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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音樂的新技法與民族化道路
——由王西麟作品音樂會說開去

2016-11-24 07:46問楚寒
黃河之聲 2016年14期
關鍵詞:民族化交響曲現代性

問楚寒

(西安工程大學,陜西 西安 710048)

中國新音樂的新技法與民族化道路
——由王西麟作品音樂會說開去

問楚寒

(西安工程大學,陜西 西安 710048)

通過對王西麟作品音樂會上演出的幾部作品風格的總結概括,指出王西麟的“現代性”音樂作品在采用了新技法的同時,融入了一定民族元素,而這些手段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充分表達社會歷史和現實以及人的內心世界。這種通過新技法來實現民族化的“中西結合”方式,是中國新音樂發展道路上值得肯定的模式,為中國新音樂走向國際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中國新音樂;新技法;民族化;王西麟;中西關系

2015年6月11日,北京音樂廳舉行了“《龍聲華韻》——王西麟作品專場音樂會”,其間演奏了三首作品:《第五交響曲》(為22件弦樂而作)、《鋼琴協奏曲》和《第四交響曲》。筆者于現場聆聽了此次演出,對這幾首作品運用新技術所帶來的藝術效果頗有感觸,同時結合作品表達的內容,進一步引發對中國新音樂發展道路的探討。

一、王西麟音樂作品中的新技法

王西麟的這三首作品,均屬于極具“現代性”的“新潮音樂”,在調性、節奏、旋律特性、樂器及音色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完全不同于西方17—19世紀古典、浪漫時期的藝術風格。

“現代性”的新音樂早在1927年就由柯政和在《新樂潮》第1卷第2號發文予以介紹;30年代,陳歌辛創作的藝術歌曲《春花秋月何時了?》即屬此種類型;再后來,耒維斯、弗蘭克爾、桑桐、譚小麟都對該種“現代音樂手法”予以發揚,使之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國內不成為缺位。①80年代以后,“新潮音樂”創作興起,由于其過于追求新鮮技法而超出很多人一貫的審美能力,曾被中國音協領導人斥之為“兩個怪胎”之一。然而,“新潮音樂”以其獨特、開放、自由的手法,為表達更豐富的主題提供了可能。

王西麟從1991年開始介入“新潮音樂”的創作。此次上演的王西麟的三部作品,雖在創作技法上各有側重,但具有風格上的一致性。筆者現對這些技法概括如下:

第一,在調性方面,打破傳統的大小調體系、民族五聲調式體系,而采用全音階、半音階、雙四度結構等。這與“新潮音樂”的普遍特征是一致的。

第二,在節奏方面,采用非傳統節奏,由多種因素組合起來。

第三,在旋律發展方面,使用長呼吸技術,即“音樂之綜合結構場中,不斷綿延的長大呼吸之推動力;在復合型思維下形成的結構場,便是群體、呈此起彼伏狀的群體呼吸、交融、甚至對峙;它使音樂具有不減弱且逐漸增強的動力性,同時又使音樂在結構上一氣呵成,并具統一感?!雹谶@種手法表現了對災難的求索、沉思。

第四,在縱向音群的結合方面,使用了“音塊”,也就是非三度關系、非和弦形態的疊置,由此形成的音響效果用以表現一種怪異甚至恐怖色彩。音塊的蠕動也在藝術上形成了一種“丑美”。

第五,在音樂織體的配器方面,12把小提琴分奏音域內的所有半音,極大地豐富了多件樂器集合而成的表現力。而傳統的弦樂配置通常是八度重疊或八度分奏,強調整體統一、和諧,這樣的要求不能適應多元化的音樂主題。

第六,在構成音樂的元素方面,加入鞭子抽打等成分,這些特殊音色的運用,有利于表達一些特殊的情態。

二、王西麟音樂作品中的民族化特征

就王西麟本人來講,由于在1963年“文革”前夕他公開批評了官方的藝術方針,導致他1964—1977年間長期受到嚴酷迫害,因此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實深有痛感。而他在未“失意”之前,即已在作品中表現了對社會的憂憤,例如1962年創作的《第一交響曲》和“三年自然災害”的聯系。

所謂民族化特征,一方面指技術手段的民族成分,另一方面即表現特定民族的社會歷史內容。

從前者來看,借鑒民間音樂的曲調元素是最常見的做法,因為這樣可以直接表現民族情懷,喚起大眾的認知。王西麟《第四交響曲》的主題,運用了秦腔曲調《殺妲姬》的元素,但在節奏、力度、音色等方面都有所變化,用以表達符合這部作品的意念。據他自己講,這種運用民族元素的方式也是從1991年《第三交響曲》到2000年《第四交響曲》的飛躍。

從后者來看,如何表現歷史和時代特征(而非一貫所謂“時代精神”)是民族化的又一條路徑。這是筆者在這里要著重強調的。從王西麟音樂會三部作品的主題來看,《第五交響曲》是為紀念魯迅先生而作,實際上是對魯迅“真的猛士,敢于面對鮮血淋淋的真實”這種精神的深切呼喚;《鋼琴協奏曲》是為紀念在“文革”中遇難的鋼琴老師陸洪恩,而陸洪恩曾因患精神病反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公開槍決,若不了解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是不能充分理解鋼琴獨奏和樂隊間的對立沖突及緊張氣氛的;《第四交響曲》與社會歷史密切結合,通過揭露社會的丑陋性和現實的嚴酷性,以及在精神和肉體上蒙受摧殘的人內心世界的吶喊,來力圖呈現作者想要表達的那個主題。

總之,在王西麟的這三部作品中,文以載道的意圖非常明顯。作品當中貫穿的喧鬧、咆哮、抗爭以及各種刺耳怪異的聲音,都恰到好處地表達了某種變態、扭曲的成分,既包括社會現實,也包括作曲家本人失意、悲情的內心世界。這與他所經歷的時代背景和個人處境有很大關系,而他通過借鑒西方“現代性”音樂的技法,融合民族民間曲調元素,來喚起與他處于同時代人的共鳴。澳大利亞國立音樂學院教授吉米·柯特甚至評價說:“作者絲毫沒有為了他個人而乞求聽眾欣賞其音樂……我聽到理智要求給予人性以公平合理和充滿尊重的傾聽的聲音?!雹郛敶澜缫魳奉I袖級的國際大師、

波蘭作曲家潘德列斯基認為王西麟“能相反于他的國家的主流樂風,而保持了自己的獨特的語言”,這顯然是從技術層面來說的,但之所以他能推薦《第四交響曲》參加美國格萊沃梅爾評獎,與作品運用這種手段表達的內容不無關系。這難道不是民族化的一種體現嗎?

三、對中國新音樂發展道路的思考:技術與文化內涵

由王西麟音樂作品在技術和文化內涵上的風格,使筆者聯想到20世紀末持續至今的關于中國新音樂發展道路的學術論辯。

“中西關系”一直是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的最主要議題。其實縱觀近年來所有關于“20世紀音樂道路回顧與反思”的文章,無非有兩種傾向:“以西衡中”或“以中衡西”,這和20前半葉的國樂改進思潮在本質上類似,只是目前很少有人持純粹的“國粹主義”和“全盤西化”思想。對于如何進行中西結合,偏向“以中衡西”的代表性文章有:沈洽《二十世紀國樂思想的“U”字之路》、管建華《中國音樂文化發展主體性危機的思考》、杜亞雄《今日何日 今世何時?》等;偏向“以西衡中”的代表性文章有:邢維凱《全面的現代化,充分的世界化:當代中國音樂文化的必由之路》、蔡仲德《出路在于“向西方乞靈”》等。

筆者感覺,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多數學者對于學習西方作曲技術沒有異議,爭議焦點主要在于怎么學法,而且怎樣與中國傳統元素結合,“西洋”成分究竟占據何種地位。也就是說,對于“中西結合”的方式方法,每位學者各執一詞。

2003年,趙宋光、金湘、喬建中、謝嘉幸提出“新世紀中華樂派”的愿景,力圖從創作、表演、教育、理論等全方位角度構建一種新的音樂發展道路。后來,他們的主張被居其宏批評為“宏大敘事”。筆者于2015年4月30日在中國音樂學院聽講座時又聽到謝嘉幸教授提及此事,對該批評意見并不贊同。此項話題的爭議,已不僅在于中西結合的技術問題,而涉及了更多的社會文化因素。

筆者認為,居其宏在《“宏大敘事”何以遭遇風險——關于“新世紀中華樂派”的思考與批評》一文的“建議和結論”部分提出的“調整坐標,縮短戰線”是可取的,它至少提示我們要為中國新音樂發展道路尋求一些具體的路徑。像王西麟作品音樂會所展示的那樣,“現代性”的中國新音樂作品,如果在創作技法上充分吸收西方的作曲技術,同時適當融入民族元素,而重心放在如何表達社會歷史和現實以及個體內心對時代環境的反應,將是一條很現實的“民族化”道路,同時也有利于中國新音樂作品走向國際化,王西麟的《第四交響曲》被推薦參加美國格萊沃梅爾評獎就是例證。

四、結語

基于以上論述,筆者將本文要點歸納如下:

一、王西麟的“現代性”音樂作品,在技法上充分借鑒了西方現代作曲技術用以表達特定的主題;

二、王西麟在音樂作品中融入了民族元素,更重要的是用前述幾種手段充分反映社會歷史和個人體悟,敢于直面現實,具有典型的“民族化”特征;

三、王西麟音樂作品運用新技法、體現民族化的手段及特征,是中國新音樂發展歷程中“中西結合”的一種有效方式,可為中國新音樂發展道路提供有益的啟示?!?/p>

注釋:

① 李巖.獨上高樓——“民國·樂史”的現代性及前世今生.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04.

② 李巖.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課件文字.2015,6.

③ 中國國家交響樂團2014—2015音樂季《龍聲華韻》——王西麟作品專場音樂會節目單內頁,2015,6.

[1] 李巖.獨上高樓——“民國·樂史”的現代性及前世今生[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04.

[2] 李巖.論國樂改進觀念的演變.朔風起時弄樂潮[C].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

[3] 李巖.中國近現代音樂史.

[4] 中國國家交響樂團2014—2015音樂季《龍聲華韻》——王西麟作品專場音樂會節目單,2015,6.

[5] 沈洽.二十世紀國樂思想的“U”字之路[J].音樂研究,1994,02.

[6] 管建華.中國音樂文化發展主體性危機的思考[J].音樂研究,1995, 04.

[7] 邢維凱.全面的現代化,充分的世界化:當代中國音樂文化的必由之路[J].中國音樂學,1997,04.

[8] 杜亞雄.今日何日 今世何時?——關于當前音樂學理論的一些思考[J].中國音樂學,1998,03.

[9] 蔡仲德.出路在于“向西方乞靈”——關于中國音樂出路的人本主義思考[J].人民音樂,1999,06.

[10] 趙宋光等.“新世紀中華樂派”四人談[J].人民音樂,2003,08.

[11] 居其宏.“宏大敘事”何以遭遇風險——關于“新世紀中華樂派”的思考與批評[J].中國音樂學,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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