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的困境與對策研究

金忠

摘要：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人們所關心的重要話題，過去十年來中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層出不窮。雖然過去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依然未能扭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本文試圖從社會治理視角探索當前收入分配改革的困境，并且結合社會治理思想尋求解決收入分配改革困境的方法，為以后改革的思路提供新的參考。

關鍵詞：社會治理；收入分配；改革

一、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我們的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不可忽視的問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嚴重影響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長治久安。近年來收入分配改革雖然遏制了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但依然沒能改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需要新的思維來引導。目前收入分配改革要突破單純經濟領域內的擴張，走向全面社會領域的改革，改革不僅要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也要同社會治理實踐的變革緊密結合。當前將社會治理思想引入收入分配改革是突破改革中的制度構建和政策設計困境的有效途徑，嘗試著將社會治理思想融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框架，突破改革阻力，對加快形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收入分配改革效能具有重要意義。

二、社會治理視角下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困境

（一）效率與公平問題不易協調

收入分配原則從“平均主義”到“效率優先”的轉變是導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公平與效率問題一直困擾著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被稱為經濟學史上的“哥得巴赫猜想”和“斯芬克斯之謎”。提高效率、發展經濟是為了做大“蛋糕”；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是為了分好“蛋糕”，無論是做大“蛋糕”還是分好“蛋糕”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敖洕黧w在生產中的起點與機會、規則與過程、及結果的公平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而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也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可這兩大目標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制度現代安排成為各派經濟學者解之不盡的兩難選擇?！盵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期，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有其合理性，改革初期只有堅持效率優先，才能最大限度的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但問題在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發生了扭曲，逐步演變為對公平的忽視。特別是中國在這么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片面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理解為追求GDP的增長，突出效率的地位，而忽視了社會公平。雖然中央已經認識到問題所在，但由于思維慣性和制度慣性的存在，在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依然存在唯GDP論，將弱勢和社會公平的關注拋在腦后，廣大地方干部還沒能認真對待這個問題，這就使效率與公平問題更加復雜化難解。

（二）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強阻撓

收入分配改革和其他一切改革一樣，必然存在改革的受益者和利益的受損者，既得利益集團必將使盡一切手段阻撓、扭曲改革?，F有制度下，由于我們的民主化程度存在不足，權力高度集中在個別人的手中，并且缺乏必要的權力監督，這就使得既得利益集團有了可乘之機。因為，往往他們要比普通群眾更加容易接近權力中心，可以通過賄賂、收買或尋求代理人等手段掌握權力。例如，現在官員中權力尋租，貪污腐敗現象猖獗，經濟領域中詐騙、非法集資問題突出，特別是很多時候既得利益集團可以通過制度安排、賄賂收買等形式影響到政府的決策，使政策向自己這一方傾斜。改革需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團對社會財富獨占的局面，就是割既得利益集團的肉，這必然遭到他們的猛烈反撲，對此我們需要有充分的認識。既得利益集團一方面會千方百計的阻撓改革，另一方面既得利益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利和更大的話語權謀求政策的傾斜，扭曲改革使政策喪失公平正義性。收入分配改革從2004年開始啟動調研，直到2013年國務院才批轉《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其間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數次難產，十年的曲折歷程足見改革的阻力之大。

（三）弱勢群體訴求難以實現

雖然收入分配問題表面上顯示的是收入差距拉大，但問題的根源卻在于利益群體訴求的失衡?！袄姹磉_失衡導致了強、弱勢群體對政府政策影響力的高度不對稱和政策輸出的利益傾向性，并直接影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盵2]一直以來收入分配改革都是處于一種自上而下的形式，很多時候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是既得利益集團成員或者同盟者，導致真正的改革呼聲和利益訴求往往容易被漠視，制定出來的政策自然不能反映社會改革的需要，不會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得不到良好的回應，將會走上極端的途徑，由此產生了很多社會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的和諧穩定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例如，2014年黑龍江肇東市8000名教師發起大罷工，導致全市中小學全部停課。據老師們介紹，罷工主要理由是工資太低，作為全國百強縣的肇東的教師工資竟然低于貧困縣一千元，在罷工之前教師曾多次聯名上書市委市政府表達訴求，但當地政府一直不予理睬，老師們這才走上了罷工這條路。在弱勢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不健全，強勢集團掌控公共事務權利的情況下，政治系統在制定政策時就難以充分聽取相關利益主體的訴求，政策也就難以對相關利益訴求做出積極地回應，這都將對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確定、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帶來不利的影響。如今中國全面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收入分配所涉及的利益也越來越復雜，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就更有必要聽取各利益群體的充分、有效、平等的利益表達，只有這樣收入分配改革的措施才是真正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四）單兵突進式改革難以奏效

收入分配改革雖然源于經濟層面，但貫穿于經濟和社會雙重領域，具有多重屬性。改革雖然主要是在經濟領域內展開，但卻牽扯到諸多政治和社會問題，其必定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和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過去的經驗表明，收入分配改革如果只在經濟領域內單兵突進往往收效甚微，改革需要同其他方面整體推進。沒有公平的教育就沒有收入分配起點的公平，沒有平等的就業就沒有收入分配的平等；沒有合理的市場競爭機制就沒有市場主體平等獲取利益的機會。只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落實依法治國才能杜絕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才能正真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礙。只有不斷推進稅制和公共財政體制改革，才能發揮國家稅收在調節收入中的作用，才能破除“逆向調控”困局，才能處理好政府、企業和居民的關系讓公共財政真正向弱勢群體傾斜。只有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才能有效縮小城鄉差距，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只有統籌全面改革，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同時，深化教育、政治、稅收、財政和社會體制改革，才能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才能讓收入分配改革展現出最大的效能。簡言之，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與之相關的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相配套，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能，才能實現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全民。

三、創新社會治理推動收入分配改革

（一）在“五位一體”治理框架下創新收入分配改革模式

社會治理強調多元主體之間的協作，要求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律保障”的框架下運行，既要強調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又要發揮社會與公民的力量，突出人民的主體地位。將社會治理的總體框架融入收入分配改革的系統之中，改革既要有自上而下的發起，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推動。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政府則要負擔起聽取各方意見，制定合理政策，保障執行和監督的責任，社會組織與公民也要通過各種合法渠道，積極參與收入分配改革的各個環節，發出自己的聲音，最后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有效的實行下去也需要相關法律法規的保障。收入分配改革是人民的呼聲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改革中各主體都要發揮自己的作用，合理分工又緊密合作，這樣才能突破改革中的重重阻撓，收入分配改革才能順利推進。

（二）綜合運用“四個治理”方式突破收入分配改革困境

創新社會治理要求充分運用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四大方式，可以有效達到調節利益糾紛，協調社會關系，反映底層民眾利益的效果。收入分配改革想要突破阻礙，就有必要借鑒社會治理中好的方式方法。汲取“四個治理”思想充分運用到收入分配改革之中，這對破解改革難題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一，堅持系統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要有步驟、有順序的合理推進，處理好改革中整體與部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注重政治、教育、稅收、財政和社會改革的相配套。第二，堅持依法改革，堅持依法改革就必須落實依法治國，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化進程，加強法治保障，杜絕權力尋租和灰色收入現象，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的方法化解收入分配改革中的糾紛。第三，綜合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可以綜合運用各種手段促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既可以運用經濟手段達到提低，擴中、調高的目的，也可以運用政治和法律手段打破權利壟斷和資源壟斷，還能夠扶持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使慈善充當“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角色。第四，源頭改革，改革想要真正打破體制桎梏，順利推進，就要堅持標本兼治、重在治本，最重要的就是優化權力結構，防止獨斷專權，傾聽底層利益群體的呼聲，完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協商機制。

（三）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建設，為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社會治理相對于社會管理而言，是一種更為民主、更為平等的管理，是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的平等協商，由此推進社會治理改革就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斷朝著制度化和法制化方向發展。收入分配改革的根結也正是在于改革過程中民主的喪失，因此借鑒社會治理協商模式，在改革中注重相關利益群體之間的平等對話，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讓制度制約權力，破除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對公共事務話語權的把持，讓正真呼喚改革的聲音和利益的訴求在一個民主的平臺上展示出來，并且實實在在的影響到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政府應該拓展協商民主的途徑，尋求協商民主的各種形式，讓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底層群眾的意見能夠無差別的、非間接的傳遞到政策制定的最高層，有效避免破壞分子對意見表達的阻撓、壓制或者歪曲解釋。例如，國家層面的，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增加底層民眾的人大代表人數，壓縮官員和企業家代表，充分保證各代表的發言權和提案權。在人民政協中，充分發揮民主協商、參政議政的職能，讓更多民眾或社會團體參與政協。健全協商民主制度，能有效協調政府和社會、人民之間的關系，讓更多的聲音進入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各個環節之中，這樣制定的政策才是有效的。

（四）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為民眾參與改革提供組織載體

社會治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體就是社會組織，它不僅是直接參與社會治理，而且是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載體之一。同樣的收入分配改革想要實現利益群體之間的協商合作就需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為民眾參與利益協商提供組織載體并且為民眾提供必要的組織支持。相對于個體而言，組織的利益表達能夠在制度和政策范圍內發揮能大的作用，能明顯增加利益訴求的分量，克服個體公民利益表達的低效性，更快的引起政府部門的注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的首要前提就是做到政社分來，推進社會組織明確職責、依法自治，限期實現社會組織與行政機關脫鉤，才能正真擺脫行政權力的控制，社會組織才能真正為社會服務。其次在社會組織建設中要注重利益代言人的培育，往往個體公民因為社會地位偏低、知識水平不高、自主意識不強等原因很難系統有效的發表自己的利益訴求，這時就需要各社會組織中的利益代言人出來，總結概括本組織成員的利益訴求，以一種專業化的方式向上傳送。如此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充分反映民意，政策才能為人民所擁護。（作者單位：寧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參考文獻：

[1]劉樂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困難的原因解析[J].現代經濟探討，2013（11）.

[2]吳群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達失衡及其治理[J].中州學刊，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