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背景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研究

趙書松，吳世博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中國文化背景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研究

趙書松，吳世博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摘要：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以來1 372位歷屆中央委員作為研究樣本，基于履歷結構分析、建構中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狀態模型，探討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精英的代際衍化規律。研究發現，中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存在“考察-培養”成長模式和“三輪蛻變”規律，并呈現出階段性轉化特征。精英代際衍化由最初的革命功績型向知識技術資本型過渡，并最終衍化復合為全面人力資本型。政治精英衍化的主要驅動力是制度變革及社會深度轉型和治理變革。政治精英的衍化具有不斷豐富的內涵式蛻變的特征。

關鍵詞：中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中央委員；制度變革；社會轉型

一、問題的提出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經歷深刻的社會發展轉型。在國家現代化的浩蕩進程中，政治精英作為核心推動力量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政治精英的代際更替特征是國家社會發展轉型趨勢的重要前因之一。因此，政治精英的代際衍化不僅反映了國家過去的發展變化特征，而且對國家和社會未來發展變化趨勢具有預測作用。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政治精英經過多年代際衍化后發生許多重大變遷，并將繼續發生新的更替。由于國家現代化進程與政治精英代際衍化之間存在的深刻邏輯聯系，所以政治精英代際衍化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激發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興趣。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政治精英發生了怎樣的代際衍化？回顧既有研究發現，學者對中國政治精英的研究分為橫向與縱向兩個維度。橫向維度的研究，即對中國某一歷史階段的政治精英進行特征分析。Cheng Li以在上海任職的中共中央委員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履歷和職業生涯，發現地域流動對精英仕途晉升有著深刻的影響。［1］李里峰在分析我國土地改革時期基層政治精英的社會環境和行為特征時發現基層政治精英并不是國家的忠實代理人，為了獲取村社集團或個人的利益，他們不停地參與國家權力博弈。［2］周黎安以精英政治學為視角，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在現有激勵模式之下地方官員流動、晉升與經濟績效之間的內在關聯。［3］政治精英個案研究發現，地方政治精英對制度創新有著重要的作用。［4］也有研究者從負面的角度認為精英政治從本質上存在著弊端，要發展協商民主的形式對其進行有效管理。［5］還有學者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了官員的晉升和對各省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了經濟績效與官員晉升的內在關聯。［6］

縱向維度的研究主要以時間跨度為線索分析不同代際間的中國政治精英衍化歷程。國外學者所著的《毛澤東傳》《鄧小平傳》《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等人物傳記，通過中國高層領導人的生平經歷、重大事件和社會背景等信息來展現中國高層政治精英與中國政治轉型的內在關系。徐湘林在《后毛時代的精英轉化和依附性技術官僚的興起》一文中，對上世紀 80年代的中國政治精英更替的特征及后續發展結果展開了系統闡述，開創了對文革后中國政治精英更替研究的先河。［7］郎友興以精英民主的視角解構了當代中國政治精英轉換的特點，揭示了政治精英和民主政治的相互影響關系。［8］借助精英代際轉換的機制，鄭輝和李璐璐分析了行政干部精英與技術干部精英的形成及再生產，區分了兩類干部的轉換。［9］Zhiyue Bo 以中共十五屆至十七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常委為研究對象，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央委員的代際更替特征，從職業生涯、晉升履歷和歷史背景等多方面闡釋精英代際演變的趨勢發展和內在原因。［10］

收稿日期：2015-09-15；修回日期：2015-11-2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我國農村扶貧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11BZZ002）

作者簡介：趙書松（1979-），男，河南開封人，博士，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南大學哲學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組織行為學與人力資源管理；吳世博（1992-），男，湖南長沙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中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可以分為精英取代、精英并立和精英融合三種模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理工科背景的技術型官僚成為政治精英的核心力量，主導著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進程和社會轉型方向。［11］擁有高度政治忠誠度的傳統革命型精英逐漸被擁有政治忠誠度的技術理性型精英所取代。密歇根大學中國問題研究者 Andrew Walder則認為，中國政治精英具有黨員身份的政治條件和專業背景的學歷條件量大群體特征，黨務部門和政府部門官員選拔的條件各有側重，從而形成了“紅”和“?！眱煞N政治精英并立的二元模式。［12］最近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個人的黨員身份是一種“身份”象征，而非個人條件；精英候選人獲取黨員身份認可的時間越長，就越受到領導重視和培養，原本具有專業知識技能的精英在一開始并不具備很好的政治基礎，但在職業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組織有意識的培養和鍛煉，逐漸融入政治精英階層。［13］

既有研究從不同角度和時間跨度展現了中國政治精英的發展變化歷程，這些研究對于認識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精英衍化具有一定啟發。但是，現有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沒有系統性觀察和判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歷程。在過去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政治精英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成長路徑？未來中國政治精英又將發生怎樣的更替衍化？對于上述問題，學術界尚缺少專門的深入分析。為了考察上述問題，本文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央委員作為研究對象，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央委員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態中基本都是擁有實際政治權力的領導干部，在歷屆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對國家政策過程和國家治理過程施加影響，是中國政治精英的杰出代表。本文擬采用長時間跨度研究設計，通過量化分析歷屆中央委員履歷資料數據來剖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特征，能夠進一步豐富政黨人力資本理論，并為深刻理解未來政治體制發展趨勢提供有益啟示。

二、研究設計

(一) 數據來源

以中共十二大到十八大歷屆共計 1372位中央委員為樣本，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和人民網公開數據庫。為保證研究數據的真實可靠性，本研究未采用非官方數據來源。

(二) 分析指標

本研究從個體特征、學歷背景和職業生涯三個維度進行數據整理。個體特征分析指標包括性別、民族、籍貫、參加工作年齡、召開黨代會時年齡（簡稱屆時年齡）、入黨年齡和召開黨代會時年齡（屆時黨齡）等，學歷背景分析指標包括畢業院校、第一學歷、最高學歷和專業背景等，職業生涯分析指標包括職業生涯起點、任職經歷和代表類別等。

(三) 分析方法

為了考察樣本的代際衍化特征，按時代、分階段整理樣本數據。具體為，七屆中央委員按年代跨度歸為三階段：上世紀80年代、上世紀90年代、本世紀初，即十二屆和十三屆黨代會歸于上世紀 80年代階段，十四屆和十五屆歸于上世紀90年代階段，十六屆至十八屆黨代會則歸于本世紀初的階段。三階段在數據統計時分別簡稱為“80年代”“90年代”和“20年代”。分析方法主要是頻次分析、均值分析和線性趨勢分析。

三、數據分析

(一) 個體特征分析

1. 性別、民族、籍貫代際衍化

改革開放以后，女性中央委員比重在3％至6％之間波動，呈現出占比小而穩定的特征。進一步分析女性委員的履歷發現，女性中央委員一般擔任的是一些非重要領導職務，建國以來還沒有一位女性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性別分析證實男性政治精英在改革開放后的社會發展各領域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女性在政治領域話語權不足的現狀將繼續存在。少數民族中央委員比重穩定在7％左右（圖1），與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比例8％大致吻合。頻次統計發現80年代少數民族中央委員多以維族、藏族、朝鮮族和內蒙古族為主，90年代少數民族中央委員多以滿族、維族和藏族為主，20年代多以藏族、內蒙古族、維族為主?？v觀三個階段少數民族中央委員的代際變化可以看出，藏族、維族和蒙古族的少數民族中央委員所占比重較大，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社會發展歷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頻次統計還發現（見圖2），中央委員籍貫最集中的前四個省份分別是山東、江蘇、河北和浙江。從代際衍化來看，江蘇籍中央委員呈現出階段性迅猛增加趨勢，山東籍中央委員三十年間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政治精英代際衍化歷程中，這四個省份的政治精英集聚最明顯。

2. 年齡和黨齡分析

中央委員年齡和黨齡分析主要涉及參加工作年齡、召開黨代會時年齡（屆時年齡）、召開黨代會時黨齡（屆時黨齡）和入黨年齡四個指標。分析發現（見圖3），平均參加工作年齡和平均入黨年齡從十二屆到十六屆均呈現增長趨勢，從十六屆到十八屆有明顯的遞減趨勢；對比平均入黨年齡和平均參加工作年齡發現，參加工作后再入黨的時間差值顯著擴大，在十六屆之后時間差值穩定在4年左右。歷屆中央委員平均屆時黨齡隨著屆時年齡的下降而降低（見圖4），屆時平均年齡和黨齡在十二屆至十三屆階段迅速下降，平均值降低到60和40以下，從十三屆起，平均年齡和黨齡均低于60和40，干部年輕化發展。

(二) 學歷背景分析

學歷是衡量政治精英文化水平的核心指標。中央委員第一學歷頻次和百分比統計發現（見圖5），80年代到90年代，中央委員第一學歷有明顯改善，90年代至本世紀20年代，本科學歷占比迅速增長至87％，大中專及高中以下文化水平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研究中發現，中央委員的本科和碩博層次的學歷水平從90年代開始迅速增長，到20年代本科層次以上的中央委員所占比重高達90％以上，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中央委員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中央委員學歷背景經歷30多年的代際變遷，呈現出明顯不同（見圖 6）。無專業背景的中央委員從80年代中期迅速降低，理工科和文科中央委員的比重穩步提升；其中，理工科專業背景的中央委員在90年代階段呈現出井噴式增長，文科背景的中央委員在20年代呈現加速增長趨勢，在中共十八屆黨代會上，文科背景中央委員首次超過理工科背景的委員?？v觀三個階段代際衍化發現，90年代至本世紀20年代是中央委員學歷大幅提高的重要時期，擁有高學歷、高技術水平的知識型官員得到提拔和重用；到本世紀20年代中后期，文科背景的政治精英迅速崛起改變了以往理工科背景政治精英治國的格局，并深刻影響著國家現代化進程。

圖 1 民族比代際變化

圖 2 籍貫最集中省份代際變化

圖 3 平均參加工作年齡和入黨年齡代際變化

圖4 平均屆時年齡和屆時黨齡代際變化

(三) 職業生涯分析

職業生涯是政治精英代際衍化的重要方面。從中央委員職業生涯起點、代表領域以及任職路徑特征等指標考察中央委員職業生涯軌跡，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政治精英代際差異。中央委員職業生涯起點（即參加工作的初期職務）可分為六類：基層黨務和協會組織（包括基層黨、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農會、婦救會和學聯等）、工廠技術管理崗位（包括工廠工人、學徒工、技術員、會計和管理人員等）、教師和研究人員（包括中小學、大學教師教員及高校研究所研究人員等）、基層政府職員（包括科員、秘書、翻譯、編輯及基層領導干部等）、軍隊戰士（包括軍隊戰士、通信員、偵查員、文書、班長等）和知青（包括農場、大隊所有知青）。頻次分析后發現，中央委員職業生涯起點存在顯著代際差異。從圖7可以看出，工廠技術管理崗位從80年代中期開始經歷了大幅增長期，整個90年代至20年代初期階段，職業生涯起點來自工廠技術管理崗的中央委員占了絕大多數，直至18屆黨代會此類生涯起點的中央委員才顯著下降；來自基層黨務部門的中央委員自13屆黨代會以來一直處于下降趨勢；知青作為職業生涯起點的中央委員自 15屆黨代會開始出現并逐漸增加，到18屆黨代會已占有很大比重；其余軍隊戰士、教師和研究人員、政府基層職員這三類職業生涯起點的變化并不是很顯著，以戰士為職業生涯起點的中央委員作為軍隊代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政府基層職員和教師為起點的中央委員代際變化較小。

代表領域指標分為中央黨政機關、省黨政機關、國有企業和科研院所、軍隊這四大類別，代表領域代際變化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權力配置變化情況。從圖8可以看出，來自中央一級黨政機關和省一級地方黨政機關的中央委員一直以來都占有絕大多數，從80年代起一直到20年代階段初期，歷屆代表省級黨政機關的中央委員人數一直略高于代表中央黨政機關的中央委員人數，直至20年代階段的17屆黨代會開始，代表中央黨政機關的中央委員人數才明顯高于省黨政機關；代表軍隊和國企、科研院所的中央委員人數一直以來比較平穩。

圖5 第一學歷代際變化

圖6 學歷背景代際變化

圖7 職業生涯起點代際變化

圖8 代表領域代際變化

歷屆中央委員的任職路徑在不同時間階段也呈現出不同的代表特征，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領域的交叉任職路徑，對其基本素質和適應能力有著重大的影響。通過統計和分析不同時間階段的中央委員最顯著的任職經歷，可以發現職業生涯路徑的代際變化。圖9展示了不同階段最顯著的職業生涯路徑，從圖中可以發現單一黨政機關生涯路徑曾經是中央委員最主要的任職路徑，但在90年代階段受其他生涯路徑變化影響有明顯減少的趨勢；軍隊-黨政機關生涯路徑在 80年代還占用一定的比重，從90年代階段開始已經大幅度減少僅占有極小的比重；國有企業-黨政機關生涯路徑在90年代階段經歷大幅度增長期，并占有很大的比重，直至20年代階段才逐漸減少；科研院所-黨政機關的生涯路徑同樣也在 90年代階段經歷增長期但所占比重較小，說明在整個90年代時期，一大批從國有企業和科研院所成長起來的政治精英逐漸走向領導崗位；而單純軍隊生涯路徑在整個代際變化期一直占有一定比重并且變化不顯著。

圖9 最顯著職業路徑變化

四、代際衍化的內在驅動模式

帕累托明確指出精英轉換遵循兩種路徑：第一種是普通人在精英和非精英兩種身份之間的轉換，也可稱作精英更替；第二種是一種精英取代另一種精英的統治，即發生權力的轉移。［14］在前文數據分析重點從個體特征、學歷背景和職業生涯特征三個方面展現了中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情況。分析總結以上研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中國政治進程中，中央委員發生深刻代際衍化的內在驅動力及其驅動模式概括起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 政黨“考察—培養”模式驅動政治精英職業成長

本研究在分析我國政治精英代際衍化時發現，“考察-培養”模式是驅動政治精英職業成長的主要動力。如果將中共黨員看作為一種“身份”象征，那么越早獲得這種身份許可，就能越早地獲得組織提供的培養和鍛煉機會。參加工作年齡和入黨年齡的對比分析發現，中央委員入黨年齡均滯后于參加工作年齡，并且兩者的差值不斷擴大最終穩定在4年左右，即加入中國共產黨，需要經歷一段的學習工作期并在黨組織考察期中表現優秀。若想較早得到黨組織的重視和推薦并且未來長期得到組織培養，就應當在參加工作4年之內有突出表現。中央委員入黨之后最明顯的特征是接受黨組織的教育和培養，這也是我國典型的政治精英培養模式。歷屆中央委員學歷和職業生涯分析發現，當受培養的黨員學歷較低時，組織一般推薦其進入各省和中央黨校進行學習和培訓。如圖10所示，中國政治精英職業成長遵循“考察—培養”模式，政治精英職業生涯分為“短暫滯后期”“快速成長期”和“成長黃金期”三個重要衍化階段，期間組織以類似組織“考察”的方式提供不同類別和不同層次的黨組織學習、培養和鍛煉的機會，包含“生涯起點”“獲得資格”“重點培養”和“培養完成”四個關鍵生長點。整個政治精英衍化歷程是一個不斷優化篩選的過程，黨組織則是培養和鍛煉機會的提供者。職業生涯起點的必備條件是必須有固定的職業經歷或學歷，表現優秀并且有意向組織靠攏；經歷4年左右的滯后期獲得黨員資格這個關鍵生長點，隨后大多數人會成為一般的黨員或領導干部接受普通的黨組織培養流程，少數能力出眾并深受組織信任的黨員受到組織重點培養和提拔，接受一系列反復鍛煉，最終憑借資歷和能力完成向政治精英的蛻變。

(二)“三輪蛻變”過程驅動政治精英代際變遷

用階段論視角來審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中國政治精英衍化過程，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政治精英在生長形態上發生了明顯的三次“代際蛻變”。將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依次劃分為上世紀 80年代，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這十幾年（分別簡稱80年代、90年代和20年代），中國政治精英形態在每個階段都發生了微妙的衍化轉變。圖11展示了中國政治精英形態上的代際衍化路徑。由于建國前后革命斗爭的因素，黨政領導干部多為軍人出身，以至于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革命功臣式的政治精英占我國政治精英絕大多數比重。研究中進一步發現80年代中后期來自革命老區的政治精英數量呈現遞減的趨勢，而來自蘇、皖、浙等改革試點區域的精英數量大幅增長，這說明精英代際衍化也與革命或變革的地域環境存在一定的關聯。改革開放的深入使得革命功績型精英和依靠文革期間歷次運動成長起來的精英在變革背景下很快失去主導地位。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懂技術會管理的技術型精英從工廠企業走向政府領導崗位。到80年代末，革命功臣型政治精英逐漸被技術實用型精英所取代，該階段精英衍化的主要驅動力是制度變革。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建立完善，以知識技術型精英為代表的高學歷、有生產管理經驗的官員逐漸成為我國政治精英的主體構成。這一時期政治精英衍化的驅動力主要是來源于社會環境的變革壓力和政治精英自我適應性的衍化。隨后，這類精英逐漸發生分化，堅持技術主導謀求自身發展者成為純技術理性型精英，另一部分則適應社會環境的需要轉化為公共治理型精英。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離不開技術理性型政治精英強有力的引領和推動，他們重視GDP的增長，有效地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但與此同時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純技術理性型政治精英不擅長解決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社會穩定等一系列問題，以科學發展為指導的公共治理型政治精英伴隨著社會整體轉型很快占據突出地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后期有共青團工作背景的精英人數大幅增加，大批思想敏銳、充滿活力的共青團精英為黨政領導干部隊伍帶來了新的生機，這也促成了技術理性型和公共治理型政治精英很快開始向公共治理復合型政治精英衍化。這一時期政治精英衍化的主要驅動力是社會深度轉型和治理變革，正是由于這兩大內生動力的影響，政治精英從單一型精英向復合型精英的轉變，由知識技術資本型向綜合人力資本型的衍化。

圖 10 政治精英“考察—培養”成長路徑

圖 11 政治精英“三輪蛻變”

五、討論與展望

根據本文研究可知，中國政治精英三十多年來呈現出階段性轉化特征，由最初的革命功績型向知識技術資本型過渡，并最終衍化復合為全面人力資本型，本質差異是人力資源要素變化。從政治精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驅動力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前十年核心驅動力是單一人力資本的政治精英，中間十年迅猛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是擁有知識技術資本的政治精英，近十幾年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則是復合治理型的政治精英。政治精英衍化具有豐富的內涵式蛻變的特征。

未來公共治理型精英的進一步衍化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將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公共治理型政治精英為適應和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必須具備三大素質：第一，改革意識。需要一大批具有改革意識的政治精英不斷推進深層次、寬領域的改革實踐，在推動政治精英群體自我衍化變革的同時引領國家現代化建設方向。第二，應變與抗壓。隨著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推進，有著良好應變力和抗壓力的政治精英才能駕馭改革進程。第三，戰略思維。在國家治理體系建立完善過程中，公共治理型的政治精英需要擁有整體的國家戰略思維，能從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出發推動國家和社會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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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顏關明］

中圖分類號：D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6）02-0131-07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 intergenerational derivation under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ZHAO Shusong， WU Shib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biographical structure， the research， as the samples of analysis， takes 1372 previous memb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ince the Twel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build a political elite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state model in China， and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elite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rul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in China.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vestigation-culture” growth mode and the “three-transformation” rules existed during the political elite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which displays a stage conversion feature. The feature of political elites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changes from the initial achievementsof-the-revolution intensive type to th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capital， and ultimately turns to the comprehensive human capital.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elites are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 depth of social change in transition and the governance reform.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elite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constantly content enriching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Chinese political elites； intergenerational derivation； Central Committee； institutional change； social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