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青年》“女子問題”探討始末

⊙張佩黃瀟瀟［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北京102600］

論《新青年》“女子問題”探討始末

⊙張佩黃瀟瀟［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北京102600］

《新青年》對于“女子問題”的探討相當深入，也經歷了一番曲折。其最初頗受當時女權風氣的影響，經歷過呼喚“良母氏”的階段，后由周作人掌舵，開始對刊物中女權一線的方向進行調整。

《新青年》 女子問題 陳獨秀 新舊文化 雜志

論起男女平等，大體會經過三個階段：走向男性的對立面，以證明自己不弱；開始要求各種權利，希圖參與到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復歸自我，體認獨立、獨特的女性身份。而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各種被西方哲學賦予明確稱謂的“思想”“風潮”“主義”……這些稱謂都多少包含一點跟人參果樹一樣一萌芽就是若干年，花開果落都比較晚的意思。從意識的存在到真正付諸實踐，是一步與九十九步的關系，各占成事的百分之五十，而前者又尤為重要。

一、呼喚“良母氏”

《新青年》首卷第一號（1915年9月15日）所載陳獨秀翻譯法蘭西人Max O’Rel（l1848—1903）所作《婦人觀》，其言：“夫女子雖非為發號施令而生，然其天賦之權能，足以統馭發號施令之男子。最善良最和樂之伉儷，其婦人每最擁威權，計從而言聽也?！闭Э词菫榕訖嗬麖埍?，實際還是安排其照看家庭，處理好“內務”。又云：“任人之欲若何完善，惟不經女子之纖手所琢磨，一粗糲金剛石耳?！睙o非言女子價值還是以“輔佐”男子為上，將對方打磨成鉆石，自身止一砂紙便足矣。

與這種無甚新意的觀點呼應，《新青年》第二、第三卷中刊發了幾篇呼喚“良母氏”的文章。那么，何謂良母氏？陳錢愛琛稱：“有道德、有學問、有經濟之女子是也，三者缺其一亦不可。蓋予之所謂道德者，非我邦之舊俗屈制女子之謂也，易而言之，則真道德、真學問、真經濟是也。故吾儕女界，當入學時，宜抱定一最純正之宗旨，以自養成為賢母氏，方不負己之責任與國民之希望也。至于吾國一般無道德之自由女，實不足道者，予深望我最愛之女子，勿以此自污污人也?！雹俪跹浴叭小笨此浦泻跚槔?，當真是德、才、財兼備了。惜乎作者提倡的“真道德”實無異于奴隸自套枷鎖，鼓吹女子教育的目標乃是“自養成為賢母氏”，當真不需“舊俗屈制”便可自屈為高檔生養機器了。最后所云“無道德之自由女”，便是不婚或者與男子亂來之輩。當然，作者的本意不壞，文章開篇即云，渴望在開礦、辦實業、興工藝、嚴國防等“一時治標之策”以外，培養“優秀偉大之國民”作為后盾。

梁華蘭談女子教育時，更是明確表示要將賢母良妻作為“通盤籌算之方針”來執行。其對女子的定位便是“人類之母”，貢獻國家的方式無非“相夫教子，持家處世”。以此來觀，法國婦女好逸惡勞、回避生育的做法，自是不足取的。而吾國女子正好有千年壓制養成的良好“服從之性”，正可利用其便，“尊之以良好教育，終成世界第一等女子”。故可曰，夫賢母良妻，乃教育之指歸，其“受高深教育之故，思想高超，見解精確”，真可謂“為人類之所急耳”。不唯如此，梁氏對女子“高深教育的范圍”也有補充，認為“大抵女子宜于文，男子宜于質”，且不看好歐美女子“不認生理之微弱”強行從事理工科，定不能大盛的。故，男女教育的平等，“非教育種類之平等，乃教育人格之平等”。

本年（1917）第三號中，商素素對賢母良妻論調進行了犀利的反駁：“女子者，國民之一，國家所有，非家族所私有，非男子所私有，具完全人格者也。故所受教育方針當為女子自身計，當為國家前途計，非以供男子私人之役使也。良妻賢母之說，盛唱于日本，吾國近日，亦稍稍有其趨勢。日本賤視女子，較吾國尤甚，本不足怪。依其教育方針，達其極峰，不過造成一多知識之順婢良仆，供男子之驅策耳。有良妻賢母之名，無良妻賢母之實。果以封鎖女子于家庭，聽男子指揮為賢良模范者。吾國村嫗，類能道之，舊說足矣。何事紛擾，多此設學之舉耶?！彼挠^點最寶貴之處便是認定女子具備完全人格，其受教育利己利國，不該卑賤地站在男子背后，成為多知良仆，沿襲宜室宜家的“桃夭舊習”。同時，她從本源上否定了此說的價值，認為日本賤視女性，故這股傳自日本的良母氏之說徒有其表，虛而不實。剝去此說高檔的外衣，肌骨腠理都是村婦亦知的陳年敗絮，故，傾教育資源于此，其益處無多，浪費甚巨。

這篇異調之后，“良”風依舊。陳華珍于《女子問題之大解決》篇末轉述其兄德明之語，瑣瑣陳言于女子腦力、體質不及男子，分娩育兒責任重大等事，末附一帖方劑，即“余為女界計，不如一志力求道德學問，以養成他日國民之賢母良妻”?？芍^苦口不一定良方，偏見淤積于俗腦。孫鳴琪《改良家庭與國家有密切之關系》一文，稱：“為父母者，各宜教導男兒，以愛國齊家之道，更當教女兒為婦治家之要務，必先有好家庭然后可成強國。語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此之謂也?！惫焕@來繞去，又回到儒家舊路上了。

這種呼喚“良母氏”的聲音，在《新青年》上空盤旋兩年，遲遲不肯降落。這恰是現實中舊道統巨大羽翼簸覆下的暗影——從同治三年（1864）傳教士Eliza Bridgman在華開辦女學起，截至民國六年（1917），五十三年的女權實踐，對根深蒂固之物的改造并非一往無前，其惰力猶在。因為“女子問題”被納入整個國家的改造計劃之內，很難成為一個無所粘連的部分獨立出來，因存在而存在。人們即使關注它，也是以國家為本位的，故呼喚“賢母良妻”的本意，乃是令其提升自身素質后繼續發揮偉大的“母性”以及溫柔的撫慰力量，來培育教養以及幫助“健全的國民”，同時，矯正女性解放過程中的“過分自由”傾向。

二、“非禮”盡言

在第四卷第五號（1918年5月15日）上，周作人就“女子問題”專欄之前的篇目以及連續幾個月的空窗進行了評述。認為：“大約人的覺醒，總須從心里自己發生。倘若本身并無痛切的實感，便也沒有什么話可說?！蔽竦刂赋雠畽唷坝X醒”程度的淺薄，也為新一輪深度討論的開啟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貞操”便是《新青年》選取的嶄新切入點，果然是個令普天下所有女子有“痛切實感”的話題。周作人翻譯了“日本第一女流批評家”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對其本人的評價是“極進步，極自由，極真實，極平正”，潛臺詞便為她所寫的文章也“極”可資參考。

與謝野晶子認為，道德是生活之良輔，不過，“到了不必要，或反于生活有害的時候，便應漸次廢去，或者改正”。這就明確了道德的“附屬性”“可修改性”，沒必要恒久守一?！疤热羧讼虨榈赖露?，我們便永久作道德的奴隸，永久只能屈服在舊權威的底下?！彼酉聛?，便致力于將“貞操”從道德的囹圄中解放出來。依據則是現實中麻木虛偽的婚姻狀態，即“大抵男女兩者之中，必有一邊是一種奴隸，一種物品，被那一邊所買，不是男子去做富家的女婿，便是女子要得衣食保障，向男子行一種賣淫”。在不對等的、有求于人的婚姻中，雙方都是沒有操守的，于此中強求所謂道德的、靈肉一致的“操守”，又有何用？故而，她將貞操比作財富，“在自己有它時，原是極好，在別人，或有或無，都沒甚關系”。那么，以“私有財富”為喻體來轉接，貞操也可以具備“私有”“私藏”的價值，與謝野晶子的結論便是：“我對于貞操，不當它是道德，只是一種趣味，一種信仰，一種潔癖。既然是趣味、信仰、潔癖，所以沒有強迫他人的性質……倘若要當它作道德，一律實踐，非徹底的證明這貞操道德，無論何人，都可實踐，毫無矛盾不可?！雹谪懖購墓惨饬x的道德轉變為“私德”，一種對得起自己生理與內心之物，不放縱、不因循、不標榜、不強求——顯然有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意味。

以與謝野晶子文章作為前奏，《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1918年7月15日）便重磅推出胡適《貞操論》。沒有歸入“女子問題”專題之下，而是作為主打篇目獨立登場，排在第二篇。第一篇則為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痛斥“我們中國，已經被歷代悖謬的學說敗壞得不成樣子了。目下政治上社會上種種暗云密布，也都有幾種悖謬學生在哪里作祟。慢說一班老腐敗了，就是頭腦不清的青年，也往往為悖謬學說所惑?！痹凇笆嘏f”與“革新”的國是權衡中，他自然是徹底革新的頭號擁躉。那么，胡適《貞操論》緊隨其后，便不僅僅是“女子問題”，而是個沖擊“悖謬學說”、打擊老腐敗、挽救迷茫青年的政治、社會問題，兩者共同作為，目標一致。

他在篇首肯定了與謝野晶子《貞操論》相當“大膽”，何況是在“家庭專制最厲害的日本”發此奇說，故可稱之為“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他將這個問題“本土化”，主要就當時地方官員所做的褒獎“烈女”之事展開議論。他認為“貞操”問題值得“反復討論”，因為不討論的話，今人還會像前人一樣，認為恪守貞操天經地義，就算沒理由也要女子因循照辦。其次，既然執著于守貞，胡適認為這“是男女相待的一種態度，乃雙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他認為孔子講“君子之道四”，未免欠缺，應加上“所求乎吾婦，先施之，未能也”一條，這樣才算公正不偏、大公無私的“圣人之道”。最后，他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不過，卻不似與謝野晶子那樣將貞操排除“公德”之外，提倡個人孤芳自賞的“私德”，而是男女當事人之間“完全自動的道德”。而法律最好也不要干涉，搞出褒揚貞操、制定褒貶規則、單方面約束女性的那一套排場，否則以人道主義來觀，便會野蠻到沒有底線，“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③。故而，文中所提到的那部連他都一度不知其存的“中華民國”《褒揚條例》完全可以當廢紙丟棄在歷史的垃圾簍中，永不回收。

對于與謝野晶子、胡適就貞操問題發表言論而得出的結論，固然有價值，然最大的價值則在這個問題本身得到充分關注。一個在舊道統中只能乖乖去執行的鐵律，一個國人羞于啟齒、“非禮勿言”的私密話題，被豁然公開，突然有了可以商量的余地，便是向“公平公正”的曙光綻開可以照進道德牢獄的縫隙。如魯迅進一步描述的那樣：“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痛苦。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雹?/p>

①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新青年》，中國書店2011年版。

②［日］與謝野晶子，周作人譯：《貞操論》，《新青年》第4卷第5號，第194頁。

③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第10頁。

④唐俟：《我之節烈觀》，《新青年》第5卷第2號，第77頁。

作者：張佩，文學博士，法學博士后，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講師，從事唐宋文學、近代法律史及編輯出版學研究；黃瀟瀟，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數字出版系2013級本科生，研究方向：數字出版。

編輯：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本成果受2015年國家級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新青年》類型欄目規劃與內容判斷力研究”資助，項目編號為08150115/145；同時受北京印刷學院2016年課程建設項目“經典閱讀”資助，項目編號為2215011600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