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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現狀
——基于 ISI三大引文索引數據庫的文獻計量分析

2015-10-24 06:40王鳳仙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年2期
關鍵詞:傳播學期刊輿論

王鳳仙

(武漢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武漢 430072)

國外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現狀

——基于ISI三大引文索引數據庫的文獻計量分析

王鳳仙

(武漢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武漢 430072)

在ISI三大引文索引數據庫中檢索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后發現:網絡輿論研究正處于發展時期;傳播學是其核心研究陣地;美國是其研究中心;作者群體的流動性強,核心作者群薄弱,已形成少量的科研合作團隊;新的傳播形態和媒介內容對媒介使用者的影響是其主要關注點。國內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與之對照,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上還存在很大差距,研究旨趣也大相徑庭。

網絡輿論;文獻計量;國外;傳播學

新媒體賦予了用戶自由發布信息的權利。它逐漸普及后,已經成為公眾參與社會話語互動的重要平臺。社會矛盾事件容易經由互聯網傳播擴散,激活公眾輿論。網絡輿論既是話語又是行動,它常常起源于現實事件,反過來又干預現實事件的進程與結果。線上的話語行動與線下的現實事件交織在一起,涉及網絡問政、網絡隱私、網絡安全、網絡倫理等諸多問題。這為傳播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議題,引起了國內傳播學界的廣泛關注。相應地,在國外,傳播學領域對網絡輿論的研究是何種狀況?能給國內的網絡輿論研究帶來何種借鑒?為了解答這些疑問,本研究運用文獻計量的方法分析ISI三大引文索引數據庫中的相關文獻,并借助可視化工具呈現分析結果,以期對國外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狀況作一宏觀掃描,并勾勒其概貌。

一、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開發的基于Web的WoS(Web of Science)數據庫,是國際權威的綜合性引文數據庫。本研究選取其中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三大引文索引,即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A&HCI(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和CPCI-SSH(社會科學與人文藝術學科會議引文索引),作為數據來源??紤]到“網絡輿論”這一中文詞匯在英文中缺少常用的詞匯組合與之對應,我們選用與“網絡媒體”、“公眾輿論”對應的英文詞匯共同作為檢索詞,并以“邏輯”與(AND)聯結。同時,為保證檢索文獻的查全率與查準率,我們選擇主題(Topic)作為檢索項,可檢索出篇名、關鍵詞、摘要這三項中任一項或多項滿足指定檢索條件的文獻。設定檢索式為:主題=(“internet”or“online”or“networking”or“social media”or“microblog*”or“twitter”);AND主題=(“public opinion”or “public attitude*”or“public view*”or“public sentiment*”);時間跨度=所有年份;文獻類型= (Article);語種=(English)。此次共檢索到網絡輿論研究外文文獻319篇,增加精煉條件“學科類別=(Communication)”后,檢索得到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外文文獻104篇。

(二)研究方法

文獻計量法是以題名、著者、參考文獻、出版年等文獻本身及其表現出來的各種特征為對象,采用數學與統計方法來描述、評價和預測科學技術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運用文獻計量分析中的統計分析法、詞頻分析法、共現分析法,對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文獻增長規律、科學活動中心、文獻的期刊分布、核心作者及合著情況、研究主題進行了描繪。在文獻增長規律、科學活動中心、文獻的期刊分布方面,使用WoS數據庫提供的檢索結果分析功能進行統計分析,輔之以Excel軟件進行計算和圖表繪制。在核心作者及合著情況、研究主題方面,使用文獻計量分析軟件Bibexcel對作者、關鍵詞進行詞頻統計,生成共現矩陣,再導入社會網絡分析軟件Ucinet6進行社會網絡分析,最后通過可視化工具NetDraw軟件進行作者、關鍵詞共現網絡的知識圖譜繪制。

二、研究發現

(一)文獻增長符合指數增長規律,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處于發展時期

特定學科或專業領域內,科學文獻的數量變化直接反映了科學知識量的變化。文獻增長規律的研究,一般以文獻累積數據為依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科學史學家普賴斯(D.Price)提出的科學文獻按指數增長的規律(指數增長規律),即以科學文獻累積量為縱軸、以年代為橫軸時,各年代的科學文獻累積量呈現為一根上揚的光滑曲線。據此,我們將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文獻的年度分布和累積狀況繪制如圖1。

圖1中,黃色曲線是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的累積量曲線,呈現為一條平滑的上揚曲線,符合指數增長規律。當然,指數增長規律并不是在一切條件下成立,當科學的發展表現為知識量的積累時,就形成指數發展規律;而表現為質變飛躍時,就形成所謂科學革命。參照這一規律,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累積量呈指數增長,研究還處于知識積累的階段。普賴斯進一步將科學文獻的增長劃分為四個階段:學科誕生時期,文獻數量不穩定增長,很難通過統計方法求出相應的數學表達式;學科發展時期,學科文獻數量“爆炸”,呈相對穩定的指數型增長;學科成熟時期,論文數量的增長減緩,演化為線性增長;學科飽和時期,文獻日趨減少,曲線逐漸平行于橫坐標,孕育新學科的出現和發展。據此可以判斷,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目前正處于發展時期。

圖1 三大數據庫中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的年度分布及累積狀況

圖1中,紅色曲線為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的年度分布曲線。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始于1998年,此后,年度論文產出量幾乎逐年增長。2005年和2010年論文產出量的增長幅度較大;至2012年達到頂峰,產出論文17篇;2013年稍有回落;2014年,截至9月15日已檢出論文10篇,預計年度論文產出量將不低于前一年水平。這一曲線反映出的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知識量增長狀況與互聯網、社交媒體發展進程高度吻合。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技術開始廣泛應用,傳播學界開始關注網絡輿論;21世紀初,互聯網在世界范圍內普及,網絡輿論研究的論文年度產出量有所增長;2007年,Twitter成為北美的交友工具,網絡輿論研究的論文年度產出量開始加速增長;2010年,社交媒體在世界范圍內普及,亞洲社交媒體普及率已經超越西方,網絡輿論研究的論文年度產出量成倍增長。

(二)美國是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中心,歐洲國家和部分亞洲國家居于外圍

科學研究的發展呈現出地域上的不平衡,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并不同步,總是有某個國家或地區走在最前列,成為世界研究的中心,并對世界研究發展的基本方向和各個國家的研究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本研究從文獻的國別分布和機構分布兩個方面來呈現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發展的空間格局。

圖2 三大數據庫中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的國別分布

圖2顯示了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的作者國別分布:在104篇文獻中,美國以62篇文獻高居各國榜首,占比達59.62%;隨后依次排列的是中國、西班牙、德國,各產出文獻6篇,占5.77%。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學科或研究領域的文獻產出被三大引文索引收錄的數量越多,則該國家或地區在此學科或研究領域的高水平研究越多。提出科學中心轉移規律的日本科學家湯淺光朝,將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數目超過全世界同期總數的25%定義為“科學活動中心”。根據這一定義,同一時期可以存在不止一個“科學活動中心”。目前,在傳播學領域的網絡輿論研究中,除美國外,沒有其他國家的文獻產出超過全部文獻的25%。據此可以判斷,美國是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絕對中心。中國、西班牙、德國、加拿大、英國、荷蘭、瑞士、韓國、新加坡,則依次居于外圍,這些國家中也以歐洲國家為多數??傮w上看,歐美國家是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主力,來自歐美國家的文獻共有88篇,占比達84.62%;亞洲傳播學領域的網絡輿論研究主要來自中國、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

表1 傳播學領域產出3篇以上網絡輿論研究論文的機構

表1列出了產出論文≥3篇的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機構,以降序排列。11所研究機構均為大學,其中8所位于美國,另外3所分布在中國、西班牙和韓國。這一分析結果與文獻國別分析所得結果一致,再次證明美國是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中心。這11所大學產出的網絡輿論研究論文,或者運用問卷調查、控制實驗的方法來檢驗各種因素對公眾的認知、態度、行動的影響,或者使用非介入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來自各種媒體的文本或數據對不同媒體使用對公眾的影響??梢?,國外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以西方實證主義傳統為主導,側重效果研究和受眾研究。發文量較高的非歐美研究機構,韓國的國立首爾大學和中國的香港城市大學,也都是借用西方實證主義方法來操作取自本土的數據。

(三)文獻的期刊分布符合布拉德福定律,傳播學是網絡輿論研究的核心陣地

英國文獻計量學家布拉德福(S.C.Bradford)提出的布拉德福定律是文獻計量學三大定律之一。它描述了文獻分散規律:如果將科學期刊按其登載某個學科的論文數量的大小,以漸減順序排列,那么可以把期刊分為專門面向這個學科的核心區和包含著與核心區同等數量論文的幾個區,核心區與相繼各區的期刊數量成1:a:a……的關系。最常見的是劃分為三個區,稱為核心區,相關區和非相關區。同時,對不同學科的期刊和論文數量進行分析,能得到大小不同的核心區,它表示一個學科領域范圍的大小及發展的成熟程度。我們依據布拉德福定律分析相關文獻,檢驗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成熟度。但由于布拉德福定律的應用有嚴格的限制條件,要求對相關文獻統計應當充分。這樣就需要將分析對象擴展到三大引文索引數據庫中全部學科類別的319篇網絡輿論研究論文。將這些文獻分區后,核心區包含15種期刊,84篇論文;相關區包含42種期刊,93篇論文;非相關區包含144種期刊,144篇論文。此時核心區、相關區和非相關區期刊數量之比為15∶42∶144≈1∶3∶3,公比為3,成1∶a∶a的等比數列關系,符合布拉德福定律表達的集中離散規律。然而,僅包含15種期刊的核心區,也表明網絡輿論研究的成熟度目前還比較低。

從學科類別的構成來看,全部外文文獻中,傳播學文獻數量最多,為104篇,在其中占比32.6%;其他幾個主要的學科領域是政治學、公共事業管理、圖書情報學。同時,核心區的15種期刊中(見表2),有傳播學期刊11種、政治學期刊2種、圖書情報學期刊2種,傳播學期刊在數量上遠高于其他學科期刊。兩方面都說明,網絡輿論研究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領域,傳播學是網絡輿論研究的核心陣地,政治學、公共事業管理、圖書情報學也是進行網絡輿論研究的重要學科領域。值得注意的是,網絡輿論研究核心區期刊的影響力較高。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在期刊引證報告(JCR)中提供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數據是國際通行的反映期刊影響力的評價數據

表2 三大數據庫收錄的網絡輿論研究核心區期刊

(四)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作者群體的流動性較強,核心作者群薄弱,已形成少量科研合作團隊

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在單位時間內發表的論文數量因人而異,美國學者洛特卡(A.J.Lotka)將其稱為“科學生產率”。他提出了用以描述科學工作者人數與其所著論文數量之間的關系、并發現高科學生產率的核心作者的倒數平方定律,又稱洛特卡定律。根據這一定律,在某學科領域發表n篇論文的作者數量約為發表1篇論文作者數量的1/n,發表1篇論文作者的數量約占所有作者總數的60%。本研究采用正規計數法(normal count approach)對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作者進行統計,每位合著者分別計數一次,所得結果如表3。作者共計203人,僅發文1篇的有188人,占作者總數的92.61%,遠高于洛卡特定律描述的60%;發文2篇的有11人,占發表1篇論文的作者人數的5.85%,遠低于洛卡特定律描述的1/4(25%);同理類推,發表3篇及以上論文的作者人數均不及洛特卡定律提出的比例。在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中,發文1篇的作者數量過多,發文≥2篇的作者數量過少,科研工作者人數與所著論文數量之間的關系未達到洛特卡定律提出的比值。由此可判斷,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作者群體的流動性較強,穩定性較低,持續關注和研究網絡輿論的作者不多,核心作者群比較薄弱。

表3 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著者分布

科學研究領域與其他勞動領域一樣,存在勞動者的分工與協作關系。許多科研工作需要研究者在集體協作的基礎上才可能完成??茖W勞動結構的整體化和社會化程度是特定領域科學研究能力發展的重要標志。文獻計量學通過作者共現分析,即對論文作者合著次數的統計分析,來反映作者之間的合作關系和科學共同體的形成情況。本研究對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作者進行共現分析,并將結果進行可視化呈現,繪制出圖3的知識圖譜。圖中每個節點代表一個作者,節點的大小與該作者發文篇數成正比。圖3中規模較大的作者合作群體有4個,其余作者三兩之間存在合著關系,在外圍形成了一個作者圈。以作者總數作為參照,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雖然存在少量較為固定的科研合作團隊,但還未形成整體化的合作網絡,合作范圍較小。

圖3 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作者共現網絡

(五)新的傳播形態和媒介內容對媒介使用者的影響是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主要關注點

科學文獻的關鍵詞主要用來標引論文的內容特征,以供檢索之用。文獻計量學通過統計特定學科文獻中的關鍵詞詞頻,找到高頻詞匯,以此推測該學科的研究主題和熱點。本研究統計了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文獻的關鍵詞(Keywords Plus)詞頻,由于部分論文缺少關鍵詞字段,共獲取關鍵詞記錄86條,統計結果如表4。表4所列的高頻詞可以大體作以下劃分,涉及媒介或媒介形態的有internet、mass-media、online、media、television、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press、news media、internet use;涉及受眾或效果的有public-opinion、willingness、participation、perception、attitudes、opinion、knowledge、bias、impact、silence;還有涉及內容的news、information、coverage、television-news;此外還有關于政治選舉的politics、election。由此可見,新媒體及其使用、媒體對受眾的影響是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主要議題,同時,政治選舉也是研究熱點。

表4 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論文關鍵詞詞頻分析

關鍵詞的共現關系體現著各研究主題之間的結構關系,兩個關鍵詞共現的次數越多,表明關系越密切。圖4對詞頻≥3的關鍵詞的共現網絡進行了知識圖譜繪制,每個節點代表一個關鍵詞,節點的大小與該關鍵詞詞頻成正比,節點之間的連線的粗細代表關鍵詞共現頻次的多少。忽略因本研究檢索詞設置而形成高頻次關鍵詞共現,online、public-opinion、mass-media處于共現網絡的中心。與online共現頻次較高的,有表示媒體或媒介形態的internet、mass-media、media、newspapers、television,和表示內容的news、coverage等關鍵詞,還有涉及傳播效果的willingness、impact等。與publicopinion共現關系比較緊密的有willingness、impact、silence、participation、climate、bias、attitudes、frames等關于媒體使用者認知、態度、行為的關鍵詞,也有大量表示媒介的關鍵詞,其中涉及新媒體的關鍵詞居多。常與mass-media共現的關鍵詞也包括關乎受眾研究的participation、perception、silence、willingness、impact,還有news media、online、coverage、exposure等關鍵詞。通過對共現網絡的整體分析可以判斷,新媒體帶來的新傳播形態和新媒介內容對媒介使用者的認知、態度、行為的影響是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主要關注點。

圖4 網絡輿論研究關鍵詞共現網絡

三、結論與討論

基于上文的文獻計量分析,我們可以對國外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現狀作整體勾畫: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正處于發展時期;傳播學是網絡輿論研究的核心陣地;美國是其研究中心;作者群體的流動性強、核心作者群薄弱,已形成少量的科研合作團隊;新的傳播形態和媒介內容對媒介使用者的影響是其主要關注點。同時,根據文獻計量的規律我們可以預測: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文獻增長符合指數增長規律,文獻數量還將加速增長;傳播學作為網絡輿論研究的核心陣地,在網絡輿論研究方面大有可為;按照“湯淺現象”所描述的每個民族科學興隆的平均周期為80年左右,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的“科學活動中心”未來轉移到中國也不乏可能;跨學科的發展趨勢使得科研合作有可能增加;隨著文獻的加速增長,在已有關注點的基礎上還可能逐步拓展出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熱點。因此,我們有理由預期未來網絡輿論研究還將蓬勃發展,它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對照國外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我國的研究還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國內外的研究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網絡輿論研究論文在國別及機構分布上,歐美占據主導地位,中國雖然國內網絡輿論研究論文在數量上十分繁榮,但能進入三大引文索引的卻寥寥無幾。這可能與英語對中國學者們造成的障礙有關。其次,國內外的研究旨趣大相徑庭,以至于國外研究成果對于本土問題難有裨益。國外的研究以新的傳播形態和媒介內容對媒介使用者的影響為關注點,而在國內,討論得最多的是“網絡輿論引導”問題。國外的研究總是與政治選舉相關,而國內的研究常常牽涉政府形象傳播、和諧社會建構問題。國內的研究是否可以借鑒國外政治選舉實證研究的成果,利用民意形成規律來提升自身研究的有效性。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國外的研究以西方實證主義傳統為主導,已形成比較成熟且精細化的研究方法,但國內大部分研究還是靠邏輯思辨、推理闡釋來完成,缺少規范的研究方法,很少研究借鑒實證方法。唯有可靠的研究方法能夠保證可信的研究產出,為學科的繁榮提供堅實的基礎。研究方法的缺失是我國網絡輿論研究未能走出國門、進入國外傳播學領域網絡輿論研究話語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

[責任編輯 王 桃 責任校對 吳奕锜]

G206.2

A

1000-5072(2015)02-0015-09

2014-10-21

王鳳仙(1982—),女,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江西理工大學講師,主要從事新媒體傳播、媒體發展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青年基金項目《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融通:傳播失靈背景下網絡輿論引導研究》(批準號:13YJC86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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