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文化緯度對比研究

杜純　黃平林　劉巖　蔡莉

摘要：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所形成的集體主義文化緯度的經濟基礎是封閉式且無殖民動機的自己自足式小農經濟；以西歐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圈演化出的個人主義文化緯度的經濟基礎在農業時代是奴隸制的莊園經濟；而在工業時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就變成了自由競爭下的市場經濟。

關鍵詞：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奴隸制經濟；小農經濟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文化緯度是所有涉及到跨文化領域研究的重要基礎性概念。文化緯度理論最早是由荷蘭學者Hofstede建立并提出的。近四十年來，國際上出現了大量以Hofstede文化緯度理論為基礎的研究成果，范圍涵蓋社會學、組織行為學、跨文化交際、經濟增長等領域。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維度是重要的文化維度，但到目前為止，對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緯度產生的原因的研究卻很少見。為什么以儒家為代表的東方社會形成了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而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衍化出了個人主義的文化價值觀？本文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進行解釋分析。

二、集體主義的經濟基礎

人總是要依靠別人的支持，單獨一個人根本無法生活。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單個人生存下去的概率很小。所以，無論東方、西方，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就是必然的選擇。

在儒教文化圈內，中國自周開始廢除了奴隸制后逐漸形成了以血緣、地緣等各種關系為基礎，以家庭、家族為單位的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和以自耕農、佃農為主的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制度，并建立了“孝道”的制度安排，同時為了保障該價值觀和制度安排得以實現、深化、和擴展又建立起了剛性的“三綱五?！眰惱淼赖轮贫缺Ｕ?。

另一方面，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集體主義文化緯度極大地適應了農業社會生產技術水平低，和勞動、土地的邊際生產率遞增的經濟規律，從而帶來了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農業社會超越西方的物質文明。在東方的中國，在公元1世紀，中國的漢朝和歐洲的羅馬帝國處于同一發展水平，但到1820年，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三、個人主義的經濟基礎

與儒教文化圈不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并不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集體主義制度設計，而是走上了以奴隸制為基礎的莊園經濟的制度設計，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個人主義傳統的基本思想雛形。

至少從經濟發展方面講，西方社會古代文明的制高點出現在公元1世紀或2世紀的羅馬統治時期。戰爭對于處于奴隸制社會時期的羅馬人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生產方式。戰爭在給羅馬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的同時，也給羅馬人帶來了廉價的人力資源。從人口結構上來看，從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43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數從440萬人增加到450萬人，增長了2.3%；而同期奴隸人數從60萬增加到300萬人，增長了400%。

之所以走上了與東方的小農經濟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伴隨著羅馬統治范圍的擴張，奴隸制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帝國的繁榮。當然這種繁榮為羅馬公民（不包括奴隸在內）建立個人主義的思想奠定了基礎并提供了物質保障。亞里斯多德認為，主人和奴隸之間的差別是由生物學決定的，奴隸應該為主人勞動，使主人衣食無憂，有更多的閑暇發展文明的各種藝術，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奴隸制社會的經濟繁榮又激勵著羅馬帝國繼續不斷的擴張，這樣一來，羅馬社會的奴隸制經濟基礎沒有像中國在周代商之后慢慢消亡，并以小農經濟取而代之，反而逐漸被強化為羅馬帝國牢不可破的經濟保障。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成為羅馬公民的主導思想。

由于受到羅馬流傳下來的公民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使得自由民的勞動生產在道德上是被鄙視的，再加上君主、與君主實力相當的貴族和教會彼此之間的相互制衡使得基督教文化圈內業已由奴隸制社會時期的龐大生產收縮為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經濟與儒家文化圈的小農經濟比較起來，其發展水平則相形見絀了。經濟基礎和個人主義思想以及上層建筑的不匹配導致了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的下降，遠遠落后于同時期的儒教文化圈。

一方面新大陸的殖民地的建立帶來了久違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殖民者的個人主義思想在個人的經濟安全得到保障后得以繼續和傳播?？梢哉f沒有殖民地經濟基礎也就沒有基督教國家的后來居上和由羅馬帝國開始的個人主義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而真正的絕非僅保留于非奴隸的公民范圍之內一般化的個人主義精神也只有到了奴隸制的廢除和殖民地的獨立，以及人們基于市場的信任，產業競爭力取代了武力的時代才得以實現。也就是說，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各國對于殖民地經濟基礎的可靠性的堅持結束于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為保障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業效率的競爭。法治化、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為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價值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四、結語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集體主義是我們共同的起點。但在此之后，東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并在不同的經濟基礎上發展出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種價值體系。集體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對內專政政體下的家族、血緣為根本的小農經濟；它的自給自足式經濟特點帶來了自我封閉的可能，對外的殖民擴張因此也就沒有了動機。而個體主義的經濟基礎在農業時代是奴隸制的莊園經濟，前工業化時代基督教文化圈對外殖民擴張的思想基礎仍舊是羅馬帝國時代就早已有之的奴隸制。而在工業時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就變成了自由競爭下的市場經濟。此時的個人主義已經一般化了，并且成為了自由、民主的基石。

縱觀歷史，我們有理由相信，假以時日中國會演變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整套機制安排。只要我們始終堅持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不動搖，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文化圈一定會取得與歷史上同樣令人敬佩的輝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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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韋伯.儒教中國政治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城市和行會[M].韋伯文集：文明的歷史腳步[M].上海三聯書店，1997.

作者簡介：杜 純（1996-），女，內蒙古赤峰人，大連民族大學國際商學院國貿系2013級本科生。

黃平林（1994-），男，河北滄州人，大連民族大學國際商學院國貿系2013級本科生。

劉 巖（1977-），男，大連民族大學講師，經濟學博士。

蔡 莉（1980-），女，大連民族大學講師，碩士。

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制成品出口質量研究”（13CGJ034） 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