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古詩文中蘊涵的儒家文化精髓

陳琳

摘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角度地詮釋和解讀古詩文中蘊含的儒家文化，弘揚民族精神中的精髓部分，樹立積極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全面塑造民族魂魄。

關鍵詞：古詩文；儒家文化；精髓；民族精神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文化流派，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重視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實和豐富，關心的是健全人格的培養和正確人生觀的建立，以心靈的自我修養與自我完善為主要目的，即教導人成為正人君子。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古詩文是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從先秦諸子傳記散文，到兩漢辭賦，再到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無不包含著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蘊含著中華民族強烈的生命意識和人格體驗。本文試從多角度全方位分析探討經典的古詩文著作，從中窺探儒家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展示中華民族歷經千年而不衰竭的精神要義。

一、九死不悔的愛國情懷與民族氣節

中華民族的歷史之所以悠久和偉大，愛國情懷和民族氣節作為一種精神支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古外今來，每當中華民族處于危急存亡之際，多少仁人志士紛紛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汨羅江邊慷慨赴死的屈原、力挽河山，浩氣貫日月的辛棄疾、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譚嗣同……，自孔子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到孟子力主“仁政”而后實現“大統一”，儒家文化中的忠君愛民思想已經牢固地滲入到民族精神中，演變成堅韌剛毅的民族氣節。

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燭之武臨危受命，“夜縋而出”（《燭之武退秦師》），游說強秦；蘇武深陷匈奴不改“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蘇武傳》）；諸葛亮深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出師表》）；李白豪氣萬分“愿為腰下劍，直為斬樓蘭”（《塞下曲》）；杜甫焦慮“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文天祥將生死置之度外“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岳飛不惜“三十功名塵與土”，發誓“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滿江紅》）；陸游悲切囑咐“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蘇軾豪邁地感慨“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龔自珍大聲吶喊“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已亥雜詩》）；林則徐堅定表示“茍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在浩瀚的歷史長卷中，儒家思想主張的“忠、義”成為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生生不息，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強大精神后盾。

二、達則兼濟天下的入仕意識

儒家文化主張的是積極入仕，“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兩千多年來，官宦意識已經滲入到中國人的骨髓，學子文人把入仕作為實現人生抱負的青云之路，以至于吳敬梓用一部《儒林外史》將“范進”們對中舉的渴望和瘋狂刻畫得淋漓盡致。

陶淵明年逾五十，仍念念不忘“憶我當年少壯時，雖無樂事自歡娛。胸懷壯志超四海，展翅高飛思遠去”（《雜詩其五》）孟郊在兩次落第后高中，酣暢淋漓地抒發了得意之情“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日看盡長安花”（《登科后》）；李白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奉玄宗征召入京，毫不掩飾喜悅之情“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即使是深處憂患之中的杜甫，也念念不忘“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丞丈二十二韻》）的理想；王勃因做《斗雞檄》被趕出沛王府仍然堅定表示“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滕王閣序》）；蘇軾欽慕“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只能愁緒滿懷“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學而優則仕”是萌動在國人意識中最基本的儒家文化，主張將個體的人生價值和生命超越落實在對群體理想的追求和奉獻中，故而“經世致用”成為中國人的行為準則，接受這種入仕思想的激勵，所謂“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仕途之路就是一道杠桿，把人的命運偏移到不同的方向。

三、重學尚孝的尊師意識

戰國晚期出現的《學記》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關于教育教學的論著，它在總結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同時，又賦予了教師非常崇高的地位，“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在某種精神層面上，尊師是和盡孝聯系在一起的，古語有云“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中國人甚至將“天地君親師”放在同等的道德神位上進行膜拜。

堪為儒家師表的孔子本身就是尊師的楷模，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作為儒家思想繼續發展的代表人物，荀子甚至認為“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富；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荀子》）；《程門立雪》中的楊時“見程頤于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韓愈竭力宣揚從師之道“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師說》）；追溯到近代，康有為也提倡“師道既尊，學風自善”（《政論集·在浙之演說》）。

儒家文化思想中認為不但要尊師，更要“事師之猶事父也”（《呂氏春秋·勸學》）；晉代的葛洪甚至感激涕零地表示“明師之恩，誠為過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勤求》）。由此可見尊師重教是中華民族文化得以綿延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精神層面上，把老師放在與父母血親同等的位置上，向師學習，事師至孝，這是傳統的儒家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思想。

四、俠風義骨的桃園結義意識

先秦時代，伴隨著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喪失與士的失職，游俠應運而生。這種任俠自喜的精神特質始終在國人的骨子里滌蕩，儒家文化中也極力推崇這種“信、義”思想。呂思勉在《秦漢史》說得更為簡明：“好文者為游士，尚武者為游俠?！?/p>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刺秦王》是易水邊即將刺秦的荊軻；“替天行道”是《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條好漢；“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白馬篇》）是豪氣飛揚的曹植；“”司馬遷著《刺客列傳》，對春秋戰國時代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等五位著名刺客推崇備至；《鴻門宴》中“項伯殺人，臣活之”，故而項伯在鴻門宴上“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李白“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只為“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俠客行》；王維也曾“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少年行》）；羅貫中著《三國演義》讓劉關張桃園結義，義薄云天；張溥有感于“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贊頌他們“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五人墓碑記》）。

“義和信”是中華民族精神中特有的文化心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不為名利而易志變節，不因權貴而放棄操守，在他們的心目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堅守自己的人格節操來實現國家的清明和慨然取義的理想。

儒家文化是建筑在道德精神層面之上的文化體系，表現了對人和人格的高度重視，在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品格，堅定統一信念，樹立憂患意識與自強不息的精神上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面對文化全球化浪潮的沖擊，用全新的視角品讀古詩文，就能發現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文化內涵、價值定位、審美情趣和社會關系，取其精華樹立自身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從而起到凝聚民族自豪感和自尊自信心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韓星.儒家人文精神[M].陜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