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解釋與預見的出路

楊渝玲

摘要：在制度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中，環境或者情境因素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甚至在這兩個研究方向上是把情境作為內生變量來看待，并輔以實驗數據運算、處理和分析，以此作為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重要依據。大數據時代在緩解經濟學方法論爭論的同時，把核心焦點又進一步彰顯出來。情境是無法回避的，是人類的認知應有之維，在實驗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情境因素成為一個顯著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而被重點加以關注和考量；對于規律的研究也因為情境的改變而出現多種可能性，以多種可能性組成可能世界為依托，在不同的情境中會有不同的趨勢或趨向，現實條件具足以后，就會是可能性走向現實性。

關鍵詞：人數據：經濟學方法論；情境策略：實驗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03-0005-06

信息化早已成為現代科技的重要特征之一，隨之而來的網絡化、數據化鋪天蓋地，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分析數據已成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重要手段和載體，在科研中運用數據分析、模型建構等方法研究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問題已經成為必要工具。如果說古希臘數學神秘主義代表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的理念，主要還是在宗教層面上，以虔誠之心供奉數字，把數提升到“萬物”的高度上的話，那么今天，數據成為全社會的基礎指標，可以用來衡量“萬物”的基本尺度，這對包括所有學科在內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更是呈現出與以往研究質的區別，出現了“人文計算”，人文社會科學的數據挖掘等，使得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性”顯著增強。

一、經濟學方法論論爭的歷史回顧

英國經濟學家馬克·布勞格的著作《經濟學方法論》（1980年）用科學哲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來分析經濟學的學科地位問題，開創了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科學哲學傳統，指出經濟學科學性的核心在于檢驗問題，即經濟學理論的功能是用于解釋還是預言？于是，一大批的科學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就此進行探討。

最早把波普爾的可證偽性方法論標準引入經濟學方法論中來的是哈奇森，他曾在《經濟理論的意義及基本假定》（1938年）一書中指出，如果經濟學要被認可為科學的話，就必須要滿足可經驗地檢驗的要求，也就是說對于組成經濟學的命題至少應該能夠在人際間進行經驗檢驗。由此，哈奇森分析了經濟命題，以確定經濟命題在經濟學中的邏輯地位。他認為所有的經濟命題都可以劃分為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兩大類，其中綜合命題又可以分為應用理論的綜合命題和歸納概括命題。在應用理論的綜合命題中，預測是從經驗地確認的前提中演繹出來的。以此為基礎，哈奇森認為經濟理論需要經驗檢驗，包括觀察的檢驗。哈奇森的這些觀點曾受到馬克盧普的質疑，馬克盧普從當時的科學哲學背景出發對哈奇森的觀點予以反駁，他認為可檢驗性是從理論整體出發的，其中可以包含著不可檢驗命題的組成部分，如果一個理論整個體系經過檢驗，那么它所包含的各個命題就可以認為是通過了間接檢驗。但是哈奇森和馬克盧普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他們都作了這樣一個假設：從自然科學中得到的方法論標準能夠被應用于社會科學之中。對他們兩人來說，經濟學方法論家的使命是借助于從當今哲學中獲得的洞察力，把邏輯分析運用到經濟學理論分析之中，盡管在馬克盧普捍衛經濟學正統觀點之處，哈奇森卻得出了批評性的結論，但是兩人都認為他們自己關于經濟學的可檢驗性觀點令經濟學家們注目。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因而方法論分析必然會涉及使用形式邏輯來對科學命題及其檢驗方法進行評價。1953年，弗里德曼發表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指出：“實證科學的最終目標在于，發展出一種‘理論或‘假設，它們可以對尚未觀察到的各種現象提出確定而有意義（即不是老生常談）的預測?！睂τ谶@些假設的檢驗也包括對這些假設的價值做出檢驗，這是弗里德曼與哈奇森和薩繆爾森的觀點的不同之處。在布勞格看來，19世紀對經濟理論的假設或假定已經澄清并基本上達成一致的觀點是，在檢驗的最后環節是通過理論對他們計劃要解釋的現象的影響來判斷這個理論的，也就是要求對經濟理論的預言進行檢驗。

值得一提的是，繞開關于證偽主義概念本身的爭論而另辟蹊徑的漢茲的觀點，他注重對出現的證偽主義研究持續熱潮的背后的原因進行了解析。他解答了以下問題：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為什么會在經濟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如此之大？這是前所未有的，況且波普爾的哲學研究中涉及到經濟學的內容也僅有幾部分而已。漢茲認為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邏輯實證主義的所謂“標準”，即證實原則只能為經濟學的科學研究提供極少的指導；而波普爾證偽主義方法論，即證偽原則比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在實踐上更加行之有效。因此，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為人們提供了真正的“方法論”。但是漢茲認為，波普爾的進步理論在經濟學中卻是不恰當的。因為波普爾所要求的理論進步表現為獨立可檢驗，必須存在超量內容及“預言”新事實。但事實上，經濟學則是另一番景象，其關注的重點在于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解釋和預言。解釋和預言不是對稱的，比如，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最為成功的，是它在為微觀經濟學現象提供可接受的解釋方面的能力；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最成功的，則是它在預測總體經濟變量行為方面的能力。所以，漢茲認為對稱命題——主張解釋和預測僅僅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不能在經濟學中應用。第二個方面是如何理解存在著多個理論同時解釋同一現象所帶來的困惑。經濟學進步中“什么是進步的？”和“什么將是進步的？”都是比較復雜的問題。所以，“沒有了嚴格檢驗與似真性之間的聯系，方法也就在尋求科學的現實目標上只有有限的價值?！?/p>

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波普爾的標準對于經濟學來說過于苛刻，而經濟學需要的應該是一個更為自由、更為寬泛的規則。漢茲認為這些對波普爾證偽主義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因此，證偽主義方法論對經濟學方法論是不合適的，如果仍是執著地堅持這樣做的話，經濟學將會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是漢茲并不因此而否認事實對于理論的選擇及經驗檢驗的重要性，放棄證偽主義也并不意味著放棄從經驗中學習。

二、經濟學檢驗的情境解決方案：制度與實驗

在以上論爭的進程中，問題導向和情境分析的訴求漸漸顯露出來，于是經濟學家們不再糾纏于證實與證偽，而是致力于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和改善經濟學理論解決問題的手段。在這一過程的尋覓中，隨著實踐問題的不斷出現和逐步解決，從理論上來看，科學理論本身內在的邏輯也隨之展現，制度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出現就是典型例證。

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繼承了以凡勃倫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派的研究傳統，使制度經濟學再度興起，但是自身觀點又尚未形成系統化的體系，因而遭遇了與舊制度經濟學相似的命運。真正幫助制度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所認同的工作是由科斯和諾思等人來完成的。

盡管以科斯理論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和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名稱都是新制度經濟學，但核心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過程”和“演進”，試圖解釋經濟制度持續漸變的過程：而科斯的核心概念是“最優化”，力圖證明制度安排的最優結構的狀態?？扑故艿街髁鹘洕鷮W的歡迎，一個重要因素在于對主流經濟學的修正與融合上取得了勝利?？扑乖谟^念上的創新性研究，從基本概念、分析框架、方法論到對問題情境的關注，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論基礎。

諾思認為制度包含著穩定和變化的雙重含義。其一是制度總是保持其相對穩定性，至于制度為什么保持相對穩定，新制度學派認為主要是因為構成制度的非正式規則或曰習慣法（不成文法）變化緩慢。諾思認為，盡管構成制度的正式規則經常在變，但由于“支配原理”（快變量受慢變量支配）的作用，制度因非正式規則變化緩慢也維持其穩定。另一重含義是變化，制度一方面保持相對穩定，但又總是在緩慢地變化著，由此諾思引入“路徑依賴”的概念。另一方面，實驗經濟學也漸漸走進人們的視野，盡管實驗方法從一開始應用到經濟學中就飽受詬病，但是，也許是受到實驗心理學的影響，因為二者都同樣是面對人的心理的研究，都涉及到對人類偏好的測度，因而，實驗心理學的確立對經濟學引進實驗方法無疑是一種支持和鼓勵?！皩嶒炇且环N行為方式，這種方式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同時它不可避免地與人們有關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和倫理方面的評判交織在一起，一旦人們發現其經驗與它不符，人們就會試圖改變其意識形態，甚至改變實驗得以進行的各種假定前提?！睂嶒灲洕鷮W的方法就是設計一些場景和規則來看實驗者的決策與反應從而做出一些判斷，是對情境的設計和分析的過程。

在制度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中，環境或者情境因素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甚至在這兩個研究方向上是把情境作為內生變量來看待，并輔以實驗數據運算、處理和分析，以此作為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的重要依據。其實，經濟學的這一制度的分析和實驗方法的使用是人類思想發展的組成部分，也是與人類文明的成果，尤其是與科學發展是同步的。下面我們就借助對數的演變的追溯，以及所投射出的關于自然界的科學研究與人的研究的一致性，以此說明科學與人文相統一是有其內在邏輯的。如此看來，我們借助于大數據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學問題也就有了歷史與邏輯的依據。

三、數的嬗變：關于自然界和人的研究相統一的邏輯演進

最早對數及數字的系統認識，并且把對數的認識提高到一定的高度的是著名的數學神秘主義的代表畢達哥拉斯，他的“萬物皆數”的理念，主要是在宗教的層面上對數的高度重視和認知，即虔誠之心供奉數字。在“前蘇格拉底時期”，米利都學派的祖師泰勒斯將希臘哲學引向“重智”，將希臘心靈引向理性思維和自然界。泰勒斯把對知識的重視提升到神奇、傾慕和景仰的地步，“把對自然界的認識從狹隘的技術、工藝規律提升到文化層面，使它成為代表基本價值的追求由是鼓勵、激勵其他聰明才智跟隨他的蹤跡，建立希臘文明中最重要的一個大傳統?！北M管這不能單純地歸因于泰勒斯的功勞，而應該與希臘神話的結構、特征、機制有直接的關系。但是我們不得不佩服泰勒斯獨到的眼光，

泰勒斯的學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對數學和天文學的探究，以及在研究“原質”時討論宇宙起源與生化過程的猜想，由此激發了思辯研究，還有后來的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等的研究，尤其是后者的“流變說”犀利地摧毀了希臘哲人以往的對事物的表面膚淺的認識，由此激發了愛利亞學派“存有”（Being）哲學，并且直接影響柏拉圖走向“理念”（Idea），即對恒久不變的世界的探索。從恩培多克勒開始，自然哲學不再僅僅用數學和猜測來完成，而是進入具體的推理和觀測階段，這成為天文學的重要基礎。此時，“數”的含義也從畢達哥拉斯的純

“數”字的含義，擴展到數或者數字的比喻意義之下的作為事實證據的數據。

無論是雅典學園或亞歷山大學宮，科學與人文是始終并存，彼此浸潤，互相激勵，從未分開過。在《對話錄》中哲學、宗教、神話和科學探索渾然一體，成為文、理交融的典范，羅馬時代盧克萊修（Lucretius）的《自然之本質》六卷長歌，盡管在學宮時代，科學逐漸從哲學和宗教中分離出來，但是從當時的學術環境來看，當時的文化背景之下，科學家、哲學家仍然在一起研討論辯，“文”“理”同樣構成西方文化整體的要素，缺一不可。通過《蒂邁歐篇》以及柏拉圖其他篇章所宣揚的思想，科學、宗教、哲學三者乃得以緊密結合，融為一體，成為西方文化學術傳統的主流。在羅馬時代，希臘科學經歷了四個世紀的發展，已經更加堅強而有韌性，能夠經歷得起風霜而繼續生存。

希臘強大的科學傳統的植入，是與畢達哥拉斯對“萬物皆數”的理念的極端推廣有直接的關系。為近代科學傳統拉開了序幕?！啊吪伤紫劝l現，而柏拉圖所發揚光大的宗教和科學之結合，亦即永生追求與宇宙奧秘探索的相通。這一結合為原始的希臘宗教締造了一個嶄新的，比前遠為高超奧妙的境界，同時也為數理天文的探究產生了絕大動力?！薄坝郎非蟆钡娜松繕伺c“宇宙奧秘探索”的相通，恰恰就是宗教與科學的相通，人生追求與科學研究相一致。在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推動下，科學與哲學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或者在文化土壤中科學與人文是本質內在地結合在一起的。在17—18世紀發生了一場人類智識的革命，被認為是繼文藝復興之后近代人類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其范圍幾乎覆蓋了各個知識領域，使得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這一過程一般被稱為啟蒙運動，此時期為啟蒙時代。恩格斯曾這樣評價這一時期：“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