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城市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

諸大建

我們的發展目標是什么

國際上講“可持續發展”一般來說大家認為有四個“資本”。除了傳統經濟學強調的物質資本或人造資本，還有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社會資本。中國從十八大以來，習李新政強調五個方面的建設，按照順序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這五位一體建設和四個資本是什么關系，是中國背景下可以研究和深化的理論問題。討論自然資本的經濟價值和非經濟價值、市場化和非市場化，總要有一個頂層的概念模型，才能一層一層往下做。

我這里提出一個理論模型，這個模型里面有具有因果關系的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目標層次，我們發展的目標是什么？回答是從GDP增長走向人類福祉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質量。第二個層次是資本層面，即實現目標需要三個實體的資本來支撐：一個是物質資本，通常叫做經濟增長，其中包括了金融資本；二是人力資本，通常用社會發展包括教育、健康來表達；三是自然資本，通常用生態環境來表達，主要提供資源供給、污染吸納、文化愉悅以及生態支持等生態服務。第三個層次是治理層次，社會資本更多的是協調這些資本的關系，包括政府、企業、社會之間的合作治理，是管理和治理層面的能力。我們強調面向自然資本的PPP即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就是自然資本領域的治理變革。中國還強調文化建設：一種是放在社會層面的具體的文化建設，另外一種是對發展理論和價值觀念的構建。

這樣一個理論框架，對于我們理解投資自然資本有工作假說的意義。中國過去多年來主要是投資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自然資本關注不夠。大家現在都承認，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用兩個廉價資本即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自然資本的大量投入換來的，代價不可謂小?，F在勞動力的價格上漲了，但是自然資本的價格仍然沒有明顯提高，對自然資本的消耗仍然大大超出對自然資本的投資。我們可以把可持續發展具體表達為自然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四個資本的函數。與傳統的經濟增長和生產函數強調勞動力、物質資本等要素的投入不同，可持續發展模式強調這四個資本的綜合投入和平衡協調，特別是對其中稀缺性資本的投入。所謂經濟新常態，就是要改變原來的發展模式，加強綜合資本的投入。

什么叫做投資自然資本

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中，中國未來發展無疑仍然需要有足夠的投資。投資自然資本是要尋找新的有可持續發展意義的投資領域，是符合中國轉型發展方向的。那么，假定我們不考慮其他資本的投入變量，自然資本對我們有什么作用呢？投資自然資本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既有促進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又有非經濟的作用，自然資本投入本身就是人類的福利。這與中國的生態文明概念是一致的。十八大報告談生態文明，更多談的是綠色發展，這個發展包含了經濟和非經濟的含義。

我們計算自然資本負債表的時候，預設的理論假說往下做非常重要。如果把這樣的討論推向深入，投資自然資本的收益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社會系統的進口所謂源（source）的地方，增加自然資本的資源供給能力，包括水、地、能、材等自然資源，這在主流的經濟學分析中已經有所體現。二是提高經濟社會系統出口所謂匯（sink）的環境調節功能，以及提高作為人類社會背景的生態支持功能和文化愉悅功能，這在主流的經濟學中關注嚴重不足?，F在強調自然資本新經濟，就是要更多強調地球生態系統服務的調節、支持、文化等非資源性的功能。這與1970年代討論《增長的極限》所處的情況是非常不一樣的，當時的爭論是有關自然資源的稀缺而不是生態服務的稀缺。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聯合國倡導綠色新政和綠色經濟，就是要采取投資自然資本的方法進行經濟復蘇，通過綠色的凱恩斯新政，引導世界進入綠色增長新模式。去年我跟聯合國環境署的同行合作，針對金融危機以來發展起來的綠色經濟，組織力量完成了一本名為《綠色經濟：聯合國視野中的理論、方法與案例》的書，我們把綠色經濟的主要領域歸納為兩個部分：

提高資源生產率，比如說，提高土地產出率、提高水資源產出率、提高能源產出率、提高物質產出率，這是自然資本的使用效率問題。像搞循環經濟，就是圍繞提高物質資源的生產率展開的。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是，過去我們主要強調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生產率，而綠色經濟要討論的新問題是如何提高自然資本的生產率。

今天要強調的是，除了資源生產率之外，對自然資本本身的投入在綠色經濟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自然資本的存量越大，經濟的安全系數、發展前景就越大。大家經常說我們過去的GDP是犧牲自然資本的，理由就是兩者是在反向增長。人造資本和經濟資本侵占了自然資本，自然資本的存量和邊界越來越小，所以我們感嘆，物質資本在增大的同時自然資本不夠了。

德稻會議的意義正在于破了一個題，即破了投資自然資本的題。會議上通過的《自然資本未來新經濟上海宣言》提出健康GDP與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即NC）的雙增長模式，強調通過自然資本投資，為區域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我對《宣言》進行簡單解讀，就是探討和回答了三個問題：為什么要投資自然資本（why）？我們需要做什么（what）？如何去做（how）？金融資本和自然資本在以前發展模式中是反向的，金融資本的擴張導致自然資本的收縮，這是回答why的問題；要把反向的發展變成共耦、同向、互惠互利的發展，這是回答what的問題；而如何建立自然資本負債表，推進面向自然資本的PPP，這是回答how的問題。

在此還要強調，投資自然資本包括了傳統的環境治理，但是超越了傳統的環境治理，具有更多的積極意義。環境治理是被動的燒錢的事情，主要解決經濟增長導致的負外部性問題，所謂綠色GDP就是對GDP做減法，扣去自然資本的損失，即“經濟為了環境”；而投資自然資本是主動的具有經濟收益的事情，要利用自然資本的正外部性創造經濟增長新動力，在給GDP做減法的同時也要做加法，增加區域發展的整合資本總量，即“環境有利經濟”。自然資本新經濟，在促進自然資本正向增長的同時，金融資本也有可觀的投資收益。

1999～2004年，我參加崇明東灘發展的戰略研究，正好遇到在座的Lovins等人出版《自然資本論》一書，我們把它翻譯過來，用到了區域發展研究中。我們提出崇明要進行生態導向的綠色開發，就是要通過投資自然資本以及相關的綠色基礎設施，將崇明島的生態優勢轉換為區域發展的經濟社會優勢?，F在的德稻會議以及三亞自然資產負債表的研制，都是在新的水平上強調以自然資本為導向的發展。

中國的綠色道路的特殊性

美國學者Lester Brown寫過一本流傳很廣的書《B模式》，討論21世紀的世界綠色挑戰包括中國糧食危機問題，我應邀給他第四版中文譯本寫序，強調了中國發展的C模式。2012年里約+20會議上流行的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甜甜圈理論有三個圈：中間圈、外圈、內圈。中間圈屬于經濟、社會、環境三重底線和諧的可持續發展圈。分隔中間圈和外圈的是自然資本的承載能力，是自然天花板。發達國家在外圈，已經超越了自然資本的承載能力。分割中間圈與內圈的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能力。中國現在還在甜甜圈的內圈，落在社會支撐力的下端，即中國老百姓體面生活的基本需求還沒有滿足。所以，中國面臨的問題是能否用綠色的方式，即以自然資本可以支撐的方式實現基本需求的滿足。

相對于三個圈，有三種發展模式，分別是Plan A、Plan B、Plan C。C模式是我建議的。傳統上，發達國家走的是A模式道路，超越了自然極限，仍然在無止境追求經濟增長。自然資本承載能力有一個門檻區域，超過這個門檻，就過度了。生活滿意度也有一條線，過了這一條線，消耗自然資本越多，傳統上以為越幸福，實際上幸福感已經往下降，進入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Daly所說的非經濟增長狀態。他提出的戰略是退回去，退到這個自然承載門檻里面。發達國家現在搞綠色轉型就是要走B模式道路，要從外圈回到中間圈里面，因為中間圈是可持續發展的，所以有一個degrowth的概念。

從最里面的圈進入到中間的可持續發展圈層，這是中國發展的C模式。當然，中國現在仍然需要增長，所以，可以理解中國為什么對經濟增長跟自然資本有同樣程度的強調。這也是為什么德稻會議在起草和討論《宣言》的時候，中外學者之間出現了思想碰撞和觀點差異，其實這是基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感觸。而中國能不能追求聰明增長即smart growth，中國能不能在生態門檻里面實現現代化，這對中國是最大的挑戰。所謂中國承擔領導能力，我認為很大比重也是這個意義上的。這就是我強調的C模式。如果中國走過了門檻區域，再回頭折回去，基本上跟歐美國家模式差不多。中國研究和推進可持續發展新經濟，要強調有“共同的原理、不同的戰略”。

10年前，在Brown提出B模式的時候，我曾提出期望我們能夠走出不同于歐美的綠色發展道路。但10年后，我要說中國的發展時間其實已經不多了。黨中央有關新常態的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的發展已經接近甚至到達環境的上限，新常態是迫在眉睫而不是緩和的。所以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是有緊迫性的。我很同意，我們對投資于自然資本和走向綠色新經濟，在表達上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爭議。但是面對中國到2030年用綠色方式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戰略挑戰，答案是不置可否的，而且不可能再拖上10年、20年了。這是C模式對中國當前轉型的重要含義。

中國綠色發展的領域在哪里

自然資本新經濟或綠色經濟，包括提高資源生產率和投資自然資本兩個方面。中國通過生態文明，需要在四個發展領域提高資源生產率和投資于自然資本：

第一個領域是新型城鎮化。中國過去30年是土地消耗遠遠超過人口進城的“假性城市化”，城市增長的同時資源環境退化嚴重?，F在搞新型城市化，重視自然資本是題中應有之意。一方面要提高水、地、能、材等資源生產率，另一方面要投資自然資本或綠色基礎設施。從空間上說，中國城市化的自然資本思考要有三個維度。宏觀層面，中國城市化大部分集中在胡煥庸線以東，因此有整個國土意義的自然資本投資問題；中觀層面，中國城市化主要采取大中小城市集群發展的城市—區域模式，因此有區域意義的自然資本投資問題；微觀層面，中國城市化要注意生產、生活、生態即“三生”的協調，因此有城市意義的自然資本投資問題。對于東部沿海經濟增長快、環境破壞大的城市，投資自然資本是要扭轉經濟增長犧牲生態環境的狀況；對于中西部經濟增長慢、環境有優勢的城市，投資自然資本是要將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優勢的問題?？傮w上，中國新型城市化的目標，是要使得低經濟增長、高自然資本和高經濟增長、低自然資本的兩類不同地區，最終都能夠進入高經濟水平、高自然資本的可持續發展狀態。

第二個領域是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把原來物質消耗單向的流程變成一個循環的流程，既然自然資本那么稀缺，能不能從進口到出口，到其間全部變成一個有回路的過程？這是一個有變革意義的戰略思考，包括用環境優化的材料替代環境不友好的材料，提高物質的資源生產率等?！笆濉币巹澠陂g，中國政府把循環經濟作為生態文明的重要內容，有強度的推進，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世界經濟論壇2014年成立一個有關循環經濟的全球議程理事會，也在組織全球專家研究中國的做法、政策和案例。

第三個領域是與全球期望相吻合的低碳發展。其中，新能源替代傳統的碳基能源，從某種角度講是投資自然資本，而提高工業、交通、建筑三個部門的能源效率，即提高能源生產率和提高碳生產率。

第四個領域是中國人的消費模式走向綠色。隨著資源環境惡化等自然資本供給能力降低，老百姓對生態系統服務的需求在增加；同時隨著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老百姓對綠色消費的支付能力也在增加。包括上海在內的許多地方為“十三五”規劃做的社會調查都表明，環境、交通、醫療已經成為中國老百姓呼聲最高的發展問題。

投資自然資本要求治理能力變革

鄧小平曾經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因此需要經濟發展；我想大膽地說，污染也不是社會主義，因此我們需要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今天，我們不僅污染有問題，治理污染的路徑、治理的能力本身也需要進行反思。投資自然資本，要研究和推進PPP模式。面向自然資本的PPP模式，不僅是傳統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更是廣泛的社會聯盟（public-private-people）；不是簡單的去重復政府管制或者市場機制的單一道路，而是有關自然資本的政府、企業、社會合作即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問題更加深刻，其實質是社會資本對于自然資本的支撐和保障。

經濟學里面有一個替代跟互補的概念，可持續發展研究中有強可持續和弱可持續的分歧。強可持續認為自然資本存量在任何意義上均要保持，弱可持續認為自然資本可以被人工資本所替代。中國C模式屬于中間觀點，正如《宣言》中所講，我們不能籠統討論所有自然資本，而是要討論關鍵自然資本。經濟總是通過消耗自然而增長的，但是這個消耗有沒有紅線？自然資本哪些部分是可以市場化的？哪些部分是要堅守的？（比如，純粹的公共物品是政府要堅守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作為市場交易的？這些問題討論深入以后，我們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市場需求比較大的自然資本投資，可以由老百姓埋單；有一些公共性比較大同時變得稀缺的自然資本投資，需要政府埋單（其實這是用老百姓的稅收提供公共服務）；而介于其間的自然資本投資，可以采取政府與社會共同承擔的方式。這樣我們投資自然資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發展方向。

將PPP的思想用于自然資本，需要不同的利益主體和責任主體發揮不同的作用；面向自然資本的合作治理，還需要操作化的步驟和措施：第一，區域發展需要建立自然資本負債表，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的雙增長模式，但要有一個科學的分析工具，先評價后推進。這個工作誰來做？獨立的第三方很重要。第二，政府制定發展規劃要同時考慮GDP和自然資本指標，實現從經濟增長主導向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本雙增長的戰略性轉移，通過自然資產審計衡量政府的政績。第三，對自然資本的投資不可能全面攤開來，需要尋找供給少、需求大的關鍵領域，激勵金融部門的戰略投資從傳統的物質資本轉向自然資本，并使他們取得合理的回報。第四，要改變現在行政手段導向的環境保護模式，實現開放性的PPP合作，讓有競爭力的自然資本經營企業參與進來，提高自然資本投資的效率和效益。第五，讓消費者和更多的社會力量介入進來，老百姓不僅可以作為消費者提高對生態消費的支付意愿，而且可以通過眾籌等方式把投資自然資本作為參與綠色發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