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何微先生的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

劉惠文

再論何微先生的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

劉惠文

本文回憶、梳理并概述了何微先生所秉持的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何先生認為，新聞工作規律要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逐步認識、把握和遵循，不可違反；報道失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應嚴格要求學生，防止新聞失實，杜絕虛假報道；論從史出，注意對中外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理性總結；理在事中，要使學生在學做新聞工作中自覺遵紀守法、嚴守記者信條、道德規范；用事實說話是做新聞工作的根本技法和努力目標；敘事和議論是新聞信息的基本表達方式，要教育和培養學生敘事和表意并重，不能有所偏頗；等等。他生前的這些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啟迪作用。

何微；新聞學；教育思想；論從史出；敘事和表意并重

何微先生認為，新聞工作規律要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逐步認識、把握和遵循，不可違反。對新聞工作的“原則”內容要給學生講清楚，析理要很透辟，這是“正面”的、主要的，但還不夠。還要講“負面”的，似乎“次要”的，但必須講，非講不可！講什么呢？講違反這些“原則”，即背離新聞工作、這些“規律”的深刻教訓。

何先生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來不得半點虛假。做新聞工作不能堅持把握、一貫遵循這些“原則”，違反“規律”辦事，就要出問題、成禍患！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反右派”擴大化、“扯開肚皮吃飽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以及“人民公社化”“反右傾”“四清，四不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開路”、搞“假、大、空、套”話的宣傳報道，急功冒進的主觀宣傳，不符合客觀實際，不實事求是，造成了勞民傷財、草菅人命，單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虛報糧食產量的“放衛星”報道，河南省信陽地區就活活餓死幾十萬人呀！“跟風”報道，是很容易使人喪失理智、違背規律、不能獨立思考的。要求與客觀實際相符、相吻合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因為新聞報道上的“跟風”、輿論宣傳上的“一哄而起”“大字報帶來大變化”“為政治服務”而不辨真偽，爭相報道，嚴重損害黨和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些違反“原則”（規律）的虧，難道我們吃得還少嗎？這種報紙上的仿效風，廣播上的一陣風，電視上的熱哄哄（注：如今自媒體網絡上跟帖風），很多時候就是由于不注意用腦子冷靜地想一想，看清事實、弄清究竟、分清是非，那就很容易墜入主觀唯心論和歷史唯心論的泥潭，“主觀意愿”絕對至上和“長官意志”甚囂塵上，持此種立場、觀點、態度來做新聞工作，那將非常危險且危害極大！因此，講授新聞工作的“原則”，講述新聞傳播“規律”，應該“兩面講”，既講應該把握、遵循“規律”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要求，又要講明不能違反“原則”以及違背“規律”所產生的壞影響甚至惡果，讓學生能從正、反兩方面領會和掌握、遵循新聞工作規律的真實含義和現實意義，不能不按規律辦事，在新聞工作上絕對不能違反“原則”去做報道、作評論。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何微先生任職武漢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期間，無論是境外專家、學者、教授寄來的問卷調查，還是這些人的登門訪問，他都坦然作答、公開承認“報道失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正因如此，他尤其強調，在新聞學專業的教學上，應該嚴格要求學生，其新聞實踐或實習中就要及早預防新聞失實、杜絕虛假報道。

我曾有一次幸遇何微先生接待一位境外學者的訪談。在訪談中，那位境外學者突出地問到中國大陸的新聞失實問題。何微先生毫不隱晦地回答，新聞失實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這里有新聞報道失實問題，你們那里也有，都有在報道登出來以后被揭露是假新聞、假報道的。就是美國著名的普利策新聞獎，不但是被登載、被頒獎，而且是之后好多年才被揭發出來為“假造”的新聞報道或者照片。這說明了什么呢？這充分說明了做新聞工作，不可以持功利主義的想法和態度！一沾染“功利”，就不顧“事實真實”了，什么“邀功請賞”“名譽利祿”“好大喜功”“文過飾非”就都來了，這樣弄出來登載、播放的新聞報道、新聞言論，與現實客觀的實際存在及其變化，隔山隔水，看這樣的新聞報道或新聞評論，猶如“隔岸觀火”，被罩在云里霧里，不假才怪呢？這是為著某種目的而“故意造假”，這種“假新聞”最不可容忍！“故意造假”，在全世界新聞傳播業界，雖說不多，甚至是極少極少，但至今仍然不能杜絕。為數最多的是真假摻合著的報道，有真事，也有假話，只是“真”“假”所占的比例、所表達的程度各不相同，有些還是技術條件、采訪條件、文字寫作或音頻視頻再現方面的問題，具體事情要具體分析，具體問題要具體解決，這大批量的“虛假報道”，可以被視作“客觀造假”或“技術造假”，這類“新聞失實”問題，既要從思想根源上加以正本清源，也要在專業技術手段上加以改進，方能使這樣一些“有真也有假”的“虛假報道”盡可能地“少出現”，盡全力使“虛假報道”“少下來”。在教育新聞學專業的學生，特別是對初入門做新聞工作的記者、編輯的崗位“培訓和教育”，越是嚴格要求、嚴肅把關，那他參加專業活動、上班工作、值班編輯之后，“虛假報道”出現的幾率定然會少之又少。正面教育和“虛假新聞”“反面教訓”吸取，合力來杜絕“新聞失實”現象，持之日久，必見成效。不去抓緊解決、不著力整治“新聞失實”問題，對“虛假報道”聽之任之，這樣的新聞單位在哪個國家、哪一地區都是不會存在的，如果讓“虛假報道”充斥版面、放任自流，那終將損滅我們的新聞傳播業。

新聞學專業教育，怎樣才能使從高中直接考入大學新聞學專業的本科學生從對專業“無所知”到“愿所知”？如何使他們從“感興趣”到“有興趣”學新聞學專業？如何讓學生從“感性認識”逐步地上升或者進入到“理性認識”？在何微先生看來，必須要使修學學生深知、熟知“論從史出”的治學道理。他說，“論從史出”本是很普遍的治學道理，一般說來“論從史出”是做學術研究、做學問的一種通則，但我主張“論從史出”也是新聞學專業教育，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專業教育的一種通則。在新聞學專業的學科教育上，首先要從中國的新聞學史、外國的新聞學史開始，讓學生先了解和探究中國和外國新聞事業的歷史情況，注意對中、外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理性總結。高等教育者的首要任務是將專業學生“引進門”。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其教育者將專業學生“引進門”主要靠做實驗，學天文學的上天文臺、看天文望遠鏡、用望遠鏡觀測太空，學化學的進實驗室、搭架子、做化學分解或合成的實驗。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其教育者將專業學生“引進門”主要靠講專業歷史、學習專業歷史，從專業歷史“教”和“學”中引發學生的修學興趣。理論是什么？理論是從既往的經驗或教訓中總結、歸納出來，被綜合匯總、被提煉抽象以后的“質”的規定性，包括基本范疇、規律論和方法論等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顧他們所研究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學術研究領域時，就曾在所撰文章里公開承認，他們從歷史學著作中所獲得的，遠比從這些學科以往著作中獲得的要多得多，尤其提到了摩爾根所著的《古代社會》。何微先生有所針對地說，“論從史出”，也可以算是新聞學專業教育的一條通則，可有些辦新聞學專業教育的，卻不那么遵守，也許是因人設課，不太符合由淺入深的修學邏輯。比如，給新聞學專業本科、研究生開課，不是“史“字當頭，而是“概論”課（《新聞學概論》或稱《新聞事業概論》，《傳播學概論》或稱《傳播學教程》）或“業務”課（《新聞采訪》《新聞寫作》或《電視報道》《新聞攝影》）開路，這樣的或許要另當別類的新聞學專業教學之課程設置或安排，不管是有意、故意還是無意、潛意識，至少是違反了還未知專業的初學者認識外部陌生事物的基本順序。教與學總是相輔相成的。新聞學專業教育，先要教之這個專業以往的歷史，讓受專業教育者了解到這個專業以往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情況，中國的、外國的，使其能從學習中找出應該承接、發揚光大、轉而需要更新、革新和創新的道理，找到自己在這個專業中值得學習和效仿的榜樣。榜樣的力量，總是無窮的嘛！根據專業培養要求教育和培養學生，你不好好教育學生去數一數前人走過的腳印，學生今后從事專業工作，就是順著這些腳印繼續向前走行的嘛，“不積跬步”，將何以“至千里”呢？

何微先生不僅主張將“論從史出”的學術規則作為新聞學專業教育的通則，而且主張要把“理在事中”作為新聞學專業教育、追尋專業學理的通則，貫徹于新聞學專業教育的全部過程。何微先生講道，新聞學專業學理，辦事道理，都在做專業工作、所辦事情之中，不過是隱藏的、“匿聲隱形”的，要讓修學學生在做新聞學專業實踐中、在辦具體事情之中，找見一些“理”來，這在教學方面也叫做“悟”出其中道理，佛教里就直稱“悟道”，“當頭棒喝”能“悟道”，“拈花獻佛”也能“悟道”。尋找道理的方式方法，自覺覺之，教而覺之；自覺覺他，直覺覺之。自己“悟道”了，受教育“悟道”了；自己“悟道”后，再去教授別人或同伴“悟道”；同學間互相學習、相互促進嘛；憑主觀“直覺”或“知覺”來“悟道”，等等。這些都是探尋和追求“學理”的辦法，這些“理”都在所要從事的專業實踐活動、所要做的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之中，“理”不會從“事”里“跳”出來，“跳”到你面前，而是要做事者注意去追尋、知曉其中的道理。

何先生曾意味深長地說過，鄧云特，也就是鄧拓啦，延安新哲學學會成員。鄧拓講過“記者是雜家”，其他很多人都說過“記者是社會活動家”的意思。怎么理解？“記者”是新聞從業人員的通稱、統稱，就是專指新聞工作者；“雜家”，就是雜七雜八的，社會上很多行業的學識應該有一些；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做新聞工作、從事新聞傳播活動。恰如馬克思所說，應該是世界上所有的知識對于我來說都并非陌生。世界上所有知識并不陌生，不是都學會了，才能去做記者，而是“記者是有所專長的”，記者是專職的新聞工作者，他的專長是善于發現、善于學習、善于思考、善于調查研究，在做新聞學專業活動——操辦新聞傳播業時，所需要的知識都不陌生。做新聞工作，首先需要新聞學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是從事專業活動的基礎。初學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如果不使自己首先成為專業人才，就想去做“雜家”，那他在學習專業時，今天在這里“雜”一下，明天到那里“雜”一下，四年后本科畢業，“雜”是“雜”了，“家”沒當成，不能勝任新聞傳播崗位的工作。為什么呢？做新聞工作就是這個“理”，首先你是“?！睂W新聞學專業的，你擅長專職的調查研究，很快地弄清事實真相，然后你去做新聞學專業的工作，采訪報道社會上方方面面的新變化，這樣才慢慢地“雜”起來，久而久之也就成為了“雜家”。就眼下的情況，受新聞學專業教育者，首先要做好新聞學的“專學”，然后在做新聞工作的過程中逐步成為“雜家”。為此，何老應某位當時尚算年輕的教師討請墨寶時，他在“囑書”二字后寫了一聯相贈：野物不為犧牲，雜學難以成才！若要詳讀細解何微先生所手書的此聯，怕也與他的新聞學專業教育主張“理在事中”一脈相通、息息相關罷！他強調“理在事中”，就是要讓學生將專業知識學習與從事專業活動聯動起來，使他們在學做新聞工作中，能夠自覺遵紀守法，能夠嚴守記者信條、道德規范，在做事中“明”理，以便今后能在不斷努力的專業實際工作中成為合格且優秀的新聞專業人才。

何微先生積大半輩子做新聞工作、領導和管理新聞傳播業單位的經驗，并根據這些經驗來教育、培養和建設新聞工作者隊伍，因而他一貫主張：“用事實說話”是做新聞工作的根本技法和努力目標。雖說他是新聞單位的領導，但外出采訪、在單位當總編輯卻很喜歡帶些年輕人，看他們操作，指導他們做新聞采寫或者編輯的實際工作。

1989年6月初，何微先生讓我陪著到武漢市的大商場——位于武昌區傅家坡的中南商場去買一雙布鞋，在商場三層才找到賣鞋子的柜臺，買完布鞋還隨便逛逛，那時的商場每層都有臺電視接收機開著，正在現場直播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答中、外記者問。時年已達74歲的何微教授指著電視熒光屏問我:“這是誰呀？這么能說會道的！”我趕緊看了一下熒屏底下的滾動字幕回答：“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袁木原先是新華社的！”何微先生“啊”了一聲，說：“想不到呀，袁木是1948年我任新華社華北分社副社長時，到部隊去挑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來做記者的，把他帶往察哈爾分社，還帶著他采訪過，新聞單位就是鍛煉人、培養人呀，現在卻這么會說了呀！”

1995年我博士研究生畢業，被派遣到我本科畢業的母校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研究所工作不久，就接過新華社北京分社劉佩衡兩次電話，說現在分社資料室里還有很多篇何微老社長油印或鉛印的講稿和文稿。他在陜西日報社任職時，不僅建立了新聞研究所、出版發行專業學術期刊《新聞知識》，還經常舉辦通訊員培訓班，他以報社總編的身份去講課，創辦《〈陜西日報〉通訊》，刊授、函授做新聞工作的必需知識、該知要點。他說，通訊員、業余寫稿者，他們最需要、最缺什么呢，這些要在給他們講課或采用刊授、函授的形式，直接明了地告訴他們。他們將日常新聞通訊工作叫做“整材料”或“整稿子”，不管“整出什么樣的新聞稿”吧，“用事實說話”是最重要的方法，拿具體的事實來說，別“過于籠統”“非常概括”了，一是一，二是二，總得把事實簡明扼要地寫清楚?！坝檬聦嵳f話”是做新聞工作的一個根本，先要能把事實找出來，然后要用事實來說話，最后還要用事實會說話，要會“用事實說話”這一根本技法，“能用事實會說話”是我們的努力目標，不要拿起筆來寫新聞稿子，在新聞稿紙上左一分析來，右一解釋去，結果把要報道的事實給“架空了”，只剩下個“空框架子”了，有血、有肉、有經絡骨頭的事實沒有了，那樣“空架子”的新聞稿件，讀者是不愿意讀的。

何先生提醒說，還有一種現象，也多見登載，如重要會議和活動、兩國交往、時局變化等，會議秘書處、活動辦公室以及相關部門等，事后都要發表新聞公報、聲明、宣言、照會、抗議等，很大的一類啊，都可以歸類為“公報式新聞”，新華社的社長、總編輯去采訪也好，一般記者甚至是派專職通訊員、實習生去采訪也好，都要拿到新聞公報等文件的文本，回來寫新聞稿件，除擬訂出新鮮、重要、醒目的新聞標題外，就是寫新華社某地某月某日電，某會議或活動舉行，結束時發表了新聞公報，“公報全文如下”，就這么一兩行文字是自己寫的，接著就是“公報”全文照發照播。在現代社會，國內外會議、活動頻繁，這類新聞很多，這些“元文件”才是“事實”信息，要一字不漏地照發，這也是“用事實說話”。有些人講《新聞采訪》《新聞寫作》課程，卻不講甚至提都不提“公報式新聞”，這么一大類新聞稿件，根本不講，至少不全面、不實事求是。

新聞事實，重要的新聞事實，包含在眾多事實之中，要全力去找并且摹寫出來。有的人講新聞寫作，要求真實、生動、活潑、形象，要饒有興味，總之是要遵循趣味性原則。新聞稿件寫出來、刊登出來，有沒有趣味、讀者愛不愛讀，是“事實”決定的，不是“寫作”決定的，“事實”是客觀存在，“寫作”是將事實表達出來，能否真實、生動、活潑、形象、有趣，那就要看事實本身是否真實，是否生動，是否活潑，是否形象，是否有趣味。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是新聞事實真實、生動、活潑、形象、有趣，而不是寫作生動、妙筆生花。他曾不止一次在講課中提到獲得全國好新聞評選一等獎的、那條由新華社記者郭玲春采寫的人民藝術家金山追悼會的新聞電訊稿，分析評價說，從當代新聞信息傳播現狀看，給讀者信息多、質量好，才是獲獎好新聞作品的基本評價標準，可是這條新聞電訊，字數雖說不算太多，但信息量小、質也不很高，一共只有兩個信息，一個是人民藝術家金山死了，另一個是人民永遠懷念自己的藝術家，“死訊”是“新”信息，“永遠懷念”就不算那么“新”了，這樣篇幅的一篇新聞電訊稿，只給出“兩個信息”，很難說是非常優秀的獲獎“好新聞”。這樣看來，在何微先生眼里，“好新聞”首先得有“好事實”，而且要把這些“好事實”好好地“表達”出來，必須是用“好事實”來“好好地說話”，其中傳遞的信息須量多質優。

在新聞學專業教育、新聞學專業人才培養、培訓等方面，無論是新聞學本科生、研究生的脫產全日制的教育與培養，還是大專、?？平颖究苹蚶m本科、新聞干部專修班、培訓班，或是通訊員學習班、刊授、函授、夜大、廣播電視大學、私立大學、自學考試等，都要牽涉到新聞學專業人才的教育、培養或提高。

何微先生非常明確地指出：敘事和議論是新聞信息的基本表達方式，要教育和培養學生在修學過程中“敘事”和“表意”并重，不能有所偏頗。他說，“敘事”就是敘述事實，這是新聞信息傳遞中的基本表達方式之一，也是學習新聞學專業必須具備和訓練好的一種基本功?；竟Σ缓?，也就是基礎不牢，蓋房子基礎不牢，沙灘建高樓不會滑坡就會倒塌。

何先生在授課時講得很明白:我國的漢語言文字寫作，歷代文獻資料、文集、典籍，卷牒浩繁、汗牛充棟；就說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秉筆直書；若說史書，如編年體、紀傳體、國別體，朝代史、斷代史、通史、通鑒、通義；再說文體，敘事詩，從《詩經》開始就有，如《十月之交》，詩里所記的日食、月食、地震，還真有據可查，從敘事詩到記事文、說明文、日記、游記、山水游記、筆記，勤筆免思呀，記錄事實，敘述事實，敘事清晰，這在中華文化上是有深厚傳統的，“秉筆直書”“敘事清晰”這些傳統要繼承和弘揚，加上現代科學技術工具的運用，就不光是文筆書寫“敘事”了，還有鏡頭（電視畫面）敘事、錄音敘事、照相（照片）敘事、網頁（網絡信息）敘事，等等。尤其是從高中直接考上大學來讀新聞學專業的本科生，一定要加強“敘事”的教育和訓練，應該是與中學階段教“語文”課一樣，除閱讀以外還要扎實加緊“作文”訓練，新聞學專業本科生的“作文”訓練就是“敘事”，要達到的要求或標準就是“敘事清晰”。

何微先生還指出，新聞傳播信息的表達，方法、方式或途徑，除去“敘事”就是“表意”?！氨硪狻本褪恰氨磉_意思、意圖或意愿”，帶有很大的主觀性，是主觀見之于客觀、而又高出于客觀、高度抽象的，也就是說，是經過概括、提煉或凝練了的客觀，在手法上就叫做“議論”，議事論理、析事說理。表明意圖、表達意思、表現意愿，是新聞評論工作、寫作新聞評論過程中最主要的，也是“發議論”所必需的；寫新聞評論，就得擺事實、講道理，議事論理；見之于事，催其思考，發為議論，這就是新聞評論工作和寫作新聞評論作品的本旨。南宋陸游有詩句“紙上得來終覺淺，須知此事要躬行”呀。為此，他要求應該“以見事實、見現象、見跡象、見征兆、聽言談、看到新情況，再來發議論”，這樣地教育和訓練新聞學專業的修學學生。

有一年秋天，武漢大學珞珈山上楓葉泛紅的時日，周永固副教授講完課回家，先到何微先生住所小憩一會，一是走環山路累了，該歇口氣再步行回去；二是可順便看望何微先生，繼續討教；這次則還加上周永固副教授請何微先生為其“新聞評論學課程講義”編寫為教材、出書寫“序言”的事情，碰巧我也在場。寒暄互問后，何微先生對周永固老師說：“書稿，我看了；序言，我也在寫，還沒弄完。我看你概括新聞評論的特點，哈，那么多‘特性’，一個一個的，比較全面，論述這些‘特性’也算簡潔。新聞評論的這些特點，要給學生講，但更要練習寫新聞評論，做出‘習作’，學會表明態度、意思，學會表達主要的意圖。我在陜西日報社做了八年總編輯，這八年都沒回家過個春節，在值班、看清樣、寫新聞評論。在在陜西日報社工作時，碰上忙的時候，幾乎天天寫新聞評論，省委常委開會、省委常委開擴大會等，這些重要活動一結束，就要寫社論，社論的稿子還得送審，送省委宣傳部、省委書記秘書甚至是省委書記本人，要審閱、要修改或提出修改意見或建議。在這么短的時間，倉促地寫出社論稿件，滿腦子想的是活動意圖表述清楚沒有、稿子送審能否通過，哪里有閑空去考慮新聞評論的那許多特點？主要是考慮領導意圖表達準確。政策、決定、主張、見解、措施等，不能原文原句照搬，也不能是政策條文圖解，而只能是用議論的手法把領導層面的意圖，準確地議論出來，讓老百姓能掌握、能參照著去做。意圖表達不準當、不科學，普通百姓就不容易把握或領會。連學生都知道，甚至是考試要考，就死記硬背這么些新聞評論的特點，卻在寫新聞評論的習作時表達不清、表述不全主要意圖、議論不了孰是孰非，那就是沒教好、沒學好《新聞評論》課程?！?/p>

何微先生在做新聞傳播工作或從事新聞學專業教育活動上，十分注重自身的言傳身教，提倡新聞學專業的教師更應該為人師表、為學生的表率。

何先生說，培養記者、編輯等新聞傳播業的后備軍，記者工作是多方面的社會工作，是傳遞社會各行各業、各個單位或個人的最新信息，是要在社會里廣泛地與人打交道。這樣一來，新聞學專業的教師，便是其今后去從事專業活動的修學學生的最早楷模、榜樣、影子、樣子。列寧說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何微先生說到做到，表里如一。無論是在戰火紛飛、彈雨橫穿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紅紅火火、各業奮進的建設年代，或者是在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改革年代，在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負責的崗位上，他總是身先士卒。外出采寫新聞，他帶領記者下基層、進廠礦、到村頭，走家串戶、察看實情；坐在總編室里，實在忙得不可開交，不能外出調研，他打電話約工廠的工人、鄉村的農民等朋友到他的辦公室來座談，了解實際情形和實際效果。記得有一次，何微教授指導我說：怎樣了解實情、了解農民意愿？那一年推廣密植樹苗、在距間內種植小麥，規定這一排白楊樹到那一排白楊樹之間僅間隔五米寬，白楊樹苗一長高、成排的白楊樹，五米寬的間距內還能種小麥？拿不準！除了叫記者站的記者帶老農民到總編輯的辦公室來談，我自己還打電話請了兩批農村的朋友來談，老農民們都說那么密地成排栽樹，其間距內就種不成小麥了。這樣一了解，推廣密植栽樹間距內種小麥的報道，就不再在《陜西日報》上刊登了，報紙不可以為這種“瞎指揮”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害農坑農的作風和行為推波助瀾！

何微先生做新聞輿論工作數十年來，就是這樣一位非常尊重客觀實際、拜內行為師的直性子人，可謂“剛正不阿”。正是這種剛正不阿的直性子，使他自嘲自己的新聞“官職”越做越小，而他所工作過的新聞單位之工作人員、記者、編輯對他卻是特別擁戴、傾心敬佩。在《陜西日報》做總編輯八年，每年除夕夜，他到食堂親自炒幾個菜，與值夜班的記者、編輯們圍坐一桌吃年夜飯，其樂也融融！

他曾對我講過：“新中國建立初年，對文職人員評定級別比較地高，那時我任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副社長兼北京分社社長，給我定的是八級干部。別小看我這個八級，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帥中最年輕的也只是八級呀！1957年反右運動，我被派到江蘇分社去反右派、揪右派，也沒事，還是八級；到1958年搞“大躍進”、刮“浮夸風”，我就較為冷靜了，不那么愿意“跟風”報道；1959年“反右傾”運動，我抗日戰爭時期報道過彭（德懷）老總指揮的打擊日寇的“百團大戰”，“反右傾”期間又為彭德懷元帥說過話，便被降一級，為九級干部，調往京外分社任職了?？纯?，當了這么多年運動員！從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職位上退居二線，被武漢大學請過來做新聞學研究所的所長（處級）了，不是“官職越做越小”嗎？我那時也沒多想，順嘴接應了一句：“何老，您可是‘學問越做越大’呀！”何微先生不止一次地“自嘲”自己當了一輩子運動員——要知道直至因病去世，他還是“九級”（干部）運動員呢！

何微先生在新聞學專業教育的多種形式的崗位（作“學術講座、學術報告”的新聞單位負責人、新聞業界名人、教授、兼職教授、客座教授等）上，規模不一的大禮堂、報告廳、大或小的教室里的講臺上，始終是一位學識深厚、閱歷豐富、和藹可親的師長。與他在新聞傳播業界一樣，與同行的關系以及相處都很好。他的言行舉止，是在表率，讓我這個后學者難望先生的項背。

就說新聞學理論界的“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他們之間的關系和相處就很有些惟妙惟肖！我在1995年春節給甘惜分先生拜年時，甘老對我說，1957年反右派，組織對王中先生的批判，不寫批判文章不行??！批王中還沒批完，在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就已經開始批我啦，這是外人所不知的。（20世紀）80年代初，在甘肅蘭州舉行新聞教育學年會，我聽說王中老將出席，特意早去蘭州兩天，親到蘭州的機場接王中老。誰知，王中老還生氣呢。我熱情伸手到剛下飛機的王中老面前，王中老手也不伸、眼也不抬，鉆進接他的轎車走了。后來，我在美國時，得知王中老病逝的消息，趕緊寫了一篇《風雨飄搖憶王中》的紀念文章寄給國內期刊上發表。甘惜分先生這次還將此文復印件給了我一份，其意我心知肚明，是暗示我今后有機會寫文章時作點釋“南王北甘”之間的“前嫌”吧！

而“西北何（微）”與“南王北甘”的關系，就相對地平和，相互尊重、相互倚重！何微先生說，王中老年紀比我大，我手下的人到上海，我總要吩咐他們在滬上去復旦大學拜會王中老，聽聽他的意見。王中老對別人說，“這個紅區（指延安）來的何微先生，有意思，派桑義燐等手下來我這白區（指上海），征求對新聞學專業教育、培養、科研的建議呢！由王中先生生前所傳出的這些話，可見王中先生與何微先生的關系很平和、沒有什么間隔。何微先生與北甘（惜分）都是1937年入的延安抗大，又同是1938年被分派做新聞工作，何、甘關系一直融洽。甘惜分先生給何微先生的書信往來，一般是毛筆書寫的，我是見過的。一次，何微先生跟我說：這個甘惜分老，信上說“您我同庚”，可信的抬頭卻寫“何微兄”，究竟誰年月大？何微先生輕拍自己腦門說，我記得甘惜分老大我的月份！改革開放、恢復學位制度以后，甘惜分先生指導研究生的學位論文，許多篇的外審請的就是何微先生評閱、寫評語的。1988年冬，甘惜分先生帶著研究生童兵、董煒去海南調研，接到南陽日報社劉少宇電話邀請參加《南陽日報》創刊暨毛主席撰寫《中原我軍占領南陽》新聞電訊稿40周年的紀念活動，他們就約定到武漢大學何微先生住處匯合，然后一起去河南省南陽市。是夜，一輛中巴車載了甘惜分先生一行和何微先生帶著當時新聞所干事張鐵球和做研究生的我，加上開車司機共七人，甘惜分先生一行三人剛從?？谙驖h口，匯合后與何微先生一行三人便下襄陽向南陽了。不巧，那時路正改造，又是暗夜里行車，顛簸得很，但見何微先生手端甘惜分先生的茶杯，每隔一兩小時便送給甘惜分先生喝一兩口，童兵和我這些做弟子輩者想接何微先生手里的杯子也不讓接，何微先生可以說是徹夜未眠地陪著甘惜分先生，直到車子在天亮時駛進南陽市區。何微先生與甘惜分先生的同學情、戰友誼、同行關系之親密無間，由此也可見一斑。

在新聞學專業教育和理論界，除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外，再最有資歷的就應該是我1979年考入大學讀本科時的北京廣播學院（現改名“中國傳媒大學”）任新聞系主任的康蔭教授了?？凳a先生是1938年入抗大學習的，年齡比甘惜分先生、何微先生要小兩歲。我1993年夏研究生畢業后回本科母校任教，就被分派在與康蔭先生、王玨教授一起同坐一個辦公室?？凳a教授所指導的研究生王云鵬也已畢業，那時在《廣播電視年鑒》編輯部任主任，是副教授，也指導研究生。王云鵬學長還記得康蔭先生想趁腿腳還好行動時，去一趟延安。王云鵬學長是陜西咸陽人，本科是78級編采專業的，與我所學的是同一個專業。王云鵬學長找我商量康蔭先生去趟延安的事，我便聯系了我的研究生指導教授何微先生，住在西安家中的何微先生很快就給這事做了安排，并且說要陪康蔭先生一行到延安。何微先生的熱情回答，讓我有些喜出望外。半個月后，我在廣院校園路上見著王云鵬學長了，便問：陪康老去延安回來了？可順利？印象如何？王云鵬學長回答：“很順利，何微先生要了輛車，一星期都陪著我們，從西安到延安再回來，一直是何微先生在張羅、安排。印象呢——”王云鵬學長沉吟了一下，說：“怎么說呢？我的導師（指康蔭教授）是個教授、學者，卻像一個新聞官；你的導師（指何微教授）是個級別很高的新聞官，卻更像是一個教授、學者。哈哈！”王云鵬學長現任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副臺長，我與王云鵬學長路遇時評說印象的話，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讓我感到無比欣慰。

毫無疑問，歷史已經證明，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和康蔭先生等，是走在20世紀下半葉新聞學專業教育隊列最前面的人，就像是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所書寫的可以稱之為“巨人”的人！他們心靈之圣潔、精神之偉大、道德之高尚、思維之睿智，使他們能夠成就為業界的“脊梁”。如今，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等先生，斯人已去，但他們的思維智慧將永存。何微先生故世快20年了，他生前的這些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至今耐人尋味、深受啟迪；他在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里所操辦的新聞傳播業、所從事的新聞學專業教育活動之業績將永在；他這些關于新聞學專業教育的思維閃光，將照耀著后學者、后來人改革創新、決勝小康。

胡耀邦同志湖南故居食堂的墻壁上有一副對聯：“屋矮能容月，樓高不染塵?！毕愀劭萍即髮W教授丁學良看到此聯，改其中兩個字：“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塵”，以稱頌胡耀邦同志光明磊落的一生。在2015年12月22日的《長壽養生報》第15版上，用了大半版篇幅刊登作者宋立民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百年的長文，標題就引自這副所改字的對聯《耀邦百年：“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塵”》。我聽何微先生談過1938年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畢業時分派去向的經歷：當時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就是胡耀邦同志，給他的第一張路條子是去河南沁縣任縣委書記，他沒接受；第二張路條子是去《黃河日報》，他欣然前往了，從此走上了新聞學專業活動之路。作為何微教授指導畢業的研究生，我這里仍要仿而效之，將這副對聯增改幾個字并加橫批，來紀念恩師何微教授誕辰百年——上聯：身材矮能容皓月；下聯：級別高不染俗塵；橫批：可為師矣！

（作者系何微先生的研究生，先后獲文學學士、法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河北經貿大學教授、華北科技學院兼職教授。本文2016年2月26日-3月24日斷斷續續寫完初稿，5月12日下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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