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務高級官員之比較

梁忠翠

摘要：近代中英兩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角逐，雖主要是綜合國力的比拼，但是具體的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視?？疾?904年英國侵藏以來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務高級官員的個人履歷可知，兩國在用人機制和人員構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兩方人員的行政能力差異也很明顯：大部分英國重要涉藏人員有過在藏或西藏鄰近地區工作的經驗，而且一半人員來自參與侵藏的職業軍人或涉藏業務基層人員。他們年富力強，大都受過西方現代教育，且深通藏務，因久居要職而行政效率高。與之相較，光緒朝以來的駐藏大臣和民國涉藏官員則普遍年齡偏大、行事保守，綜合素質差強人意。且因赴藏多為權宜選擇，所以他們普遍對西藏事務熱情不高、辦事效率低下。深入探究這些差異，有助于進一步了解近代西藏問題復雜化的原因。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西藏問題；涉藏官員；駐藏大臣；駐錫金政務官；民國時期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15）02-0040-09

國家邊政的敏感性和復雜性要求高素質人才，邊政官員的素質直接影響守土衛疆活動的發展方向和工作成效，并與國家形象緊密相連。近代中國西藏因英國的介入，中英兩方在藏對峙角力，明爭暗斗，情況錯綜復雜。長期以來，國內學界某些論著或者認可近代直接涉及西藏事務的英國高級官員的綜合素質比中國涉藏人員要高得多的觀點，或者認為中國涉藏人員能力并不比英國人低，而只是時運不濟。且已有的研究中，尚無系統、全面地比較中英涉藏官員情況的力作。本文將在大量檔案資料的基礎上，探討中英涉藏官員構成差異，分析人的因素在藏事復雜化方面的作用。

一、中英兩國直接涉藏人員基本信息

清季以來，特別是民國時期，由于英國的入侵和干擾，中央對藏治權受到損害、對藏主權受到挑戰，中國西藏呈現復雜態勢。不可否認，這一時期中英兩國的國力確實存在較大差距，但國力的比拼也包括具體的人的比拼，而兩國直接負責對藏事務的官員，如英國延續六十多年的管理西藏事務的駐錫金政務官與中國中央政府駐藏、涉藏職官等就存在很大差距。這一差距成為兩方較量的決定性因素之一①。

（一）中英涉藏人員基本信息

從已有資料看，清末以來，清政府派駐西藏的官員多為遷轉，年紀較大，帶有權宜的性質，任期也大多不長，所以他們對西藏事務也并不特別上心；而英國派到西藏的官員則任期相對較長（懷特長達18年），對西藏事務比較了解，且專注于藏務，注意搜集相關情報，以服務于其國的對藏侵略。具體情況見表1～4。

（二）中英駐藏官員間的差別

從表1～4我們不難看出，中英駐藏官員在諸多方面均有差別。

首先，英國駐錫金政務官就職前大多有長年的涉藏經歷，很少半路出道者，而且有一半來自參與侵藏的職業軍人或者涉藏業務基層人員。軍人具有良好的組織紀律性和責任感，在敏感復雜的中印邊境能夠保持政策的執行力度，并具有吃苦耐勞、忍耐性強、冒險犧牲精神，尤其是從英國這支極具悠久拓殖歷史的軍隊出來的人，更是崇尚所謂的“榮譽”感。而曾在涉藏底層打磨錘煉的業務骨干則更具侵略性。

反觀中國方面，晚清駐藏辦事大臣（包括幫辦大臣張蔭棠等在內11人）中有副都統武職銜的雖有6人，但基本都是空頭銜。他們多是一些穿梭于眾多部門的職業政客，涉藏職業顯然只是其仕途履歷上的一個片段，扮演的是其職業成長的加碼長資角色。且從任職時間上看，似乎這個片段包含著更多的不得已、不得意的意味。另外，清季駐藏要員中罕有漢人的傳統表明清政府在聯蒙治藏的用人機制上有明顯保守性，這極大地限制了人才來源。

其次，博學多識不僅是官員執政水平的基礎和保障，而且決定了官員的戰略眼光、膽略和魄力。在西方世界主導的話語和規則體系中，西方教育背景自然占據絕對優勢。英國重要涉藏人員大都受過西方現代教育，而出身于傳統選官制度的清季駐藏大臣自然不具備這種優勢。民國時期中國的駐藏最高長官或受過現代大學教育，或具有西方游學履歷，有的甚至具有世界名校碩博士學歷，可謂一支高學歷人才隊伍。他們在學歷結構上雖然與英國駐錫金政務官相差不大，但熟悉藏語的情況不甚如人意，沒有資料顯示這些官員精通藏語。而英國涉藏人員則精通藏語，潛心研究藏事藏人，明晰藏人的行事風格和性格特征。英國涉藏官員中，通藏語的有8人，其中明確記載有5人精通藏語。他們潛心研究藏人藏事，還擅長總結經驗教訓，有3人著有藏事、藏文專門研究書目，其他人多留有大量的著述，“經世致用”的目的非常明顯。相比之下，民國方面駐藏最高長官中的多數人內心深處還是以傳統的蠻夷視角來看待西藏事務，對藏人藏情缺乏足夠的重視。

再次，從年齡結構上看，民國官員初任年齡平均至少為45歲，而英國先后擔任駐錫金政務官的12人的初任平均年齡約為38.6歲，要小得多。他們固然缺少官場經驗，但民國官員所增長的也不過是官場陋習積弊。而在青藏高原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與經驗相比，其實對身體素質的要求更高一些。英國駐藏官員多是年富力強、精力充沛之人，職業進取心也更強。

最后，英國人多是久居職位，有的任職駐錫金政務官近二十年。晚清民國以來中國駐藏最高長官任職時間普遍不長，最長的聯豫也只有6年。中國駐藏人員經常變動，法無常法，直接導致了涉藏政策缺乏連貫性。

二、英國涉藏人員評述

那么中英兩國直接涉及西藏事務高級官員在處理藏務方面具體表現又如何呢？

英國首任駐錫金政務官是懷特，他在任上最主要的貢獻是為英國統治錫金奠定了基礎。1903年7月，英印政府曾派懷特和榮赫鵬率武裝衛隊進至西藏境內甘壩，強迫駐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派代表與之談判。1904年英國武力侵藏之后，懷特開始傾向于非武力侵藏，他是英國武力侵藏與非武力侵藏兩種政策的過渡人物，比如他就曾力挺鄂康諾籠絡九世班禪。

曾短暫代理過英國駐錫金政務官的鄂康諾，可謂精明的外交官、情報專家。鄂康諾涉藏雖然只是其職業生涯的一小部分，但卻對榮赫鵬之后英國侵藏模式的建構起到了重要作用。1899年鄂康諾探聽到沙俄對西藏的野心和派密使赴拉薩拜見十三世達賴之事，極力呼吁英國予以重視。1903年鄂康諾作為秘書兼翻譯參加榮赫鵬侵藏，1904年9月《拉薩條約》簽訂后，江孜被辟為商埠，10月1日鄂康諾成為首任英國駐江孜商務代辦，同年獲印度帝國勛章。江孜任上，鄂康諾極擅情報搜集，用各種手段拉攏和收買西藏官員。江孜商務代辦處每月都有“秘密服務津貼”，其情報線人不僅發展了班禪系統的官員，甚至還發展到駐藏大臣的屬下，也“通過市場上的傳聞收集情報，其醫務人員亦通過醫治病人來獲得情報”②。

鄂康諾極力分化拉攏西藏上層。1905年底，他成功地從駐藏大臣有泰眼底運作了九世班禪的赴印活動，這也是鄂康諾涉藏職業生涯中的重要一筆。因英印政府的政策更弦等因，鄂康諾利用九世班禪獲取侵藏利益的企圖最終歸于失敗，但他并不死心，又幻想英印政府能鼓動班禪將西藏獨立出來，以日喀則為中心建立“獨立國家”。

鄂康諾籠絡班禪系統的失敗并未妨礙后來者籠絡達賴系統的熱情，首度籠絡達賴系統且賺取十三世達賴信任的是“知名的英國權威”〔1〕貝爾。1888年英國第一次侵藏戰爭后，貝爾參與了英方與清政府的談判、訂約活動，使英國獲得大量權益。1904年貝爾隨榮赫鵬侵藏。1910～1913年十三世達賴逃亡印度期間，貝爾充當接待，二人交往頻繁。1913～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貝爾積極策劃參與。1920年11月貝爾前往拉薩，自恃與十三世達賴具有“友誼”而“大施拳腳”，主張“現代化西藏”，煽動英國“武裝西藏”。但因其藏政思想與傳統的西藏社會不符、侵藏意圖過于明顯等原因，貝爾在西藏反對派勢力和英國政府的要求下，于1921年10月離開拉薩。但他成功地通過達賴實施了英國的一些殖民政策，扶植了西藏親英勢力。

貝爾不僅開創了英國侵藏的新模式，還堪稱這種侵藏模式的成功典范。他力主英國高度重視達賴喇嘛的價值，并成功地結交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使其為己所用。貝爾這種侵略模式甚至在今日都能找到印記。此后的英國侵藏急先鋒如古德、黎吉生等人基本上都采取了這一模式，即刻苦學習藏語、藏文化，精心培養親英藏人做助手，對西藏社會中上層施以情感攻勢，上下其手左右逢源，假“友誼”之名以小恩惠加以籠絡，逐步蠶食西藏地方利益。

繼貝爾之后，采用這種新侵藏模式最有成效的是古德。古德1913年就任錫金政務官，其涉藏生涯幾乎橫跨20世紀前半期，主要在中國抗日戰爭階段?？箲饡r期，古德不顧大局，不斷侵害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主權。他在任內成功設置的具有常駐性質的英國駐拉薩使團很快成為“培植和發展西藏上層親英勢力，謀劃反對中國，進行‘西藏獨立活動的一系列事件的策源地”〔2〕。

1936年8月古德使團抵達拉薩后，為反對班禪的漢人衛隊入藏，不斷在國民政府和西藏地方當局間挑撥，最終導致九世班禪未能返回西藏。1940年1月，主持第十四世達賴轉世事宜的吳忠信使團抵達拉薩，古德亦不顧惡劣天氣進藏，對十四世達賴坐床儀式等事橫加干涉。古德和西藏親英派妄圖在達賴坐床典禮上讓英國等使團與國民政府使團平起平坐，分庭抗禮。但其陰謀最終未能得逞，2月22日坐床典禮臨近時，噶廈通知古德：“此典禮系中央對藏宗教主權關系，外國人不便參預。英國代表等定于次日偈?！雹?。但古德不甘失敗，費盡心機聯手媒體否認了吳忠信使團的真正座次，成功地將此事發酵演化成撲朔迷離、引起爭論的話題。

在古德等人的煽動策劃下，1941年西藏親英分子清洗了親中央的熱振一派，漢藏關系頓生變數。達扎掌權之后，親英勢力猛增。1942年7月，英國和達扎等人甚至炮制出了西藏“外交局”。國民政府沒有理會“外交局”，但英國人卻與這個“外交局”打得火熱，“外交局”幾成西藏親英派大本營。

古德“急進”西藏的極端表現還在于在中英聯盟抗擊法西斯時不斷找尋機會鼓噪英國對藏軍售。他深諳公關社交藝術，國民政府官員對于古德的公關能力多有評述。如國民政府駐藏職員柳陞祺對于古德的行事風格有如此描述：“無論是在錫金王宮，還是在官署打橋牌，都由古德調度一切。他處處給人以彬彬有禮的印象，但同時又給人一種高不可攀的嚴肅之感，尤其是他在錫金王宮那種顧盼自若的神情，使我至今未忘?！薄?〕1941年古德獲封爵士頭銜。

英國駐錫金政務官中任期較短的有威爾、坎貝爾、麥克唐納、貝利、威廉遜、霍普金森等，他們當中以貝利最為著名。他是一個地理學家，藏語很好，1904年隨榮赫鵬侵藏，是《拉薩條約》的策劃者之一。他曾直接受命于麥克馬洪，以諜報官的身份從事侵略活動，開啟其“無護照之行”，七個月后上交了一張麥克馬洪所需要的地圖，這就是英國在“西姆拉會議”上拋出的“麥克馬洪線”的藍圖〔4〕。1915年貝利獲印度帝國勛章（C.I.E.），但終生沒有被封爵士。

英國駐錫金政務官最主要的急先鋒——貝爾、古德和黎吉生三人當中，貝爾依靠與十三世達賴的關系，描繪了英國侵藏藍圖，但卻沒有充足的時間和機遇做這些事。高傲固執、精力旺盛的古德的職業生涯則主要在中國艱難抗日之時，他“忠實地執行了貝爾對西藏的政策建議和普遍方法”〔5〕。

繼古德后最有名的英國侵藏急先鋒是黎吉生，他步兩位前輩后塵，繼續鞏固英國的侵藏成果。他被認為是“典型的邊境官員，一心在此，聰敏，效率高”，“是堅決的大英帝國利益的捍衛者”〔3〕。

他1933年初次進藏，1936年隨古德使團到拉薩，次年出任英國駐拉薩使團的負責人。黎吉生的權力很大，因為該使團分擔了錫金政務官很大一部分涉藏職責。1947年8月15日印度獨立后，黎吉生受雇于獨立的印度政府，繼續留駐拉薩，出任印度駐拉薩使團的負責人。

黎吉生在拉薩建英語學校，設西醫醫院，廣施恩惠，培植藏獨勢力。1947年3月，黎吉生鼓噪西藏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泛亞洲會議，與西藏親英分子一道妄圖通過在會場懸掛西藏“國旗”和“獨立地圖”宣告西藏已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同年5月，黎吉生參與謀殺前攝政熱振。1949年初國民黨統治即將全面潰敗之際，西藏親英分子與黎吉生會商，請求印度政府盡快向西藏當局提供更多的軍火，阻止解放軍進藏。在黎吉生的煽動下，西藏當局竟驅逐了西藏境內的所有漢人。

1950年8月黎吉生離開拉薩后，仍熱衷于從事分裂中國西藏的活動。1990年，黎吉生還撰文對英國不愿承認西藏有“自決的權利”及英國對達賴所持的態度“曾經深感恥辱，并繼續感到恥辱”〔6〕。

黎吉生之外，英國駐拉薩使團負責人中最突出的還有英籍藏人——雷·巴哈杜爾·諾布頓珠。諾布頓珠16歲在大吉嶺上中學時，被鄂康諾選為翻譯，參與英國侵藏戰爭，之后被安排在江孜做辦事員。長期遣派在藏的諾布頓珠是突出的諜報專家，是英國了解藏情的“傳入神經”，“英印政府掌握黃慕松在拉薩活動的許多情況，都是諾布頓珠報告的”〔2〕，據說“在1936年英國設立常駐拉薩使團之前，諾布已訪問過拉薩15次”〔5〕。1936年7月，諾布頓珠成為英印政府外交和政治部政治司職員，他是英國直接辦理西藏事務的五個機構（英國駐錫金政務官、英國駐拉薩使團負責人、英國駐江孜商務代辦、英國駐亞東商務代辦、英國駐噶大克商務代辦）中第一位高級別藏人英官，并且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作為黃種人的諾布頓珠能成功混跡于白人中，自有其過人之處，而他的藏人面孔又為他與西藏上層建立親密關系提供了便利，他甚至可以隨意與十三世達賴會面?！坝兄嘀匦愿袂矣兄鴺O大個人魅力的諾布頓珠”④不僅籠絡了大批官員，“還為拉薩的貴族女士所青睞，她們為他提供了大量內部信息”⑤。諾布頓珠全家總動員，其子參加了西藏軍隊，并擔任軍職四品官員代本，其妻子積極為英國政府公關。長期擔任英國駐錫金政務官助理的諾布頓珠成為“每個政務官的左膀右臂，他知道每個人的方式，知道怎樣與他們說話、說什么不說什么，以及怎樣進行外交”〔5〕?！爸Z布頓珠代表了英國希望“現代西藏”能夠出現的理想類型：保留了他們認為自己文化的最好部分，又接受了必要的英國官員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5〕。英印政府曾兩次授予其勛章。西藏噶廈曾授予諾布頓珠“扎薩克”的極高榮譽頭銜，該頭銜使他可直接參與西藏政治運作。

三、中國涉藏人員評述

與晚清的衰敗氣象相應，光緒朝以來的駐藏大臣們普遍昏聵無能，“干吏”、“能臣”極少。究其原因，是由于清廷一味任用滿蒙旗人，“才堪辦事之人，多留京供職”，而將緣事革職者或中材謹飭人員“罰邊效力贖罪”⑥。不過也有例外，比如張蔭棠。

張蔭棠是清季治藏官員中頭腦清醒且有遠見卓識的一位漢族官員。他出國多年，了解國際形勢，對英國侵藏非常警覺。張蔭棠認為只有變法改革，才能救藏安民。1906年10月張蔭棠入藏后首先整頓吏治，將矛頭對準了駐藏大臣有泰及漢藏貪腐官員十余人，結果有泰遭到嚴懲。接著他向清廷提出了“治藏建議十九條”、“治藏大綱二十四款”，得到采納后，實行了頗具新思維的治藏政策。張蔭棠的改革雖初見成效，但極大地觸動了西藏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并遭到保守官僚的非議。懦弱的清廷深恐激成事變，不到一年便將其調離西藏，張蔭棠的改革終歸失敗。

清政府最后一位駐藏大臣是聯豫，他因在藏期間推行新政而與十三世達賴失和，致使達賴出走印度。無論是張蔭棠的整頓藏事、彈劾有泰、力主新政，還是聯豫繼續推行新政，都是為了加強清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實際控制。晚清政府對藏治理思路單調而陳舊——既想守護傳統夷夏觀念，又欲兼具現代思維，但實際并無高度智慧和魄力加以綜合。反因處置失當，激化了與西藏地方上層既得利益者的矛盾，種下了清末民初西藏亂事的因子。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消息傳到西藏后，西藏分裂分子趁機作亂，中央政府對西藏治權失效，駐藏官員被迫大批撤離。而此時的中央政府正處于新舊交替的艱難時期，只得延續已有的權力格局，即自晚清以來，駐藏大臣地位下降直至不保，由達賴喇嘛和噶廈掌權的格局。1912年5月初，北京政府任命前清駐藏陸軍統領鐘穎為西藏辦事長官，他是中華民國政府派駐西藏的第一任長官。但不到一年，即1913年4月，鐘穎就被迫離開西藏。北京政府最終以“貽誤藏事”免去鐘穎西藏辦事長官之職（之所以說鐘穎被迫離藏，是因為這時西藏地方發生驅漢事件，所有漢人、更不用說中央官員，都被驅逐出藏；而說中央政府將其免職，是因為鐘穎的這一職位確實是被免掉的，各種原因不一而足），中央政府在西藏幾無勢力。

1919年8月，北京政府電咨甘肅督軍張廣建派李仲蓮、朱繡代表團進藏，但功效甚微。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也曾數次派員入藏，加強與西藏地方政府之聯系，較為有名的是劉曼卿。劉曼卿，女，藏名雍金，1906年生于拉薩，母親是藏族，父親劉華軒曾是清朝駐藏大臣的秘書，后擔任九世班禪的秘書。劉曼卿1930年2月抵達拉薩，8月7日返回南京。她入藏雖增進了西藏當局對中央政府的了解，但對消除中央政府與西藏當局的隔閡收效甚微。1934年為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黃慕松率使團進藏，雖因英國人的妨礙沒有取得大成效，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間的僵硬關系有所緩和。尤其是1934年11月黃慕松離藏時在拉薩設置了專使行署，標志著中央政府終于恢復了自清末以來在西藏的辦事機構，該辦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有蔣致余和張威白等。

關于蔣致余等人，黎吉生曾這樣說：“都是一些不像樣的貨色”〔1〕。比如張威白，“雖然能干，但由于級別較低，又有無線電臺臺長職務在身，沒有足夠的時間做聯絡工作”〔7〕。他雖一直堅持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權，按照蒙藏委員會的旨意積極與西藏地方政府交涉，但遇到噶廈政府態度強硬時，他又有明哲保身之嫌。據說張威白“個人生活極其腐化……所有辦事處的事務則一概交給秘書華寄天和通譯張旺處理”〔8〕。

1940年1月，國民黨元老吳忠信率民國歷史上最高級別的使團抵達拉薩，2月22日吳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參加了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大典。由于吳忠信和親中央的熱振攝政的努力，吳忠信使團在恢復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權威方面取得了不小進展。在拉薩期間，吳忠信還根據國民政府行政院電令，就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大員一事與西藏地方進行了會商，并于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

駐藏辦事處成立后的首任處長孔慶宗有高學歷，多年擔任外交官員、任教于各大學，書生氣息極濃，缺乏對策，被屬下認為“偏狹矜驕，不懂政治”，“媚英失儀，反主為客，司法受賄，予人反對口實，平時言行不檢，使藏英輕視，影響威信”⑦?？讘c宗到任后不久便與張威白產生矛盾，“孔門戶之見太重，一切重要公事，獨斷專行，概不與張聞”〔8〕。二人矛盾之深，甚至到了孔“開口即謂張威白可殺”的地步⑧?？讘c宗原本試圖通過堅持駐藏大臣的權威將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關系恢復到滿清時期的狀態，結果事與愿違，雙方矛盾日益加深。

1944年春，蔣介石破例從侍從室中任命沈宗濂為駐藏辦事處處長。沈宗濂曾訪問緬甸和印度，對印度情況亦較熟悉，他可不通過蒙藏委員會直接言事，儼然一特派大員。1944年8月6日沈宗濂到任后，經過頻繁交際，駐藏辦事處與西藏當局的“感情較前確有好轉”〔9〕。但因其積極的治藏思路與蔣介石的“以無事為大事，以無功為大功”〔3〕的治藏原則不符，沈宗濂最終離藏內返。

第三任處長陳錫璋對藏事幾無建樹。1949年，西藏地方在英國的唆使下發動驅逐漢人的“七八事件”后，陳錫璋于7月20日離開西藏，中央政府在西藏再次出現權利真空。

綜上所述，近代中英政府在涉藏人員選擇方面有很大不同，中國官員的個人修養及素質差強人意，其行政辦事能力也與英國駐藏官員差異明顯，因此，在涉藏事務方面基本處于劣勢，英國則更勝一籌。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兩國歷史上形成的用人傳統迥異，二是兩國現行政治體制使然?？梢?，在“西藏問題”上，中英兩國國力的比拼固然重要，但官員素養的競爭終歸是決定性因素。技不如人、謀不如人，這就是中國“西藏問題”復雜化的根源。當然，這不是一時間、一代人就能改觀的，知古鑒今，以史資政，中英涉藏人員的差異值得今人深思。

注釋：①以下表格據丁實存著《駐藏大臣考》（蒙藏委員會，1943年），吳豐培、曾國慶編撰《清代駐藏大臣傳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團結出版社，2005年），陳謙平著《抗戰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三聯書店，2003年）；theBritishLibrary，OrientalandIndiaOfficeCollections，IndiaOfficeRecords；ForeignOfficeFiles；BritishDocumentsonForeignAffairs：ReportsandPapersfromtheForeignOfficeConfidentialPrint，UniversityPublicationsofAmerica，1986；AlexMcKay：TibetandtheBtirishRaj：thefrontiercadre1904-1947，Richmond：CurzonPress，1997；AlastairLamb：Tibet，China&India1914-1950：aHistoryofImperialDiplomacy，Hertfordshire：RoxfordBooks，1989.等搜集整合而成。

②NationalAcharvesofIndia，WhitetoIndia，25thJuly，1906.http：//www.nationalalarchives.gov.uk（2003.6.12）。

③見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檔案第141卷1940年2月22日《吳忠信給蔣介石報告主持達賴坐床典禮情形電》。

④InterviewwithMrsJ-MJehu，March1933.見AlexMcKay《TibetandtheBritishRaj：TheFrontierCadre1904-1947》，Richmond：CurzonPress，1997，p.126.

⑤見印度事務部檔案，L/P&S/12/4197-3864，1937年4月30日古德的報告。

⑥見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1987年《藏學研究》第203頁。

⑦見戴新三《拉薩日記》（手稿本第2冊），中華民國卅二年一月三日。

⑧見戴新三《拉薩日記》（手稿本第2冊），中華民國卅二年三月十日。

參考文獻：

〔1〕黎吉生.西藏簡史〔M〕.李有義，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79：1，127.

〔2〕王貴，喜饒尼瑪，唐家衛.西藏歷史地位辨（上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12，309.

〔3〕柳陞祺.拉薩舊事（1944-1949）〔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11，57，62.

〔4〕F.M.貝利.無護照西藏之行〔M〕.春雨，譯.拉薩：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1983：序言.

〔5〕AlexMcKay.TibetandtheBritishRaj：TheFrontierCadre1904-1947〔M〕.Richmond：CurzonPress，1997：143，127，127，128-129.

〔6〕胡巖.柳升祺先生談所謂的英國“駐藏辦事機構”——從黎吉生的去世說起〔J〕.中國西藏，2001，（3）：14.

〔7〕李鐵錚.西藏歷史上的法律地位〔M〕.夏敏娟，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86.

〔8〕邢素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M〕.北京：三聯書店，2008：148，249.

〔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十八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141.

（責任編輯：武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