擱淺的“新時代”，“樸氏外交”因何三鼓而竭

劉怡

雄心勃勃的“樸氏外交”，意在以對朝、對華、對日政策的三相變更支撐起東北亞一體化框架，塑造韓國作為中介者的角色。但目標與資源之間的不對等使這一路線舉步維艱，最終迅速喪失戰略空間。

2016年深秋韓國的這場政治風波，直接誘因雖系發端于樸槿惠的“親信門”，但和首爾當局日益喪失空間的外交處境同樣不無關聯。執意部署“薩德”（THAAD）反導系統的決定引發了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全面反制措施，結果不僅抵消了過去4年間樸槿惠為塑造對美、對華“等距離外交”做出的努力，還使首爾對美國的戰略依賴出現了補償性回升。但“薩德”直接針對的朝鮮核武器和導彈項目所受的沖擊卻并不明顯：代價不菲的制裁措施對金正恩政權造成的實際沖擊低于預期，核試驗和中程導彈試射的間隔期反而出現一而再再而三的縮短，韓國對其北鄰的直接影響力已經滑落至最近20年的最低谷。對日關系方面，2015年底就慰安婦問題達成的雙邊協議以及《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談判的重啟顯然更有利于安倍晉三鞏固其長期執政，在韓國民間引發了廣泛爭論和焦慮。在不到4年的執政期里，樸槿惠政府竟出現如此集中的外交挫敗，委實令公眾大感失望。無怪乎“親信門”甫一爆發，即有媒體言之鑿鑿地宣稱：今日首爾的外部困境，皆是因崔氏姐妹垂簾聽政、外行指揮內行所致，樸槿惠已淪為傀儡。

與其說真相至此終于大白，倒不如說這只是一種過于刻意的曲解。既然崔氏姐妹的主要目的在于斂財，又何必在風險遠大過收益的外交事務上折騰不休？即使對外政策能收致積極效果，榮譽也將全盤歸諸前臺的樸槿惠，對幕后的“無名英雄”則無任何幫助，如此干政難道是由于報國情懷？更何況從樸氏外交路線的逆轉過程中，可以反復窺見因突發情形導致的隨機性調整，特征相當一致。媒體對陰謀論的渲染，無非是不愿直面以下事實：目標與資源高度不對等的樸氏外交，從一開始就缺少成功的機會。

以朝鮮半島―東北亞―太平洋兩岸作為三大層次的“樸氏外交”，在每一層面皆有對應的核心議題：在半島是實現非核化，在東北亞是促進中日韓三國在經濟、政治領域共識的進一步統合，在太平洋兩岸則是依托美韓同盟、向全世界輸出經濟和文化影響力。樸槿惠在上臺之初的意圖，是利用三個層次議題之間的內在關聯，將韓國塑造為中日（亞洲層面）、中美（全球層面）大國關系中的中介者，從而大大拓展首爾的外交空間。但這一構想顯然大大高估了韓國自身的戰略重要性以及主動塑造均勢的能力：在對朝鮮的“信任外交”未能獲致預想的結果后，韓國冒失的對沖舉措引發了朝、中、美多國關系的連鎖震蕩，最終使首爾與各國保持“外交等距離”的理想破滅，被迫重新回到美韓同盟的宰制之下。而在朝鮮核問題趨于長期化、中美亞洲海上競爭亦交替升級的背景下，這絕不會是令韓國人感到振奮的選擇。

“樸氏外交”出爐

2013年2月25日樸槿惠宣誓就職之時的韓國，正處在朝鮮第三次核試驗造成的陰影之下。金正恩在稍早前的元旦講話中關于“改善國民經濟，尋求國家統一”的表態，一度被認為是在向即將上任的樸槿惠釋放善意。1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2087號決議，則是李明博政府強硬對朝政策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全球大國在半島無核化問題上步調一致，共同決定以經濟制裁迫使朝鮮回到談判席上。在此背景下，平壤非但不曾示弱，反而放話稱將會采取“強有力的實質性對抗措施”。2月12日，朝中社宣布已經在豐溪里試驗場完成了該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并威脅稱隨時可能對韓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3月13日，平壤正式廢除1953年停戰協定，樸槿惠的第一次“大考”早早來臨。

作為新國家黨前任非常對策委員長，盡管樸槿惠對李明博任內對朝政策的成效抱有疑問，但基于黨內一致，很難對其做大刀闊斧的變更。因此在危機爆發之初，韓國政府的回應與李明博時代并無二致：美韓“雛鷹”聯合軍演依然如期在東海舉行，“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游弋于半島東岸，B-52和B-2型轟炸機接連飛越韓國上空。但僅僅過了一個月，韓國外交部與統一部就在年度工作計劃中提出了“施壓與對話雙軌并行”的新路線，試圖促成朝方做出“正確選擇”。按照樸槿惠本人在大選開始前的闡述，所謂“雙軌并行”既不是李明博式的一味強硬，也非金大中、盧武鉉任內“陽光政策”的翻版——前者已被證明低估了朝鮮的經濟自給能力，非但未能迫使其立即崩潰或重返六方會談，反而使平壤孤注一擲下注于核項目；后者雖然在表面上促成了半島雙方的溝通和對話，但因為不曾將經濟援助與協力和終止核計劃掛鉤，反而為平壤的核武器和導彈項目間接提供了資金。而樸槿惠設想的“朝鮮半島信任進程”（2013年8月正式提出），系指“以堅固的安保為基石，通過建立韓朝互信、發展韓朝關系，實現朝鮮半島和平，進而打下統一的基礎”。換言之，美韓同盟仍將繼續維持，韓國將繼續依靠美國提供安全和政治庇護，不會將美國撤軍問題作為爭取朝鮮終止核計劃的交換條件。鑒于2011年底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去世之后，新領導人金正恩始終未曾與韓國高層建立起有效的直接溝通渠道，改善雙邊關系可以先自政治人物的私下接觸開始，逐步停止海陸邊界地帶的小規模摩擦、恢復長期對話。在此基礎上，倘若朝方在核問題上做出了善意回應，韓方愿在人道主義援助、能源獲取、經濟發展等領域為其提供幫助，擴大互惠交流。

為促成朝鮮最終“棄核”的實現，樸槿惠的“信任進程”還納入了一項“遠景朝鮮”規劃，內容包括：在朝鮮終止核開發之后，韓國愿為其提供升級電力、交通和通信基礎設施的資金以及技術，以改善朝鮮的經濟處境；國際制裁解除之后，韓國將幫助朝鮮進入國際金融組織，建立更多的經濟特區，并在雙方首都互設日常辦事處。這一方案實際上部分返回到了1994年美朝《框架協議》的路線，將朝鮮廢核的進度與經濟援助的力度掛鉤，誘導平壤方面做出權衡。遠景的最末部分還包含一項“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宣稱愿暫時擱置南北方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異，以構建經濟共同體為起點，最終追求政治和社會共同體。在此過程中，韓方愿意容忍和接納外部力量的存在：在經濟方面，尋求中日俄三國的通力合作，以半島經濟體為起點，構建東北亞交通、能源和貿易統一市場；在安全方面，尋求美國和中國的諒解，在維持自衛能力的基礎上商討美國駐軍的前景，并將“三八線”非軍事區建設為和平公園。

某種意義上，“遠景朝鮮”關于東北亞經濟和安全的長期構想，才是樸槿惠政府的雄心所在。由于地理位置和歷史關系上的鄰近，無論半島統一朝何種方向發展，都不可能繞開參與六方會談的中、美、日、俄四國；這四個國家不僅是韓國在“廢核”問題上的伙伴，而且與首爾已然具有廣泛的經濟和外交紐帶，在全球范圍內也是首屈一指的政治、軍事、經濟和人口大國。在解決朝鮮核問題的過程中，推動上述四國尤其是中、日、俄三國更多的資源投入，形成覆蓋整個東北亞的水陸聯運交通網和自由貿易區，并與經中亞通往歐洲的俄羅斯鐵路網以及區域市場對接，即可在相當程度上化解東北亞互信機制的缺失以及“安全兩難”廣泛存在的問題，通過朝核問題上的“小多邊”帶動經濟、安全融合的“大多邊”。韓國作為一體化機制的中介者，無須投入最多資源，卻可搭上中、日等國的便車，無疑是一本萬利。

對于日漸微妙的中美關系，樸槿惠同樣有其應對策略，那就是“等距離外交”：在安全和政治層面，繼續維持韓美同盟，以增加在全球安全事務和自身安保問題上的話語權；在經濟和文化層面，則以中韓“戰略合作伙伴”為軸心，優先考慮發展中韓自由貿易協議（FTA）和中日韓三國自貿區。前者與美國“重返亞洲”的時機恰好吻合：在對全球軍事部署尤其是?？樟α康牟渴鹱龀龃笠幠Ｕ{整之后，美國在亞洲海域對盟友力量的依賴性出現了上升，不僅傾向于在雙邊關系中給予盟國以更平等的地位，而且樂見盟國自主形成規模較小的安全合作機制。而韓國的如意算盤，便是利用這一機會，將韓美同盟從單純的半島安保機制升格為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經濟、安全合作，利用美國的威望和支持在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增加直接投資以及安全介入，以提高本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但對奧巴馬政府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樸槿惠政府的熱情并不很高：首爾已經與TPP首批12個成員國中的8個各自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FTA），尤其是韓美FTA被視為雙邊自貿區建設的優秀樣板，故而韓方對加入TPP的迫切程度并不明顯。相反，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韓國第一大貿易對象國和投資伙伴，而兩國在朝核問題、東海爭端（對日）、敦促日本承認戰爭罪行等問題上存在諸多共同利益，有效合作的空間和前景都超過前途未卜的TPP。故而在日本加入TPP之后，韓國依舊維持觀望姿態，并在2014年優先簽署了韓中FTA。

政治和安全上與美國結盟，經濟上向中國靠近，相互對沖，這是樸槿惠“等距離外交”的實質，也符合地理政治學的基本邏輯：類似韓國這樣的海陸邊緣地帶（Rimland）國家，可以靈活地游走于海陸兩大集團之間，均沾其利。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在近在咫尺的朝鮮核問題上取得突破，以解除后顧之憂。

“遠景”出師不利

2013年5月和11月，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崔龍海作為金正恩的特使，先后出訪中國和俄羅斯，恢復了中斷近一年之久的高層對外接觸。在訪華期間，崔龍海間接回應了樸槿惠政府的“遠景”倡議，表示愿意采用包括六方會談在內的對話方式解決朝核問題。朝鮮呼吁韓美兩國與平壤直接對話，并于當年9月重啟了中斷運營近半年的開城工業園區。2014年10月，朝鮮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黃炳誓、勞動黨中央書記金養健以及崔龍海借參加仁川亞運會閉幕式之機到訪韓國，實現了7年以來兩國高級官員的首次直接接觸。2015年，金正恩在新年致辭中正式呼吁南北雙方就半島統一問題展開接觸，并首先就離散家屬談判、重開金剛山觀光特區等問題舉行談判，這也是“樸氏外交”最令人振奮的成果。

但一俟談判實際展開，雙方的立場差異隨即變得無法彌合：平壤方面延續了長期以來的政策捆綁戰術，要求將暫停美朝聯合軍演作為離散家屬團聚的交換條件，同時無保留恢復金剛山觀光特區的運營，以套取外匯。第一項要求隨即為首爾當局所拒絕：維持美韓安保同盟的地位是整個“信任進程”的前提，也是樸槿惠政府向美國領導人做出的保證。按照韓國政府的既定主張，即使是在朝鮮終止核項目之后，韓方也無法承諾立即讓美軍自半島撤出。將實現家屬團聚與取消既定的軍演項目掛鉤，只會有利于平壤方面離間美韓關系。因此韓方隨即提出一項反制條件：朝鮮方面須保證不再進行新的核試驗，韓方才能取消軍演。這一要求當然遭到了平壤方面的拒絕。在金剛山觀光問題上，韓方堅持認為在“棄核”的共識達成之前，不應以任何方式使朝鮮獲得外匯收入的機會，兩場談判先后陷入了僵局。

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前總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在其回憶錄《詐術年代》中指出：自1993年第一次朝鮮半島核危機爆發以來，平壤當局在與各大國的交涉中逐步積累起了一種“唯有制造既成事實才能提高要價”的印象。IAEA曾經參與過伊拉克、利比亞這兩個核門檻國家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銷毀活動，這兩個國家的核項目武器化程度遠不及朝鮮，并且是在經濟瀕臨崩潰、外交政策出現顯著轉變的前提下方同意接受核查人員的進駐，最終仍無法避免遭到入侵或政變推翻。相反，1998年單方面進行多次核試驗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最終強行擠入國際核俱樂部，其地位逐步獲得了默認。這使朝鮮領導人愈發相信：只要盡快制造出具有紙面威懾力的核武器，并將其搭載在中遠程彈道導彈之上，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杜絕美韓從外部顛覆平壤政權的希望。一旦這一目標達成，各國在對朝政策上的動作勢必更加謹慎，平壤政權的穩固性則可獲得長期保障；在此前提下，開啟經濟改革和市場化進程才不至于嚴重影響到朝鮮內政。是故要以經濟援助換取“廢核”，幾無成功的可能。

從另一個角度看，發展核武器以爭取國際空間和博弈資本，恰恰是三代朝鮮領導人基于經濟困難將長期持續、政權穩固性因之可能受損，審時度勢之后做出的抉擇。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朝鮮的核計劃始于上世紀60年代，但在“冷戰”期間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以及IAEA的核查并不拒斥。反而是在“冷戰”結束、蘇聯的政治保護和經濟援助不復存在的背景下，金日成父子才驟然加快核開發，引爆了1993年第一次朝鮮核危機。此次危機的化解，使平壤感到強硬的“邊緣戰略”確有其效果，遂屢試不爽。

2002～2003年第二次朝鮮核危機的爆發，背景是朝鮮在經歷90年代中期的“苦難行軍”之后，國力空前衰弱。美國小布什政府遂將“冷戰”時代以阻遏朝鮮對南進攻、遂行防御任務為特征的“5027作戰計劃”變更為更具進攻性的“5030計劃”，該計劃的核心理念為“3C”，即Confrontation（對峙）、Capitulation（屈服）、Collapse（崩潰），旨在以長期經濟封鎖以及軍事壓力耗盡朝鮮有限的資源，最終使該國政權自內部崩潰。而核計劃恰恰是對抗“3C戰略”的最有效工具：一旦朝鮮成功地制造出核武器及其載具，便可以暫緩甚至停止更新其龐大而孱弱的常規武力，從而節省相當一部分戰略資源。而核武器的高度政治性，意味著它對國際關系具有一種迅速和放大的影響，能隨時彰顯朝方的利益訴求。是故即使是在不定期回應樸槿惠“信任進程”的2014～2015年，朝鮮也從未真正停止過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的開發。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副本部長、國際亞洲部主任研究員伊集院敦在其專著《冷戰后朝鮮經濟研究》中指出，經歷過“苦難行軍”以及2009年貨幣改革失敗的沖擊，朝鮮政府對在低收入狀態下維持政治穩定，乃至尋找抵消國際制裁影響的替代性措施方面已經有了成熟經驗。除去與核項目相關的大企業和承擔出口創匯任務的兵工廠依舊能在“先軍政治”之下獲得相對充裕的電力、人力和資金供給外，其他大企業基本處于隱性停工狀態，生產任務逐步轉移到各地方自建的小企業、小廠礦。經過這種復雜重構的朝鮮經濟，在大規?；謴蜕a方面已經喪失活力，但因為中心分散、管理不再機械，在維持底限產能和抗崩潰方面卻表現出明顯的優點。2013年安理會相繼通過2087、2094兩項制裁決議以來，平壤通過向海外輸出勞工以及出口煤炭、礦石等原材料，依舊有充裕的資金貼補其核項目，并未出現突出的預算缺口。

2009年短暫的反市場化改革失敗之后，朝鮮政府重新默許了小規模商品經濟以及地下黑市的復蘇，這進一步加強了多中心分散型經濟的承壓能力。金正恩上臺以來，在“確立新經濟管理體系”“讓人民盡情享受社會主義富貴榮華”等口號之下，允許城市居民通過商品交換和買賣改善生活，并設立了24個名目不一的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國際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也使一直在向中國和俄羅斯出口礦石和煤炭的朝鮮直接獲益。加上大面積改種土豆獲得的糧食增產，最近兩年，朝鮮甚至在主要城市恢復了一定規模的配給制。加上6萬余名外派勞工每年賺取的超過20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朝鮮的經濟狀況在金正恩時代甚至出現了小范圍復蘇。樸槿惠在此種背景下依然堅持要求平壤“棄核”，當然會讓朝鮮方面大感滑稽。

進入2016年，金正恩的底牌終于一一亮出：1月6日和9月9日，朝鮮相繼進行了第三、第四次核試驗，其中第三次為熱核武器試爆；2月7日，“銀河”系列三級運載火箭成功地將“光明星4號”人造衛星送入近地軌道；6月22日，“舞水端”系列中程導彈的第6次試射終于宣告成功；8月3日，“蘆洞1號”中程導彈的第一次全程試射宣告成功，彈體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EEZ）海域。一系列挑釁性示威猶如凌厲的組合拳，宣告了樸槿惠的“遠景”在現實威脅面前徹底落空。盡管韓國政府隨即做出了一系列補救措施，例如在3月2日推動安理會通過進一步強化對朝制裁的2270號決議，以及7月8日最終決定部署“薩德”，但對恢復朝韓接觸和推動廢核進程已不可能有任何幫助。相反，關于“薩德”的決定直接招致了中俄兩國的抗議和反制，令青瓦臺借助朝鮮核問題建立多邊合作機制的企圖就此化為泡影。

相比大而無當的“遠景”，反而是金正恩的“邊緣戰略”表現出了一以貫之的穩定性。與韓國希望借助半島危機建立一體化安全秩序的思路不同，金正恩的長期目標首先在于實現美朝雙邊接觸，迫使華盛頓承認其有核國家地位；其次在于使朝核問題相關各方無法形成有效的制裁聯盟，以抵消安理會決議的實施效力?，F在看來，盡管第一項目標尚未能達成，但弱化韓國在半島危機中的影響力、分化各大國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在多邊體系陷于癱瘓、各國重回“特殊主義”之后，朝鮮的外部空間將出現更大的轉圜余地。而有針對性的財政資源分配，也使政治性色彩強于軍事性的導彈項目得以持續地推進下去。

停滯的一體化

在朝鮮的第五次核試驗以及部署“薩德”的決定做出之前，中韓關系大致處于穩中有升的階段。2008年，時任中韓兩國領導人將雙邊關系升格為“戰略合作伙伴”；2013年6月，樸槿惠在首次訪華期間與習近平主席共同發表了《中韓面向未來的聯合聲明》，一致認為“核武開發嚴重威脅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東北亞及世界和平與穩定”，要求朝鮮棄核；隨行的訪華經濟使團規模也達到71人之多，超過了訪美時的51人，除去LG、浦項制鐵、現代汽車等大企業的代表外，還包括諸多中小企業人士，顯示雙方經貿合作的層次不斷細化?！堵摵下暶鳌愤€提出，要積極推進兩國人文紐帶活動、加強傳統藝術交流合作，以增進兩國民眾間的相互理解與信任。在那之后，中國公民赴韓旅游人數出現顯著上升，韓國在2014年超過泰國和日本成為中國公民夏季出境游最熱門國家，“韓流”音樂和影視劇的引入也盛極一時。同樣是在2014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韓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國，顯示雙方經貿合作已經被提升到相當高的水平。

但“經熱”并不必然導向“政熱”。相反，由于中韓兩國面對的國際問題的層次不同，安全隱患的類型不同，任何一方都很難放棄自身的戰略靈活性，以“搭車”方式加入對方所倡導的地區秩序。韓國所面對的最主要挑戰，大致來自近在咫尺的朝鮮；由于樸槿惠堅持將美韓同盟的存在作為半島無核化乃至東北亞一體化的先決條件之一，韓國的安全顧慮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由美國和日本分擔，可以出于純粹的經濟考慮與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商討經濟合作問題。而日趨復雜的中美海上博弈，以及美國對“新型大國關系”的冷淡反應，意味著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大國已經進入長期而復雜的政治和安全試探期，萬萬不是韓國可以從中“中介”的。而中美韓三國在安全力量方面的懸殊，意味著它們也不可能構成典型的三角模式——在三角模式中，三國中的任意兩者都應當處在既合作又對抗的關系之中，且每個國家都樂見另外兩國發生矛盾，以為本方爭取盟友并獲得收益。但當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安全力量匱乏時，都不免為強勢盟友的影響力所支配，最終使三角結構解體，變為更直接也更富沖突性的二元博弈。而樸槿惠政府對美韓同盟基礎作用的強調，已經暗示了韓國在安全事務上不可能擺脫美國的宰制。當朝鮮的核打擊能力日益確實化、使青瓦臺感到其“信任進程”已經受阻時，按照美國的要求部署“薩德”幾乎成為本能反應。中國也只能放棄對多邊安全體制的奢望，轉向自助，立足于強化自身的經濟、軍事實力，并聯合具有相同安全關切的俄羅斯，形成對美韓同盟的制衡。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韓日雙邊關系的嬗變中。樸槿惠意圖開創的外交“新時代”，主要基礎建立在中日韓三國經濟和政治加速融合的基礎之上，但由于歷史認識、領土主權等方面的爭議，中日、韓日之間的安全兩難情形過于突出，同樣無法建立互信。盡管三國間的貿易額看似巨大，但由于美國的存在無法被排除，終究缺乏一個能夠包容整個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框架。TPP的“東進”，使中日兩國的貿易競爭態勢日益顯露；在東南亞和非洲，韓國也在與中、日企業爭奪出口和投資市場。三國對特殊主義和自助策略的偏好都大過一體化，“東北亞經濟圈”更像是一個不確實的地理概念。

對解決朝核問題以及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的信心，使得樸槿惠在其總統任期的前半時段相對淡化與日本的雙邊政經關系。到2014年底為止，韓日之間大部分高層交流機制如中日韓外長會議、韓日防長會議、財長會議、地方知事會議等全部停滯，韓國總統、外長、國防部長等政府高官也未曾訪日，與韓中、韓美官方交往的熱絡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對韓直接投資額由2012年時的45.4億美元下滑至2014年時的24.9億美元，縮水近半；兩國出口商品相似性指數上升至50.1%，已經形成了明顯的競爭。雙方媒體相互攻訐不斷，民間對彼此國民的反感指數上升近兩倍，《東亞日報》甚至斥責日本“愧對發達國家稱號”。

但在朝核問題趨向長期化、韓中關系又波動甚大的情況下，樸槿惠政府已不得不接受現實：首爾不僅不具備在中美之間充當中介者的能力，在中日之間也無法承受長期冷淡任何一方的代價。人口僅相當于日本40%、國內市場狹小的韓國依舊需要日本作為經濟和貿易伙伴，在安全上也相當仰仗美軍在日本的基地和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偵察―反導能力。2015年11月2日，韓日重新啟動首腦會議；當年12月28日，兩國政府就慰安婦問題達成歷史性協議，日本政府表示道歉，并將出資10億日元幫助韓國設立慰安婦援助基金，從而打破了兩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持續數十年的僵局。此舉事先并未與中國取得共識，足以窺見樸槿惠政府在陷入戰略困境之際，優先考慮的仍是確實可取的國家利益。此后兩國高層的雙邊溝通機制基本得以恢復，樸槿惠已經定于2016年底訪問日本，而雙方關于《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涉及共享軍事情報）的談判也在今年夏天重啟。不過無論如何，對日本的外交接近都只能視為追求東北亞一體化和中美韓三角關系未果之后的補償性舉動，兩國在貿易結構上的重合也意味著頻繁的摩擦將繼續涌現。

2013年入主青瓦臺之時，樸槿惠曾承諾將從“韓國國民的幸?！薄俺r半島的幸?！薄暗厍虼宓男腋！比齻€層次實踐她的外交“新時代”理念，以使朝鮮半島和整個東北亞實現和平與共同發展，使全世界信賴韓國能為人類發展做出貢獻，增進國民幸福和韓國的國際魅力。但在不到4年的時間里，新時代之舟已經徹底擱淺，僅余這位四面楚歌的女船長仍在孤獨地空喊虛妄的愿景。

（參考資料：《樸槿惠政府的東北亞外交政策新課題》，張慧智、于艇著；《冷戰后朝鮮經濟研究》，伊集院敦著；《韓國樸槿惠政府東北亞外交戰略的調整及其影響》，劉勃然、黃鳳志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