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暴力遭遇與問題行為：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

渠立松 梁曉燕

〔摘要〕為考察中學生暴力遭遇與問題行為的關系，以及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采用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RSCA）、暴力行為量表（MSSVBS）的暴力遭遇分量表和兒童行為量表（CBCL）對山東省和山西省5所學校共800名初、高中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男生在遭遇心理暴力和軀體暴力上均顯著多于女生；在整個中學階段，高二年級學生暴力遭遇頻率最高，問題行為得分也最高。實驗結果表明，心理彈性在中學生暴力遭遇對問題行為的影響中起調節作用。

〔關鍵詞〕心理彈性；暴力遭遇；問題行為；調節作用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84（2016）14-0004-05

一、引言

心理彈性（Resilience）主要存在三種定義：品質定義，結果定義和過程定義。品質定義是將心理彈性看作為一個人的一種品質或者個人能力，是個體所具備的特征[1]。結果定義則是從發展結果上來定義心理彈性[2，3]。過程定義是將心理彈性看做一種動態性發展變化過程[4]。劉虹[5]綜合心理彈性的多重屬性將其定義為個體在面對內、外壓力困境時，激發內在的潛在認知、能力或心理特質，并且運用內在資源積極修補和調適機制的過程，以獲得朝向積極、正向目標的能力歷程或結果。世界衛生組織編制的《健康與生活經歷問卷》中將“暴力遭遇”定義為：從小至今或過去一年內，凡直接遭遇過1次或者1次以上其他人的暴力攻擊，包括心理暴力（包括人格侮辱，關系攻擊，性騷擾，權利侵犯）和軀體暴力，定義為暴力遭遇事件[6]?；谇嗌倌陠栴}行為的內部結構，問題行為被定義為個體在其成長過程中產生了一種適應不良的行為，此適應不良行為是由個體本身的心因性和外因性而非其內因性，即神經生理性原因引起的，并且分為外傾問題和內傾問題。其中外傾問題主要是攻擊、違紀以及學習適應不良等行為問題；內傾問題主要是神經質、退縮以及考試焦慮等情緒問題[7，8]。

青少年暴力遭遇的發生與其本身的問題行為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Shahinfar等人[9]調查發現：行為表現出攻擊和破壞性的兒童，容易成為輕度暴力的受害者。Albus[10]也指出：中學生的問題行為（卷入暴力事件、危險性行為事件、濫用藥物等）與其暴力遭遇的經歷與影響密切相關；與此同時，年齡較大的中學生，表現出反社會行為（如幫派成員、偏差行為、卷入犯罪等行為），較沒有這種反社會行為的中學生，更容易遭遇到來自社區的暴力事件。Shahinfar等人對一組具有嚴重違法犯罪前科的青少年進行調查分析。經過研究發現，在被調查的青少年當中，有31%曾親眼目睹過謀殺事件，45%曾遭遇過武器的襲擊事件，40%曾受到軀體襲擊的嚴重威脅，76%曾被推、打或搧耳光。盡管青少年暴力遭遇與其行為問題之間孰因孰果（即究竟是遭遇暴力導致其行為問題，還是青少年暴力遭遇是由行為問題所誘導），目前仍在探討之中。但從國外相關研究的文獻報道可以看出，青少年暴力遭遇與其行為問題的相關性已不容質疑。然而，國內中學生暴力遭遇與行為問題的研究則相對較少。

暴力遭遇的經歷為心理彈性的發展提供了契機[11]。從心理彈性概念發展歷史來分析，學界對高逆境或高壓力條件下，個體的發展并沒有受到嚴重損傷現象的發現與認同，是心理彈性最終得以確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心理彈性的研究存在差異且體現在測量方法上，于肖楠和張建新修訂了國外學者編制的“CD-心理彈性量表”[12]，發現心理彈性存在跨文化差異。國內學者陳建文、黃希庭等人編制的“中學生社會適應性量表”[13]，其中的一個分量表為心理彈性，但是此量表更類似于人格量表，考慮不全面，未包含被試的家庭因素。心理彈性是個人的一種心理品質，心理彈性的高低與個體心理素質密切相關。心理彈性高的個體，即使遭遇暴力，也會保護其心理不受傷害，正常發展，而心理彈性低者則因遭遇暴力而出現問題行為，甚至自殺或殺人[14]。Paterson等人[15]以及Rak[16]在逆境條件下深入研究心理彈性的一些因素，其研究成果發現，個體一旦遭遇并度過暴力遭遇之后，其心理彈性就會產生。

心理彈性應用于問題行為改善有著理論與實證的支持。心理彈性的作用機制表明，當個體遭遇壓力事件，逆境、挫折事件時，保護性因素發生作用[17]。席居哲和桑標[18]構建了心理彈性結構模型的調節模型，認為一些保護性因素可以調節危險性因素對個體之后發展的影響，即有一類保護性因素在危險性因素誘發問題行為的產生中發揮調節作用。更多得到心理彈性理論是應用于問題行為的干預研究中。例如，實證研究中就有致力于防止和減少青少年危險行為、違紀違法以及其他行為問題干預的方案，還有為達到降低兒童行為問題的出現率，以及用于提高兒童完成發展任務能力的諸多方案等等[19，20]。

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彈性對青少年的行為發展有預測性，部分問題行為的產生與其暴力遭遇有關，關于心理彈性中哪些影響因素，暴力遭遇中哪些因素會對哪些問題行為產生影響，研究者尚未得出一致結論，需要進一步的深入考察與研究。本研究假設暴力遭遇直接影響問題行為產生，且心理彈性在中學生暴力遭遇與問題行為之間起調節效應。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本研究的被試為來自山東省2所普通中學和山西省3所普通中學的學生，共800名，經篩選收回有效問卷784份（有效回收率98%），其中，初一年級166人，約為21.2%；初二年級122人，約為15.6%；初三年級146人，約為18.6%；高一年級122人，約為15.6%；高二年級118人，約為15.1%；高三年級110人，約為14.0%。男生389人，約為49.6%；女生395人，約為50.4%。

（二）工具

1.心理彈性量表

心理彈性量表采用由胡月琴[21]編制的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RSCA）。該量表共27題，采用5點計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記為1～5分。得分越高說明該項目上的心理彈性水平越高。量表分為個人力和支持力兩個因素，個人力包括目標專注、情緒控制和積極認知三個維度，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際支持兩個維度，五個維度的α信度系數分別是0. 75、0. 74、0. 66、0. 74和0. 79。

2.暴力遭遇問卷

本研究采用鄭春玲和劉麗[22]編制的中學生暴力行為量表（MSSVBS）中受害者暴力遭遇部分。中學生暴力問卷分為心理暴力和軀體暴力兩個分問卷，共36個題項，采用五點記分（從“沒有”、“一學期一次”、“一個月一次”、“一周一次”到“一周多次”）。心理暴力包含人格侮辱、關系攻擊、性騷擾和權力剝奪四個因子，Crombach’s α=0.885；軀體暴力包含攻擊他人、自虐行為、自殺意念與行為和極嚴重暴力四個因子，Crombach’s α=0.821。整個問卷的Crombach’s α=0.905。本問卷在本次研究中只采用其中受害者B部分，去除自虐行為、自殺行為兩個因子，共30個題項。

3.問題行為量表

本研究采用Achenbach編制兒童行為自陳量表（CBCL）中國標準化版[23]。CBCL適用于6～18歲兒童和青少年。量表共113 條行為問題，歸納為8個因子（男、女公共因子6個，單獨因子1個），即行為因子包括軀體主訴、攻擊違紀行為、多動違抗、焦慮抑郁、社交問題、刻板行為、發脾氣（女）、自我中心（男）。任一因子或（和）兩個因子分大于本研究樣本平均分即判斷為有行為問題。每一條行為問題都有一個分數：0、1或2，稱為粗分，把113條的粗分加起來，稱為總粗分。分數越高，行為問題越大；反之，分數越低，行為問題越小。本研究采用男生、女生分別計算粗分的方式計分。

（三）程序與數據處理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集體匿名施測。由于本研究三個量表數據均來自被試的自我報告，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采取了程序控制與統計控制。在程序控制上，修訂了三個量表中內容重復、意思相近的個別問題，調整了部分問題順序，統一指導語并采用匿名作答的方式。在統計控制上，采用了harman單因素檢驗，特征值大于1的第一個因子解釋變異的19.27%，低于40%的臨界值。因此，本研究所受到的共同方法偏差影響較小，可以進行數據的統計分析，全部數據錄入計算機，將收集到的數據通過SPSS17.0和AMOS21.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三、結果

（一）描述統計結果

表1說明，在個人力方面，性別呈現出顯著差異（p<0.05），但支持力方面在性別上沒有顯著差異。心理暴力在性別上，也呈現出顯著差異（p<0.01），男生高于女生。軀體暴力在性別上也出現顯著差異（p<0.05），男生高于女生。

表2說明，心理暴力在年級上存在顯著性差異（p<0.001），從事后檢驗結果得，高二與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三均呈差異顯著，并且，高二年級暴力遭遇得分最高，高三年級暴力遭遇得分最低。軀體暴力在年級上存在顯著差異（p<0.001），從事后檢驗結果得，初一與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差異顯著，初一年級軀體暴力發生頻率，除低于高二年級，均高于其他年級。男生問題行為在年級上存在顯著差異（p<0.05），從事后檢驗結果得，高二年級與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三，差異顯著，且高二年級行為問題最多，其次為高三年級。女生問題行為在年級上存在顯著差異（p<0.001），從事后檢驗結果得，高二年級女生的問題行為與其他年級呈顯著差異，并且得分明顯高于其他年級的問題行為得分。

（二）相關分析

由表3知，心理彈性與暴力遭遇呈顯著正相關（p<0.01），心理彈性與問題行為呈顯著正相關（p<0.01），暴力遭遇與問題行為呈顯著正相關（p<0.01）。

由表4知，心理彈性與男生的攻擊違紀行為、多動違抗行為、軀體主述、退縮社交問題、刻板行為、自我中心、焦慮抑郁均呈現顯著正相關（除多動違抗行為p<0.05，其他因子p<0.01）。心理彈性與女生的社交問題、焦慮抑郁、發脾氣、多動違抗、攻擊違紀行為、軀體主訴呈顯著正相關（除多動違抗行為p<0.05，其他因子p<0.01），女生的刻板行為與心理彈性相關不顯著。心理彈性與心理暴力、軀體暴力呈顯著正相關（p<0.01）。暴力遭遇與男生、女生的所有問題行為因子呈顯著正相關（p<0.01）。暴力遭遇與支持力呈顯著正相關（p<0.01），與個人力相關不顯著。問題行為與個人力相關不顯著。問題行為與支持力呈顯著正相關（p<0.01）。問題行為與心理暴力呈顯著正相關（p<0.01）。問題行為與軀體暴力呈顯著正相關（p<0.01）。

（三）調節效應

根據溫忠麟等人的潛變量交互效應分析方法[24]，以問題行為為因變量，以被試的心理彈性、暴力遭遇各因子為預測變量建立模型進行調節效應檢驗（如圖3），結果發現模型擬合指數良好（x2/df=1.948、RMSEA=0.076、NFI=0.932、IFI=0.985、CFI=0.974）。路徑分析發現心理彈性和暴力遭遇分別對履職焦慮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r= 13.552，p<0.01；r=4.568，p<0.01），心理彈性和暴力遭遇交互項能夠正向預測履職焦慮 （r=1.67，p<0.05），這說明心理彈性在暴力遭遇與問題行為之間起著顯著的調節作用。

四、討論

本研究發現，在中學生群體中，男生的暴力遭遇頻率明顯高于女生，心理暴力的貢獻率要高于軀體暴力。在中學，暴力事件的形式多為人格侮辱、關系攻擊、性騷擾以及權力侵犯等攻擊行為。這類事件發生在男生之間的概率明顯多于女生。從年級方面分析，初一年級和高二年級學生的暴力遭遇頻率明顯高于其他年級。初一年級的暴力遭遇形式多為心理暴力，原因可能來自剛從小學升入中學，對陌生環境的適應、與同學之間的磨合容易帶來心理壓力。高二年級學生是中學中暴力遭遇頻率最高的群體，暴力遭遇形式為心理暴力和軀體暴力，高二年級正處于青春期的高峰期，對社會的涉入程度正在加深，容易遭遇暴力事件。初三年級和高三年級的暴力遭遇頻率較低，分析認為應該與其課業壓力大，面臨畢業有關。

本研究對中學生問題行為的分析針對男生與女生分別進行，各有7個因子，從總粗分來看，女生的問題行為分數高于男生的問題行為分數。這一結果說明，中學生中，女生有著比男生更多的問題行為。軀體主訴、攻擊違紀行為、刻板行為、多動違抗、發脾氣、焦慮抑郁、社交問題為女生多見的問題行為方式。焦慮抑郁、自我中心、刻板行為、退縮社交問題、軀體主述、多動違抗、攻擊違紀行為為男生的問題行為方式。女生的問題行為總分明顯高于男生，應該與其心理成長快于男生有關。因此，學校應該多關注女生的心理成長及其成長環境，幫助其健康成長，避免不必要的問題行為的出現。從年級上分析可以看出，高二年級的問題行為得分明顯超出其他年級的問題行為得分，說明高二年級的學生有著更多的問題行為。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即將升入高三年級帶來的學習壓力所致，另一方面原因可能是，高二年級學生正處于青春期高峰期，有著更多的困惑。所以，學校教育應該注重對高二年級學生的心理關注，正確引導其在學校的學習生活，避免不必要的問題行為的出現。

暴力遭遇與問題行為的所有因子都呈現顯著相關，暴力遭遇事件的發生與問題行為的產生有著密切的相關性，暴力遭遇的發生與問題行為的出現有著顯著影響。中學生的社交問題、攻擊違紀行為、軀體主訴，焦慮抑郁等問題行為，有很多是直接受到其暴力遭遇經歷的影響而產生的。數據顯示，男生的暴力遭遇頻率高于女生，在問題行為方面，女生的行為問題得分超過男生，心理暴力和支持力是問題行為的預測變量，其中支持力男生得分高于女生，與多層回歸分析的結果一致。因此，學校應該給予有暴力遭遇的學生更多的跟蹤與關注，關注有暴力遭遇的學生事件發生后行為的發展方向，加強對其支持力的培養，通過對支持力的干預，降低由于暴力遭遇對問題行為產生的影響。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項目成果，項目編號：11YJA19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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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1.山西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太原，030006；2.66489部隊，北京，100095）

編輯/王抒文 劉 揚 終校/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