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下稅收協調措施探索

李順明

【摘 要】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一帶一路”戰略穩步實施，構建包容性世界經濟格局成為各國關注的新課題。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最初由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國會的演講中提出。文章從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基礎出發，從稅收協調的角度提出一些對策建議，以期實現中國與東盟各國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最終達到睦鄰友好和周邊安全的發展目標。

【關鍵詞】 中國—東盟； 命運共同體； 跨境經貿合作； 稅收協調

【中圖分類號】 F81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6）21-0002-05

2016年9月11日，第十三次中國—東盟博覽會在中國綠城廣西南寧舉行，與會各國圍繞“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共筑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發展主題，共同商議構建新型合作模式、互利合作網絡、多元化合作平臺等重大議題，取得了進一步形成廣泛合作共識、增進政治互信、提升貿易便利化和促進睦鄰友好等重要會議成果。而在同年9月G20杭州峰會上，與會二十國領導人對習近平主席有關“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倡議高度認可，并寫進了二十國領導人峰會公報。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五大發展理念之“開放發展”理念，強調通過主動開放、雙向開放、公平開放、全面開放、共贏開放等形式，切實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也主動讓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各國?？梢哉f，開放合作成為中國當前乃至今后與各國經貿、政治、文化等領域交流的重大決策轉變。

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探索如何通過貨物貿易、投資合作和服務貿易轉向國際產能合作、跨境金融創新、跨國園區建設以及通關和人文交流便利化，夯實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基礎，成為當前乃至今后深化中國與東盟合作亟須解決的重大課題。為此，本文提出一些對策建議，以供政府相關部門和學術界商榷。

一、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

（一）中國與東盟合作的發展歷程

中國與東盟各國由于“山連山，水連水”的地緣優勢，長期以來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貿往來。20世紀末期，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中國與東盟各國啟動新的合作層次、構筑全方位合作關系。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一致提出了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戰略構想。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和《中國—東盟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兩份重要文件，正式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2003年10月第七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討論確定從2004年起每年在中國綠城南寧聯合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從而構筑了雙方合作的交流平臺。

隨著每年一次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成功舉辦、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和中國—東盟合作關系升級版的有序打造，中國發展戰略與周邊各國發展目標有效對接，政府和企業間合作加快推進，合作領域不斷擴大，合作內容不斷豐富，營造了經貿合作帶動產業合作、產業合作推動經貿合作的良好局面，不僅給雙方企業和廣大老百姓帶來了多重實惠，更彰顯了雙方開展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的巨大潛力。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第十次中國—東盟博覽會發表講話時說，中國與東盟國家彼此間信任不斷加強，各領域合作都取得長足進展，雙方貿易額增長了5倍，相互投資擴大了3倍，開創了合作的“黃金十年”[1]，讓雙方人民感受到合作發展帶來的實惠。為此，他倡議，雙方要進一步強化務實合作，著力深化中國—東盟合作關系，努力創造未來新的“鉆石十年”。

創造中國—東盟合作“鉆石十年”，打造中國—東盟合作伙伴關系升級版，得到了東盟各國領導和老百姓的廣泛認同，由此翻開了中國—東盟合作的新篇章。

（二）中國—東盟經貿、投資合作成效顯著

中國與東盟建立正常對話關系和戰略伙伴關系以來，各項合作取得長足進展，尤其是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組建和運營，雙方互聯互通合作進一步加快，形成了東盟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東盟是中國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第四大出口市場的經貿合作新格局。

1.經貿合作規模擴大給雙方人民帶來實惠

自1995年以來，中國與東盟各國充分利用地理、人文親緣等方面的優勢，不斷深化經貿領域的合作，雙邊貿易持續增長，雙方在相互投資、承包工程等領域的互利合作卓有成效。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與東盟間的貿易額依然保持著3%的增速，高出世界同期平均水平。另外，中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下行趨勢，實施了“四萬億”救市計劃，努力改善自身投資環境，積極加強與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經過幾年的努力，中國對外貿易規模企穩回升，與東盟貿易往來保持良好態勢。

在經貿合作不斷擴大的同時，中國積極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兼顧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求，實現中國發展與沿線國家發展的協調性，不斷惠及沿線國家的廣大企業和老百姓。

比如，中國百姓愛吃的方便面，就為中國和東盟國家搭建了互利共贏的合作通道?！耙粠б宦贰钡慕ㄔO，讓中國百姓吃到泰國的冬陰功泡面、新加坡的香辣蟹拉面、馬來西亞檳城的咖喱面。據測算，每炸一包方便面需要消耗棕櫚油12克，由此中國在2013年進口馬來西亞的棕櫚油總額達到49億美元，總量逼近600萬噸，成為中國“一帶一路”進口量最大的農產品；另外，還帶動了棕櫚殼的升值，據悉“一帶一路”國家棕櫚油的年貿易量超過4 000萬噸，人們大量消費棕櫚油的同時，棕櫚殼曾給印度尼西亞農戶帶來煩惱，如今這些棕櫚殼被送到新加坡裕廊島的一家燃煤電廠，不僅解決了發電廠原材料問題，也保證了該國綠色發展政策的有效實施。因此，有人戲稱，三個中國小伙伴各吃一碗泡面，印度尼西亞生產榨制棕櫚油時所產生的棕櫚殼，能讓新加坡200盞5瓦的節能燈同時點亮1個小時。一個小小的方便面產業，把中國、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三個國家的產業發展緊密聯系起來，還衍生出一大清潔并可再生的新能源產業[2]。

2.投資合作打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合作格局

在經貿合作加快的引領下，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相互投資的領域也逐步拓寬，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合作格局，為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奠定了產業合作基礎。

中國—新加坡蘇州產業園的成功經驗，使中國走出了一條與東盟國家開展投資合作的新路徑。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在2011年4月28日達成雙方共建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的共識。同年10月21日，溫家寶總理和納吉布總理在第八次中國—東盟博覽會上共同見證兩國商務部/貿工部簽署中馬欽州產業園區合作一系列文件，并為園區揭牌。2012年3月26日，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中馬欽州產業園區，同年4月1日溫家寶總理和納吉布總理一道出席園區開園儀式，并為園區奠基。2013年2月5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馬來西亞關丹與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共同出席馬來西亞—中國關丹產業園的啟動儀式?！皟蓢p園”模式的全面啟動，標志著我國開辟了一條園區國際合作的新路徑[3]。

2013年，中國與新加坡再次合作，在天津打造中新天津生態城。中國與越南在廣西打造中國憑祥—越南同登、中國東興—越南芒街的中越跨境經濟合作園區。同時，在云南也啟動了河口—越南老街、磨憨—老撾磨丁、瑞麗—緬甸木姐三個跨境經濟合作園區[4]。

2016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第十九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25周年紀念峰會時表示，中國與東盟相互投資快速均衡發展，累計雙向投資超過1 600億美元，足以證明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的潛力與廣闊前景。同時，他還提出了培育經貿合作新動能、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重要倡議，得到了與會人員的高度首肯。本次會議通過了《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25周年紀念峰會聯合聲明》《中國—東盟產能合作聯合聲明》等四個文件[5]。這不僅有助于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貿合作新格局，加快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由成長期轉向成熟期、從快速發展階段邁向提質升級階段的發展進程，更營造了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合作發展氛圍。

二、“一帶一路”建設為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了藍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全面落實“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耙粠б宦贰苯ㄔO，如果僅由中國一個國家來推動，肯定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因此需要沿線國家共同參與，探索建立利益共同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金融等領域的密切合作，整合各國的市場資源優勢，提升區域發展水平，實現共同發展，給所有參與的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和好處。

繼第十一次、第十二次中國—東盟博覽會之后，張高麗副總理在2016年第十三次中國—東盟博覽會上提出“深入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抓住互利合作的新機遇，形成互利合作的新動力，共筑更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得到了與會國家的廣泛認同[5]。

因此，“一帶一路”的建設，為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了一個指向清晰的藍圖。

（一）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升華中國與東盟合作的內涵

張高麗副總理在第十三次中國—東盟博覽會上表示，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調整中緩慢復蘇趨勢，構建創新、開放、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新體系，是目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世界各國需要破解的一個重要課題[5]。深化中國—東盟合作，符合各方利益，也有助于中國與東盟各國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目標，才能更好造福雙方的老百姓。因此，借助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全面建設，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發展戰略實現有效對接，通過落實好雙方戰略伙伴關系的第三份五年行動計劃，有助于推動包容性發展進程，升華雙方合作的內涵，實現地區和平穩定、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目標。

（二）加強國際產能合作，著力構建中國與東盟的經濟互補體系

當前世界經濟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中國經濟新常態特征雖然日趨明顯，但在“十三五”期間通過秉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積極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適度擴大有效需求，努力保持經濟良性發展態勢。目前東盟各國正著力加快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迫切需要外來資金、先進的設備和成熟的技術等方面的支援，與此相對應，中國已經在產能領域具備了資金、技術、施工和管理等方面優勢。中國與東盟國家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原則，積極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并根據東盟國家不同需求，通過直接投資、工程承包、裝備出口和技術合作等方式，加強國際產能合作，加快推進跨境經濟合作園區建設，逐步構建經濟互補引擎，不僅有利于提升中國與東盟產業升級和工業化水平，更有利于增強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經濟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力。

（三）加強經貿合作，構筑中國—東盟經濟利益共同體

深化中國—東盟合作關系的基礎之一就是經貿合作。雙方在秉承2015年11月22日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關于修訂〈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項下部分協議的議定書》的基礎上，積極推動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經濟技術合作和投資便利化進程，優化原產地認證規則，穩步開放服務市場，允許各方組建獨資或合資企業，合理降低設立公司的股比限制，擴大經營范圍并減少地域限制，推動農業、漁業、林業、信息技術產業等領域的經濟技術合作，同時努力加快打造跨境電商平臺，探索“兩國一檢”通關新模式，降低非關稅壁壘，加快推動中馬“兩國雙園”建設進程，著力建設好中越、中緬、中老跨境經濟合作區，創造條件爭取更多簽訂入園項目、落實已簽項目早日建設環境、確保建成項目早日投產，全力營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區域經濟新格局，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四）加強互聯互通建設，夯實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基礎

通過海陸空互聯互通建設，打造多渠道、多方式、多領域的立體化互聯互通設施和服務網絡，夯實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硬件基礎，切實造福中國與東盟各國老百姓，輻射南亞和印度等區域。加快中泰鐵路、印尼雅萬鐵路、中老鐵路等跨國鐵路項目建設，構建以南寧為樞紐的貫通中南半島、連接亞歐大陸橋、服務“一帶一路”戰略的南北陸路新通道，打造國際陸路通道體系[5]。構建北部灣區域性國際航運中心和中國—東盟港口城市合作網絡，將中國與東盟國家沿海港口城市串聯起來，強化海上互聯互通和港口城市的有機合作，打造海洋經濟合作聯盟。進一步深化民用航空合作，共同打造空中互聯互通體系。同時，還要加強中國—東盟信息港建設，打造便捷化的信息絲綢之路。通過海陸空三大互聯互通體系建設，夯實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硬件基礎。

當然，中國與東盟還將深化金融合作，通過借助絲路基金、亞投行等平臺和機制，為經濟合作提供有力的融資支持；廣泛加強人文合作，豐富雙方友好關系的內涵，密切人文往來，不斷釋放中國發展紅利，進一步提升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實質效果和區域認可度。

三、稅收協調對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影響

深化中國與東盟合作關系，推動雙方經貿合作、實現“鉆石十年”的合作目標、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稅收協調將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稅收協調不僅可以消除因稅制差異而造成的經濟扭曲現象，能夠協調國家間的稅制結構，營造良好的合作環境，更有助于通過開放合作實現雙方投資的有序運作。

（一）加強稅收協調，避免因稅制差異而造成對經濟的扭曲現象

從歐盟國家在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處理稅收權益關系的成功經驗來看，稅收協調不會也很難要求所有成員國的稅制完全一致。也就是說，命運共同體中成員國間的稅收協調應該從稅收競爭的角度來處理稅收主權與協調的關系。一般來說，不管是從經濟合作角度，還是各成員國維護本國主權角度，即使它們聯系非常密切，也不能推行稅收政策集中化管理，更談不上通過稅收協調達到稅收主權的一致性目標。不考慮2016年上半年所發生的英國“脫歐公投”的特殊情況，歐盟各成員國由于在公共產品消費、社會保障體系及資金來源、國家事務管理等方面明顯的差別，從而無法形成足夠一致性的決策，也就沒有把本國預算及稅收管理權限交由超國家機構即歐盟來實行。這樣，歐盟為實現一體化發展而推動稅收協調的目標，也僅限于如何使各成員國在維護自身稅收主權的同時，確保因各國間稅制差異引起歐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扭曲最小化。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政治體制以及歷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和東盟國家在稅制結構和稅種設計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如中國推行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的雙主體復合型稅制，新加坡推行的是以直接稅為主體的復合稅制結構，馬來西亞的稅收主要有直接稅和間接稅，而越南、柬埔寨、老撾的稅制也各有差異，等等。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主體稅種不盡相同，稅率水平、稅收扣除差異也非常大。稅制差異程度大對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產生不利影響。

因此，在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進程中，中國必須加強與東盟各國的溝通和交流，妥善協調好相互之間的稅收差異問題，防范因稅收差異而產生的有害競爭現象，確保商品和生產要素能在區域內合理流動，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促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穩定發展。

（二）協調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稅收結構，營造共同體的稅收環境

稅收協調主要是調整關聯國家稅收結構。而一個國家的稅收制度往往是由其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稅制演變而來的，從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各國稅收總體水平和稅收結構有較為明顯的差別。

前面也提到，稅收協調過程不是各關聯國家稅制向一個區域統一的稅制接近或趨同的簡單過程。因此，在協調某個稅種時，應該先讓關聯國家優化完善本國稅收制度和稅種結構，保證其調整結果能與構建利益共同體或經濟聯盟所要達到的目標趨于一致。

未來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就是超越國界的經濟全球一體化。隨著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這個大家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建設的推進，中國謀求區域經濟合作的范圍必將逐步擴大，力度也會不斷加強。因此，中國應在維護稅收主權的基礎上加強與東盟各國的稅收協調，從稅制結構的設計、稅種的配置、征管體系完善以及政策取向等方面進行改革和調整，以便適應建設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和互利共贏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需要。

從中國與東盟20多年的經貿合作歷程看，雙方在產業及貿易結構上相似程度大，互補性也較高；不僅存在相互競爭的壓力，也有密切合作的廣闊空間。因此，中國可以通過加強與東盟各國的稅收協調，互相調整競爭程度大的稅種及稅率設計，破解有害稅收競爭迷局，全力營造良好的稅收合作氛圍，積極減少貿易摩擦，不斷改善投資環境，提升區域競爭力，推進中國與東盟各國經濟社會的共同穩定發展，最終建成互利共贏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三）加強稅收協調，助力實施開放發展戰略

通過主動開放、雙向開放、公平開放、全面開放、共贏開放等形式，切實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也主動讓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各國，是我國踐行“開放發展”理念的新舉措。

要落實這一發展理念，中國各級政府不僅要營造對外開放有利于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外部環境，同時，要努力在WTO規則和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有關協議范圍內制定合理的稅收優惠政策及措施，并通過加強與東盟各國之間的稅收協調，規范處理各國稅收管轄權，合理消除稅收歧視，著力打造主動開放、雙向開放、公平開放、全面開放、共贏開放等平臺，積極推進“走出去”和“引進來”舉措，鼓勵中國企業在東盟乃至國際大市場拓寬發展空間，同時也注意加大引進東盟國家資源、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的力度，深化中國與東盟各國經貿、投資、服務等方面的合作，構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布局。

四、助力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稅收協調措施建議

（一）妥善處理稅收管轄權，助力中國與東盟各國合作共贏

稅收管轄權，是指一個主權國家的征稅管理權，主要表現其維護國家稅收權益的程度。在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公約的前提下，任何國家都有權選擇對本國最有利的稅收制度。

在國際稅收實踐中，稅收管轄權的選擇不僅會影響一個國家稅收收入的規模，也影響其主權實現程度的高低。因此，大多數國家為保證稅收權益和維護國家主權，都盡量選擇對本國有利的稅收管轄權，即實施屬人與屬地雙重管理的稅收管轄權，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的稅收權益。

筆者認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快、致力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大背景下，為推動中國與東盟各國經濟的“合作共贏”，我們需要在遵循國際稅收慣例的基礎上，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有關協議范圍內，通過不斷完善與東盟各國所簽訂的稅收協定，妥善處理并維護好各國的稅收管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