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對“微政務”公眾參與意向的影響研究

湯志偉+鐘宗炬?癡嘔崞?

〔摘要〕基于社交平臺而誕生的“微政務”，已成為電子政務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新方式。優化公共服務，促進公眾參與，是發展“微政務”的出發點和歸宿。但當前我國“微政務”面臨公眾參與層次低、參與不充分等困境。研究引入社會資本理論，從社會資本視角分析“微政務”公眾參與問題，以社會資本為外因潛變量，“微政務”信任和公眾參與意向為內因潛變量，通過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并結合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進行假設檢驗和模型擬合，以分析社會資本對“微政務”公眾參與意向的影響。研究表明，社會資本的3個維度：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和社會規范均正向影響“微政務”信任，進而對公眾參與意向產生正向作用，即社會資本越豐富，公眾越信任“微政務”，參與意向越強烈。研究認為，政府部門應從豐富公眾社會資本入手，培育“微政務”信任，促進“微政務”公眾參與。

〔關鍵詞〕社會資本；“微政務”；公眾參與；信任；社會網絡；電子政務；微服務；社交平臺；微媒體

〔Abstract〕The“Micro-Government”which was born on social platform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new mod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web of E-Government.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end-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Micro-Government”was to optimize the public service and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However，Chinas“Micro-Government”was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of low level public participation，inadequate participation，etc.presently.This paper，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towards“Micro-Government”.This research regarded the social capital as exogenous latent variable and considers trust in“Micro-Government”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of“Micro-Government”as internal latent variables.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analyzed data，then conducted hypothesis testing and model fitting b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ll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social networks，social trust and social norm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ust in“Micro-Government”，and then positive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towards“Micro-Government”，which means that the more social capital of the public，the more trust in“Micro-Government”and the stronger participation intention.It advis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rich social capital，cultivate the trust of“Micro-Government”，and then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Micro-Government”.

〔Key words〕social capital；“Micro-Government”；public participation；trust；social networks；e-government；micro-service；social platform；micro-media

2015年移動端互聯網的訪問量超越了PC端互聯網訪問量，特別是微博、微信、客戶端等移動微媒體和移動智能設備的興起，使得移動互聯網成為大眾獲取信息、服務的主要入口，隨之而來的政務微媒體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88億，其中手機網民達到620億[1]，已經占據著全國總人口的“半壁河山”。但是，該報告顯示，公眾使用互聯網較多的分別是獲取新聞基本信息、商務交易、娛樂休閑等，對于政務服務的使用及其參與偏低。同樣，據聯合國2014年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雖然我國電子政務參與總體上逐步由“被動型”向“主動型”發展，但是公眾在電子信息、電子資訊和電子決策3個層面的參與遠遠不夠，甚至低于蒙古、摩洛哥等中低收入國家[2]，這與我國快速發展的社會經濟不相匹配。

“微政務”是指政府部門通過對政務微博和政務微信賬號的運營，完成公開發布信息、回應民眾需求和引導網絡輿情等管理事務[3]。作為電子政務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新方式，“微政務”具有社交性、及時性、互動性等特點。權威消息發布僅僅邁出官民互動的“最初一公里”，滿足公眾實際需求才是打通網絡問政、網絡參政的“最后一公里”。加強公眾服務與交流縮短了與公眾的距離，提高公眾參與是發展“微政務”的出發點和歸宿。

針對“微政務”中公眾參與層次低、參與不充分等困境，梳理已有文獻發現，多以技術接受模型和理性行為理論為理論基礎，從技術層面探討公眾理性參與，而忽視了基于社交平臺而誕生的“微政務”同時具有明顯的社會屬性。為此，本文引入社會資本理論，試圖突破傳統分析框架的藩籬，從社會資本視角分析“微政務”公眾參與問題，以社會資本為外因潛變量，“微政務”信任和公眾參與意向為內因潛變量，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數據，采用SPSS和UCINET等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并結合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進行假設檢驗和模型擬合，以分析社會資本對“微政務”公眾參與意向的影響，為該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解釋視角。

哪些因素會影響“微政務”公眾參與？國內外均有學者研究指出當社會進入網絡時代“無政府狀態”的時候，信任是影響公眾參與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關于“微政務”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更多是從電子政務中公眾參與因素方面展開研究。研究認為“微政務”是電子政務模式下的延伸，屬于電政務范疇，通過對電子政務公眾參與文獻的梳理，有助于宏觀把握“微政務”公眾參與。當前國內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受信方即政府及其電子政務平臺和施信方即公眾。

對于受信方特征而言，歷來是學界研究的焦點。電子政務是“互聯網+政務”的產物，具有明顯的技術性。圍繞受信方特征展開的研究多以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創新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IDT）等為基礎。在高風險的狀態下，電子政務在線參與的虛擬性使公眾缺乏安全感，加之建設初期因信息安全技術和網絡安全管理方式的落后，致使個人隱私和信息頻繁外漏，進一步加深公眾對電子政務的質疑，能否為公眾提供一個健康安全的網絡環境是影響受眾參與的重要因素。Thompson等（2014）的研究表明公眾對技術的信任會影響電子政務的信任，進而影響公眾采納意愿[4]。其次，“政務上網”作為一種在線服務，是區別于傳統政府行政服務而言，Davis從技術接受模型（TAM）出發，提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影響電子政務公眾參與[5]。Yueping Zheng（2015）以政務APP為參與媒介，研究得出媒介的便捷性是影響公眾參與的重要因素[6]。同時，作為電子政務的平臺和載體，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及其自身具備的相對優勢也頗受學者青睞，Horst M（2007）等研究發現對互聯網的信任影響用戶對在線服務的采納和參與[7]。

就施信方特征而言，理性行為理論（Rational Action Theory，RAT）認為人是理性的，人的行為由其意向所決定，而人的意向通常由態度和主觀規范所決定。按照TRA，公眾對電子政務的態度主要體現在對電子政務績效、使用與滿足、質量感知等，主觀規范則指公眾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而做出的選擇。MuKnight（2002）基于理性行為理論提出初始信任模型，他指出信任理念決定信任意圖，進而決定行為意向，最終產生行人行為[8]。陳嵐（2012）等也證實公眾態度和主觀規范對電子政務信任和參與的影響[9]。同時，部分學者根據社會認知理論指出公眾的自我效能感和政治效能感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Be Langer以技術接受模型、創新擴散理論和網絡信任模型為基礎，建立了電子政務與風險關系模型，并指出信任源于社會認知理論，當處于初始信任階段，公眾沒能對電子政務深入了解而產生的信任主要源于自身的認知[10]。Sofia Elena Colesca（2008）研究指出，公眾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收入、以往對互聯網技能的掌握、對電子政務使用的經驗等影響公眾對電子政務的信任和使用[11]。Carter（2005）、Ozkan（2011）等也證實自我效能對電子政務信任和采納的影響[12-13]。井西曉（2014）通過研究得出由于公眾自身文化背景、性格類型和生活經歷的不同，從而導致其對政府網站具有不同的信任傾向[14]。

通過文獻回顧，可以看出學界關于電子政務公眾參與主要是從政務平臺的技術操作、功能、安全性、有用性，以及參與主體公眾的個人效能，感受到的主觀規范等展開研究，其中電子政務信任是重要影響因素。已有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豐富了電子政務信任及參與概念的內涵，但大多是基于理性行為和技術視角的個體行為研究，這種分析方法適合傳統Web10模式下政務網站作為主體的單向發布。而對于Web模式下網站與網民的雙向互動，這種分析忽視了社會網絡結構及社會資本對公眾的影響，并且對于“微政務”的研究尚在起步中。群體動力學學者勒溫指出人的行為是內在需求與外在環境之間構成的函數，是個體和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綜合相關研究文獻，本文提出：“微政務”作為一種媒體化的社交平臺，根據共同興趣、條件和需求衍生出不同層次的社群，由于較強的產生內容和傳播內容的能力，使得社群對內部成員有著明顯的約束和引導作用。因此公眾在“微政務”中的參與不僅受制于其自身特性和電子政務本身特性，更受制于其所處的網絡結構，以及在該網絡結構中所占據的社會資源、社會規范等因素影響。

研究假設

1社會資本對“微政務”信任的影響關系

“社會資本理論”（Sosial Canpital Theory，簡稱SCT）是20世紀80～90年代社會學中興起的一種新興理論。該理論從人與人互動的社會本質屬性來解釋個人之間、組織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的深層社會關系，為分析各種社會現象、社會問題提供了一種較為有力分析工具和解釋框架，因此在短短數十年間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心理學、傳播學、管理學等領域。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最早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系統闡釋，他指出社會資本是相對于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而言，屬于資本的3種類型之一；同時他進一步指出社會資本同社會網絡相聯系，從集體性擁有的資本視角為每一位成員提供支持，因而結構視角的社會資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群體或網絡的規模；（2）成員所擁有的資本容量[15]。社會行動理論的創立者、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詹姆斯·科爾曼（1999）從功能的角度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的資本財產——社會結構性資源，他認為社會資本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不同形式的各種關系實體，社會資本隱藏在社會團體或社會網絡中，個人只有通過成為網絡的成員或連帶才能獲取該資本[16]。帕特南將社會資本理解為廣泛存在于社會網絡關系之中，并根據個人所占據的結構位置和掌握的社會資源而獲得的社會無形資產，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和社會規范是構成社會資本的三大基本要素[17]。在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領域，社會資本被用以分析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眾政治參與、社區治理融入與發展、信息技術采納等多個層面。諸如胡榮（2005）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各因素對居民政治參與具有顯著影響[18]；J Lee，S Kim（2014）研究發現社會資本3個維度積極影響公眾電子參與[19]。

以下具體分析社會資本各維度對“微政務”公眾參與意向的影響。

（1）社會網絡對“微政務”信任的影響關系。林南認為社會資本存在于社會網絡之中，是通過特定的社會關系而獲得，并借助行動者所在的社會網絡或所在群體中的聯系和資源發揮作用。他指出社會資本的獲取離不開三大基本要素：已有的資源，嵌入社會結構中和具體的行動，他認為社會資本有利于促進集體行動[20]。帕特南通過對意大利北部公民參與的研究，發現公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人們單獨交易中欺騙的潛在成本，他認為社會資本是為特定的社區或共同體所擁有公共物品，具有信任、規范以及網絡等社會組織的特征，形成促進信息流動和共享，強化認同，減少交易成本，能夠通過促進合作來提高社會的效率[17]。如果一個人的社會關系網中強關系較多，則此網絡會變得相對封閉而且密度較大，這樣的網絡特征有利于政治態度在小圈子中的傳播和濡染，也會對成員形成較大的群體壓力，用戶就更可能毫無保留地向他人傳遞個人意見，而接受者也認為其所接收到的產品或觀點是值得信賴的，進而影響網絡中成員的參與行為。

網絡社群可以理解為社交網絡中的社會網絡，公眾參與受制于其所處的網絡結構和所掌握的資源?！?015年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指出，伴隨大V式微和網絡社群趨于活躍，網絡輿論中“廣場式”的鼎沸之議減少，“沙龍式”的社群對話增多。同時，因警媒關系、醫患關系而興起的職業群體更是社會各群體在互聯網上利益博弈的體現[21]。María Rosalía Vicente等（2014）研究發現隨著不同網絡成員的增加，在線社交網絡很有可能成為未來在線政治參與的最重要平臺[22]。林南進一步指出個體所獲取的社會資本主要取決于3個因素：個體社會網絡的異質性，網絡成員的社會地位，個體和網絡成員的關系強度[20]。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社會網絡正向促成公眾對“微政務”的信任；

并討論社會網絡、網絡密度、網絡資源對“微政務”信任的具體影響作用。

（2）社會信任對“微政務”信任的影響關系。吉登斯構建了系統的信任理論，他立足于人類個體安全需求研究人類個體信任的生成，指出信任是個人“對一個人或一個系統的可依賴性所持有的信心”，在面對風險時愿意選擇A或者B的信念，并將信任分為系統信任和人際信任[23]。西美爾在其成名巨著《貨幣哲學》和《社會學》中談到認為社會源于人們之間的互動，而在現代社會中，占據著支配地位的互動形式或者社會關系是交換，而信任是保證交換正常進行的基本前提。福山認為信任是一種文化特征，是個人在誠實、規范、互惠的社群分享規范和價值中產生出來的一種合理期待，推動社會經濟繁榮的重要保障[23]。國內學者彭四清認為信任是人際交往的產物，通過理性計算和情感關聯決定對他人的態度[24]。對中國人而言，幾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響，諸如“人無信而不立”等傳統倫理道德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中國人講究“學而優則仕”、“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仕途夙愿，因此政治信任是中國人信任的重要內容之一。伊斯頓認為政治信任主要包含3個層面，對政治制度的信任，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和對政府人員的信任[25]。電子政務主體是政府，Choi（2013）和Seunghwan Myeong等（2014）則通過對韓國電子政務研究發現，公眾對政府信任度越高，也就意味著其愿意持續使用電子政務[26-27]。郭俊華、朱多剛（2015）研究發現對政府和網絡的信任是影響公眾對移動政務信任的重要因素[28]。侯寶柱、馮菊香等（2015）研究發現公務員信息素質對于電子政務信任具有顯著的影響[29]。信任是合作的基礎，人際信任促成個人與個人的合作，公眾信任促成個人與政府的合作，信任能夠促使信息在網絡內部充分傳播和共享。本文認為“微政務”公眾參與既受一般社會秩序、人際關系、互聯網等影響，同時也受到政府、公務員等政治方面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言，不少學者研究發現建立公眾對政府良好的信任合作關系是促進公眾對電子政務信任和參與的前提。提出以下假設：

H2：社會信任正向促成“微政務”信任；

（3）社會規范對“微政務”信任的影響關系。帕特南（2001）認為“在一個傳承了大量社會資本的共同體內，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現，這些社會資本包含了互惠規范和公民參與的網絡”[17]。福山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能促進兩個及以上的個人進行合作的非正式規范。尤其是當高風險存在的時候，為了保證交易的正常進行，人們通常通過一系列諸如法律、制度等成文規則，以及社會道德、風俗習慣、互惠共識等不成文規范來約束雙方行為，以求達到雙方預期目的[23]。換言之，社會規范是被公眾接受并自覺履行，為獲取長期合作和匯報而做出一定程度上的犧牲的行為準則。對于個人而言，互惠規范往往伴隨著相應的獎懲措施，并對個人行為產生一種外在監督和內在約束，減少合作雙方的投機行為，降低交易成本，進而使個人和組織的行為更具可預見性。弗蘭·湯克斯指出當人們共享誠實和互惠標準而能夠與他人合作的時候，信任就產生了[30]?！拔⒄铡惫妳⑴c作為一種網絡虛擬參與，是公眾參與在網絡環境下的表現，雖然其具備匿名性、便捷性、及時性、互動性等特點，但實質任然是信息交流與社會互動，受制于公眾所處社會環境的影響，影響因素可能來自成文制度或不成文道德習俗，也可能來自于媒體宣傳，以及周圍的人際交往。HC Wang（2007），Hung（2006）等人分別研究發現大眾媒體廣告和熟人對于臺灣民眾使用政府納稅申報系統（Otfps）具有正向影響[31-32]。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中國社會一方面接受傳統道德規范，一方面也遵守現代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的義務，主要包括個人對個人的人際交往規范，個人對社會的集體規范。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社會規范正向促成“微政務”信任；

同時針對社會資本3個維度之間的關系，提出：

H4：社會規范正向影響社會信任；

H5：社會網絡正向影響社會信任；

2“微政務”信任對公眾參與意向的影響關系

“微政務”公眾參與是公眾參與的延伸，是公眾借助“微政務”平臺獲取公共服務、參與政治生活、公共事務管理等。公眾參與階梯理論把公眾參與分為8個階梯，操縱、治療、告知 、咨詢、展示、合作、權力轉移和公民控制。根據電子政務發展的階段和“微政務”公眾參與的特點，將“微政務”公眾參與劃分為：（1）獲取基本信息，即關注政務微博和政務微信公眾號，獲取社會新聞動態、便民信息和政務信息；（2）采納電子化公共服務，即通過“微政務”平臺快速了解政府提供的信息資源和公共服務，諸如電子審批、電子稅務、電子教育、電子醫療等；（3）互動交流參政議政，即公眾與政務微博、政務微信互動、信訪、網絡問政等方式，主動參與到公共決策、社會管理等過程中[20]。而參與意向代表“微政務”公眾參與的動力，參與意向催生參與行為。

奧斯特羅姆曾指出信任是社會資本和集體行動之間的橋梁，即當個體是誠信的，彼此之間網絡化，并且處于社會環境規范下，信任便得以加強，進而促進公眾集體行動。發展電子政務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滿足公眾需求，“微政務”是政府與公眾之間溝通的紐帶，通過移動微媒體平臺為公眾提供便捷、全面的服務，朝著“自助式”服務的方向發展，努力實現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JV Chen（2015），Tassabehji，R（2006），Wang，YB（2016）等研究發現公眾對電子政務、社交媒體的信任直接影響其使用和參與意向[33-35]。不少學者指出信任是對他人能力、善意、正直的肯定，同樣，“微政務”信任是公眾對政務微博、政務微信便捷、高效、實用等一種期待和肯定。從當前國內外電子政務研究來看，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公眾參與意向，意向決定著參與行為。為此，本研究提出：

H6：“微政務”信任對公眾參與意向具有正向作用。

在此基礎上，構建研究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規范、“微政務”信任和公眾參與意向均為潛變量。此理論模型為結構模型或因果模型（即潛變量模型），用以解釋潛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其中，表示原因的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和社會規范被稱之為外因潛變量，用ξ表示 ；表示結果的“微政務”信任和公眾參與意向稱之為內因潛在變量，用η表示。影響外因變量對內因變量解釋的因素被稱之為干擾變量，用ζ表示（ζ即殘差值）。

根據結構模型，得出回歸方程式如下：

η2=β21η1+γ21ξ1+γ22ξ2+γ23ξ3+ζ2（1）

η1=γ11ξ1+γ12ξ2+γ13ξ3+ζ1（2）

其中，β21表示“微政務”信任（η1）對公眾參與意向（η2）的影響程度；γ21、γ22和γ23分別表示社會網絡（ξ1）、社會信任（ξ2）、社會規范（ξ3）對公眾參與意向（η2）的影響程度；γ11、γ12和γ13則分別表示社會網絡（ξ1）、社會信任（ξ2）、社會規范（ξ3）對“微政務”信任（η1）的影響程度；ζ1和ζ2即兩個回歸方程式的殘差值。

2研究方法

實證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網絡環境中“微政務”公眾參與的信任影響因素為研究對象，通過文獻梳理，提出研究假設，并采用社會網絡分析問卷和Likert五點量表問卷收集數據。社會網絡與信任研究有著不解之緣，本文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社會資本進行分析，提煉研究變量，采用SPSS進行信度、效度分析和相關分析，并結合SEM進行假設驗證和模型檢驗。

22變量定義及度量

鑒于當前很難找到一個全體成員都在使用微政務的群體，本文從個體網視角展開分析。社會網路主要通過3個指標來測量，分別是：網絡規模即公眾所在網絡社會成員數量的多少、網絡密度即網絡內部各成員間聯系的強弱，以及網絡資源的占有量。社會網絡數據通過提名生成法[36]來獲取，并運用社會網絡分析軟件UNCINET60來進行分析，社會資本占有量則通過網絡中成員的學歷、職業等來測量[37]。其余變量分別參考方然、井西曉等學者關于社會資和電子政務信任問卷度量[14，38]。

數據收集

本研究的對象為參與意向，屬于向屬于心理變量這一范疇，所以，在選取研究數據收集的方式上，本次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為了確保問卷的可行性，在設計和調查中嚴格開展問卷的預測試，在分析其信度和效度的基礎上，對問卷進行了完善和修改，將重復、不相關的問題剔除；同時對遺漏的問題作了補充，以保證問卷收集到的數據具備真實性、科學性。

此次研究采取線上和線下同時發放問卷，以提高數據收集的效率。根據問卷設計的要求，選取樣本數量應在變量數量的10～25倍之間。本研究中有19個變量，因此，本研究的問卷調查規模應不低于190份，在190～475之間最合適。鑒于此，本次研究采取隨機抽樣和等距抽樣相結合的方法，考慮到問卷可能會有所缺失，本次問卷發放量定為400。

本次共收回有效問卷274份，有效反饋率為685%，符合抽樣要求。其中，男性123份，占449%，女性151，占551%；年齡以20～29歲階段為主，高達639%；學歷層面以本科生為主，149份，高達554%；收入層面以3 000以下居多，占38%；職業以學生為主，占551%；網齡以4～6年為主，占405%。樣本情況與《中國互聯網第37次發展報告》發布2015年中國網民結構基本吻合，以青年、學生、移動端接入為主，說明該群體在“微政務”中表現最活躍，充當“主力軍”的作用。

3數據分析與結果討論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在信度檢驗上采用內部一致性中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數法。Bryman & Cramer認為，如果內部信度α系數在 080以上，表示量表有高的信度。通過SPSS2對數據進行信度檢驗后發現，問卷的總量表標準化信度為0873，表明問卷量表信度較高。效度采用Bartlett球體檢驗和KMO樣本測度檢驗，KMO值為0880，Bartlett體檢驗顯著度為0000，表明拒絕各變量獨立的假設，各變量之間具有較好的相關性。

修正模型各項擬合指標均符合參考值，并且較初始模型而言，修正模型部分路徑系數顯著性有所增強。

結果討論

研究表明，“微政務”信任與公眾參與“微政務”意向之間具有正向關系（即H6得證）。公眾是否愿意參與到“微政務”之中，受制于多方面因素影響，除了傳統經典技術接受模型所研究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之外，對“微政務”信任也是影響其參與重要因素。信任是合作的基礎，人際信任促成個人與個人的合作，公眾信任促成個人與政府的合作。信任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礎，以微信公眾號和朋友圈為平臺而誕生的微商是基于信任而運作，“微政務”也同樣如此，公眾選擇“微政務”作為參與渠道是相對傳統PC端政務網站而言，更信任于以社交媒介為平臺的“微政務”。社交行為間接地折射出個體或群體背后的社會資本的分布情況，不同的社會資本影響著不同的社交行為。研究表明，社會資本通過“微政務”信任間接影響公眾參與意向。

具體而言，H1通過了假設檢驗，表明公眾所處的社會網絡正向影響其對“微政務”的信任。其中，網絡密度（β=0120，P=0021）、網絡資源（β=0127，P=0037）對“微政務”信任影響作用顯著。根據格蘭諾維特提出的“強弱連帶”表明，強連帶往往對應較大的網絡密度，弱連帶對應較小的網絡密度。有學者指出“強連帶促彼此合作，弱連帶促信息交流”，本研究也表明公眾個體所處的網絡，尤其是在以微信微博為主的社交網絡中，其內成員相互間越熟悉，越容易促進相互分享，從而使得對“微政務”的信任得以在小圈子中傳播和濡染。同時，研究認為不同學歷、不同職業的個體在社會中掌握的社會資源是不同的，通過公眾個體網絡中成員的學歷、職業等測量其所掌握的社會資源，結果表明社會資源豐富的個體對“微政務”的信任度相對較高，如占據著豐富社會資源的公務員、企業家、科研人員等，他們對“微政務”更熟悉，更感興趣，因而信任程度也越高。但是，研究中發現社會規模對“微政務”信任作用并不明顯，這可能和研究中所選擇個體網有關，即測量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網絡規模。雖然問卷提示給出7～11個親密成員，但是各被測試對象對親密的認識程度不同而給出不同的成員數量，進而導致個體網絡規模對“微政務”信任作用不顯著。從研究情況來看，目前中國公眾個體的社交網絡主要以傳統的血緣和業緣為主，即與自身關系密切的主要是親人和同學同事，呈現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而西方社會中較為活躍的社會自組織在中國表現還不夠明顯。為此，應當鼓勵和引導社會自組織的發展，充分發揮其在社會中的信息傳遞和情感交流作用。

H2、H3通過假設檢驗，即社會信任、社會規范對“微政務”信任具有正向作用，與當前學界關于電子政務信任的研究結果相吻合?！拔⒄铡笔腔谏缃痪W絡平臺的電子政務，公眾信任對其與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對社交網絡信息、互聯網網絡技術、人際關系等信任。同時，“微政務”作為一種政務服務，其實質是政府部門、公務員與社會公眾互動的一種形式。因此，公眾對政府所制定政策、發布信息，以及公務員素質等方面的認可，會影響其“微政務”信任。信任能夠促使信息在網絡內部充分傳播和共享。此外，個體所感知到的制度規范、道德準則，以及周圍親密人群的推薦，以及二級傳播理論中所強調的“意見領袖”等，對公眾“微政務”信任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為此，政府部門應當充分利用“微政務”平臺加大信息公開，2016年中辦和國辦聯合下發《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全面推進政務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增強政府公信力、執行力，保障公眾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39]。尤其對待一些社會敏感事件和社會突發事件，政府更要及時、主動、如實向公眾發布信息，減少公眾猜忌和負面傳播，促進社會信任和社會規范建設。完善網絡安全監管，特別是針對“門檻低”的微博、微信，應加大認證和投訴舉報工作力度，保障用戶信息安全和個人隱私，提升社會規范化，消除公眾心理顧慮，進而放心使用“微政務”。優化政務服務內容和形式，建立“微政務”生態圈，實現信息聚合效應，整合各部門現有的存量資源，增強服務力全力拓展互聯網空間，將“微政務”平臺打造成為移動互聯網上政務資訊的“第一窗口”、網絡理政的“核心渠道”、公共服務的“重要平臺”，沿著“少跑腿、多辦事、不添堵”，向公眾輸送“有溫度”的政務服務。同時，有意識培養社會網絡中的“意見領袖”，發揮其在“大象公會”中意見表達、輿論引導等作用。

就社會資本3個維度之間的關系而言，研究發現社會規范對社會信任具有正向作用（H5通過），這與學界關于社會資本研究相一致。而社會網絡雖然對“微政務”信任具有正向影響，但對社會信任作用并不明顯（H4未通過）。分析認為，研究中所提到的社會網絡主要是針對社交網絡而言，因此網絡內部成員關于“微政務”的推薦、轉發、分享等對其他成員影響較為直接，容易促成信任傳遞。社會信任則范圍較廣，在社交網絡中對他人的影響較特定的“微政務”而言相對次之。

4結論

本文從社會資本視角入手，構建了以社會資本為外因潛變量、“微政務”信任和公眾參與意向的為內因潛變量的“微政務”公眾參與研究模型。研究表明，社會資本的3個維度：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和社會規范均正向影響“微政務”信任，進而對公眾參與意向產生正向作用，即社會資本越豐富，公眾越信任“微政務”，參與意向越強烈。由此，政府部門應當認識到發展移動微政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推廣問題，以社交媒介為平臺而誕生的“微政務”更呈現出明顯的社交屬性。占據著不同的社會資本的公眾個體，其社交行為也不盡相同。

從理論層面上講，本文嘗試從社會資本視角探討“微政務”信任和公眾參與問題，從社會網絡分析角度來分析網絡屬性，為“微政務”信任及其公眾參與研究提供新的解釋視角和研究方法。從現實層面上講，處于社會經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監管相對滯后，社會風險增大、社會公平感不足、官員腐敗、網絡安全隱患等削弱了社會信任和社會規范，致使各類社會沖突的爆發點不斷降低。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部門在發展“微政務”，以占據社會輿論制高點和公共服務的話語權，引導公眾參與過程中，應跳出“技術至上的陷阱”，從社會資本角度入手，系統地制定發展策略。

當然，研究也存在諸多不足與缺陷。受客觀條件的限制，本研究所選取樣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未能覆蓋到東部沿海地區，有待于在接下來的研究中不斷完善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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