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犯罪的地域化問題研究

姚珍貴

內容摘要：系列犯罪的地域化，是指來自同一相對較小地域范圍的犯罪主體，基于地緣、血緣、親緣關系糾結成犯罪團伙，通過相互學習與模仿形成相同或相似作案手段，利用現代代步工具，選擇相同或相似環境條件的地區連續跳躍式實施特定違法犯罪行為的現象。犯罪地域化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場經濟的消極因素、道德規范作用的消褪，又有行為人的主觀因素、政府的不作為等等；如何治理犯罪地域化？我們認為運用醫生治病原理進行綜合療法，首先強化打擊功能，移除社會“毒瘤”；消除“借口”，恢復社會正?！俺B”；積極發展經濟，提高民眾“防蝕”能力。

關鍵詞：犯罪地域化；外在表征；產生原因；防控措施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結構性矛盾不斷出現，導致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加上大力推進城鎮化（urbanization，亦譯為城市化）建設，我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快速提升至2015年的56.1%，根據2016年4 月19日由國家發改委編寫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顯示，我國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約1個百分點，在2015年則達到了56.1%。然而，城鎮化也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例如居民就業壓力增大、“農民”沒有真正“城鎮化”、城鎮居民群體被“撕裂”、公共服務設施滯后、區域和社會階層差距加大、結構性空洞（如部分城市追求高大上，導致所謂的高級化產業結構卻沒有相應的高級人才和就業群體，產業轉移致使大量低層次的勞動者無業可就，形成典型的結構性失業。）、功能性失調（是指城市社會管理、控制等功能機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要素不同步轉化形成的 “機能失調”，最突出的是城鎮治理的“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等問題。由于先期論證、準備不足等各方面因素，導致傳統規范與制約的失效與新的制度沒能同步建立，致使人們迷戀對物的占有，對金錢的崇拜，產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現象。此現象尤其在部分農村地區表現更甚。因此，近二十多年來，我國部分地區居民價值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也為盜竊、詐騙、制假販假等違法犯罪提供了“沃土”，進而形成諸如“小偷村”、“詐騙村”、“假煙村”、“假鈔村”、“走私村”、“偷渡村”、“賣淫村”、“二奶村”……各地頻頻涌現此類所謂的“另類經濟特色村”?？梢?，帶有“地方色彩”的系列犯罪現象已成為危及社會穩定的突出因素。地域化犯罪的犯罪主體多是來自同一較小地域，具有相同的籍貫，基于一定的血緣、親緣關系而形成犯罪團伙，通過相互學習和傳播，他們的作案類型或者作案手段等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由于地域化犯罪群體范圍的不斷擴大，違法犯罪活動的不斷升級，搶劫、重傷、殺人案件比例的不斷增加，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是影響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其現實危害性更不容忽視。

一、犯罪地域化的概念

犯罪地域化現象是社會科學界普遍關注的議題。關于犯罪地域化問題，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有以下幾種：（1）犯罪區位學理論。區位學，是德國生物學家E.Haeckel于1868年在其所出版的《宇宙的歷史》一書中最先提出區位學這個概念。犯罪區位學理論在區位學的基礎上從犯罪的空間地域分布開始著重探究特定的區位結構和生活方式，如何影響和促成違法犯罪行為的產生。 （2）犯罪生態學理論。犯罪生態學認為，不同的區域，由于其地區乃至自然條件的差異，同時兼有政治、經濟、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區域價值觀等因素的不同，犯罪類型乃至犯罪的數量也會有所不同； （3）與犯罪地域化相關的社會學理論比較多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不同接觸論。1939年埃德溫·薩特爾林德在自己的著作《犯罪學原理》中提出來的不同接觸指出，個人選擇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就一般特征來講，是由他同這種行為模式發生接觸的經常性程度和直接程度決定的。由于個別人或集團同犯罪行為模式相聯系，因此就產生了犯罪行為，這種聯系越經常和越穩定，個人成為罪犯的可能性就越大。 由此可見，這些理論一方面對犯罪地域化的原因作了具體的闡述，大致包括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兩個方面?？陀^原因是指在不同的空間地域分布、不同的自然條件差異以及政治、經濟、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區域價值觀等因素的不同對犯罪類型乃至犯罪的數量的影響，而主觀原因是指當生活在相同區域的個體或集團同犯罪行為模式相聯系的經常性程度和直接程度越強，個體或集團越可能性走上犯罪道路；同時對犯罪地域化的特征作了具體的闡述，犯罪地域化人群主要在社會經濟的低下階層中發展起來，且結伙作案，由于生活的區域不同，犯罪類型和犯罪數量呈現多樣性。盡管如此，這些理論僅僅是對犯罪地域化的初步探索，對犯罪地域化的客觀原因，例如打擊力度不夠，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等沒有涉及；主觀原因如犯罪群體的心理失衡、貪欲等沒有涉及。同時除了犯罪地域化的原因、特征方面需要研究，還需對犯罪地域化具體行為手段、侵害對象、作案工具等等具體內容進行研究。

然而，國內學者對犯罪地域化的研究是在借鑒國外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主要立足于實證研究，相關的理論研究非常少，起步也較晚，研究領域不集中，有從犯罪學角度出發的，也有從實證角度出發的。關于犯罪地域化概念的文獻比較少，與犯罪地域化相關的概念主要有：（1）犯罪地域化現象。學者姜發揮在《略論刑事犯罪地域性現象》一文中提出這種現象是在流竄刑事犯罪中，以相同或相似作案手段實施刑事犯罪的犯罪分子往往來自于同一相對較小的區域范圍這一現象； （2）地域化犯罪群體。學者任九光指出地域性犯罪群體是指在異地進行某些特定違法犯罪活動中具有地緣關系，并對原籍流出打工人口存在影響力的犯罪團伙的總稱； （3）地域化團伙犯罪。學者楊淑玉提出了地域化團伙犯罪是以一定的地緣關系為紐帶，糾合、流竄實施的，以侵財為主要犯罪目的，犯罪手段具有一定地域性的團伙犯罪。 上述三種觀點，對犯罪地域化的解釋只是從犯罪主體的維度進行闡述，而且局限于流竄犯罪群體，而忽略了習慣在本地（是指縣、市轄區內）連續實施犯罪的犯罪主體。犯罪地域化的內容除了犯罪主體外，還應包括犯罪活動區域和犯罪手段方法等。

綜上所述，犯罪地域化，是指來自同一相對較小地域范圍的犯罪主體，基于地緣、血緣、親緣關系糾結成犯罪團伙，通過相互學習與模仿形成相同或相似作案手段，利用現代代步工具，選擇相同或相似環境條件（主要是交通、經濟條件等）的地區連續跳躍式實施特定違法犯罪行為的現象。此定義明確了犯罪地域化的基本特征：（1）犯罪主體。在地域化犯罪的犯罪主體是指來自同一相對較小地域范圍的，基于地緣、血緣、親緣關系糾結而成，在相同或相似區域進行某些特定違法犯罪行為的犯罪團伙；（2）犯罪手段方法。犯罪地域化的犯罪手段方法是生活在同一較小地域的犯罪分子通過相互學習與模仿形成相同或相似作案手段，相同犯罪主體的犯罪手段具有地域性、穩定性，形成每一個地域的犯罪群體特有的“專業化”犯罪手段；（3）侵害區域。侵害區域從橫向來說呈現固定性特征，例如部分地域化犯罪團伙侵害區域以城郊結合部居民新村為多；從縱向來說侵害區域呈現跨區域性特征，犯罪主體往往流竄到交通便利、經濟發達地區實施相對固定的犯罪案件，流竄性比較突出。

二、犯罪地域化的突出外在表征

根據對犯罪地域化的理論淵源以及犯罪地域化概念界定，我們已經了解到一些犯罪地域化的基本特征，比如相同地域的犯罪主體的手段方法具有地域性、穩定性，侵害區域呈現相對固定性等。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犯罪案件類型帶有地域化

地域化犯罪群體的犯罪案件類型因他們生活地域的不同，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和特點。如地域化攀爬入室盜竊犯罪群體主要分布在重慶萬山、秀山、巫溪，湖北利川，貴州沿河、德江縣，江西樂平，廣西融安，湖南岳陽，上海崇明，四川彝族人員，張店、博山、周村等區縣等地；地域化攔路搶劫犯罪群體主要分布在貴州德江，安徽六安地區霍邱縣、壽縣，阜陽市潁上縣，江蘇鹽城市阜寧縣等地。

（二）犯罪手段方法帶有地域化

地域化犯罪雖然大都以侵財案件為主，但犯罪手段各具地域特色。由于地域化犯罪群體生活的區域范圍相對較小，總體的文化水平不高，犯罪手段在相互學習與經驗交流中不斷提高，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形成每一個地域的犯罪群體特有的“專業化”犯罪手段。

（三）犯罪目標帶有地域化

作案目標包括作案目標地和作案目標物，不同地域犯罪群體在作案目標上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如江西宜春、修水等地的犯罪主體主要選擇公路或城鎮主要街道旁的新公房，以竊取現金、金銀首飾、手機等物品為目的物；重慶云陽的犯罪主體主要選擇城郊結合部居民新村竊取現金、金首飾等物品；貴州六枝的犯罪主體主要選擇中心集鎮的普通居民小區多層住宅進行盜竊，以現金、郵票、手機等貴重物品為主要目標；等等。

（四）犯罪時間帶有地域化

不同地域的犯罪群體根據自身的作案特點，選擇了具有自己地域特色的作案時間，在反復作案中得到驗證有效后在相同地域傳播開來，并呈現出規律性。例如貴州六枝，重慶云陽，黑龍江齊齊哈爾等地域的犯罪群體作案時間主要集中在白天，事主上班家中無人之時。

（五）犯罪工具帶有地域化

由于生活地域不同，地域化犯罪群體在不斷的違法犯罪實踐中總結出一套成功率較高的作案手段特點的同時，也選擇了適合自己地域特色的犯罪工具，這類工具有的是自己發明制造的，有的是就近購買的，有的是就地取材的，因地域不同而體現出不同的特色。如在撬門入室盜竊中，江西宜春、修水地區犯罪群體多攜帶自制的“L”、“Z”型撬棍撬；江西德興犯罪群體多隨身攜帶有存放撬棍等作案工具的公文包；江西樂平多用車用千斤頂撐開窗柵欄，從窗欄鉆入；四川興文縣犯罪群體作案工具多為撬棍、起子，老虎鉗、手電筒；黑龍江齊齊哈爾犯罪群體多采用拉鎖器拉防盜門鎖芯入室盜竊；福建連江，湖南溆浦犯罪群體多使用“7”字型撬棍，山東蒼山“十”字型開鎖器等工具技術破門入室盜竊；貴州江口犯罪群體多采用用鐵絲鉤鎖入室盜竊；等等。

三、犯罪地域化的形成原因

犯罪地域化的形成原因與犯罪形成原因有很多共同之處，例如群體的文化水平低，法制觀念淡薄等等，這些筆者不再作重復敘述。但作為一種新出現的規律，必然有它自己獨具特色的原因，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經濟自身的特點影響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一方面，由于農村勞動力過剩和城鄉生活水平的明顯差異，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流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但是由于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來到城市以后的他們面臨著巨大的社會生活壓力，如有相當部分的流動人口找不到合適穩定的工作，基本的溫飽問題難以解決。使生活在城市中的外來務工人員產生相對剝奪感、心理歧視感，同時由于他們強烈的求利欲望，導致一些人走上了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等一系列條件不同，加上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各種政策的側重點不同，導致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情況不一，形成西部、中部和東部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造成中西部的人們心理上產生相對被剝奪感，進行奔走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進行大肆犯罪。同時，同一地區經濟發展也不平衡，導致相對富裕的地方也會成為落后地方的犯罪主體的侵害目標。

（二）道德凈化功能褪色，群體化道德越軌現象比較普遍

道德是指以善惡為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動規范的總和。它既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是非、好壞、善惡、美丑、榮辱等觀念，又是社會衡量一個人行為對錯、好壞、善惡、美丑、榮辱的價值標準，實際上界定著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改革開放近四十年，我國經濟上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國民思想教育方面卻未能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導致誠信缺失現象較普遍。實際上缺乏誠信只是一種表象，實質上是缺乏是非觀，或者是非標準出亂，導致是非顛倒，“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偷”，如果一個村或區域的整體風氣畸變，就會導致周邊的人跟著走。例如，小偷認為我只不過是小偷小摸而已，社會上還有更多比偷還要嚴重的犯罪，如那些貪官是大偷大盜。而其他村民則認為，偷的是上海、杭州這些大城市的財物，跟我們沒有任何利害關系，潛意識里，小偷與非小偷都認為那是另一個世界的財富。這樣，就形成一種做壞事的人都會試圖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去罪化，把犯罪合理為自己的道德感所能忍受的程度的社會生態。同時，如果一個人所處的環境都是小偷，那他的心態也會發生改變，在“小偷村”，道德判斷與道德實踐已經分離，當小偷變為一種群體現象時，村民會產生這樣的念頭：大家都這么去做了，我不去，只有我吃虧。正如“貪官不會恨貪官，老百姓卻恨之入骨，因為他們都是腐敗的受害者”。農村居民在城市產生心理落差，但當他們賣淫、盜竊回到農村，非但沒有被邊緣化，反倒有一種榮歸故里的優越感?？傊?，缺乏是非標準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沒有道德底線，可以為一己私利為所欲為。近年來出現在安徽的“小偷村”、 “假和尚村”、“假尼姑村”，云南的 “拐賣兒童村”，福建和廣西的“詐騙村”，江西的“重金求子村”，以及許多地區的“賣淫村”等等，便是徹底喪失是非標準和榮辱底線的惡果，也是群體化道德越軌的真實寫照。

（三）犯罪群體之間的相互學習、模仿

犯罪社會學稱，個人的生活環境對人的犯罪行為的產生有廣泛而直接的影響，如果個人生活環境有哪一個環節質量差或整體質量不好，它必然要滋生各種不良分子和不良行為，導致犯罪的產生。 我們不可否認在部分犯罪地域中確實有一部分人通過非法手段發了家，并逃脫了公安機關的打擊，比周圍村民更加“富有”。這種“致富”效應，影響了一批意志力不強、法制觀念淡薄的年輕人，學習和模仿這類人的違法犯罪行為，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

（四）偵查打擊、管理力度不夠

偵查打擊方式單一，一直就僅僅依靠嚴打斗爭、專項行動等方式來解決比較突出的犯罪問題。被動的偵查執法模式已經不適應打擊地域化系列犯罪案件的要求，進而導致打擊效率低下，而偵查機關則顯得力不從心，對犯罪分子缺乏威懾力，最終致使系列犯罪成本較低，強化了地域化犯罪主體的犯罪意識。尤其是當前由于警力不足、民警整體素質不高、偵查科技工作發展不平衡、信息化建設不完善、偵查協作意識能力不強等等諸方面的因素，嚴重影響了偵查機關對跨區域流竄犯罪的打擊成效。因此，打擊不力已成為當前地域化系列犯罪案件多發、高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相關地方政府的“不作為”

某一類犯罪活動集中于一個地方，即犯罪地域化的現象背后，肯定有其發生、發展的原因，當地政府是難辭其咎的，即使沒有當地官員的參與，也是工作失察，對此現象熟視無睹、放任無為有關的。近幾年各地頻頻涌現出來的各類“犯罪村”現象，肯定與當地政府的不作為，或者在當地政府的默許下，致使改變命運的畸形途徑被“正?；庇兄Ыz萬縷的關系。然而，現實中卻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例如，有些地方的官員面對上級追究、媒體質詢時，要么說違法犯罪活動手段隱蔽，要么說由于法制不健全而無法查處等等，言下之意，不是他們無能，也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傊?，犯罪地域化現象值得人們深思，即是地方政府在打擊和預防地域化犯罪上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是在經濟發展觀上出現偏差，對此種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聞不問，放任其自由發展，抑或一些地方官員與犯罪有著某種關系，充當“保護傘”?？梢?，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在客觀上促使地域化犯罪群體的氣焰上漲，為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空間。

五、地域化犯罪的防控策略

地域化系列犯罪案件在發案總數中已經占了很大比例，地域化犯罪的流動性、團伙性給社會治安帶來了很大的威脅，犯罪手段專業化、反偵查意識和技能的提高、哥們義氣，給我們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帶來不利影響。然而，只要及時總結地域化犯罪的規律和特點，探究地域化犯罪形成的原因以及實施犯罪的手段方法，采取針對性的偵查對策，提升打擊效果。同時，加強對公共場所，特種行業以及流動人口聚集地的管理，強化人口管理，對本地的外來人口實行分層管理，重點加強來自特定地區的人員的管理。此外，針對犯罪侵害目標的特定性，強化對此類目標的保護，加大巡邏力度，擴大防范宣傳，從而減少此類案件的發生?？傊?，對系列犯罪案件的防控應采取綜合治理策略，具體的措施主要是：

（一）強化打擊功能，移除社會“毒瘤”

地域化犯罪是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病態”現象，可以說是一種常態，因為社會與人一樣，生病是正常的，關鍵是能否及時對癥下藥問題。眾所周知，如果一個人生病了，首先應控制“疾病”繼續蔓延、惡化等，然后調理機體，增強免疫力修復被疾病破壞的機體功能，進而成為更加健康的人。同理，社會“生病”了，也應經歷這一過程，使社會更具活力?？梢?，若要根治作為社會“病態”現象的地域化犯罪，當務之急是控制、減少或切除“病灶”，因這是關鍵的第一步，進而查找病因并采取針對性“治療”等。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全國等犯罪案件就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總數的85%左右，而地域化犯罪的主要類型就是“盜搶騙”。為此，我國公安部決定從2016年4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專項整治行動，打擊整治盜竊、搶奪、詐騙、銷贓等多發性侵財犯罪活動，此次專項行動將以跨區域系列團伙犯罪、地域性職業犯罪群體、銷贓犯罪活動、街面犯罪和慣犯累犯為重點，嚴厲打擊盜竊、搶奪、詐騙和銷贓等多發性侵財犯罪活動，全力遏制“盜搶騙”案件上升勢頭。充分體現了公安機關“群眾痛恨什么，就重拳打擊什么”的決心；行動周期達三年，也表明此項工作難度很大。各級公安機關根據公安部的部署，立即行動起來，充分運用各種偵查和技術手段，依法偵破大量案件，抓獲大量犯罪嫌疑人，取得輝煌戰果，起到了很好的法律震懾效果，有力地維護社會治安穩定。同時，各地偵查部門也根據 “盜搶騙”犯罪案件的規律特點，開發各種偵查技戰法，開展卓有成效的偵查調查工作，并發動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給各類犯罪嫌疑人予以有力地打擊。無容置疑，“打”是一種防控地域化犯罪的“即時”見效措施，但應當明確的是必須防止將“打”的功效擴大化，因為“打”畢竟只是一種 “治標”的措施，其功效是有限的，所以不能為了打擊而打擊，而應該堅持打防并舉，通過發動群眾參與打擊“盜搶騙”犯罪，切實提高群眾識別、防范“盜搶騙”的能力。因為打擊只是治標措施，不可能從根本上預防犯罪的發生，更甭說“盜、搶、騙”村的死灰復燃。

（二）消除“借口”，恢復社會正?！俺B”

有效的“打擊”只是切除了“病灶”，后續如不加以“消炎”、“阻斷傳染”等方法治療，極有可能“復發”或“擴散”等，因此，更重要的消除“病源體”，即病因或傳染源。根據“消除借口”的犯罪防范策略理論依據，堅持打擊、教育、防范的思路展開工作的，落實綜合治理政策，動員全社會之力，推進犯罪的防控工作。嚴厲打擊只是第一步，關鍵是要盡快矯正民眾扭曲的“致富”價值觀，避免陷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犯罪變異升級現象。 各種“犯罪村”并非一夜之間形成的，治理矯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著眼于系統化治理，持續發力，才有可能徹底拔掉這顆在全國范圍內造成惡劣影響的“毒瘤”。因此，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應當繼續保持打擊犯罪的高壓態勢，絕不能給犯罪人重拾老本行的幻想；全面推進公民道德教育，提高民眾的道德素養，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從根本上扭轉群體道德越軌現象，消除犯罪“合理化”的土壤；加大普法宣傳力度，用身邊人、身邊事教育青少年，為青少年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動豐富他們的業余生活，成立家長學校，規范家長行為，幫助失學兒童，防止新犯罪源產生；做好廣泛開展法制教育活動，持續宣傳反面典型，扭轉被歪曲的價值觀，樹立正確的是非觀，在思想認識上逐步矯正村民的價值觀。我國有60多萬個村委會。一個個村莊能否擁有健康的“微循環”，在城鄉一體化的當代中國至關重要?！靶安粔赫?，詐騙村的存在、“盜搶騙”犯罪猖獗，表明這種邪惡的力量已經集聚到了一定程度，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主動參與到整治“盜搶騙”犯罪的行動中來，不再沉默、不再漠視，則正氣自然高漲。打擊“盜搶騙”，可謂人人有責。

（三）積極發展經濟，提高民眾的“抗蝕”能力

機體的“病灶”、“病源體”雖然清除了，但并非意味著機體可以一勞永逸地保持健康常態，因為如果機體營養不良、免疫力不強，遲早還要發病的。同理，治理“社會病”也是如此，必須通過增強社會公眾的“免疫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域化犯罪問題。因此，各級政府應積極發展當地產業，引導民眾正常就業，提高民眾物質生活水平，才能為預防犯罪提供物質基礎；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大民眾文化事業的建設，包括休閑場所、體育健身場館、文藝活動場所等，引導積極向上的文化建設，營造健康進取的道德氛圍，增強社會大眾的精神生活質量，自覺抵制犯罪合理化的文化思潮，提高人民防蝕能力?？傊?，貧窮并非萬惡之源，貧窮只有與另一些因素結合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畸形現象。比貧窮更可怕的是不公！社會發展不公平對人們道德感的摧毀是相當厲害的，成群結隊的農民成為小偷較之成群結隊的市民成為小偷要容易理解得多，因為他們是被城市遺棄、歧視的群體。因此，只有加強可持續發展，縮小城鄉、地區差別，同時強化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素養，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地域化犯罪現象的產生與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