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學視閾內的客觀性原則之詮釋

王學文

〔摘要〕圖書館學的客觀性依據是基于批判現實基礎上的理性要求。它與古典圖書館學家崇尚的“實事求是”、“凸顯本真”有著顯著的區別?！皩嵤虑笫恰敝圆坏韧诳陀^性，緣由在于其實質上是一種高下分明的品級性。與之相反，客觀性的實質體現在它的平等性上。圖書館學的客觀性原則在過往的古典圖書館文化演進史上得以長久的承襲，主要在于其刻意求索著一種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這一理想化精神世界的內在底蘊是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圖書館學中的各種偏見能夠憑藉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加以克服，同時，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及真理永恒本體的偏見又能被圖書館學發展史所克服。

〔關鍵詞〕圖書館學；客觀性；平等性；原則

DOI：10.3969/j.issn.1008-081.016.10.006

〔中圖分類號〕G5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81（016）10-0034-05

〔Abstract〕The objectivity principle in library science is the rational requirement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 realism.I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principles of“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and“Highlight the Genuine”upheld by classical library scientists.The reason leading to such differences is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ive ranks while，on the contrary，the essence of objectivity principle is equality.The inheritance of objectivity principle along the long history of classical library culture evolution lied in its deliberate pursuit of ideal spiritual world.The intrinsic implications of such a world are humanity-oriented，free development and immortal truth.The preconceptions of library science could be overcame by the above three featur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bias of these features could in turn be surmoun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Key words〕library science；objectivity；equality；principle

圖書館學家的實踐活動是客觀的，這一點沒有任何異議。相信所有的人均會對此表示認同的。然而圖書館學研究的進程中是否需要承襲這一客觀性原則就理所當然的成為發人深省的問題了。這個問題之所以令人警醒，關鍵在于其牽涉到一連串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連鎖問題。諸如：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與圖書館學家實踐活動的客觀性之間的關系如何？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到底是相對的抑或是絕對的？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是否有清晰的疆界？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與古典圖書館學家所推崇的“實事求是”、“凸顯本真”的區別在哪里？

1客觀性異于實事求是

依筆者之見，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與圖書館學家實踐活動的客觀性未可同日而語。因此，圖書館學家實踐活動的客觀性無法為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直接提供可資參驗的依據。換而言之，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絕對不是由圖書館學家實踐活動的客觀性中自然而然地衍化而來的。它一定有其本體的內在依據。這里所說的依據就是圖書館學的理性根基——圖書館學觀。圖書館學觀將圖書館學從圖書館學家實踐活動中分離出來，并且授予其一種思想層維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的隱性內涵是：圖書館學既不是高于圖書館學發展史的一部分，也不是外在于圖書館學發展史的一部分，其本質是圖書館學發展史的內在構成元素。何為圖書館學發展史的內在構成元素，并不是說圖書館學比圖書館學發展史本體更內在，而是說圖書館學只可以是圖書館學發展史本體中最內核、最本質的一部分。正是基于此因，圖書館學研究方才無法由圖書館學家實踐活動的客觀性之中獲得其自身的客觀性，但是客觀性又不能缺席。這就決定了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必然有其自體的內蘊與定性。

可是，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依據是什么？依我之見，這種依據就是基于批判現實基礎上的理性要求。那么批判現實，無疑客觀是第一位的，務必做到由表及里，透過現象看本質，由個體聯系到系統。因此，圖書館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必須以理性為根基。所以，它必定與古典圖書館學家所推崇的“實事求是”、“凸顯本真”存在著顯著的區別。原因在于，古典圖書館學家所崇尚的“實事求是”、“凸顯本真”基本的內在意蘊有二：一是對古典圖書館學家本身的道德倫理及職業定性，這可說是古典圖書館學家的“行業操守”；二是對古典圖書館學家的研究對象即古典圖書館系統與古典圖書館學家實踐活動所持有的態度或立場。前者要求古典圖書館學家理應秉持一種“實事求是”的行業操守，后者需要古典圖書館學家對研究對象必須堅持“凸顯本真”的態度。

現在的問題主要在于，不論是作為古典圖書館學家行業操守的“實事求是”要求，或者是對研究對象所堅持的“凸顯本真”的態度，兩者本體都存有邏輯上的吊詭之處。單從行業操守來說，其無法規范所有古典圖書館學家的個體行為。假如事情到此為止，尚且算不上很糟糕?？墒且灾鳛楣诺鋱D書館學家的行業操守，并且無法限制古典圖書館學家群體中大多數人的行為，那么一定是它的本體出現了異化狀況?！皩嵤虑笫恰贝篌w與此相類。中華古典圖書館學史上做到純粹意義上的“實事求是”的圖書館學家少之又少，與此相對的是，曲意逢迎的圖書館學家不在少數。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既無法一概用“實事求是”加以詮釋，也不見得能經由“實事求是”來規避。誠然東周列國時代前有不畏權貴的晉國董狐載“趙盾弒其君”，后有置生死于度外的齊國南史氏記“崔杼弒其君”，二人皆是秉持“實事求是”行業操守的古典圖書館學家的典范，然而由于“古史古書之偽，自唐以后書籍流通，學者聞見廣博，早已致疑。不過那些時代的學術社會處于積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懷疑的批評。到了現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約束，批評之風大盛，昔時許多學問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自倒了。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時常透露一點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書籍中所寫的幻相，更使人對于古書增高不信任的意念”[2]。這樣看來，二人或許是古典圖書館學時代理想化造神運動的道德典范化身罷了。因此也就不會具有任何理性層面的影響與價值。董狐以“趙盾弒其君”式的規勸話語昭示出圖書館學家的時代使命和群體擔當，由外而觀，它映射出有良知的圖書館學家對朝堂顯貴本能的鄙棄和對現實政治的時刻警醒，以及對古典圖書館文化長久傳承所滋生的神圣與莊嚴的天然使命感；但是由其本質而言，這僅僅體現了董狐對“趙盾”顯貴個體的詰難，而非對于專制集權整體的批判；并且董狐詰責“趙盾”的終極目的正是出于維護神圣的圖書館學古典文化傳統、精神信仰及道德信念之需。也就是說，董狐的立場始終沒有脫離回護專制集權政體的主觀本能。因此，可以說“實事求是”的古典圖書館學家只是一個主觀意識形態場域內的道德典范。

盛唐之際，太宗首先打破“當朝皇帝未可查閱國史”的古制，出于維護“為尊者諱”的目的，要求古典圖書館學家刻意隱晦記錄“玄武門政變”，他們懾于太宗的權威，如是載述，“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3]。這種人為歪曲后的“凸顯本真”的撰述之作，從側面隱射出古典圖書館學家身處皇權專制政體威懾下精神世界中的抉擇兩難與逡巡不已。

對于這個問題的認知，古典圖書館學家劉知幾則顯得相當世故，其明言古典圖書館學家的歷史使命在于“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實事求是的“書其事，不掩其瑕”，使得“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之“穢跡、惡名被于千載”，然而關于“實事求是”是有一定限度的，這就需要因君主而異，理性的權衡適用的尺度或底線，智者“為于可為之時”，結局是“則從”；駑鈍者“為于不可為之時”，等待他的宿命則是“兇”[4]。出于合理規避“兇”的現實所需，古典圖書館學家理性的掌握好“可為”與“不可為”的“時”顯得尤為必要。這就是說，古典圖書館學家“實事求是”的行業操守需要掌握好尺度，即場合變化，所說之語要隨之更易；時間不同，策略理應變更；對象不同，立場則有區別。務必做到明哲保身、識大體、識時務。只有這樣，方可在盛世雄主、亂世昏君主政的夾縫之中八面玲瓏、游刃有余。

由上而知，古典圖書館學家崇尚的“實事求是”在道德層面上的要求包含的內蘊有二：其一，對古典圖書館學家的要求，這屬于行業操守；其二，對執掌權柄者的要求，這則是政治操守。即想要“實事求是”，好的，它需要兩方面的配合，古典圖書館學家與執掌權柄者都要有行業操守，后者尤其要有容人之量的大度，準許古典圖書館學家褪去浮華、虛偽，真實的勾勒自己。兩種行業操守都是不可或缺的。古典圖書館學家有行業操守而執掌權柄者無政治操守，則“實事求是”難以如愿。與之相對，執掌權柄者有政治操守，古典圖書館學家群體中的多數必定具備行業操守。因此，“實事求是”的支配性力量源出執掌權柄者而非古典圖書館學家，是執掌權柄者決定了“實事求是”可否最終成為現實，這絕不是古典圖書館學家可以率性而為的事情。所以，一切決定權直接取決于執掌權柄者的政治操守，或說其是否具有廣闊的胸襟。如此說來，“實事求是”本身的內蘊就產生了某種異化?！皩嵤虑笫恰钡臎Q定權就發生位移，即從古典圖書館學家之手轉移到執掌權柄者手中?！皩嵤虑笫恰睆膶诺鋱D書館學家行業操守的要求衍化成對執掌權柄者的政治操守的要求。這種現實之下，“實事求是”已然無法成為古典圖書館文化載體（即典籍）本身的內在法則，而成為典籍之外的政治法則。

中華古典圖書館學史上，政治法則是一種如影隨形、無處不在、包羅萬象的權威-文化法則。這種權威-文化法則的內核元素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5]，即君、臣、父、子各司其職，各守其位。如此以來，君臣父子各有各的準則與規范。上下、長幼、尊卑之間沒有形成整齊劃一的準則，也就無法用大一統的準則來規范和品評地位差異的個體。問題的最終導向是：大一統準則的闕位，也就無法產生廣泛實用的客觀性。正是基于此因，古典圖書館文化載體自身也就不存在客觀性。恰是因為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時期的權威-文化政治體制根本沒有為古典圖書館文化載體提供滋生其客觀性的前提條件和現實土壤。故而古典圖書館文化載體僅有道德準則層面的“實事求是”，卻無法具有理性準則層面的客觀性。因為，臣下的準則不能以之評判九五王者，無論君上任性而為，只能采用君上的準則加以衡量。君上的準則適用對象是君上，反之亦然。以君上的準則品評君上的行為，是為“實事求是”。背離君上的準則妄議君上，則不是“實事求是”。這種現實格局中，廣泛適用的客觀性必定無法生成。因為客觀性存續的首要前提是平等。然而平等這個首要的前提條件在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時期從未存在過。中華權威-文化政治體制實質上是品級高下分明的。所以它只能滋生出品級性的“實事求是”，即高下分明品級內部的惟能對同一品級卓有成效的相對而非絕對的真實性。

南宋時期古典圖書館學家鄭樵誤解了問題的實質。他錯誤的認為釀成歷朝古典圖書館文化載體不甚講究“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因在于載體凡例上的斷代為限，一俟會通，問題旋即迎刃而解，殊不知這是由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時期那種品級高下分明的權威-文化政治體制所造成的。正是因為“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6]，下鄭樵由此單純的以為只要撰寫如司馬遷般“會通古今”的典籍，古典圖書館文化載體中的不講求“實事求是”的風氣就可合理的規避。

參照鄭樵的觀點，他自信滿滿地認為已然覓得解決問題的良方。實際上，事情遠非那么簡單。他依舊徘徊在問題的真相之外。否則，其撰述的“會通古今”的典籍之主體部分緣何至隋即收官封筆？他明言要效仿司馬遷“自神話傳說時代訖于‘今上（漢武帝）”。依據司馬氏之例，鄭氏之作理應終于“今上”（宋高宗），或北宋，甚至五代，可是盛唐亦不在其列。如此以來，名曰“會通古今”的典籍，實為殘缺不全之著。個中緣由，從鄭氏話語可窺見一斑，他認為兩宋時期的古典圖書館學家之撰述業已涵蓋唐、五代、宋，因此“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6]。下鄭樵于此并未和盤托出其中的深層原因，只是敷衍應對，說些無關痛癢的話。其實古典圖書館文化載體中的紀傳體部分最能體現是否“實事求是”，也最是需要的部分，他由于擔心授人以口實，故意從略，而作為“禮樂政刑”的典章制度多為中性，對于“實事求是”的要求不太高，所以能夠“引而至唐”，多多益善。

是而鄭樵雖然自我感覺良好，但是卻未曾洞察造成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史上典籍大多曲解真相而不甚講究“實事求是”的問題實質不在于典籍凡例是否為“會通古今”，完全取決于約束典籍撰述的權威-文化政治體制。這種權威-文化政治體制是品級高下分明的、上下有序的，所以其對社會個體的要求是循規蹈矩、安守本分。規矩即為品級、身份，守規矩即是知曉自身的社會身份、所處的品級。行事謹小慎微、戰戰兢兢，不說過頭的話，不做過分之事。那么，個體的人，就是“順民”。古典圖書館學家，則是順從者。因此，順從的古典圖書館學家所具有的“實事求是”精神及其所撰之典籍所具有的“凸顯本真”的特性，完全為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時期的權威-文化政治體制所左右。在這一權威-文化政治體制內，所謂“實事求是”就是規定古典圖書館學家僅可在界定的品級范圍中撰述與行事，就是將身份地位不同的個體歸置到相應的社會階層中，依照尊卑有序的標準來品評和衡量不同品級的個體。與之契合，則為“實事求是”，反之，則不是。

在這種權威-文化政治體制及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傳承中，我們除了對古典圖書館學家提出“實事求是”的行業操守和道德倫理規范之外，實在難以對古典圖書館學家提出理性的、嚴謹的客觀性要求。同時，我們無法指望從“中華古典式”的“實事求是”領域內肇啟和內生出我們當代所崇尚和亟需的客觀性原則。這可以說是中華古典圖書館學和當代圖書館學彼此失聯的重要一環，也是古典圖書館學與當代圖書館學之間緊張與分歧的實質所在。

客觀性的本真內蘊

“實事求是”與客觀性的區別，主要在于其實質上是一種高下分明的品級性。這突顯在三個方面：首先，君上與臣下地位不對等，上下有序；其次，國家與庶民地位不對等，強弱分明；最后，華族與夷狄地位不對等，“夷夏之防”觀念嚴重。因此，古典圖書館學家所言的“實事求是”無疑是一種品級性的、主觀意念上的“客觀”。它既不遵循客觀現實，更不探究現象的本質。

這種信念左右下的古典圖書館學家，曲意宏揚國家的文治武功卻漠視民眾的疾苦，浮夸本國本族的優勢文化而貶抑他國他族的文化，從而構成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史上“實事求是”的主體內容。鑒于上述推斷，我們可知古典圖書館學的客觀性原則與“實事求是”必定有著迥然不同的內在底蘊。其一，它力倡眾生平等，毋分“勞心”、“勞力”； 其二，它認同國家、庶民不分輕重，是對等的；其三，它認可本國與異國、本族與外族對等的理念；其四，它認為不同種屬的文化是對等的，無所謂優劣；其五，它覺得意見相左者彼此同樣是平等的；其六，它認為歸屬不同階層的群體之間是平等的；其七，它不主張“成王敗寇”論英雄，認為個體的人都是平等的。顯而易見的是，前三條主要是對“實事求是”內容所作的相反的界定，后面四條業已逾越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時期“實事求是”的內容范疇，進而將客觀性原則演化成當代圖書館學必備的基本原則。

這就映射出一點，當代圖書館學理應是一種致力于消弭諸多陳腐舊觀的科學，更是一種勇于突破各種文化傳承束縛而力主創新的科學。要是圖書館學不主動拋卻由古典圖書館文化形成的各種顯性的或隱性的固有偏見，則圖書館學就會背離圖書館學自身的內在要求，進而成為一種喪失現實批判、求實創新、銳意進取精神的陳腐學問。由之，拋卻固有偏見成為圖書館學的第一要義。如何拋卻固有偏見呢？答案就是提倡客觀性原則。所以客觀性原則理所當然的成為圖書館學的首要原則。它的內在底蘊有二：一是超越不同階層、不同國別、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見相左者、不同的人類個體之上，自有其現實的合理性；二是消釋不同階層、不同國別、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見相左者、不同的人類個體的固有偏見，完全是有可能的。圖書館學有實力能做到這一點，對此更應充滿自信。圖書館學理應深信自身對客觀性原則的追求會成為一種永恒。

圖書館學需要維系一種客觀性原則，其中深層次原因在于圖書館學亟需超越的各種束縛和力圖克服的種種偏見實質上均是一種特定的束縛與有限的偏見。它不具備廣泛性和無窮的特性?；蛘呤钦f，無論是哪個層面（國家、族群、文化、意見相左、道德倫理）的束縛皆是特定的，無論何種角度（國家、族群、文化、意見相左、道德倫理）的偏見均是有限的，它只是針對特定的、明確的層面（國家、族群、文化、意見相左、道德倫理）方才是合用的、靈驗的。所以圖書館學歷經涅？重生的精神求索，無疑是能夠消弭這些現實中的偏見的。換言之，圖書館學憑藉著本體的理性力量是完全可以漸趨實現客觀性原則建構的，而且可借用這一準則對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發展史加以系統的、公允的理性批判，由此獲得全新的認知。

圖書館學緣何可以實現這一客觀性目標，究其本因，在于圖書館學矢志不渝地求索著一種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這一理想化的精神世界的內在底蘊是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作為精神世界的愿景一經確立，其對圖書館學形成一種持久的內在驅動力，推動著圖書館學朝向這個愿景不斷前行。因為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總是客觀的現實存在。它比任何群體、個體、階層、族群的利益都更加具有廣泛性和恒久性的價值。因此，圖書館學必然有能力克服任何群體、個體、階層、族群出于一己之利而內生出的種種特定偏見。完全是基于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的基礎之上，筆者方說圖書館學勢必能最終導向一種客觀的境界。

不言而喻，圖書館學的客觀性是以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為終極目標的。舍棄了這一點，也就無從談起任何客觀性了。對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的求索使圖書館學獲得了一種超越國家、族群、文化、意見相左、道德倫理等各種偏見的內在理性依據和現實可能。這彰顯出一點，圖書館學的客觀性既是可能的，也是應然的。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可能性還是應然性都是以圖書館學對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的鍥而不舍的追求為基本前提的。恰是以這一基本前提為原點，我們方可提出圖書館學的客觀性這一命題，并由此將客觀性定性為衡量圖書館學是否有現實價值的一個基本準則，進而推動客觀性成為圖書館學的內在要求。由此需要說明一點，圖書館學的現實場域中，客觀性與本真性多少還是有點區別的。兩者的差異呈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從對象而觀，客觀性極力抵制的是偏見，本真性力主克服的是失實。另一方面，由形式來說，客觀性彰顯的是一種主觀層面的價值衡量，本真性則是一種現實角度的勾勒和刻畫。同時，兩者有著顯著的共性，即它們均是以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為終極歸宿。這一歸宿作為終極目標，就建構起圖書館學客觀性與本真性兩者的內在理性依據?；蛟S基于此因，多數情況下客觀性可直接等同于本真性，偏見常常也等同于失實。著重的強調此點，因為它有利于我們更加真切的通曉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之于圖書館學的本質規定。恰是有了圖書館學對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的思索，圖書館學的客觀性方才有了確實的保障。因此，當我們去考察圖書館學的客觀性之時，當我們嘗試著去揭示和克服古典圖書館學研究中所產生的諸多源自不同階層、不同國別、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見相左者、不同的人類個體的偏見之時，我們只有依托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并自其中獲取精神力量和擔綱的勇氣。

3客觀性的底限

圖書館學中的各種偏見能夠憑藉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加以克服，同時，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本體的偏見又能被圖書館學所克服，因此它能消弭圖書館學中的各種偏見并且無法形成一種束縛和阻礙。即使這樣，我們依舊有必要強調的是，圖書館學中永恒的存有一種無法消逝的偏見，可稱其為“絕對偏見”。它是由圖書館學家個體的親身體驗、社會閱歷、天性、心理、修養等一系列特定的因素融匯而成的圖書館學家個體所特有的認知角度、思想范式、價值取向和衡量準則。這是基于個體認知而形成的主觀意識產物，也是一種絕對而非相對的偏見。只要圖書館學家依然作為一個鮮活的個體而客觀存在著，這種偏見將是永恒的存在。它與圖書館學家休戚相關、一脈相連、唇齒相依。它形成了每個圖書館學家之所以成為其個體的那種獨有的特性。

我們進而可以發現：圖書館學中的各種宏觀偏見（如國別偏見、族群偏見、文化偏見、意見相左者的偏見、道德倫理偏見）都是能夠消解的，惟有圖書館學家的微觀偏見難以消除，足見兩種偏見是無法等量齊觀的。從特定的視角而言，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比較類似于黑格爾所言“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或說其是確定的，無法更改的。我們否認圖書館學中宏觀偏見的客觀合理性，與此同時，卻極力認可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存在的合理性。圖書館學場域中的宏觀偏見能被更加宏觀層面的偏見（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所克服，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實在無法為更加微觀的偏見所克服。這其實是人類個體的獨特性所致。這種獨特性充分說明了人的主觀性、意識性、社會性永遠無法根除。假如人類個體的獨特性都不復存在的話，那么人類也就理所當然的成為宗教意義上“全知全能的上帝”了。人類是無法逾越自體的局限性的，所以我們也永遠達不到上帝那種“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境界。人類的局限性從客觀層面上界定了人類與上帝的區別。這種區別正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內在規定性和實然的界限。

由此而言，我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單是坦然的直面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而且要竭盡全力的消除圖書館學中的各種宏觀偏見。只從表象來說，貌似兩者存在著明顯的緊張與沖突，可實質上卻是一種內在的韌勁。由于它映射出圖書館學的客觀性原則實質上只是一種充斥著困惑與自相矛盾性的規定，所以它注定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要求。它的內在意蘊必定是抽象而繁復的，惟有歷經艱辛的、系統的爬梳，方有完全揭示其本相的可能。我們認可了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卻不認同絕對客觀的觀點；我們否認了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卻不認同相對客觀的觀點。因此，我們的見解既不從屬于絕對客觀層面的，也不是相對客觀層面的。我們的立場或說出發點與此截然不同。是時候亮明我們的觀點了，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對于古典圖書館學研究是有益的，而古典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則對其研究是無益的。前者能夠用其個體的微觀偏見為古典圖書館學注入多元化的新鮮血液和活力，后者則只是因為其宏觀偏見而導致古典圖書館學深陷主觀人為的災難和困境之中。這兩種性質分殊的偏見，對古典圖書館學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盡相同的。

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實質上是其本身氣質與個性修養的外化。假如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全部消逝，那么其個體的氣質就會泯然眾矣，個性修養亦將不復存在，歸于平庸。需要著重說明的是，微觀偏見必須受到某種節制，否則有可能演變為偏激。中華古典圖書館文化發展史上聲名顯赫的圖書館學家大都能掌控好個體微觀偏見的適用尺度。維系個體微觀偏見，成就自身所獨有的氣質。然而有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命題，為何圖書館學家的個體微觀偏見無法被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所克服？原因在于，兩者壓根不是一回事。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是精神意念的產物，圖書館學中的各種宏觀偏見也是精神意念的產物（只是其所從屬的層位稍低于前者），但圖書館學家的微觀偏見則是個體閱歷的濃縮。精神意念的產物是精神意念的理性架構，個體閱歷的濃縮是個體閱歷的感性聚合。因此，兩者注定無法實現全面對接。如此以來，作為精神意念產物的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必然無法對作為個體閱歷濃縮的圖書館學家的微觀偏見進行有效的規避，而只可對作為相同類屬的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加以合理消弭。雖然這樣，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這類精神意念產物則能對圖書館學家的微觀偏見施加一定的引導和指向的作用。實際上，圖書館學家的微觀偏見的確需要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引導和指向。兩者的關系表述如下：一是圖書館學家的微觀偏見能夠為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這類精神意念產物提供充分感性的親身閱歷和個性感悟，進而推動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不斷地朝向具體與樸素演化；二是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則能依托其深邃的理性張力將圖書館學家的微觀偏見升華到一個更加高遠和超脫的理想世界，打破其對一葉障目的自體感悟的迷戀，拋卻幼稚的、偏狹的自我經驗，如此，圖書館學家的微觀偏見就會由于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這類精神意念產物的融匯而彰顯出莫測高深的思想深度。兩者彼此交融的直接后果，就是將圖書館學中的各種宏觀偏見導向分崩離析的境地。

由于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導致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不再有任何精神意念依據，而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導致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不再有任何個體閱歷依據。精神意念依據的消弭致使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不再有本體論層面的權威性和應然性，個體閱歷依據的消弭致使圖書館中的宏觀偏見不再具有現實世界中的公正性和價值性。因為圖書館學家只是憑借自身的個體閱歷即可衡量出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是否具有承襲下去的價值，進而判斷出其價值的高低，甚或是謬誤的還是偽善的。因此，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非但對古典圖書館學研究有益，而且對消弭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也是卓有成效的?？峙抡怯捎趫D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的客觀存在，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方才漸趨甚囂塵上。

因而我們理當創設一種規則：圖書館學中的客觀性沒有必要扼殺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而只是需要舍棄圖書館學中的宏觀偏見。因為微觀偏見是必不可少的，宏觀偏見是可有可無的；微觀偏見是有用的，宏觀偏見是無益的；微觀偏見理當存續，宏觀偏見必須舍棄。換言之，圖書館學的客觀性首要前提是認同圖書館學家個體的微觀偏見，進而借助人性為本、自由發展和真理永恒的一般精神意念去克服圖書館學研究中的宏觀偏見。如此以來，我們即可對圖書館學的客觀性原則有一個本質性的體悟。惟有基于這個原點，圖書館學方可無限地接近理想境界。原因在于，不管怎樣，客觀性原則始終是建構理想化圖書館學的最重要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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