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福利經濟學的起源

陸泓序

【摘 要】福利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分支，也是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一。福利經濟學屬于規范經濟學的范疇，他是在一定的社會價值判斷標準下，研究私人經濟與社會經濟福利之間的關系，探索實現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所必須的條件，并從社會經濟福利的角度對市場經濟體制進行評價，研究為克服市場經濟機制的缺點、謀求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所必須采取的政策措施。

【關鍵詞】福利經濟學;經濟福利;工業革命

一、福利經濟學的歷史追溯

福利經濟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紀。那個時期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福利經濟學體系，但也存在著一些福利思想， 有的還提出了一些經濟政策。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對如何建立一種新的財政稅收制度以適應政治和經濟的需要進行了初步研究。德國重商主義經濟學家尤斯蒂也認為，封建君主的經濟政策是為了普遍臣民的利益。亞當·斯密認為，如果“有大部分成員陷入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辟Y產階級經濟學家邊沁認為，追求幸福是人類本性的根本動機之一，個人幸福是他快樂的總和，社會的幸福是個人幸福的總和?，F代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奠基人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中提出了“消費者剩余”概念：消費者購買某物所獲得的滿足通常會超過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所放棄的滿足，而得到的多余的滿足。即：買者在購買中得到額外的福利。

19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出現了邊際主義革命。革命引入了邊際概念，使西方經濟學能夠很容易地處理增量問題，西方經濟學的形式也變得簡潔優美。結果，西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變成了對邊際效益等于邊際代價的論證和說明，整個西方經濟學界被吸引到了研究資源配置的問題上，而倫理方面的問題卻被丟在了一邊。因此，雖然邊際主義革命在西方經濟學史上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它促進了西方經濟學對資源配置問題的解決，使數學在西方經濟學中得到了成功的應用，但是，不可否認，邊際主義革命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資源配置問題的解決使西方經濟學完全變成了工程學，所有人都被假定為理性人，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問題都成為在給定約束條件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化，至于效用本身有什么性質、個人效用與其他人的效用以及與整個社會的效用有什么關系，則幾乎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都不去考慮， 他們都成了地道的工程師。這樣，西方福利經濟學的發展丟掉了倫理學的傳統，福利問題不再被關注，西方福利經濟學走入了低谷。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初。

20世紀20年代舊福利經濟學的產生打破了西方福利經濟學發展的沉寂。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A·C·庇古出版了代表作《福利經濟學》，標志著舊福利經濟學的產生，福利經濟學重新受到重視，庇古也因此被稱為“福利經濟學之父”。庇古認為：個人的福利可以用效用來表示，整個社會的福利應該是所有個人效用的簡單加總。在此基礎上，庇古提出了兩個福利基本命題：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社會福利就越大;國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會福利就越大。庇古還定量地分析了當時英國社會政策方面的一些問題，例如稅收等。

二、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一）經濟福利

庇古認為廣義的福利，也就是社會福利，包羅萬象，包括由于對財物的占有而產生的滿足和其他原因，如知識、情感、欲望等產生的滿足，由于這樣的福利常常涉及到自由、精神愉快等難以計量，所以庇古認為經濟學家可以不予考慮，經濟學要研究的只是狹義的福利，即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的那部分社會福利，又稱經濟福利。

（二）社會經濟福利

個人的經濟福利是指個人的效用或者滿足，而效用或滿足可以用商品的價格來計量，也就是通過貨幣來計量，因此，個人的經濟福利是可以計量的。把每個人的經濟福利總計起來，庇古就得到了社會經濟福利。這里的社會經濟福利實際上是一個與客觀的貨幣尺度聯系起來的主觀的心理狀態。

三、福利經濟學產生的理論基礎

（一）邊沁的功利主義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理論基礎

邊沁認為，人們的理性活動是尋求快樂和避免痛苦，如果讓每個人都能自由的追求個人利益，那就會實現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因此，他把到的歸結為快樂和痛苦的計算，并把這叫做“效用原則”或者“功利原則”。邊沁的功利主義與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雖然都是利己主義，但是利己主義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機制卻各不相同。按照斯密的觀點，自然秩序是和諧的，行事中追逐自我利益是人類的天性，在自由經濟中這種自我利益可以自我協調，達到一致，這種邏輯影響了后來的李嘉圖等人，他們因此得出結論：完全競爭的市場和自由放任的政策將使經濟福利最大化。而邊沁則不認可任何的自然的和諧，并提出犯罪的存在來說明利己主義也有違反公共利益的可能，因此，社會一般利益是人為的一致，因此，在某些不受約束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發生沖突的領域，政府的某些干預也是正當的。

庇古在他的福利經濟學繼承并發展了邊沁的人為一致性的思想，并結合了馬歇爾對外部性問題的開拓性研究，提出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即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并不能保證資源配置在處處都是最優的，在那些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不一致，即外部性的場合，必須通過政府的適當干預來矯正市場機制的缺陷。這個結論使庇古成為正統經濟學家中第一個向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提出挑戰，并系統闡述政府干預經濟必要性的人。

（二）邊際效用理論

標記效用理論不僅為福利經濟學提供了理論的前提，也為福利經濟學理論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首先，庇古利用邊際效用價值論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庇古認為，一個人的經濟福利就是由效用構成的，因此福利與效用或滿足實質上是相同的。庇古依據基數效用價值論，在貨幣邊際效用不變的假定基礎上，提出用商品價格衡量經濟福利，將主觀的主觀福利的研究轉向對客觀的國民收入的研究上，解決了福利的衡量的問題。其次，庇古利用邊際分析工具得出了有關的福利命題。例如他從邊際效用遞減原理出發提出了收入的更平等分配將增加經濟福利的重要結論等。

邊際效用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價格制度下，消費者按照自己的收入和偏好行事，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效用，生產者按照一定的產品價格和成本行事，也可以實現收益的最大化。這種觀點以及邊際分析方法被庇古等人繼承下來，并在功利主義基礎上對經濟福利進行研究，用以解釋人類的經濟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福利經濟學實際上是邊際效用價值論的進一步發展。

四、福利經濟學產生的現實基礎

（一）工業革命

由庇古開創的福利經濟學以社會經濟福利為研究對象，并試圖提供政策建議以實現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庇古對于貧窮及改善人類生活的關心不僅僅是繼承了馬歇爾的傳統。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英國，其經濟霸主地位受到了正在迅速發展的美、德兩國的嚴重挑戰。為了與德美相抗衡，因果進行了一場技術革命。這場技術革命給英國經濟帶來了繁榮，但大量的工人失業也隨之而來，由于就業以及其他社會問題，當時的英國社會矛盾非常激烈。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庇古的福利經濟學產生了。從歷史背景來看，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20世紀初，英國社會的平復懸殊已經非常嚴重，第一次世界大戰又加劇了這一社會矛盾;與此相適應，英國社會就出現了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從而導致了福利經濟學的產生。

（二）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人本的摒棄

自從西斯蒙第表達了經濟學對人的需要的關注開始，以后的馬克思、穆勒、馬歇爾等展示的這種關注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古典經濟學的重要特點就是對價值之勞動淵源的強調，顯然這種對勞動的關注在實質上也就體現了對人的需求以及社會分配的關注。當然，由于勞動價值理論本身內含了社會分配制度的不公正性，因而西方經濟學界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抱有相當的偏見;也正因為如此，西方主流經濟學逐漸撇開了對勞動價值的探究，而且在其分配理論中重“物”輕“人”也就顯得理所當然。特別是，隨著經濟學的抽象化和科學化的發展，導致邊際主義的功能分析最終取代了價值理論的因果分析;結果，以人為本的經濟學在西方社會一直處于非主流的地位。

五、福利經濟學的地位和作用

從福利經濟理論的發展演變可以看出，隨著工業化、市場化、社會化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社會保障的功能經歷了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過程，這直接導致了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出發點已由解決勞資糾紛、緩和勞資矛盾逐步轉向構筑市場經濟中的一個功能體系。也就是說，經濟學家將社會福利政策視為經濟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作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將社會福利政策作為政府調節經濟周期、促進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社會保障的功能由社會功能轉變為經濟功能，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途徑?，F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為福利經濟制度的建立提供物質基礎的同時，也對社會保障的規模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由于一部分經濟學家無限夸大“福利國家”的功能，只注重物質財富，而忽視了價值判斷與倫理道德等這些非經濟的領域對于經濟理論和現實生活的重要意義，最終導致了福利經濟學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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