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與調適：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狀況分析

劉 慶 馮 蘭

（1.長江大學，湖北 荊州434023；2.華中農業大學，湖北 武漢430070）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流動人口遷移呈現出“家庭化”的發展趨勢[1]，大批少年兒童跟隨其父母進入與農村環境迥異的城市學習和生活。對于他們而言，“流動的”生活經歷使他們面對的不僅是地域空間的變動，在這個驟變過程中，他們會與原本不相關聯的社會群體在同一個城市場域生發出各種聯系重構社會關系；而且面臨著從心理到行為諸多方面的差異，需要適應城市生活建構自我。那么鄉城遷移是否會給流動兒童的健康成長與發展帶來新的風險與問題？針對這一現象，學界主要圍繞流動兒童面臨的教育、社會融入和衛生保健等問題展開了大量的研究。近年來，隨著流動兒童精神健康問題的日益凸顯，其精神健康狀況成為了重要關注點。

西方的移民研究發現，遷移可能會讓兒童在面臨一種新的社會環境時，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較高，并且這些問題會給兒童帶來長期的影響[2]125-143。移民兒童可能面對的精神健康問題有抑郁、焦慮、人際關系障礙、適應不良、自信危機、認同沖突等[3]，由此導致偏差行為的產生[4]。影響其精神健康的因素有性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關系、學校環境、社會支持等[5]。

國內有關問題的研究尚未有明確的結論。有研究認為，由于需要對城市生活不斷做出調整、適應和改變，人口遷移會給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帶來新的風險[6]；而一些研究則認為，人口遷移的選擇性同樣作用于流動兒童，城市生活擴展了他們的發展空間，新的文化氛圍和價值觀念有助于提高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水平[7]；還有研究認為，人口遷移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8]。整體來看，學界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研究相對較少，且各研究之間對話不足。本文試圖運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采取比較的視角分析與本地兒童相比，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狀況如何，探討流動兒童的家庭資本和個人抗逆力對其精神健康狀況的作用如何，以期客觀呈現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世界。

二、研究設計

（一）概念的操作化定義

如表1所示，本文有三個主要概念：精神健康、家庭資本、個人抗逆力。參考已有研究[9]，三個概念是一級變量，并形成了相應的二級變量。文中的變量關系分別是：因變量是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主要測量焦慮情緒和抑郁情緒，得分越高說明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狀況就越差。自變量包括家庭資本和個人抗逆力，將性別、年齡和居住時長作為可能影響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的控制變量。

表1 兒童精神健康與影響因素變量解釋列表

（二）數據來源與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當前對流動兒童的研究主要以東部地區為主，而中西部地區需要更為深入與廣泛的研究，武漢作為中部地區發展的重要城市，逐漸成為流動人口流動的新區域[10]，因此將調查地點選擇在武漢。被試包括以下兩個群體：在武漢流動兒童和武漢當地兒童。流動兒童被試選自武昌和漢口這兩個典型區域的8所學校（5所公辦學校、3所民辦學校）小學五年級至初中三年級，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整群抽樣，共獲得1080名有效流動兒童被試，其中公辦學校流動兒童773人（71.6%），民辦學校流動兒童307人（28.4%）；男生634人（58.7%），女生446人（41.3%）。武漢當地兒童被試為與公辦學校流動兒童同班的武漢兒童，共628名。其中男生326人（51.9%），女生302人（48.1%）。

三、分析結果

（一）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狀況

由表2可知，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狀況要差于本地兒童（10.1分＞8.8分），這種差別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p＜0.01）。具體來說，在焦慮情緒方面，流動兒童差于本地兒童（3.4分＞3.0分），且通過顯著性檢驗（p＜0.05）。在抑郁情緒方面，流動兒童比本地兒童差（6.7分＞5.8分），其差別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p＜0.01）。為進一步比較流動兒童和本地兒童在精神健康上的分布差異，綜合以往研究，本文將精神健康水平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類①。由表3可知，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狀況的低危人群占54.3%，中危人群占29.3%，高危人群占16.4%；而在本地兒童中，這三類比例分別為60.3%、32.5%、7.2%。χ2檢驗結果顯示，在低危、中危和高危人群的分布上兩類兒童存在顯著差異（p＜0.01）。整體看來，流動兒童中的高危人群所占比例高于本地兒童（16.4%＞7.2%），這也說明與本地兒童相比，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狀況較差。

表2 流動兒童和本地兒童精神健康各維度平均分的差異檢驗 （±s）

表2 流動兒童和本地兒童精神健康各維度平均分的差異檢驗 （±s）

注：＊、＊＊和＊＊＊分別表示相關關系在10%、5%和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流動兒童 本地兒童 顯著性檢驗精神健康總變量 10.1＋2.5 8.8＋1.9 T＝5.143＊＊＊焦慮情緒 3.4＋1.2 3.0＋1.1 T＝2.952＊＊抑郁情緒 6.7＋1.8 5.8＋1.4 T＝7.056＊＊＊

表3 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狀況與本地兒童的比較

（二）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影響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的因素，以精神健康總得分為因變量，使用一般線性回歸方法進行分析。把性別、年齡、居住時長、家庭資本引入回歸方程形成模型一；在此基礎上引入個人抗逆力變量形成模型二，考察個人抗逆力變量的作用。統計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一擬合了性別、年齡、居住時長、家庭資本變量，整個模型的R2大約為0.137。模型二納入了個人抗逆力變量，模型的R2得到了提高，達到0.221。這說明個人的抗逆力對流動兒童精神健康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表4 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的回歸模型（非標準化回歸系數）

1.家庭資本與流動兒童精神健康。家庭月收入的回歸系數為-0.422（P＞0.1），表明家庭的經濟資本并沒有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產生顯著影響。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的經濟資本通過父母的教育觀念、父母的精神狀況、提供的教育資源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11]。這與本文的結論有一定的差異。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布迪厄的理論中，家庭諸資本的概念較為模糊，一方面可能使各研究所提出的操作性定義比較模糊，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各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存在較大的差異。本文中關于家庭經濟資本的測量可能存在較大的測量誤差，致使測量的信度系數較低。

家庭文化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597（p＜0.05），表明良好而且充足的家庭文化資本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具有指引和促進作用。家庭擁有文化資本在數量和質量上的不同，決定了父母在參與流動兒童教育過程中所采取的教育途徑、教育內容和形式上的不同[12]。也就是說，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教育觀念和實踐往往更趨向合理。杰克·肖克夫認為，受過較高水平教育的母親在與兒童的相處過程中會更多運用親子共讀活動[13]305，這不僅對親子間的情感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有助于培養兒童的情緒和社會性發展，同時也充滿了社會規范的教化。那些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家庭，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會更加注重言傳身教和營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圍，讓流動兒童接受更好的家庭教育，感受到家庭的關愛和支持，獲得積極的人生態度，這無疑對流動兒童的成長與發展起到指引和促進作用，有利于提升其精神健康水平，而家庭文化資本的占有量不足則會影響到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還會通過學校教育的作用轉化為流動兒童學業成績上的劣勢，繼而影響到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正如布迪厄所言，剔除了經濟地位和社會階層的因素影響后，那些來自更具有文化教養的家庭的學生，不僅學術成功率較高，而且表現出了與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不同的文化表現和文化消費的類型[14]212。

家庭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632（p＜0.05），表明家庭的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具有顯著的影響。家庭社會資本會通過父母與朋友、鄰里、教師之間的關系影響著流動兒童的社會融入與健康成長。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越多，流動兒童就可能獲得更多的機會和資源，為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社會提供了較大的社會支持[15]，可以緩解流動兒童的不良情緒和疏離感，改善其精神健康狀況。父母與朋友、鄰里之間良好的人際關系在無形中不斷消解著他們的鄉土習慣和集體意識，通過可以相互理解的意義框架，有利于產生帕森斯所說出的社會身份認同和整合。盡管在和本地人的交往過程中，雙方的互動還沒有達到密切和深入的程度，但至少可以說明的是他們的社會交往對象不再局限于“內群體”，有助于他們對城市的認同和親社會行為的發展。這一社會資本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流動兒童社會性的發展，同時也傳遞了一種社會情感，為流動兒童提供了一種生存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們的城市化過程，使之能更加主動融入到城市社會中，降低預期感受的拒斥程度。父母與教師溝通、參加家長會、與其他家長的互相溝通和支持等行為通過學校教育的作用，會轉化為流動兒童學業成績上的優勢，讓其擁有更多的機會和教育資源，有助于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16]，對精神健康產生積極的影響。

2.個人抗逆力與流動兒童精神健康。個人抗逆力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298（p＜0.05），說明流動兒童的個人抗逆力水平越高，其精神健康得分越低，精神健康狀況越好。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個人抗逆力水平每上升1個水平，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狀況大約提高29.8%?？梢?，增強流動兒童的個人抗逆力是提高其精神健康水平的一個有效途徑。兒童抗逆力是指兒童在身處逆境時，能夠依靠自身和環境系統的資源或優勢克服困難，展現出一種健康的品質和良好的適應能力[17]。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兒童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抗逆力。流動給兒童的成長和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壓力事件，對未來生活的向往、逆境意義的詮釋和樂觀進取的態度是他們戰勝困難的重要力量。流動兒童對于未來美好生活的愿景，即個人的城市夢想與生活目標具有重要的激勵和導向作用，有助于喚起他們積極的情緒，保持良好的心情與穩定的情緒，獲得正面成長，這也正是個人抗逆力的基礎。從逆境中發現意義是流動兒童應對困難境遇的方式之一。面對遷移的種種壓力，流動兒童將重新理解的新意義整合進城市生活中，并且融入到對未來的希望和夢想中。將壓力看成人生奮斗的動力，把經受的挫折作為生命歷程的必修課[18]。這樣困境就被正?；?，不會在自怨自艾地知難而退，從而形成一種正面思考的積極態度。身處逆境中，仍需要保持一種樂觀進取的態度，而且要體現在實踐行動之中。面對與農村迥異的生活環境，流動兒童需要嘗試以前不同的生活，盡管不像跨國移民那樣面臨語言和文化的巨大障礙，但是城鄉差別仍然會對這些“流動的花朵”構成嚴峻的挑戰。能在困境中堅持下來，更需要的是勇氣和毅力，采取積極主動的行動，才能從逆境的熔爐中錘煉出新的意義與成長，應對城市生活的適應問題和各種成長中的問題，緩解焦慮和抑郁情緒，獲得積極的人生體驗，增進他們的心理成長和自身效能感。

其他控制變量對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的影響：性別變量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具有顯著影響（p＜0.05），以男性流動兒童為參照，女童的精神健康狀況要更好；年齡沒有對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產生顯著作用；居住時長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具有積極的影響（p＜0.1）。

四、結論與建議

研究表明，無論是整體精神健康狀況還是焦慮情緒和抑郁情緒，流動兒童和本地兒童均具有顯著差異（p＜0.05），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狀況要差于本地兒童。在影響因素上，相比較家庭經濟資本，家庭文化資本和家庭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這可能反映出在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世界中，家庭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居于主導或基礎的地位?？梢?，家庭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影響是最為經常和持久的，而且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傳遞，它彌散性地貫穿于兒童成長的整個過程之中，并內化于家庭成員的認知結構與情感結構之中，通過一系列方式改變流動兒童的自主性和努力程度，使之產生能力的分化[19]。研究還表明，抗逆力對于提升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水平至關重要?，F有對流動兒童的研究大都采取的是一種“問題”視角，較少將流動兒童視為優勢和劣勢的集合體，導致流動兒童研究問題化傾向較嚴重，沒有將逆境中的流動兒童看成能動的個體[11]，忽視了流動兒童的個人抗逆力。這也提示關于流動兒童的研究應該從日常生活“流動”的情境出發，采取多元化的視角，注重流動兒童的主體間性。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本研究的結果對于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的干預具有以下啟示意義。首先，要加強流動人口家庭的能力建設和社會支持網絡建設，為流動兒童提供支持與保護作用。作為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場域，家庭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支持[20]。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強化父母的親職教育技能；提供表達機會真誠地與兒童溝通，傾聽兒童心聲，讓他們感受到尊重；相信兒童的能力，提供發展的機會[21]；以此增進認同提升家庭的教育功能、情感和保護功能。擴大流動人口家庭的社會支持網絡，促進流動人口家庭的社區融入，從家庭層面降低流動兒童面臨的排斥和歧視，避免兩類群體的污名化，增強對城市社會的認同感，共同營造身心健康的成長環境。其次，創新學校教育活動，發展更多的融合計劃，將提升抗逆力的教學目標嵌入到教育體制之中?；谒袃和诔砷L過程中都會遇到各種問題和風險，因此從學校層面提升流動兒童的抗逆力具有重要意義[20]。立足于流動兒童生活系統中的優勢或資源，綜合運用危險聚焦策略、過程聚焦策略和資產聚焦策略，幫助他們重構生活、加強自身的判斷能力；建立積極的人際關系、良好的生活或社交技能、支持關懷的關系網絡；增強流動兒童個體和系統的保護因素，最大化兒童良性發展的可能，持續提升流動兒童的抗逆力。

【注 釋】

① 精神健康總變量的具體分值劃分參考劉林平等.勞動權益與精神健康——基于對長三角和珠三角外來工的問卷調查[J].社會學研究，2011（4）：164-181。分值在6—24分。6—9分劃為低危人群，表示是幾乎沒有或者有一半指標為偶爾發生；10—12分劃為中危人群，表示超過三個指標為偶爾發生；13分及以上劃為高危人群，表示至少有一個指標為經常發生或者幾乎每天發生。

[1]段成榮，楊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九大趨勢[J].人口研究，2008（6）.

[2]Portes，A ＆ Rumbaut，R.G.Legacies：The Story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3]Rumbaut，R.G.The crucible within：Ethnic indentity，self-esteem，and the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mong children of immigrants[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4（28）.

[4]Harris，K.M.The health status and risk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immigrant families[M].Washington，D C：National Academy Press.

[5]Florsheim，P.Chinese adolescent immigrant：Factors related to psychosocial adjustment[J].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1997，26（2）.

[6]周皓.流動兒童的心理狀況與發展——基于“流動兒童發展狀況跟蹤調查”的數據分析[J].人口研究，2010（2）.

[7]史曉浩，王毅杰.流動兒童的孤獨感及其影響因素——基于農民工子女的抽樣調查[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

[8]周皓.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的隊列分析[J].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

[9]劉玉蘭.流動兒童精神健康狀況分析[J].人口學刊，2012（3）.

[10]楊莉.農民工隨遷子女心理健康狀況調查研究[J].長江論壇，2012（1）.

[11]曾守錘，肖光鷗.流動兒童的入學準備：家庭資本的影響[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12]齊學紅.學校、家庭中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J].全球教育展望，2007（1）.

[13][美]杰克·肖克夫.從神經細胞到社會成員：兒童早期發展的科學[M].方俊明，李偉亞，譯.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4][法]皮埃爾·布迪厄.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15]牛林曉.家庭資本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影響[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7）.

[16]王敏捷，程紅艷.社會分層在家校合作中的表現及其影響——美國家校合作的最新研究[J].外國中小學教育，2005（1）.

[17]陳香君，羅觀翠.西方青少年抗逆力研究述評及啟示[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6）.

[18]朱眉華.困境與調試：鄉城流動家庭的抗逆力研究[D].上海：上海大學，2013.

[19]劉精明.中國基礎教育領域中的機會不平等及其變化[J].中國社會科學，2008（5）.

[20]吳帆，楊偉偉.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成長環境的缺失與重構[J].人口研究，2011（6）.

[21]邱文靜，田國秀.抗逆力視角下家庭面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應對策略[J].青年探索，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