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抗戰時期廖承志在香港領導的創辦報刊活動及歷史功績

陳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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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抗戰時期廖承志在香港領導的創辦報刊活動及歷史功績

皖南事變后，廖承志在香港積極調動旅港文化人的作用，與香港抗戰報人相濡以沫、共同奮斗，開辟各種文化宣傳陣地，參與創辦或協助創辦了《華商報》、《大眾生活》等多種抗日救亡報刊。這些報刊的創辦既宣傳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揭批了“東方慕尼黑”陰謀，聲援了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的愛國活動，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又促使香港從“文化沙漠”轉變為“文化綠洲”，保障了黨的新聞事業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推動了各項革命工作的順利開展。

抗戰時期；廖承志；香港；創辦報刊；歷史功績

抗戰時期，剛滿30歲的廖承志便被委任為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領導華南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戰文化工作。在此期間，他極大地調動旅港文化人的作用，與香港抗戰報人相濡以沫、共同奮斗，積極開辟各種文化宣傳陣地，參與創辦或協助創辦了《華商報》、《大眾生活》、《光明報》、《青年知識》、《筆談》、《時代文學》、《星島日報》等多種報刊，宣傳中共的抗日政策，揭批“東方慕尼黑”陰謀，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和世界友好人士中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另一方面促進了香港文化的發展，并在戰火紛飛中保障了黨的新聞事業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為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發展鍛煉與儲蓄了大量專門的新聞人才，推動了各項革命工作的順利開展。

一、抗戰時期廖承志在香港開展統戰和領導抗戰文化工作的歷史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隨之形成，廖承志接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香港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領導抗戰文化工作。在香港，廖承志不僅成功籌建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竭力推動香港抗戰文化工作的發展，開辟各類抗日宣傳陣地，創辦了《華商報》等抗日救亡報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應該說，廖承志之所以能在香港成功開展這一系列的工作，與當時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不無關系。首先，在當時，位于南海之濱的香港成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治真空地。香港雖是中國的領土，但不屬于當時的國民政府管轄，國內占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在港與中共一樣處于秘密狀態，日本特務機構也可以在港自由行動。于是，“香港的自由港性質使各種政治力量能在這里以商業活動為幌子開展政治方面的角逐”。[1]作為香港這塊殖民地的管理者的英國非常支持國共合作，因此，國民黨特務分子對共產黨的活動的破壞明顯不如內地那般明目張膽，這樣的特殊環境有利于中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尤其在國民黨在內地掀起反共高潮時，香港這個特殊的環境對于中共堅持抗戰與進步，反對投降與倒退，揭露國民黨的陰謀起著非同尋常的作用。

其次，中共非常重視香港在聯系海外華僑、國際友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特殊作用，抗日戰爭爆發以來中共高層著眼于未來，在香港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1940年8月7日，周恩來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指出：“香港這塊地方我們不能丟，國外工作以香港為中心，由廖承志管籌捐，劉少文管統戰，潘漢年管情報、文化”[2]。1941年2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間，在重慶與茅盾談話時又指出：“現在香港有了很大的變化，所處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們向資本主義國家和海外僑胞宣傳中國共產黨政策爭取國際輿論同情和愛國僑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內地與上海孤島聯系的橋梁，香港將成為我們重要的戰斗堡壘，因此，我們要加強香港的力量，在那里開辟一個新陣線” 。[3]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國民黨除對中共采取軍事行動外，還實施了文化專制和特務統治，取消各地抗日群眾組織，封閉民主進步報刊，逮捕進步人士，重慶《新華日報》、桂林《救亡日報》等報刊的出版發行遭到諸多阻撓和破壞，后被禁止出版、?？?。至4月底，內地先后有數十種宣傳抗戰的進步報刊被迫?？?，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均被查封。在這種情況下，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兼文委書記的周恩來運籌帷幄，決定將重慶、桂林等地可能遭到迫害的文化界、新聞界著名人士，安全轉移到香港。1941年二三月間，有計劃地到達香港的文化界、新聞界進步人士達100多人。夏衍、鄒韜奮、范長江、金仲華和梁漱溟等不滿國民黨反共分裂政策、不愿做亡國奴的文化人士紛紛從內地赴港辦報辦刊。這些報人、文化人的加盟，使香港報業人才濟濟，香港抗戰報業由此進入了鼎盛時期。

第三，廖承志關鍵時刻積極幫助和解決來港報人的生活，為來港報人參與創辦抗日報刊活動創造條件。由于眾多報人聚居香港，其住房、工作、安全等問題一度非常突出；一些國民黨特務趁機收買投機報人打入香港新聞界，使香港各界報人們的觀點不盡一致，有時甚至互相攻擊。在如此復雜的環境下，為團結更多的報人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廖承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對待來港的文化工作者的態度，周恩來曾給廖承志作出指示：“從前那種有時失之輕浮，有時失之圓滑，有時失之謙虛，有時驕傲的態度是不適當的?！驗槟銇黼娭袑ο难苡小桓蚁嘈拧徽Z，并且又曾拒絕他參加支委，故我有些感覺港電告你的。望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4]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廖承志帶領“八辦”工作人員，積極地利用在港的熟人、朋友和其他社會關系，竭力解決好報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安全問題。如胡風來港后，廖承志曾親自上門探訪，并奉上了150元港幣。廖承志的此次造訪體現出來的踏實穩健、平易近人的中共領導人的風格，給胡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胡風仍舊記憶猶新地說：“第一次見到這位穩重誠懇的領導人，感到他的作風是那么親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質是讓人信任、敬重的?！盵5]

二、抗戰時期廖承志傾注心血籌劃或協助創辦《華商報》等一批抗日救亡報刊

1938年初，廖承志離開延安來到香港籌建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同時還背負著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囑托三大任務：向海外宣傳中共的抗日政策與成效；充當海外抗日援助物資的中轉站，將之運往各主要根據地；搜集國際信息和動態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閱。為了很好完成這三大任務，在周恩來的指示下，1941年5月成立了由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5人組成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廖承志和香港“八辦”還聯絡一大批文化精英和愛國志士創辦和協助創辦了《華商報》、《大眾生活》、《光明報》、《筆談》、《時代文學》和《青年知識》、《星島日報》等一批救亡報刊。其中《華商報》的創辦最具代表性，她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是中共在抗戰的歷史關鍵時期于香港創辦的第一張中文報紙。

創辦《華商報》是為了讓香港居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千百萬華僑、外國友好人士能有機會了解中共抗日政策，認清中國抗戰實況，揭露列強的“東方慕尼黑”陰謀，以討伐漢奸投降派的罪行。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打電報請示說:

“現到港文化人相當多。我們決定在港辦一報紙?！跃葒鴷藨B出現，但不太露鋒芒, 不過我黨重要文件應發表。我想在《新華日報》受壓迫，而港其他報受國民黨收賣的情況下，為沖破他們的封鎖辦這個報，就是其生命只有幾個月也是有意義的。如何盼示?！?/p>

周恩來很快接受了廖承志的建議，并電報批復廖承志此事可立刻辦，廖承志很快就籌劃在香港創辦一張由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報紙，按照胡愈之的說法為“海外黨報”[6]。

1941年4月8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華商報》創刊。此報為對開四版一大張的晚報。其創刊號頭版正中位置刊載了香港大資本家何東爵士的題詞：“喚醒僑胞”，以增加華僑商人的味道。報紙由鄧文田任督印兼總經理，鄧文釗任副總經理。廖承志邀請范長江任社長，張友漁為總主筆，廖沫沙為編輯部主任，陸浮、張惠通分別擔任采訪部、營業部主任。并確定夏衍負責文藝版，鄒韜奮執筆撰寫民主運動方面的社論，在此基礎上成立社務委員會，政治上由廖承志統一領導。廖承志為《華商報》擬出這樣的發刊詞：

“我們在這重要的時候，處身在遠東大局的神經中樞香港，深深關切著祖國的使命。祖國正在艱危的奮斗中，向著民族解放的目標前進。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標？這是有賴于中華民國每一兒女，不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一致繼續不懈的努力的?！虼?，我們原本上述的信念，在抗戰的過程中，就海外輿論界的崗位，擔當起號召，推動的任務……”

《華商報》實質上擔負著中共在香港進行對外宣傳抗日的重要使命，從創刊起，該報就以廣大華僑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中共的團結抗日主張。其要聞版刊登國內政治形勢，每天一篇社論傳達共產黨的聲音，及時反映海外僑胞的意愿，經?？欠从硣鴥韧庹鎸嵡闆r的通訊，以及有關華北、華南地區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日的報道。此外設有大大小小的言論、雜文，與社論形成相呼應之宣傳效果。還有每周一篇喬冠華的《國際一周》和張鐵生的《酬州閑話》，對國際形勢的動蕩變化，分析得有理有據，讓人心服口服。還有接連不斷刊登反映現實斗爭的作品，如茅盾的長篇連載《如是我見我聞》、范長江的長篇通訊《祖國十年》、千家駒的《抗戰以來的經濟》等，在讀者中影響都很大。該報除了在香港和內地發行外，還銷往新加坡、檳城、越南等地，銷售量達一兩萬份?！度A商報》是在解放區以外由中國共產黨創辦領導和公開發行的唯一的日報。1941年12月12日香港淪陷，《華商報》?？?。

《大眾生活》是鄒韜奮于1936年創辦發行，該刊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報道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聲援國際反法西斯斗爭，成為當時全國影響最大的周刊。1936年2月被國民黨查封，如果在香港復刊，一定能產生巨大影響。廖承志深知鄒韜奮在出版界具有很高威信，完全可以召集文化人士在香港復辦該刊，于是他傾其所有和發動社會關系為《大眾生活》復刊奔走，在他的感召下，金仲華、茅盾、喬冠華、夏衍、胡繩、千家駒等人欣然受命。為使該刊創刊號一炮打響，廖承志與鄒韜奮還決定約請大手筆寫稿。聽說茅盾再次來到香港，他們上門力邀文學大師茅盾拿出重量級連載作品?！陡g》很快從《大眾生活》上連篇刊載。另外，夏衍的長篇小說《春寒》和喬冠華、金仲華、張友漁等人的國際時事述評也陸續在該刊不斷刊出，《大眾生活》很快便成為當時香港首屈一指的刊物?！洞蟊娚睢吩谀承┓矫嫠鸬淖饔貌恍?，甚至超過了《華商報》的影響，正如夏衍所說：“《大眾生活》和《華商報》緊密合作，在宣傳戰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來，在當時當地，《大眾生活》的影響可能比《華商報》還大?！盵7]

在以廖承志為首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1941年，張鐵生主編的《青年知識》，茅盾主編的《筆談》，梁漱溟、薩空了、俞頌華主編的《光明報》，周鯨文和曹京平主編的《時代文學》等民主進步報刊相繼在香港產生。廖承志還主動地與《時事晚報》的主編喬冠華取得聯系，積極關心他的成長，在廖承志的介紹下，喬冠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廖承志的推薦下，楊潮出任《星島日報》的主編。他還經常出面請喬冠華、金仲華等常在該報發表文章，由此，《星島日報》成為一家靠近中共的進步報紙，并參加了與反動報紙的論戰。在廖承志的努力下，香港成為盛極一時、影響深遠的抗戰文化宣傳陣地?！度A商報》的創刊及香港文委的建立，標志著周恩來、廖承志在香港建立文化宣傳基地的構想變為現實。

三、抗戰時期廖承志在香港領導創辦報刊活動的歷史功績

廖承志在香港領導創辦這些抗日報刊以商業報紙的面目出現，以非黨報的形式彌補了黨報宣傳的某些局限，在中國大陸、東南亞以至世界各地產生了“不是黨報，勝似黨報”的重大影響。她們的出版發行使港澳同胞、華南民眾、海外華僑以及外國朋友能夠了解抗戰實情，知道中國共產黨和愛國民主黨派的抗日救國主張，認清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陰謀，以利于堅持團結堅持抗日，打敗法西斯侵略者，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同時又促使香港由“文化沙漠”轉為“文化綠洲”，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儲蓄了大量的新聞專門人才，促進了黨的新聞事業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第一，突破了國民黨政府的輿論封鎖，在香港這塊土地上撒下了宣傳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種子，起到了播種的作用?！度A商報》籌辦之初的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打電報請示說:報紙以救國會之姿態出現，但不太露鋒芒，不過我黨的重要文件應該發表。周恩來指示報紙不要辦的太紅，要灰一點，但必須堅持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主張。從創刊之日開始，《華商報》就連載了鄒韜奮20多萬字的長文《抗戰以來》，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地陰謀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面目，捍衛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9月18日起連載范長江撰寫的《祖國十年》，以親身目睹的事實，譴責國民黨反動派賣國投降和消極抗戰的行徑，記錄了中國共產黨為堅持抗日救國，團結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走過的艱辛歷程。1941年5月28日，《華商報》發表題為《團結第一，抗戰要緊》的社論。兩天后，又在社論中大聲疾呼:“堅持抗戰!”。5月31日，它又刊登了鄒韜奮、茅盾、范長江等人的聯合宣言，嚴正指出:只有團結、進步、民主，才能堅持抗戰。在廖承志的幫助下，鄒韜奮創辦的的《大眾生活》在港島一復刊，即以其鮮明的抗日政治主張昭示于讀者。其復刊詞這樣寫道：“對于進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設施，固極愿盡其鼓吹宣傳之力。但對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現象，我們也不能默默無聞?！覀兿嘈?，靠著全國人民的巨大力量也一定能扭轉乾沖，而到達勝利與光榮的彼岸!”[8]在廖承志領導的香港文委的指導下，《華商報》、《大眾生活》等抗日救亡報刊始終堅持團結抗戰的鮮明立場，及時反映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愿望大量刊載宣傳抗戰的翔實報道、通訊和文章。因而，在廣大港澳和海外讀者的心中，這些報刊已經成了在海外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光輝旗幟。

第二，及時揭批“東方慕尼黑”陰謀，避免了慕尼黑悲劇在亞洲重演?！度A商報》早在1941年4月12日就刊登了一篇紐約特約通訊文章《美國人看亞歐戰爭》，文章指出在美國朝野“主張對日本采取妥協政策的勢力仍然相當大?！蓖?，《華商報》社論《當心日本向南侵略前后的攻勢》洞若觀火地指出:“南侵是日本軍閥的既定政策，……它從沒有放松過南侵的部署?！贝撕?，《華商報》先后發表多篇社論《不要對日存幻想》、《太平洋的暗流》、《遠東暗流依然存在》，大聲疾呼中國和世界人民必須及時阻止美國、英國迫華協日的下策，以避免慕尼黑悲劇在東方重演。與此同時，在廖承志的積極宣傳鼓動下，《世界知識》、《新聞通訊》、《大眾生活》、《光明報》等民主進步報刊也適時推出了胡愈之、喬冠華、羊棗、夏衍、鄒韜奮、張友漁、沈志遠、金仲華、于毅夫、梁漱溟等著名文化人的大批國際時評文章，抨擊“東方慕尼黑”的陰謀，深刻指出英美等國家為自身利益，不惜犧牲中國而謀求局部暫時妥協的綏靖政策行為和政策，是一種新慕尼黑危機，說明這種危機必須引起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的注意。這些文章，認清了法西斯外強中干的本質，堅定了戰勝侵略者的信心，聲援了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

第三，積極報道、支持香港同胞和海外華僑的愛國活動?！度A商報》遵循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宗旨，在報道全國抗戰真實惜況的同時，十分注意報道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抗日功績，并且大力聲援他們的愛國活動。該報十分詳細地報道了南洋各界僑胞自1937年抗戰以來至1941年各種捐款超過國幣3億元，回國服務、支援抗戰的華僑青年遍布各個戰區及后方的業績。香港、澳門和南洋的大批熱血青年，就是看了《華商報》的報道后，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爭中去的?！度A商報》還積極報道了宋慶齡以“保衛中國同盟”名義，在香港發起“一碗飯運動”。 1941年7月31日，《華商報》發表了題為《響應一碗飯運動》的社論，動員香港廣大市民踴躍參加這次救助傷兵難民的愛國活動。8月1日，運動正式開始，《華商報》當日頭版刊登了宋慶齡詩一般的題詞:“日寇所至，骨肉流離。凡我同胞，其速互助?！盵9]接連三天，該報記者的報道與特寫，既充分反映了愛國同胞和國際友人援助傷難的義舉，又把捐獻活動推向高潮。這次“一碗飯運動”共募得販款23128港元，另“國幣”615元。它不僅是一次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而且是一場激情澎湃的愛國主義教育課。

第四，促進了香港文化的發展，抗戰時期的香港由“文化沙漠”變為“文化綠洲”。香港在抗戰前，文化被港英嚴密地控制，完全脫離了時代，而因緣抗戰，各種民主進步報刊和思想流行于這個“孤島”，使原本是中國文壇的“棄兒”、新文化的“沙漠”變成了“沙漠上的綠洲”。正如薩空了所言，“到香港來的”外江佬“和本地同胞……共同努力樹立起來中國的新文化中心”。[10]在以廖承志為首的中共香港文委的領導下，戰時香港的出版業飛速發展，在廖承志的斡旋和推行下，先后有30多家著眼于新文化建設和抗戰宣傳的報刊誕生，出版機構由寥寥可數的幾家增加到50多家，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印刷廠多達500多家?！爸灰袡C會到書店里跑一趟，便可以看到這么多的抗戰書報、雜志、畫報、小冊子，種種色色，真有點令人目不暇接”。[11]文學事業也空前繁榮，淪陷前的香港涌現了《筆談》、《文藝陣地》、《時代文學》與中共聯系緊密的文學刊物，并產生了有巨大影響的文學創作，例如茅盾、郭沫若的長篇連載等，都對香港文學起了很大推進作用。在廖承志、茅盾、夏衍等的哺育熏陶下，香港的青年作家嶄露頭角，參加了《華商報》文藝副刊的耕耘。報刊文化上的飛躍發展，使香港人們的精神面貌大大提高了，“愛國”、“反戰”、“反殖民”的思想逐漸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在戰爭的刺激下，中華民族歸屬感在香港人們中強烈地表現出來了。從1840年香港淪為英殖民地近百年來，香港同胞首次近距離與祖國人們心心相連，為抗戰奉獻力量，在中華民族精神凝聚力下，增強了心理認同感，為中共早日收回香港打下了基礎。

第五，在戰火紛飛中保障了黨的新聞事業的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鍛煉和積蓄了大量的新聞專門人才，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夯實了人力與經驗根基。1937年3月，中央黨報委員會成立，由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等組成，廖承志任秘書?？谷諔馉幦姹l前夕，廖承志就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和徐冰、陳克寒一起，在延安辦起了《解放》周刊，向全國人民宣傳抗日救國主張。此后，廖承志一直與新聞事業結緣。在香港領導“八辦”期間，廖承志領導下的中共香港文委，不僅支持創辦、復辦民主進步報刊，而且，極力培養新聞人才，為來港報人解決生活困難，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度A商報》1946年在香港復刊，大量的編輯人才就是抗戰時期的原班人馬，廣州解放后，《華商報》在香港?？?，大部分記者、編輯立刻轉往廣州創辦《南方日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新聞界人才很多一部分來自抗戰時期的香港，例如，鄒韜奮、范長江、夏衍、喬冠華、薩空了、楊奇、廖沫沙、張友漁等等。1938年8月到達香港的金仲華，曾任《世界知識》、《星島日報》主編，香港淪陷后，來到桂林繼續從事新聞工作。解放后，金仲華先后任《新聞日報》、《文匯報》社長、中新社社長、英文版《中國建設》雜志社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會長，后任上海市副市長。他是中國新聞界的佼佼者，在抗戰時期的香港，他一直與廖承志領導的中共香港文委聯系緊密，并時常得到廖承志的資助和幫忙。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12日，日軍占領了九龍，香港眾多文化民主人士以及報人在黨組織和廖承志的策劃下，開始一場敦刻爾克式的大撤退，這就是著名的“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這一行動更是廖承志為延續新中國新聞事業發展所作貢獻的強力佐證。

抗戰時期廖承志在香港領導的創辦的報刊活動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以及黨的新聞事業持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廖承志之所以能在抗戰時期成功領導創辦《華商報》、《大眾生活》等抗日救亡和民主進步報刊，與香港報人建立團結合作、共赴國難的合作關系，一是與其豐富的報人經歷有關。1936年底廖承志曾主編《斗爭》雜志，1937年4月又擔任中共理論刊物《解放》周刊的總編輯，對辦報事務很熟悉，與報人有共同語言。二是因為香港的出版環境、言論相對自由以及華僑、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三是廖承志平易近人和“樂天派”的性格也使得許多香港報人能與他和睦相處。在抗戰時期，如火如荼的香港報業之所以能在中國抗戰新聞出版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是與廖承志和香港報人之間的榮辱與共的努力奮斗分不開的?！度A商報》等抗日救亡報刊成為抗戰時期中共駐港機構與香港進步報人聯系的陣地?？箲饡r期廖承志在香港領導的創辦報刊活動所作出的巨大功績將被歷史永遠銘刻！

[1]袁小倫：《粵港抗戰文化史論稿》，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頁。

[2]《鐵軍》2009年第8期，轉引自 http://www.e0734.com/2011/1028/80668.html

[3]茅盾：《我走過的路》下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16頁。

[4]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省港抗戰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67頁。

[5]茆貴鳴：《廖承志和戰時的香港文化》，《百年潮》2003年第2期。

[6]鄭彭年：《宋慶齡和她的助手金仲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54頁。

[7]王俊彥：《廖承志傳》，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頁。

[8]茆貴鳴：《廖承志與戰時的香港文化》，《百年潮》2003年第2期。

[9]香港《華商報》，1941年8月1日，第1版。

[10]茅盾：《在香港編<文藝陣地>》，載《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1期；《立報》1938年4月2日。

[11]《香港工商時報》，1939年7月5日，轉引自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香港與中國革命》，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08頁。

責任編輯:李 玲

陳雷剛，男，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辦公室副主任，碩士，歷史學助理研究員。廣東 廣州，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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