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科學思想探析

摘要：科學思想是對世界萬物的普遍性，或對自然的整體性的認識。它不如倫理和技術那么實用，但它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中國古代周易的陰陽五行屬于關聯式或者聯想式思維方式，而西方自古希臘以來將現象與本質，主體與客體截然分開，屬于邏輯推理，探討因果關系的思維方式。

關鍵詞：關聯式或聯想式；邏輯推理；主客分離

中圖分類號：F2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9-0164-01

科學思想是對世界萬物的普遍性，或對自然的整體性的認識，它不如用于處理人際關系的倫理和用于具體生產實踐的技術那么實用，但它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

中西古代科學思想有很大的差異。前者屬于關聯式或者聯想式思維方式，源于中國古代的易經陰陽五行及象數體系；后者屬于邏輯推理，探討因果關系的思維方式，源于自古希臘以來的主客二分，由現象到本質，由個別到一般，由具體到抽象的思維模式。

古希臘的泰勒斯認為萬物源于“水”，而畢達哥拉斯認為世界萬物不可能由具體的物質構成，具體的物質只是表象，應該由表象之后的“共相”構成，這個“共相”就是“數”，因為“數”更基本，可以無限生成，而且，具有廣延性的宇宙萬物，音樂和速度以及美（黃金分割律）都離不開“數”的比例關系，所以，“數”是萬物最基本的東西。

古希臘人因地理環境主要靠廣泛的海外貿易為生，無法形成中國式的大一統國家和嚴密精致的宗法制社會，所以，城邦林立，言論自由，思想解放，他們好奇心強，善于探索宇宙萬物的普遍性，而不僅僅關心人倫關系和實用技術，同時，他們的宗教神話也不像埃及、巴比倫的東方宗教那樣壓抑，那樣令人桎梏。

當時的中國處于“禮崩樂壞”，“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士人可以游走各國兜售自己的治國理念，盡管思想解放，但心力主要用在如何治理國家，如何創建理想的社會秩序，如何處理人倫關系，對宇宙萬物的普遍規律缺乏足夠的好奇心，所以中國的百家爭鳴與大約同時期的古希臘的自然哲學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重人倫而非自然，不重視科學和工藝技術，不尋求工藝技術的科學根據，重理性，反對迷信（“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放棄研究宇宙萬物現象背后的“共相”，所以，無法促進科學的發展。

道家崇尚自然，舍人道從天道。這種自在自為，天人一體的“道”，含有強烈的不可知性和神秘性，而且過分重視方術、修煉服事和技藝。后來的道教盡管重實驗，卻攻擊技術與發明為“巧偽”，同樣含有強烈的不可知論和神秘主義并充斥著大量的占卜算命和法術。所以，道家和道教的“道”是心領神會的神秘境界，不是（如古希臘哲學那樣）通過分析，綜合，邏輯推理得出的宇宙萬物的普遍規律，因此，道家的思想也無法促進偉大的科學運動。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源于其生存環境，中國被廣袤無垠的沙漠和大海及崇山峻嶺所包圍，形成了一個自閉式的，遼闊無邊的大陸。定居的農業生活和安土重遷的生活方式滋潤出嚴密的重人倫的封建宗法制社會和大一統思想，這種思想嚴重束縛了中國人的想象力，是中國人缺乏探索冒險精神。這種穩定的農業社會和自閉式的地理環境所導致的自閉式的思維模式得不到外界的刺激和沖擊，尤其是當四周的蠻夷文明遠遜于中國文明之時。

中國人沒有宗教，缺乏宗教民族的那種超越現世的無限想象力和宗教狂熱。西方文化中有一種不斷自我超越，不斷追求價值更新的精神。我認為這種精神與西方人的信教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中國人自古至今一直追求“福祿壽喜”，“多子多孫”，“官運亨通”，這種過分實用理性無法刺激人的創造力，無法培養西方以德意志民族為代表的那種“形而上”的理論構架能力。

由于沒有宗教，中國人的“靈魂”觀念迥異于其他民族。中國人認為生命是精神與肉體合一的有機體，精神不可能脫離肉體而存在，因此，靈魂既不是形而上的，也不是形而下的。如范縝的《神滅論》，“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西方自古希臘羅馬以來一直把精神與物質分開，認為靈魂附著于肉體之上，肉體死亡之后，靈魂依然存在。中國人認為天地人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有機整體，這一點充分體現在易經和道家追求肉體不朽的思想之中。

法國著名人類學家Lvy-Bruhl（列維-布留爾1857～1939）寫了一本書--“原始思維”，他認為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文明屬于邏輯思維體系，其他地區文明，包括華夏文明屬于直覺思維體系。邏輯思維體系注重因果，注重法則，而直覺思維體系講究關聯或者聯想。如邵雍的“萬物類象”，“乾”與“1”與“天”與“西北”與“金”與“君父”相關聯，這種關聯沒有邏輯推理和因果關系依據。關聯式思維認為宇宙萬物生生不息，互為一體，具體事物之外沒有抽象世界。這種思維方式不利于近現代科學體系的產生。

但西方探討抽象本質和因果關系的思維方式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很多事情沒有絕對因果關系，按照康德的理論，因果關系只是人先天的思維模式。比如，抽煙與癌癥有本質聯系，抽煙可能得癌癥，并不必然得癌癥，癌癥的“因”涉及到太多太多偶然因素。

西方主客二分的羅輯思維模式導致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不僅給環境造成極大危害也使人性異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那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很有可取之處，應該從中提取有益的“精華”，以消解西方文明給人類帶來的危害。

由于工業革命之后全球化的經濟大潮，西方人那種精神方面的創造力，形而上的架構能力也被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商業主義，庸俗主義所淹沒。

20世紀中后期以來基本上沒有純精神方面的，能使人的精神為之振奮的新理論，幾乎全人類的心力都用于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東西方的思維模式漸漸地趨同。

參考文獻：

[1]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M]商務印書館.1981年。

作者簡介：劉清浩（1957.10-），男，漢，山東青島，教授，大學本科，青島酒店管理職業技術學院，中西文化藝術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