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世良言》和梁發

北京 李潔非

《勸世良言》和梁發

北京 李潔非

道光十六年（1836），洪火秀到廣州應府試。

府試，乃童生三試的第二關，凡通過縣試即縣級考試者有此資格；倘過此關，則可參加由省學政或學道主持的院試；三關皆過，錄為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府試每年一次，一般在四月。

一日，他在布政司衙門前看見一群人，當中圍著兩人。此二人，一個“身穿明朝服裝，長袍闊袖，結髻于頂”，嘴里發出的并非中國語言，另一位則是他的中國翻譯：

在一大群人環繞之中，其人對眾講話，謂可滿足眾人之愿望，不俟人發問，即便侃侃而談。秀全①行近其間，意欲問自己功名前程。其人亦不俟其發言，即云：“汝將得最高的功名，但勿憂悲令汝生病。我為汝有德之父道喜了?！?/p>

第二天，復在龍藏街遇這兩個怪人，“其一手持小書一部共九本，名《勸世良言》，其人將全書贈與秀全。秀全考畢即攜之回鄉間，稍一涉獵其目錄，即便置之書柜中；其時并不重視之”②。

以上是《太平天國起義記》中的記載，而這記載悉出洪仁玕口述。蹊蹺的是，后來洪仁玕被捕后寫給沈葆楨的親述，具體細節卻頗有出入，其云：“丁酉年圣壽二十五歲，在廣州領卷考試，由學院前街轉至龍藏街，偶遇一長發道袍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書一部九卷，未號書名……我主持回試館，當與眾友談論場內詩文，無暇觀覽?！雹邸队H筆文書》寫于1864年，對韓山文的口述則在1852年，中間相隔十二年，而說法之不同凡三處。一是事情的時間：《太平天國起義記》記為“1836年”，即道光十六年，歲在丙申，《親筆文書》則云“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相差一年。二是前者明確指出了書名《勸世良言》，后者卻說“未號書名”。三是得書后可曾閱讀，《太平天國起義記》“涉獵其目錄”，亦即有所翻閱，《親筆文書》則為“無暇觀覽”，亦即根本沒看。兩樣說法均出一人，而舍此我們又別無途徑可以勘校，所以并不能斷其正誤，好在基本事實無傷，唯不知洪仁玕于不同時間地點、面對不同對象，因何做此不同陳述。

“長發道袍者”，無疑是個外國人。史景遷認為“種種跡象說明這洋人就是史蒂文斯”④，一位出身耶魯學院的美國傳教士。此人究竟是誰很難確考，但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一個自幼誦讀“子曰詩云”的中國鄉下青年，閑來無事在廣州街頭隨便一逛，就遇到了高鼻深目、傳播福音的洋人，此一場景才是意味深長的。

當天的邂逅，留有一個可靠物證，那就是韓山文明確提到的《勸世良言》。雖然洪仁玕后來對沈葆楨避提其書名，但此書的存在確鑿無疑，且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有幸讀到。1979年中華書局將其編入《近代史資料（總39號）》排印出版，印了兩萬一千冊，后雖未聞再印，存世量仍當不少。

此書原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內容大部分集《圣經》章節而成，基本上是一部《圣經故事集》兼基督教通俗講義，付梓前曾由英國著名傳教士馬禮遜審訂，宗教方面的正宗性不成問題，但作者卻非洋人，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梁發，號學善，別署學善居士，乾隆五十四年（1789）生于肇慶府高明縣⑤三洲古勞鄉。幼年無考，唯據十一歲始入塾讀書推斷，當出身貧苦之家。只讀了四年，年甫十五，只身離家謀生，來廣州當學徒。初學制筆，旋改習雕版，成為一名印刷工匠，恰是這，使他與基督教結緣。傳教士將宗教書籍譯為中文，需要在中國刻印出版。當時梁發所供職的工坊位于“十三洋行”附近，他因此與傳教士打交道，馬禮遜就是一位。麥沾恩牧師所寫梁發傳記說：“在1911和1812年的兩年中，馬禮遜先生把《路加福音》和《新約》書信之大半付印，而此等書籍之雕刻及印刷多出自梁發之手?！雹薮耸乱昂艽箫L險，清帝諭旨凡信傳洋教、為洋人刻印書籍，觸令者視情形分處立斬、斬監候、充軍，量刑猶在吸食販賣鴉片之上。顯然出于安全，不久，馬禮遜雇用數名中國工匠去馬六甲，在那里印刷教典，梁發也在其中。正是這次南洋之行，讓他最終皈依了基督教。他們1815年4月動身去馬六甲，一年多后的1816年11月，梁發由米憐牧師為他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這時他三十三歲，仍然獨身。三年后，梁發回到故鄉高明縣，娶妻結婚，而妻子也與他志同道合，據說“她是中國第一個信奉改正教⑦的婦人”⑧。從馬六甲歸來，梁發已以傳播福音為使命。1823年，鑒于梁發信教七年來道心頗堅的表現，馬禮遜正式任命他為傳教士，梁發曾述其情景：“馬禮遜先生以手按我，封我往四處各方向宣揚福音真理?！雹岽撕?，他的薪水即由倫敦布道會支發，直到逝世。

中國人信奉基督教非自梁發始，但以本土居民而為傳教士的，梁發則是不折不扣第一人。

梁發意味著，基督教傳華史打開了新的一頁。首先，布道者從原來清一色“外來和尚”，現出了本土華人的身影；其次，梁發成為傳教士，還帶動了基督教在華真正開始本地化，從語言和文化上與中國相融合。此人不單對信仰抱極高熱忱，且十分好學。研讀教籍以外，努力提高自身文學修養，漸漸地，以僅有四年村塾學歷之基礎，而能夠熟練流暢地寫作。這使他的傳教不止于照本宣科，進而也借著述展示一種原創性貢獻。以往西方傳教士在翻譯方面固然付出很大努力，可是中文畢竟非其母語，運用難盡奧妙。梁發就不一樣了。1819年，他牛刀小試，完成《救世錄撮要略解》，小冊子雖僅三十七頁，卻是“第一本用中文寫成的改正教布道書”⑩。他把原稿帶給馬禮遜看，后者極表稱贊，從而使他深受鼓舞，于是就將此書鐫刻成帙，分贈親友。不久他因這件事被告發，連人帶書版一并解官，被打三十大板，血流及踵，然后收監。經馬禮遜營救，輸金具結，才保出獄外。類似險遇后來還有幾次，他未嘗稍悔。及至1832年，又一本新作《勸世良言》?刊成，這第一位中國本土宣教士，終于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勸世良言》的獨特意義顯而易見。設若它不是出自一個地道的中國人筆下，就算花縣考生洪火秀在廣州街頭的經歷原封不動地上演，而能否引出那種種的后續故事，也許成疑。因為就像梁發所擬書名所顯示的，此書用詞、話語是十足中國的，充滿中國味道，散發出濃郁的中國泥土氣息，而非一望即為舶自異域的洋玩意兒。除了《勸世良言》的名目，梁發還曾將其改題《揀選勸世要言》《求福免禍要論》等，出過另外幾版，從中都可看出他頗注意為基督教思想披上中國化外衣，盡可能激發中國民眾的廣泛興趣。在具體寫作上，書中語言和敘述方式也結合中國元素的裝點，而重新打造。姑從其開篇處引一小段：

夫神爺火華所造田野各獸，其蛇為尤狡。且邪神變為蛇魔對該女人曰：“‘爾必不可食園內知惡樹之果’這一句話，實是神爺火華所言乎？”該女人答蛇魔曰：“園內各樹之果，我們可以食之。惟園中一根惡樹之果，神爺火華乃命我們曰：‘爾不可捫之，不可食之，不然，爾則必死矣?！鄙吣υ撆嗽唬骸盃栁幢厮酪?。蓋神知爾食之之日，爾目則啟，且爾為似神知善惡也?！痹撆思纫姌錇楹每?，必好食，乃欲可以使得智之樹，遂摘其果而食之。又以之給其夫，且他亦食也。其兩人之目則啟，而知其赤身，即縫連無花果樹之葉，而做遮自己半圍之身。?

此即《創世紀》里的亞當、夏娃故事，而中國人讀之，會恍然如讀《山海經》《博物志》《搜神記》，格調節奏與中國說部十分近邇。在內容上，作者也不止于對基督教事義單純復述，還結合中國生活和習俗，夾以評論，來幫助讀者理解。如針對偶像崇拜：

或說修廟宇，或說神像出游，遂往各處鋪戶人家簽題銀錢，或叫道士開壇建醮演戲，或擺設頭鑼執事，裝扮些女色，鼓樂喧天，抬此神像往各處街道游玩，以為這神像經游過之地，人民俱獲平安，六畜興旺，添丁發財，五谷豐登之意。則各人歡喜之至安樂之極，眾人都說道，破些小財，必獲神恩庇祐發大財也。因各人先有私意貪圖，然后才起拜求各神像之心，或安立家內朝夕敬奉，或去到廟堂里面拜求，亦非無意憑空拜的。因私意一萌，遂致無所不為，徒求熱鬧，害民傷財，費時失業，莫此為甚。殊不知世上之人，所有兇吉禍福之事，亦是自作善惡而招禍福。所以《易》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又如對儒家的批評：

即儒教亦有偏向虛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廣開，快進才智，考試聯捷高中之意。然中國之人，大率為儒教讀書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舉，中進士，點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兩像，而有些自少年讀書考試，乃至七八十歲，尚不能進黌門為秀才呢，還講什么高中乎。?

凡此筆觸，不一而足，皆系梁發以所素知的中國現實及傳統，添入的原創性內容，是“外來和尚”所難道或不能道者。因此他的布道，更足叩問中國人心扉，獨中鵠的。以上面引的兩段為例，我們在日后洪秀全思想中，都明顯看見了來自于此的淵源。

梁發傳教，既不以撰述為滿足，亦非視付梓而了事。寫就刊出，他還攜著自己的著作，親自送到民間，放到更多人的手上?！叭哪暌詠?，我常在廣州城附近鄉村及其他各地派送圣經日課，人人皆歡喜接受，拒絕不受者人數卻甚少也。今年（指1834年）適為三年一次之鄉試，各縣秀才皆齊集省城應試，于是我遂想從速將布道小書派送于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我遂約同吳亞清（以下人名皆譯名）、周亞生及梁亞新將書籍攜往派送。是日共派出圣經日課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歡喜接受，并無任何滋擾；我儕皆甚為快慰?！?他所描述的這次派發，與童試生洪火秀無關，因為當時所逢乃是鄉試，洪火秀必不在其中。而1836年那一次派發，梁發卻身在新加坡，所以洪火秀不論從何人之手領得《勸世良言》，都一定不是梁發本人。換言之，梁發與其畢生傳教最大成果失之交臂，彼此未曾謀面。但這一點也不妨礙他的成就震古鑠今。你固然可以說，沒有梁發，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之事仍將演于歷史，但無疑更可以說，若非梁發，中國19世紀這一幕顛倒眾生的大劇興許還找不到火種。我們無數次發現，歷史所謂的“必然”如何寄托于“偶然”的因素。從梁發信教到他寫作《勸世良言》，再到洪火秀1836年得到此書，再到后者讀之而從洪火秀變為洪秀全，當中有一系列“偶然”，但也正是這些“偶然”，將鴉片戰爭前中國歷史與社會種種裂變連綴成線，最終神奇地引爆了一場轟然的崩坍。

值得一提的是，梁發有子進德，在鴉片戰爭期間和之后一些重大事件中，可以看見其身影。林則徐抵粵后，梁進德即受聘為英文翻譯。耆英主粵，他是顧問，“對于耆英的對付外國和基督教的態度很有影響”，還曾參與中美《望廈條約》的談判事務。?

梁發卒于咸豐五年（1855），其時洪秀全已建都金陵，洪仁玕口述亦已由韓山文整理發表（1854），故梁發死前應有可能了解“天王”陛下與自己之間的因果。況且還曾發生一件更加切近的事情——1854年，梁進德曾陪同美國公使到訪天京。?然而，梁發卻未有關于太平天國的只言片語。作為后人，吾輩對此自然有種種好奇。

①此時他實際上尚未改其“火秀”原名。

②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840頁。

③《干王洪仁玕親筆文書》，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十二種》，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73頁。

④史景遷：《太平天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頁。

⑤今佛山市高明區。

⑥⑧⑨⑩???麥沾恩：《中華最早的布道者梁發》，《近代史資料（總39號）》，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47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55頁，第186頁，第198—203頁，第215頁。

⑦Protestant，指新教，亦即宗教改革后的教派，又稱改正宗、更正教等。在中國，基督教通常指新教，而稱之前的基督教為天主教。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改正宗（Protestant），現在普通稱為基督教，于嘉慶十二年（1807）由英國傳教士勞博·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到廣州開基?！?/p>

?最初署名“學善者”。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58年版，第1665頁。

???梁發：《勸世良言》卷一真傳救世文，《近代史資料（總39號）》，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頁，第7頁，第3—4頁。

作 者： 李潔非，文史學者，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明清史研究等。

編輯：趙斌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