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媒介體制比較研究的框架設計和技術邏輯

趙潤森?

摘 要：傳媒制度在宏觀層面上表現為媒介體制，具體為運作于特定社會與政治系統內的所有媒體及其組織方式。本文主要梳理了西方主流學術界對于媒介體制研究的脈絡。文章重點選取的文本為《比較媒介體制》，筆者將技術作為影響傳媒制度的重要因素，也納入媒介體制的比較框架。此外，對于文中關于新聞專業主義的公共服務取向以及與政治平行性的關系提出了質疑，利用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論、第四權力理論等重新做出邏輯闡釋。

關鍵詞：媒介體制；比較研究；傳媒技術；新聞自由；政治平行性；新聞專業主義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9-0050-02

一、傳媒制度與媒介體制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思想是：制度會影響效率，經濟增長的核心機密是制度變遷。對于傳媒制度（media institution）同樣如此，制度轉型在傳媒業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傳媒形態的發展和傳播語境的變遷，傳媒制度也一直處于動態的變遷過程當中。創新的、進步的制度體系促進傳媒業的發展，落后的、閉塞的給傳媒業帶來阻礙。在全球化和新媒體的語境下，正確平衡傳媒業發展的現實沖突與矛盾，同時提高傳媒競爭力的前提是對于傳媒制度轉型的總結和研究。

丹尼斯·麥奎爾認為傳媒制度是一切與傳媒領域相關的制度[1]。具體而言，指的是嵌入于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結構中的媒介組織及媒介運行的正式與非正式的程序和規則[2]。在傳媒制度的研究當中，學術界討論的核心話題是媒介體制（media system）問題，這也是本文選取的研究文本的主要研究范圍。那么，首先界定一下傳媒制度和媒介體制的區別：首先，制度是很具體化、很穩定的權威，而體制偏向于系統之間、系統與成分之間是如何組織、互動和影響的。體制是制度的外在表現和實施的方式；其次，制度在宏觀層面上的具體表現就是制度環境，按照制度學派諾思的說法就是體制，比如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在傳媒領域就是傳媒體制。這里的宏觀就是傳媒所在的系統和社會其他宏觀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從四種理論的修正到經驗型的比較研究

在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和新聞，同時新聞行業壟斷化和商業趨勢愈加嚴重的背景下，1947年哈欽斯委員會完成了《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的長篇報告，第一次對傳媒的功能、地位、社會責任和新聞自由做了系統性的反思。

在此報告基礎上，1956年施拉姆、希伯特和彼得森三位教授發表了《報刊的四種理論》，開始對傳媒體制進行思考。三位作者認為傳媒總是帶有它所屬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形態和色彩，同時，它反映出社會控制系統的特征[3]。他們發展并歸納出四種傳媒體制類型：威權主義、自由主義、社會責任和極權主義模式。四種理論的提出開創了媒介體制研究的源頭，成為此后媒介體制研究的基本范本，但同時由于時代語境和視野范圍的局限性，也成為后續研究的批判中心。

在2004年出版的《比較媒介體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當中，哈林和曼奇尼認為《報刊的四種理論》過分關注美國和蘇聯模式的二元對立，用到的案例也只有美國、英國和蘇聯，同時過于媒介“哲學”，就是所謂的媒介的意識形態。兩位學者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和西歐18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對比，按照媒介市場的發展、政治平行、新聞專業主義和國家干預四個維度作比較，然后歸納出三種模式：大西洋與自由主義模式、地中海與極化多元主義模式、北歐中歐與民主法團主義模式。

文章的主要研究框架如下：

可以看出兩位作者在提出整個框架的時候，著重于歷史和社會文化的梳理，認為無論是政治制度和文化，乃至媒介工作與實踐，都深入這一動態的變遷之中。在歷史和社會文化的動態變遷當中，每個個體的媒介規范在不斷更迭，但是在模糊的、復雜的更迭背后，有著規范性的價值。

三、技術——可能性的框架維度

哈林和曼奇尼按照歷史和文化的溯源角度，提出了媒介市場的發展、政治平行性、新聞專業主義和國家干預四個維度。媒介市場的發展主要是經濟的層面，政治平行性主要是政治的層面，新聞專業主義主要是組織內的討論，國家干預主要是組織外的討論。其比較研究的框架中缺少了丹尼斯·麥奎爾認為的決定媒介制度形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技術。麥奎爾認為大眾媒介同時具有商品屬性和公共屬性，受政治和經濟的影響較大，同時非常依賴技術的變化[1]。

大眾傳媒的出現至今，先后經歷了“紙路”、“電路”和“網路”。每一種媒介的更迭，都能衍生新的媒介形態，從而改變原有的媒介格局，在采編制度、經營制度、管理制度上都要做相應的調整。而新的媒介形態會帶來新的傳播渠道和傳播功能，在傳播效果、傳播成本甚至傳播主體都有很大調整，相應聯動的規則體系也要有所變遷。比如最典型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廣播頻率和電視頻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有限的公共資源，政府利用這一公共資源的稀缺性普遍實行監管。但當這一資源的稀缺性大大降低的時候，西方國家對于廣播電視的管制就有了不同的態度。

在比較媒介體制的框架中，加入技術的維度，并非試圖概念化技術更迭和制度變遷的關系。只是在文本中的18個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傳媒技術發展的程度（技術基礎設施）和時間（技術更迭的斷代史）也存在差別，并且這種差別會對宏觀層面的媒介體制產生影響。

四、新聞自由與新聞權力

新聞專業主義作為媒介組織內的討論，其存在與否、程度高低同樣會作為合力的一部分作用于媒介體制。哈林和曼奇尼認為自治、獨特的專業范圍和公共服務取向是新聞專業主義的表現形式。其中在公共服務取向中，作者認為新聞工作者對自主性和權威性的主張在特別大的程度上依賴于他們服務公共利益的主張。對于這種說法，要辯證地思考新聞自主性（新聞自由）和新聞權威性（新聞權力）的來源。

新聞自由的基本意義是表達自由，這是新聞專業主義基本價值的基石。表達自由的價值理念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就是傳播自由。傳統的表達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在媒介體制的研究范圍中，指的是媒介組織整體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組成元素，是不受外界干擾，工作流程也不受更強大的權力所控制。

摘 要：今天，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促進了新媒體的興起，每個個體都能夠在媒介中以文本、圖片、短視頻甚至網絡直播的方式進行自我呈現和自我表達，而身體在媒介中的地位也越來越凸顯。本文通過聚焦當下新興的網絡直播平臺，指出網絡直播中個體的身體被吞進了媒介景觀當中，成為了我們所觀看的媒介景觀，由此形成了新的媒介身體文化，并且在媒介與消費主義的共謀下，這種新的媒介身體文化正在成為一種被物化的可消費的符號。

關鍵詞：網絡直播；身體在場；消費主義；主體性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9-0048-02

作為主體的身體自始至終影響著媒介的技術、形態以及傳播方式，身體及其功能在傳播中的體現決定了媒介的特質與內涵；同時，媒介的發展又反作用于身體，形成了特殊的媒介身體文化[1]?；仡櫭浇榘l展史我們可以發現：個體的身體與媒介的關系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不斷地發生變化。最初，我們通過身體在場，以語言和非語言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面對面的口語傳播。而后，隨印刷媒介的產生，我們借助工具通過中間介質進行文本傳播，這一過程中，媒介作為獨立的物質存在開始脫離我們傳播過程中的身體性，但不可否認，以文本為中介的傳播依舊是從傳者身體發出，最終被受者身體所接受的過程，所以媒介的身體性依舊以相對隱蔽的方式存在于傳播之中。之后，電子媒介開始出現，身體在傳播過程中的可視化開始被重新關注，從開始的文本互動下物質態身體隱退缺席到當前在網絡直播中的身體界面在場，身體在媒介中的地位越來越凸顯。

一、網絡直播平臺的興起

隨著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視頻社交概念開始興起。網絡視頻社交其實是繼社區社交之后出現的一種全新的社交方式，和只利用文字和圖片作為載體的傳統社交手段不同，它利用網絡視頻作為載體，網絡社區交流作為表現手段的一種全新的交流方式[2]。比如國外的Vine、Keek，國內的美拍、秒拍和微視等視頻分享應用都屬于這一范疇。而網絡直播社交則是在視頻社交的基礎上提升技術，實現視頻社交的實時化。根據艾媒咨詢2016年4月28日發布的《2016年中國在線直播行業專題研究：暖春遭遇寒流》報告，2015年中國在線直播平臺數量已接近200家，其中網絡直播的市場規模約為90億，網絡直播平臺用戶數量已經達到2億，大型直播平臺每日高峰時段同時在線人數接近400萬，同時進行直播的房間數量超過3000個[3]。這些數據無不顯示，網絡在線直播已經成為我們不可忽略的社交新力量。

對于網絡直播平臺的類型，目前來看主要包括：以斗魚、熊貓TV代表的游戲直播平臺；以YY直播和陌陌為代表的將直播社交作為其一個版塊的綜合類平臺；以映客、花椒等為代表的新興泛生活類直播平臺；以及一系列以體育、旅游、健身、音樂等為垂直類直播產品的社交平臺。這些類別的邊界其實并不是很清楚，存在相互競爭的交叉領域。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移動直播視頻社交應用都在向以映客、花椒、易直播為代表的泛生活類直播形式轉型，強調全民直播，試圖將直播視頻作為能夠代替文字、圖片和錄制視頻的新的社交方式。

二、網絡直播下的身體在場

網絡直播作為新興的網絡互動形式，最大的功能在于實現了人人都可以以視頻直播的方式進行自我呈現、自我表達以及與他人進行網絡互動，直接帶來了身體由文本、圖片等符號互動下的隱身缺席向在場狀態的轉變。而這一轉變的背后是身體與媒介關系的重構，并形成了新的特殊的媒介身體文化。

1.作為界面主體的身體

身體從傳統哲學的身心對立來看，可以細分為物質態身體和精神態身體，物質態身體是精神態身體的外在表征形式，精神態身體則是基于肉體而產生的思維、理性等內在的精神動力。在當前的網絡直播平臺中，從物質態身體來看，主播形象清一色的都是俊男美女，而且外在打扮精心靚麗，年齡層集中于年輕一代，主播們出彩的外在形象構建了一道美麗的網絡風景線，這滿足了人們對身體觀賞的需求。長久以來，由于每個個體的身體存在差異性，人們總希望通過觀看別人的身體來反觀自己的身體，這形成了人類永不衰退的欲望。但在現實中觀看他人身體卻受到很多的限制，而網絡直播的形式，主播的身體作為界面主體進行呈現則滿足了人們對身體的窺視欲望。與此同時，從精神態身體來看，網絡直播中主播們的直播內容主要集中于閑無主題式的交流互動。我們知道，現代社會的發展雖然帶來生活質量的提高，但卻使得人們用于人際交往的時間和空間不斷縮小，人類是群居動物，害怕孤獨，而在線直播平臺中每個主播在直播間中與受眾進行生活化的閑碎聊天則模擬了現實中朋友間在獨立的房間里進行談心的場景，直接滿足了受眾消除內心寂寞和孤獨感的需求。所以，不管是物質態身體還是精神態身體在網絡直播中的呈現，都滿足了受眾對于界面中身體在場的觀看需求，并由此形成了網絡的注意力資源。在消費社會，注意力資源就是能夠轉化為商業利益的資本。這一點在當前各個在線直播平臺中都設置的打賞功能現象體現的最為明顯。打賞功能即觀看直播的個體能夠根據主播的表現給予其一定的虛擬幣，而主播則可以以一定的比例從平臺將這些虛擬幣轉化為現金。正如波德里亞所言的“身體被出售著。美麗被出售著。色情被出售著。[4]”網絡直播下呈現的身體已然不再是我們現實存在的身體，而是媒介中被物化的可消費的符號。

2.女性身體成為被凝視的焦點

網絡直播平臺一經推出，就貼上了“美女直播”、“色情”、“以露博眼球”等標簽。中國有著幾千年父權制觀念的國家，對女性身體的窺視與歡愉曾是父權制強加在女性身上的符碼，網絡媒體的交互性、虛擬性和隱蔽性，正好暗合了部分受眾在現實社會中敢想不敢為的窺視欲望[5]。網絡直播平臺的出現，為女性提供自我呈現和自我表達平臺的同時，也讓身體成為了表達的主要載體。作為界面主體的女性身體則直接滿足了部分受眾在現實生活敢想不敢為地對女性身體的窺視欲望。一直以來，新媒體被看作消解社會性別不公平的重要力量，更是女性爭取社會平等的重要途徑。網絡直播中，女性確實成為了關注的主角，然而卻是以負面的形象出現，而且這樣一種負面形象突出體現在身體上的呈現方面上。這表明了社會性別政治不僅沒有隨著新媒介的出現而不斷消解，反而在網絡社會中的得到了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