界的信仰，拒絕所謂的“自然取向”。這一觀點不僅實證主義者不能接受，而且幾乎所有的現實主義者都無法接受，因為整個社會性世界具有人為和信仰的特征，其構成完全是準則和規約的結果，不包含客觀法則及標準。

現象學方法論有助于闡明樸素現實主義的一系列誤區，同時認可各種規約和契約的意義作用。比如，自然界的事實性常常得到科學的認可，這其中就存在著協議、規約和信仰的成分，因為對自然界事實性的認識需要科學家們形成某種研究范式，也即科學家之間的規約，范式發生變化，認識也將隨之發生變化。作為人類活動、闡釋、規約和契約的結果，社會秩序逐漸被認為是“自然性的”、“永恒的”、不言而喻的東西。在認可人類以各種不同形式以及在各種不同程度上實現相互理解和達成契約的同時，社會現象學并非從形式上的嚴格規則視角去解釋社會行為，因為“任何時候行為都不僅僅是形式規則的結果，規則只有通過對社會情境意義的常態解釋并在日常生活語境中得以實現”①Уолш Д.Социология и социальный мир//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M］.Гл.2.М.，1978.с.58.。

現象學指出，在社會學尚未出現之前，人們就借助于“日常生活構成物”并以一定的方式去建構對世界的認識，從而確定人們在文化和自然界中的行為方式和目的。社會性世界是日常性世界，是意義性世界，人類時刻都在感受該世界并不斷對其做出解釋。當然，在對社會性世界的社會學解釋和日常解釋之間應該劃分明確的界限，這就引發出針對不同種類的規約或現象的社會學認知和日常認知問題。作為現實形式之一，社會日常生活具有某種認知性質，表現為對生活的高度意識和關注，不傾向于排斥對客觀現實世界的信仰，而是排斥對客觀現實世界存在的懷疑，并以特殊的方式去感受外在的“客體間性”（interobjectivity）和內在的“主體間性” （intersubjectivity）。日常性思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類型化”，也即創建“類型構成體系”。對世界的任何解釋都是基于已有的知識，包括以往和當前的、群體的和個體的經驗?，F存的各種知識在初始階段都是類型性知識。生活世界“前邏輯性經驗”（胡塞爾語—本文作者注）的發生借助于生活世界的類型化，呈現給人類的世界并非是感官材料的匯總，但卻是個性化和特性事物的集合，人類視覺所見并非是色斑和輪廓，而是山巒、樹木、動物……人類主體對類型結構的選擇取決于客體所具有的主題關聯，這類話語恰恰就是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思維的邏輯推論①Шюц А.Некотор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жизненного мира.Пер.А.Н.Портнова，М.А. Кукарцева//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 и семиотика.Иваново，1995；Schutz A.Som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M］//Schutz A.Collected papers.The Hague，1966.Vol.3.с.222-223.。而在日常生活思維結構中，人類并非僅僅單純地感知一切客體，同時也在實現社會性世界結構的類型化，具體表現為人類的生活方式以及與環境的互動方式。所以，人類所達到的相互理解的途徑，就在于建構基于個性主體意向的自身行為方式的類型②Шюц А.Структура повседнев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Пер.Е.Д.Руткевич//Социол. Исслед.1988.№2.с.123-133；Schutz A.Common-sense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M］//Schutz A.Collected papers.Vol.1 The Hague，1962.с.123-133.。

人類日常生活和思維中的交際互動依賴的是一系列類型化的“日常生活構成物”，其中包括可以預期的他人行為的構成物，等等。毫無疑問，在任何情況下，這種清晰或模糊的、甚至無意識的規約和契約的構成物都發生作用，因為這都是社會性和日常性知識的基本特征。日常語言表現為大量的事物和事件稱名，并已建構為類型。

與行為模式相關的習俗、傳統及道德等，可以被視為日常生活中的規約這一概念，并很難進行嚴格的科學定義，因為這涉及的是人類學中的問題，包括心理、習慣以及“文化定式”等因素。社會規約具有很強的默契性，“某種習俗的功能越具有象征性和間接性，這種習俗就越自然地被稱之為規約”③Сепир Э.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M］.М.，1993.с. 575.人類行為的社會化方式與社會的政治結構、禮節、宗教等龐大的意義體系相結合，其中語言占據著獨特的地位。在社會性世界的各種存在形式中，規約的存在不僅其勢必然，而且還具有最重要的交際—認知功能。

語言的規約性本質已經得到普遍承認，“我們從小就習得語音、詞匯、語法形式、句法結構以及其他語言形式，它們所具有的一定意義都是社會默認的結果，認為它們是客觀對應物的象征。因此，語言是研究社會文化行為整體趨向的非常便捷的領域……”①Сепир Э.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M］.М.，1993.с. 600.這就說明作為社會文化性默契，規約首先通過語言滲透到人類所有的認知活動，包括科學認知活動和日常認知活動，同時反過來又將規約因素帶入認知活動。這種認識論并非將自然語言的本質視為特定的概念系統，而是將其視為概念系統建構和想象的途徑。同時，“由于自然語言的操作功能，各種個體概念系統才得以轉向某一社會群體公認的社會、文化、美學及其他價值觀，轉向具有社會意義的、規約的‘世界圖式’，成為語言操作者社會性交際的必要條件”②Павиленис Р.И.Проблема смысла.Современный лог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M］.М.，1983.с.116.。

各種社會規約與語言認知行為具有直接的聯系，言語行為與言語行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意義指向和意義關系，也即對某一其他言語行為的期待，言語行為主體首先依據規約確定這種期待，并由于這一規約而充滿期待的理由。當然，日常生活變化無常，情境復雜，在規約性思維中，人類的現實行為可能因多種意向而相互矛盾，但畢竟保存的還有其經驗“意義”。

在社會性契約中，存在著一系列相近但不相同的概念，包括觀念共性、語言共性、顯性的合法約定、隱性的默認約定，等等。觀念共性實際上是一種行為共性，指的是一部分人的行為與另一部分人的行為具有意義關聯，但不是彼此模仿，也不是同類行為；語言共性可以理解為思維類型現象，也即所謂的“理性現象”，在認知活動中具有特殊意義，旨在期待他人對一定行為預設意義的理解。而顯性約定與隱性約定之間則存在著大量的過渡現象。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概念有別于專門的社會學概念 （比如“等級規約性”等），在研究作為社會交際行為的認知活動中具有普遍意義。至于唯理主義的“技術性”準則轉化為經驗性研究對象的問題，可以解釋為該對象變成“行為的習慣性準則”，也即在某一社會共同體 （甚至科學共同體）中被認同為是“正確的”和“必然的”東西。經驗主義認識論視角下研究的所謂“內省”對象已經完全不取決于客觀事實，“……邏輯和數學真值的規范意義因此成為所有經驗科學無條件的先驗現實”①Вебер М.О некоторых категориях понимающей социологии［M］ //Избр.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1990.с.591.。

唯理主義思想家一般認為其在解決某一問題時具有規范的正確性，具有客觀意義。然而，就所謂“規范的正確性”理解方式的功能而言，本質上仍無法區別于對情感和非理性聯系的純粹的心理移情。理解或解釋方式常常并非是什么“規范的正確性”，在多數情況下都是規約性習慣。再就是理解者或解釋者的判斷能力問題，如果偏離其習慣的理解或解釋方式，那么“規范的正確性”也就成為“規范的不正確性”了。誤讀或誤判對于人類而言非普遍，人類認同的“規范的正確性”通常并非是真正的“規范的正確性”，而恰恰是“最通俗易懂的規約性類型”而已。所以，正確性與規約性、理性與非理性在人類思想中同構共存，人類通常以習慣、直覺和個人觀點判斷是非。

二　人類認知活動的經驗性問題和意義

規約問題曾經引起過卡爾納普 （R.Carnap）、奎因 （W.Quine）等語言哲學家的討論，并對其做出過各種評價。在科學的邏輯方法論方面，規約問題通常與理論或假說的選擇相關。然而，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樸素現實主義的觀點，都無法正確地評價認知活動中的規約問題。經驗不僅僅為人類提供選擇的機會，而且還指導人類，幫助人類選擇“最佳途徑”。如今，作為以往邏輯方法論意義上的規約問題再度被關注，再度被重新審視。作為交際活動的認知性結果和主體間性的必然現象，規約問題也應該被納入人文社會科學認知研究領域。

對人類認知活動和結果發生影響的是以一定的客觀化系統呈現的知識表象 （經驗類型），也即交際形式或文本。在人類認知活動中，最重要的和顯而易見的規約是語言符號系統，包括自然語言、人工語言以及其他的一些邏輯符號系統。這些語言符號系統并非是獨立的實體，并非自行將世界類型化并強加于人類，而是歷史形成的并基于規約的結構體，具有客觀性前提，反映人類的社會文化經驗，服務于人類的認知活動和交際活動。

與自然科學相同的是，在人文社會科學中也廣泛提出了規約的各種形式，諸如語言符號形式、邏輯規則、檢驗方式和單位、認知標準，等等。但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在自然科學知識中，對檢測單位的選擇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枯燥乏味的常規性約定，而在社會性認知中，規約則成為特性量化的難題。比如，在具體的社會學研究中，社會屬性、人們的見解等特性并沒有確切的檢測標準，其中包含的只是規約性因素以及所涉及對象的特性分類，等等。規約形成的重要因素還有世界觀原則，在語言研究中表現為析取文本特性單位的基本方法。在經驗社會學中，大量使用的是以經驗材料為基礎的規約性研究方法，也即對各種現行的規約進行審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論結構要素向經驗材料轉化的過程中，由于沒有形成相關的概念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規約出現確定性與非確定性問題。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點和問題很難量化處理，很難使用數學方法，很難進行實驗檢測，特別是很難設計計算模型。計算語言學證明，語言學家遭遇的主要困難之一是不具備將語言學基礎理論準確運用于對具體語言材料進行應用研究的方法機制。由于難以將相關語言學理論付諸實踐，導致語言學家“被迫依賴多個常常相互排斥的假說。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不自相矛盾并符合完整和簡化標準的理論才能更好地表現出優勢?！雹侑抱讧唰洄猝唰缨悃堙讧?Р.Г.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уроки маши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J］ //Вопр.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85.№4.с.18.

在這一話語中，規約問題顯然就是假說 （理論）的選擇問題，其標準就是形式上的真值。幾十年前，人們試圖以喬姆斯基 （N.Chomsky）轉換生成語法的深層結構為基礎實現機器翻譯，但歷經挫折后才發現，“轉換分析方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與機器翻譯并無關系。計算語言學的情況同樣如此，無條件依據“有聲語言表現為離散性音素集合”的假說，試圖實現人類話語的自動識別和理解。然而，連貫話語識別系統設計上的失敗表明，這一假說沒有反映音素最重要的特性，使得計算語言學轉向音素的規約特性。所以，如果不考慮假說以及概念、檢測單位和方法的規約性選擇，將不可能在語言科學乃至人文科學中使用自然科學的探索方法；在將語言學理論應用于經驗性語料的過程中，如果缺乏概念和操作機制，或者該機制不完善，直接檢測和實驗假說的可能性也將不可能存在。必須隨時對假說的理據進行內省，明示和審視進入假說的各種清晰的或模糊的規約，有意識地克服將規約內容無條件本體化 （ontologized）的傾向。

規約反映的是人類認知活動的交際性?！氨M管個體可以發現新真理，發展新概念，但這最終還是群體的事情……”①Тулмин См.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M］.М.，1984.с.208.只有在社會群體認同的情況下，個體提出的科學概念、假說和方法才能夠成立并確定其地位。

三 結 語

規約實際上是一種經驗科學的游戲規則，并支配語言學原理的變化，認知活動的交際特性也因此得到承認。在語言認知的交際性話語中，語言學面臨科學性挑戰。人類的知識不可能都是科學性知識，人類語言中也不可能都充斥著具有真值標準的所指性語句，隱性的世界想象 （世界圖式）、文化、傳統、心智等主體范疇中的重要因素，以及語用原則和社會聯系引發大量的“語言游戲”，這些“語言游戲”表現的是最普遍的認知活動的交際特性問題。盡管語言學具有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慣性研究方法，其“科學性”和“理論性”在本質上也常常表現為某種純粹的語言學知識及歷史知識的功能，但這并非意味著語言學不可能成為科學和客觀的形式化知識，問題是如何科學地解決各種大量的顯性和隱性的社會—心理規約問題?？梢哉f，語言學理論及應用研究遠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