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治黨之下，“懶政”怎么辦

王少喆+李建廣+張世懸

10月24日至27日，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的主題是從嚴治黨，并將審議兩個規范黨內紀律的重要文件——《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分析普遍認為，這樣的議程設置表明了中央從嚴治黨的政治決心，標志著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斗爭正在進入制度建設的新階段，反腐斗爭正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從“治標”逐步向“治本”過渡。

有關反腐敗的三個誤區

有一種觀點認為，這幾年管黨治黨抓得太嚴、管得太細，搞得不少黨員干部束手束腳，活都沒法干了。再說了，從嚴治黨已經狠抓三年多，現在力度小一些、尺度松一點也問題不大。

這樣的人還大有人在。例如，不久前被曝光的黑龍江望奎縣低保局局長不但自己駕駛假牌照車輛，還在面對記者詢問時威脅：“要是給我整了（報道）……我整死你！”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做派背后，是怎樣的權力觀？對這樣我行我素、毫不收斂的人，從嚴治黨眼下豈能“松一松”？

今年以來，我國三個季度的GDP增速都是6.7%。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一些論調似乎又有市場了：有的認為應該重點抓一抓經濟了，從嚴治黨要緩一緩；有的說腐敗是發展的“潤滑劑”，從嚴治黨難免拖累經濟?？傊?，眼下經濟放緩，從嚴治黨也理應緩一緩。

其實，腐敗對經濟的阻礙作用非常明顯，對經濟的破壞也非常大。比如在一些腐敗風氣嚴重的地方，企業家并不敢去那里投資，因為一旦投入，風險會非常大，不僅影響到投資，也影響財富的分配。

堅持從嚴治黨、拍蠅打虎則會給經濟發展注入“防腐劑”。簡單地把經濟增速放緩歸責于反腐，無疑是對經濟規律的無視，甚至是別有用心。

全面從嚴治黨，成效有目共睹。然而，有人質疑，從嚴治黨會不會只是浮在面上、做做樣子，時間一長也就不了了之了。也有人擔憂，從嚴治黨靠什么持續下去？

十八屆六中全會前夕，萬慶良、白恩培等8名“老虎”在20天內紛紛獲刑，白恩培、魏鵬遠等“巨貪”更是將面臨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全面從嚴治黨并不只是針對少數腐敗分子，而是最終要落實到每一名黨員干部，不斷深入下去，每年要有新招數。

更重要的是，從嚴治黨正不斷走向制度化、法制化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是“刮一陣風”，而會一直持續下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從嚴治黨之下，“懶政”怎么辦

不過，在“反腐”轟轟烈烈推進的同時，官僚機構出現了不作為、“懶政怠政”的現象，這也引起了最高層的注意。在5月，習近平主席就針對干部隊伍的怠政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認為這個問題“極為重要也十分緊迫”。而李克強總理干脆指出：“身在崗位不作為，拿著俸祿不干事，庸政懶政怠政，也是一種腐敗?！?/p>

官員的懶政、怠政，一種情形大概是怕受牽連，擔心在與企業打交道、“批條子”的時候被“拉下水”，成了“反腐”的對象。對于一些“有心”腐敗的人，“反腐”以前，“做事”還能獲得利益，還算“收支平衡”，現在在“嚴打”的氛圍下，就是完全的“賠本買賣”，算計之下，自然是“不動為上”。

另一種情形，則是部分人對“反腐”心存不滿，但又不敢公然對抗，就以“不作為”進行消極對抗。無論哪種，都是因為腐敗的“貪心”還在，腐敗的土壤還沒有被完全清除。

這就需要一方面抓緊反腐敗“大棒”，在制度上下功夫，將權力關進籠子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認識到“胡蘿卜”的重要，這就是建立起一套新的公務員獎懲和激勵機制。

在“反腐”開始之初，就曾經有聲音為中國的公務員“叫苦”，認為公務員收入太少，與其所掌握的權力不成正比，容易讓公務員在與私營部門比較時產生攀比心，從而成為扣動腐敗的“扳機”。還有人引用新加坡的例子，認為新加坡是“高薪養廉”，用高收入保證了公務員隊伍的廉潔。但這種說法要么是誤讀了新加坡的公務員制度，要么就是在有意誤導。

不同于“高薪養廉”的說法，新加坡公務員的薪酬，是由第三方機構從市場中選取一些樣本公司，根據這些公司相似職位員工的收入的80%支付給公務員的。因此，雖然新加坡部長級官員的年薪高達100萬美元，但這也是參照大企業的副總裁的收入制定的，也就是說，這些官員在政府掙得還是比在私營部門少。所謂的“高薪”，只是從普通人理解出發的一種誤讀。

平心而論，經過公務員工資改革，我國普通公務員的收入并不算低，基本是社會平均工資甚至稍高一點?？紤]到職業的穩定性，這種工資水平是合理的。但關鍵是薪酬沒有體現人才的市場價值和績效，尤其是優秀人才的薪酬較低，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和一些人心態不平衡引起的腐敗。比如，在金融部門的官員，與其監管的企業類似職位的人員，收入差距是幾何量級的，這就難免產生人才流失，甚至腐敗問題。

新加坡公務員薪酬制度的另一項經驗是，公務員的薪酬由全國經濟走勢決定，收入中的獎金部分跟國家GDP有聯動關系，而且，公務員薪酬的變動部分占到收入總額的30%至40%。

當然，新加坡有自己的國情，中國不可能照搬，但仍可以根據國情加以改動后借鑒，正如我們借鑒新加坡等地的公積金制度一樣。試想，如果中國官員的收入和當地的GDP聯動，怠政懶政的結果就是自己的荷包“縮水”，恐怕“不作為”的傾向就會收斂不少。當然，為了防止偏差，我們也要同時制定相應的措施，防止“唯GDP論”的重新抬頭。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之一，就是打破“大鍋飯”，引入了獎優罰劣的績效機制，讓員工收入水平與企業的效益相掛鉤，從而讓萬千企業重新煥發出活力。今天，當我們遇到懶政怠政這個難題的時候，重新回顧改革的基本理念，建立一套與市場接軌的、透明的公務員獎懲和激勵機制，或許正是需要的。

有難度更有決心

中共有8800萬名黨員，比歐洲單個大國的人口還多，治理的難度可想而知。而把黨治理好是消化中國治國之難的關鍵所在。

在西方，政黨只代表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而且黨際斗爭十分激烈。中共的人數規?！翱梢詳硣?，全體黨員保持嚴格的政治紀律，這對西方政治學來說是完全不可思議的。然而在中國，一旦黨的政治和思想統一稍有縫隙，就會在全社會帶出巨大的潰口。

像中國共產黨這么大的黨，它的性質已經很難用“組織”來概括，它必然與中國社會各區域及各層面的現實密切交織。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社會的復雜性都會折射到黨內。黨既不能脫離社會，又要保持作為一個組織的純潔性和先進性，這樣的黨建標準和要求的確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當前，除了那些腐敗分子，還有一些黨員在思想上受到西方政治價值觀滲透的影響，在一度很激烈的輿論斗爭中幾乎站到了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對立面。有的黨員在所處環境中表現消極，或者自私自利突出，做得還不如普通人，給周圍群眾造成對黨的形象不好的觀感。在有些基層，人們幾乎感覺不到黨組織的存在，似乎只有中央才是黨，這種情況無異于對黨執政威信的慢損耗。

中國正在進行的是一場人類意義上的探索，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很可能比當年蘇共曾經受到的挑戰更加變幻莫測。嚴格要求這個黨，同時支持、鼓勵這個黨，與它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歷史把機會給了中國人，同時這樣啟示我們。

（綜合摘編自《人民日報》客戶端2016年10月25日《管太嚴了？該緩一緩？全面從嚴治黨當破三個誤區》；海外網2016年10月26日《從嚴治黨之下，“懶政”怎么辦》；《環球時報》2016年10月25日《全面從嚴治黨有難度更有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