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展望

楊雅慧

[摘 要]中共中央九天連續四提“供給側改革”，這表明我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文章首先從國際和國內兩個維度探討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繼而展開對我國供給端和需求端的理論政策探討，指出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此揭示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和關鍵性因素。最后文章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展望，我國在改革過程中處理得當就可以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桎梏。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展望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4.032

1 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

近期，我國連續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是順應時代背景的，從國際上看，我國的經濟發展仍然處于面臨重要戰略機遇的階段，但是其戰略機遇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正處于放緩階段，面臨著諸多矛盾和風險疊加、風險隱患增加的嚴峻挑戰。

從國際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經濟增長；二是貿易；三是投資。在經濟增長方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10—2015年我國為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35%，與此同時，2006年美國的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破壞性影響是巨大的，因此，世界經濟目前仍呈低增長趨勢。在貿易方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的貨物貿易總值居世界首位，進出口總值達24.59萬億元人民幣，比2014年下降7%。盡管進出口增速下降，但是我國的出口增速仍快于世界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國的對外貿易是以出口為導向的，但是就目前的現狀來看，由于我國的出口價格普遍低于東南亞國家，這就導致了我國出口企業的產能過剩。在投資方面，根據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5個國家的6532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對外投資7350.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7%。雖然我國對外投資的態勢良好，由于全球要素成本的不斷上升，我國對外投資的成本越來越大，特別是隨著美聯儲的加息政策，推動了全球的實際利率，這為我國的對外投資增加了一定難度。

從國內的時代背景來看，根據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第一季度的GDP增幅達6.7%。雖然如此，我國目前仍處于經濟的下行期，2015年以來我國的“十二五”計劃提出了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根據擴大內需的戰略，央行共實施了5次降息降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已超過2萬億，即便如此，我國的投資狀況已大不如前。不僅如此，重工業產品和制造業產品價格持續下跌，以及企業效益不斷下滑的現狀充分，說明擴大內需的政策已經不能滿足我國的經濟發展。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國的主要問題已經不在需求側一端，而是在需求側的另一端——供給側，即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因為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所決定經濟的短期增長率，所以供給側的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四大要素可以實現經濟的中長期增長。

總體來說，在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的大趨勢下，我國供給體系呈現有效供給不足的新形勢，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而致力于解決中長期的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增加需求謀求經濟發展的主張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加強“供給側改革”，調整經濟結構，使其要素實現最優配置，可以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對我國經濟的未來發展發揮著巨大影響。

2 需求端和供給端的理論政策

按照經濟增長需求端的“三駕馬車”理論，經濟學家們將消費、投資和出口視為需求側總量之下劃分出促進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本文從IS-LM-BP模型出發，分析需求端理論的原因和合理性。根據IS-LM-BP模型，IS曲線所表示的產品市場均衡、LM曲線所表示的貨幣市場均衡以及BP曲線所表示的國際收支平衡，IS曲線與LM曲線的交點表示一國實現國內均衡，而BP曲線上的點表示一國實現國外均衡，三條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和外部均衡同時實現。其中，沿著IS曲線所表示的投資決定，可以被理解為需求端理論中的投資；LM曲線所表示的利率決定，可以被理解為需求端理論中的消費；BP曲線所表示的實際匯率決定，可以被理解為需求端理論中的出口。雖然如此，需求端理論的內在邏輯，實際上已指向了對應三方面需求的結構性影響因素，即供給側的影響因素。詳見下圖。

在政策制定方面，凱恩斯主義提倡，政府通過宏觀調控手段刺激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增長，因為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構成的總有效需求往往是不足的。凱恩斯主義提出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經濟蕭條，即擴大赤字、增加支出和流動性、降低失業率，但其弊端是給經濟帶來“滯脹”。而供給學派強調政策對生產活動的作用，對于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供給學派認為經濟蕭條的原因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政府實行了一系列的錯誤政策，其學派主張是減稅擴大生產、刺激創業、發展小微企業、提高制造業的利潤、增加就業和收入。

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我國從強調總量的調節，發展到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帶有結構性地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足以見得需求端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需求側管理的宏觀調控需要。然而，就目前來說，我國的經濟治理方式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即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這是國家經濟治理思路從凱恩斯主義轉向供給學派主張的表現。供給側改革是從供給端入手，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通過調整經濟要素比例實現改善效率的目的。與擴大內需的“需求刺激”相比，“供給側改革”呈現以下兩大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1]

關于需求端理論是否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李佐軍（2015）指出消費、投資和出口主要反映了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非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消費是生產的結果，因為生產帶來的個人收入形成消費；需求意義的投資也是生產的結果，生產帶來的企業收入最后變成投資；出口也是企業生產產品的外銷形成。[2]賈康和蘇京春（2015）認為僅在需求側的由“元動力”派生、演化出的“三駕馬車動力”機制，在三者合力“怎樣合成”上始終解釋模糊，特別是經受不了“世界金融危機”沖擊考驗之下“水落石出”般的審視和回應不了擺脫種種局限引出建設性對策的要求。[3]

雖然如此，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實行需求緊縮或者高刺激需求。因為供給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二者互為條件，互相轉化。當前我國的經濟狀態是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主要階段已轉化為結構性的主要問題。因此，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我們的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3 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和關鍵因素

根據需求側和供給側的理論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必然趨勢。落實好“供給側改革”，其重點是要通過我國現有的供給側問題和特點，來分析其實質內涵和關鍵因素。

就目前來說，我國經濟的供給端存在以下五大問題，正是這五大問題導致我國經濟增速的減緩。一是我國出口阻礙增加，由于我國是出口導向型國家，但是目前的全球經濟衰退所導致的全球外需減弱，對我國出口型企業產生了重大影響；二是企業生產的產品中低端產品過多，由于我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致使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的低端產品，甚至國外銷售的很多產品均為中國制造；三是我國產品的種類單一，不能滿足國內消費者的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四是我國企業的產業產能已達瓶頸狀態，由于技術和環境資源的限制，我國產能很難再突破現有局面；五是企業經營成本高于國民收入水平，從世界企業經營成本的角度來看，我國企業的經營成本基本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我國人均收入還遠未達到世界水平，這嚴重增加了經營企業的難度。

由此看來，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有三個：一是形成新主體；二是培育新動力；三是發展新產業。形成新主體就是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新主體中的主體便是企業和創新力，力爭發揮企業和企業家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與此同時還要簡政放權，以此來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從而正確地發揮政府作用；培育新動力就是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發展新產業就是在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的條件下，及時淘汰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讓市場及時有效地出清以避免浪費資源，從而化解目前的巨大經濟泡沫，這無形中化解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與此同時，要大力發展新產業和新技術，通過不斷地創新增加國內產品的多樣性，以滿足廣大消費者的有效需求。

我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制度因素；二是組織創新能力?？梢哉f制度因素和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直接體現出“供給側改革”的成效與否。

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通過制度的改進和變更來促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前面臨的重要問題，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就人口制度而言，在人口紅利銳減的大趨勢下，為保證充足和高素質的人力資本，我國現已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然而，根據外國現存的人口政策經驗，“放開二胎”和“單獨二孩”政策并不能夠有效地促進人口的大規模增長。就房地產制度來說，我國的房價目前面臨著巨大的價格泡沫，2015年國家以“去庫存”的政策主基調來改善住房需求，盡管中小城市的住房價格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房價依然居高不下。我國制度調控的歷史經驗表明，制度的改進和變更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

此外，組織創新能力的優化在“供給側改革”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經推進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組織，也涉及政府資金主導的大型企業組織，這些都屬于組織能力優化的新探索。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4 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未來展望

如今，我國經濟正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復雜分工的高級形態演進，過去，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在我國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就目前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的大環境來看，如果要發揮我國經濟的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就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出發，不斷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但是，發揮我國巨大潛能和優勢存在一定的阻礙，因為以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實現持續發展，往往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經階段。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比如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賓等，它們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至今這些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徘徊在4000～12000美元，難以實現經濟的V型增長。究其原因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和機制的更新已進入臨界，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的矛盾難以克服，導致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田國強和陳旭東（2015）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兩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既有經濟發展方式遇到瓶頸，不足以支撐經濟實現從早先的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新跨越，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又被歸結到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問題上來；二是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深層次制度轉型遇到障礙，尤其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界定不合理、不清晰，難以有效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轉型。[4]

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61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為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很好的解決辦法，即從制度發展和組織創新能力入手改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

根據上文分析出的“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和關鍵因素，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和組織創新能力是進行改革的重要前提，如果在改革時處理得當，我國可以有效地避開“中等收入陷阱”，使得效率、公平與法治得到良好的均衡，使經濟徹底實現V型反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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