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民族地區礦難事故中親權鑒定的應用

劉浩東柴家建向妍劉文星程寶文謝紅良

（1.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大隊DNA室 云南曲靖 655000；2.云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技術處 云南昆明 650000）

邊疆民族地區礦難事故中親權鑒定的應用

劉浩東1柴家建1向妍1劉文星1程寶文2謝紅良1

（1.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大隊DNA室 云南曲靖 655000；2.云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技術處 云南昆明 650000）

目的：確定礦難事故中遇難人員的親權關系，為礦難親權鑒定提供參考。方法：采用Chelex法提相關檢材的DNA后，用多套檢測系統試劑盒進行復合擴增，用AB-3130XL自動遺傳分析儀進行擴增產物的電泳分離，用Genemapper ID X軟件進行STR基因分型分析。結果：準確推導所送樣本的親權關系。結論：100名遇難者采用三聯體通過STR來認定親權關系，12名遇難者采用二聯體通過STR、Y-STR及X-STR來認定親權關系，1名遇難者采用二聯體通過mtDNA來認定親權關系。

親權鑒定 遺傳標記 常染色體 X染色體 Y染色體 線粒體DNA 親權相對機會

親權鑒定是通過對人類遺傳標記的檢測,根據遺傳規律分析,對個體之間血緣關系的鑒定［1］。用于親子鑒定的遺傳分析系統由一定數量的遺傳標記組成,通常有常染色體短串聯重復序列（STR）、Y染色體短串聯重復序列（Y-STR）、X染色體短串聯重復序列（XSTR）及線粒體DNA（mtDNA）的測序等,在一些特殊的災害性事故以及特殊親子鑒定中,往往要通過多套檢測系統共同來確認親緣關系,為解決特殊災難性事故的親緣關系認定提供有力的證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樣本的來源

曲靖市位于云南省的東北部,煤炭儲量及開采量均居云南省首位,眾所周知煤炭開采是高風險行業,經筆者統計,2011年以來,經公安機關DAN實驗室檢驗進行親權鑒定（尸源認定）的遇難礦工一共6起共有113人,分別是：2011.3.6富源縣嘎拉煤礦事故致9人死亡（簡稱2011FY1-9）；2011.11.10師宗縣私莊煤礦事故致43人死亡（簡稱2011SZ1-43）；2012.12.5富源縣上廠煤礦事故致17人死亡（簡稱2012FY1-17）；2014.4.7麒麟區下海子煤礦事故致22人死亡（簡稱2014QL1-22）；2014.4.21富源縣紅土田煤礦事故致14人死亡（簡稱fy2014FY1-14）；2014.9.23宣威市小河邊煤礦事故致8人死亡（簡稱2014XW1-8）。

1.2 方法

1.2.1 常染色體STR分析

按行標GA/T383-2002中Chelex法提相關檢材的DNA,用Identifiler（AB）系統,經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tion,PCR）方法復合擴增STR基因座（AmpF1STRidentfiler Plus ,AB）,用AB-3130XL序列分析儀進行基因分析得到STR多態性檢驗結果。

1.2.2 Y-STR分析

樣本用Chelex-100法提,AmpFISTRR YfilerR PCR Amplification Kit體系擴增,擴增產物用AB-3130XL序列分析儀進行基因分析。

1.2.3 X-STR多態性的檢驗

樣本用Chelex-100法提,IdtyperX-12試劑盒及相應的擴增體系,擴增產物用AB-3130XL序列分析儀進行基因分析

1.2.4 mtDNA多態性的檢驗

樣本用Chelex法提,采用nested-PCR,PCR產物直接測序法對線粒體DNA D-環區高變區I（hypervariable Region,HV-I）進行測序。

2 親權鑒定結果

2.1 三聯體的親子鑒定

遇難者有可疑父、母或妻、子的相關樣本,與遇難者的生物樣本組成三聯體,四年來,113名遇難礦工中有100名遇難者的通過三聯體的檢驗計算,100名遇難者的RCP＞99.99%,即可給出肯定或否定的親權認定的鑒定意見,從而認定尸源。

表1 16人的STR多態性檢驗結果見

續表1

表2 8人的Y-STR多態性檢驗結果

續表2

2.2 二聯體的親子鑒定

2.2.1 遇難者與可疑父或可疑子的親子鑒定

遇難者,只有父親或者只有兒子健在的,在曲靖近年來的礦難中有8人是這種情況,我們在遇到這樣的遇難者,根據STR基因座單親PI計算方法［2］計算出RCP（親權相對機會）,當RCP＜99.975%,增加Y-STR多態性的檢測。

2.2.2遇難者與可疑母或可疑女兒的親權鑒定

遇難者,只有母親或者女兒健在的,在曲靖近年來的礦難中有4人是此情況,我們在遇到這樣的遇難者,根據STR基因座單親PI計算方法計算出RCP（親權相對機會）,當RCP＜99.975%,增加XSTR多態性檢驗檢測。

2.3 mtDNA HV-I區測序分析的親權鑒定

遇難者,只有姐姐或妹妹健在的,在曲靖近年來的礦難中有1人是此情況,遇到這樣的遇難者,通過mtDNA檢驗進行初步的親緣確定。

四年以來,113名的遇難者,所檢樣本300余分,有100名遇難者通過三聯體STR確定其親權關系,12名遇難者通過二聯體STR及二聯體加測性別染色體STR來確定親權關系,1名遇難者通過mtDNA測序初步確定其親權關系。

3 討論

隨著各級政府對礦難的重視,一旦發生礦難,需要及時準確確定遇難人數和遇難者身份,在確定遇難者身份的過程中,由于礦山工作人員的裝備沒有到位,加之礦藏中強酸的存在,一旦發生礦難,遇難者大多體無完膚,常規手段無法準確確定遇難者的身份,這就需要通過DNA來確定遇難者的身份。DNA是遺傳物質,穩定地從親代遺傳給子代,通過DNA檢驗確定假設的父母與子女之間是否存在親生血緣關系或假設個體與待檢驗的個體或物證之間是否存在親緣關系,可以進行親子鑒定或親權鑒定［3］。

3.1 三聯體是被檢測男子、孩子生母與孩子的樣本稱為三聯體，確定遇難者身份的過程中，三聯體是比較理想的檢驗樣本

表3 8人的STR多態性檢驗結果

表4 2人的X-STR多態性檢驗結果

續表4

圖1 兄妹2人HV-I區序列圖

根據國際實驗室的標準,肯定親權關系的標準RCP≥99.95%或者PI值大于2000比較妥當,當PI＜1999,RCP＜99.95%時,應加測遺傳標記以達到認定或否定的正確結論［4］。近四年以來的這幾起礦難的三聯體的其親權相對機會RCP＞99.95%通過三聯體SRT多態性的檢測能給出準確可靠的鑒定意見。

3.2 二聯體的親權鑒定是指被檢測男子或女子與孩子的親權關系鑒定

國內目前還沒有二聯體親子鑒定結果的判定標準正式出臺,許多實驗室在用各自的標準完成此類判定。呂德堅等［5］在2003年也提出單親案的認定標準應該要比雙親案有更高的要求。有學者建議鑒定實驗室按照國際慣例只需出具基因型結果和似然比計算結果,不必提供“是”與“非”的判定。這種建議與我們國家的情況不適合。如果專業人員都不能給出判斷,把這種判斷的責任轉嫁給法官或當事人［6］。本實驗室參照RCP大于99.975%作出“不排除”鑒定意見,反之則作出“排除”的鑒定意見。即在二聯體的親權鑒定中檢測發現三個或三個以上不符合基因座時,可以排除親權關系；當15個STR的基因座都符合,且RCP大于99.975%,不可以排除親子關系；RCP小于99.975%時,建議補充樣本的基因座個數或增加檢測樣本的其他遺傳標記［7］。

根據我們實驗室的實際情況我們檢測Y-STR或者X-STR。YSTR和X-STR為性染色體,性染色體的遺傳特性可以在缺少雙親的兄弟（姐妹）認親、同父異母的半兄弟（姐妹）認親、隔代認親等親權鑒定和發生突變基因座的親權鑒定中發揮很大的優勢［8］。Y染色體上遺傳標記按父系遺傳方式傳遞,可以確定樣本是否來源于同一父系,適用于男性同胞之間、隔代或旁系的親權鑒定,如再結合孟德爾遺傳的遺傳標記檢驗,可以正確確定樣品間的親緣關系［9］。X染色體STR基因座為性連鎖遺傳,由于遺傳標記的定向性,使X-STR分型在法醫實際中具有獨特的應用價值,在父母不同的同父異母姐妹等等、祖母-孫女關系鑒定、父女關系鑒定案件以及個體識別中性別的鋪助鑒定、混合樣本的判定等案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0］。因此我們在單親的親權認定上STR的檢測15個位點,當RCP小于99.975%不能排除親權關系時我們結合Y-STR和X-STR的檢測,若位點一致,我們得出的結論為肯定親權關系的存在。

人類線粒體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是獨立于細胞核染色體外的一種基因組,其獨特的遺傳學特點在系統進化、群體遺傳、人類學及法醫學鑒定等研究領域有著重要的價值［11］由于線粒體是按母系遺傳方式遺傳,可疑確定檢驗樣本是否來自于同一母系,適用于同胞之間,隔代或旁系親緣鑒定,對于有些鑒定要結合孟德爾遺傳的遺傳標記檢驗,可以正確確定樣本間的親緣關系。

親權鑒定在法醫鑒定中有重要的意義,主要有三聯體鑒定、二聯體鑒定、祖孫親緣關系鑒定、兄弟（姐妹）親緣關系鑒定等,在鑒定中,我們要根據相關信息采取不同的鑒定方法。對于礦難中的遇難者,根據遇難者在礦山上生前提供的個人信息記錄,尋找與其親緣關系最近的親屬作為鑒定樣本,及時、準確的給出鑒定意見,為礦難者的處置和善后的賠償提供的可靠的依據。

［1］李莉，李成濤，柳燕，等.親權鑒定技術規范［S］.2010，1.

［2］李莉，柳燕，趙珍敏，等.單親鑒定案例STR選擇探討和PI值計算方法評價［J］.中國司法鑒定.2000，63（32）.

［3，4］鄭秀芬.法醫DNA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12：429-432

［5］ 呂德堅，劉秋玲，盧慧玲，等.15STR在單親鑒定中的排除分型［J］.中國法醫學雜志，2003，18（6）：332-334.

［6，7］王琳，王毅，王曉梅，等.親子鑒定中二聯體鑒定結果判定標準的探討［J］.分子診斷與治療雜志 2010， 2（3）175.

［8］劉秋玲，呂德堅，張建苗，等.X-STR體系在特殊親子鑒定案中的應用1例［J］.中國法醫學雜志，2011，26（2）：147-148.

［9］徐衛華，符生苗，趙英.親權鑒定方法概述［J］.海南醫學，2011，22（23）：5.

［10］劉秋玲，呂德堅，趙虎.應用X染色體STR進行祖母與孫女鑒定1例［J］.中國司法鑒定，2010，1：89-90.

［11］馮國英.人類線粒體DNA多態性檢測及其在群體遺傳學中的應用［J］.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2010，31（10）：1613-1615.

［R89］

A

1674-2060（2016）03-0133-03

劉浩東（1978-）， 男，法醫師，主要從事遺傳學、法醫學科研、司法鑒定工作。

謝紅良（1978-），男，生物學碩士，助理法醫師，主要從事遺傳學、法醫學科研、司法鑒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