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經驗和希望

[俄]瓦·祖博夫 等著　戢炳惠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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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經驗和希望

[俄]瓦·祖博夫 等著戢炳惠 譯

《社會民主主義的抉擇》一書是由俄羅斯公正俄羅斯黨的三位杜馬代表瓦·祖博夫、謝·彼得羅夫、阿·切博伊和俄羅斯政治技術中心第一副總裁、政治學家阿·馬卡爾金合寫的，2014年3月11日，俄羅斯politcom.ru網站刊登了其中的一章，現譯介如下。

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難以定型。蘇聯社會主義體系的破產似乎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創造了良好的機會。但是，這并沒有發生，盡管在當代俄羅斯歷史的不同時期都存在著為數不少的社會民主主義方案。造成這種情況有以下幾個原因。

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失敗的首要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就是蘇共——俄共的因素。一系列東歐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成功地完成了向社會民主黨的轉變。例如，匈牙利社會黨(前執政黨——匈牙利社會工人黨)在1994年的自由大選中勝出，重新執政。在波蘭，共產黨政府的前部長亞·克瓦西涅夫斯基于1995年的總統選舉中戰勝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同年，保加利亞社會黨(前共產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勝，組成政府。甚至在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拒不放棄自己的職位，為此付出性命，而共產黨也被官方禁止，組建救國陣線的改革派共產黨人掌握政權。在這些國家中，執政黨中的保守派成為少數，被邊緣化。

而在蘇聯則是另一番景象。蘇共的民主綱領派僅代表黨內具有現代思想的少數，遠不是全部，因為主要的反對派活動家，首先是葉利欽認為黨不會進行改革，于是在1990年退黨。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在華約國家的黨內，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崩潰前的假穩定期間，大多數政治家想脫離蘇共和蘇聯，幻想歐洲式的前景。但是，一想到“布拉格之春”，他們就竭力回避此事。當政權更替主要以“天鵝絨革命”的形式展開的時候，他們就很快地隨機應變，拋棄固守老教條主義的領導人這樣的“累贅”。因此，在新的執政精英中就產生了“歐洲認同”。

蘇聯時期，蘇共的普通黨員沒有考慮過改革和社會民主化。他們無法“擺脫”蘇共(蘇聯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中占統治地位)，即使向往歐洲，也只能是個體行為，比如買個錄像機或毛皮大衣。由此，不僅蘇聯共產黨，而且成立于1990年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現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前身)都具有了反動性。在蘇聯共產黨存在的最后一年，堪稱本黨大改革家的戈爾巴喬夫能保住自己的職位，只是因為人們尊重總書記的慣性(事實上在迅速減少)、復雜的政治操縱和缺少一致認同的替代人選。1991年8月，戈爾巴喬夫被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活動家隔離，而黨內同志并沒有搭救自己的領袖。蘇共垮臺之后，試圖創立由前共產黨員參與的新的改革派的黨，沒能成功。重建于1993年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固然是一支政治力量，但俄共的領導層、積極分子和其選民都留戀蘇聯，期望復仇。改革這樣的黨是根本不可能的。

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還有自由主義)失敗的第二個原因間接地與俄共現象相關，這就是政黨政治體系不發達。這是由20世紀90年代上半葉的許多狀況決定的，那時黨派劃分的依據不是“自由主義改革或社會改革”，而是“支持”或“反對”進行根本改革。在東歐，“自由主義改革”的失敗者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投票支持“社會”改革，而在俄羅斯1993年和1995年的選舉中，反對票主要是鮮明反改革的黨派——左翼的俄共和民粹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投出的。在這兩次選舉進入議會的政治力量中，“亞博盧”聯盟追求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是蓋達爾經濟自由主義的社會替代物。但是，亞夫林斯基有著民主派的形象，支持市場經濟，這對于數百萬幻想著一覺回到蘇聯的俄羅斯民眾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這就產生了一個怪現象：“亞博盧”拒絕投票支持預算(類似于歐洲的反對黨)，而社會又認為它比俄共更忠誠于當局，因為實際上它會派出自己的部分“后座議員”來支持預算。此外，亞夫林斯基拒絕進入普里馬科夫政府，也被部分“亞博盧”選民認為是不愿意承擔責任的表現。這加速了“亞博盧”的“道德損耗”。

其他社會民主主義方案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最明顯的例子是21世紀頭十年上半期戈爾巴喬夫成了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領袖。就國內外的聲望而言，他是理想人選。他在社會黨國際中也頗受尊重。但是，作為蘇聯第一任、同時也是最后一任總統，社會認為戈爾巴喬夫應對蘇聯解體負責，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寄希望于得到20世紀90年代動蕩失意者的選票。另外，對于屬于改革受益者的那部分選民來說，戈爾巴喬夫已成為歷史人物了。所以，他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遭遇慘敗，僅僅獲得不足1%的選票就不是偶然的了。

因此，抗議選民不僅投票支持“懷舊的左派”和民粹分子，還不把社會民主黨人看作“自己人”。如果第二個原因與當局活動有關，那么，第三個原因則與未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支柱的不穩定的中產階級的情緒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原則之一就是團結，而俄羅斯社會繼承了蘇聯末期高度的“原子化”和淡薄的社會關系。在動蕩的20世紀90年代，甚至蘇聯時期存在的關系都遭受了考驗，不可能帶著“人人為自己”的心理投票支持社會民主黨人。20世紀90年代成功的俄羅斯人多半支持1999年右翼力量聯盟中的自由派或者保證四年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當局。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主義被看作是軟弱無力的，是“失敗者”的避難所，沒有任何理由投票支持它。

第四個原因比不上前幾個那么重大，因為它與公眾情緒無關，而只與俄羅斯權力的個人性質有關。當局一開始就希望最大限度地強化總統體制，削弱其他。如果國內不具備有影響力的立法機關和獨立的司法，那么，克里姆林宮能保障獨立的、強有力的政黨的發展就很奇怪了。俄羅斯所有的“政權黨”都具有工具性質，幾乎所有的“政權黨”(可能1993年的“俄羅斯選擇”除外)都強調非意識形態化，盡管在其綱領中都在談意識形態。例如，統一俄羅斯黨官方信奉保守主義，不過梅德韋杰夫剛一就任總統，該黨就開始嘗試將保守主義同現代化結合起來。不過，無論如何，這里指的不是選擇什么樣的意識形態，而是模仿什么樣的意識形態?；蛟S，指的是守舊的本能，讓人想起的不是法國總統戴高樂和聯邦德國總理艾哈德，而是“親愛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

在許多情況下，當局傾向于支持甚至倡議提出中左政黨的方案，這些方案兼有社會民主主義性質。但是，第一個類似方案——“伊萬·雷布金聯盟”就表現不佳。它本應完成一個很小的任務，即在1995年選舉中從強勢的俄共那里奪過來哪怕很少的選票。結果令人沮喪，“聯盟”比做過鮑·別列佐夫斯基政治主顧的原共產黨員、議長雷布金更短命。

十年后，公正俄羅斯黨出現了，它也是在克里姆林宮的庇護下成立的，不同于雷布金聯盟的是，它極為成功。該黨兩次進入國家杜馬，這是因為黨內有大量單席位選區選出的代表。對這些代表而言，在實行比例選舉制之后，進入這個黨名單(也就是說加入公正俄羅斯黨)是從政的唯一機會。2011年，公正俄羅斯黨在杜馬中的代表席位增加。許多選民信任該黨，認為它是真正的反對黨。不過，此后許多人卻失望了，發現黨在“保守浪潮”背景下成為了當局的盟友，黨常常在杜馬中投票支持與本黨選民意見相悖的方案?，F在，是成為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力量，抑或是變為當局的工具，都取決于該黨本身。

第五個原因是缺乏“活生生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20世紀20年代中期，當契卡工作人員搗毀了孟什維克的非法機構后，孟什維克黨被取締。在僑民和國家之間有一塊鐵幕，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思想追求對祖國的同胞來說是陌生的。所以，無論是選民的頭腦還是心靈都對“社會民主主義”幾乎沒有絲毫概念。

這五個原因都涉及本質特征，盡管其中有些特征是特有的，有些是所有黨共有的。那么，現在這些問題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俄共不成功的轉型已經同該黨追求回歸權力一起成為歷史。目前，俄共已經變成一支邊緣的政治力量。改革問題不再是劃分俄羅斯人的主線?，F在即使是共產黨人也都贊同市場經濟，不否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則。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在向前看(盡管也會常常往回看)，不再著迷于懷舊。中產階級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實現了結構化，開始對利他主義表現出興趣。證明這些變化的是慈善和志愿活動的日益普及(盡管不值得過分夸大這一過程的作用——“原子化”并沒有消失)。社會民主主義傳統未能形成，盡管在知識界的話語中存在這一向量。確實，俄羅斯權力的主要特點沒有改變，它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個人性質的。

所以，在俄羅斯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機會增大了，雖然這個前景不是無條件的。它的成功不僅取決于社會的情緒和積極程度，而且取決于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擁護者自身的能力，以及他們對現實政治、而不是模仿政治所做的準備。

資料來源：

http://politcom.ru/17300.html.

譯者單位：中央編譯局俄羅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