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國際地位為何下降得這么快

張睿壯+劉建飛+賀喜

山巔之城今安在

1630年，新教牧師溫思羅普在開往北美的“阿貝拉”號輪船上向英國移民布道時，引用了圣經中的一個典故，要求那些新移民們把自己即將定居的新社區建成“山巔之城”，用光芒四射的“基督教美德”去照亮世界，成為世界的典范。從此，“山巔之城”成為后來美國的政治信條，表達了美國人自認為是占有道義高地的“上帝的選民”，負有引領世界的宏大使命。

不過，美國真正能稱得上山巔之城而令相當一部分世人仰望、追隨，還是晚近的歷史。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作為抗擊并戰勝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領袖和中堅力量之一，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自由世界”當之無愧的領袖，憑借其強大無比的經濟、軍事實力稱霸世界，并高舉所謂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旗幟占領了國際政治的道義高地。

到了上世紀70年代，由于深陷越南戰爭等緣故，美國經歷了經濟嚴重衰退和國內社會分裂，其國際政治威望急劇下降。直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才又爬上它的第二次高峰。由于冷戰也是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美國便儼然以勝利者的姿態大肆宣揚美國價值的優越性。特別是1991年海灣戰爭中，美國統率聯軍擊潰伊拉克、解放科威特，號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集體安全”的理想。一時間，美國的國際威望如日中天，重新占據了國際政治制高點。

然而，好景不長。僅僅1/4世紀過后，美國便大量消耗了長期積累的國際政治資本，導致其國際威望大幅下降。這一困境加上國內政治、經濟的種種弊端，在美國引發了不少有關“美國世紀是否終結”的質疑。那么，美國的國際政治資本是如何被耗費的呢？

海外用兵破壞力最大

對美國國際地位最具破壞力的當屬冷戰后美國在海外用兵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尤以伊拉克戰爭為最。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國際體系中對美國強權的有力制衡不復存在，美國單極獨大，為所欲為。從巴拿馬到索馬里，從海地到科索沃，美國以捍衛民主、人權和世界秩序為由進行了一系列征伐，把二戰后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踐踏無遺。

進入21世紀，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義幕僚踐行單邊主義的強權政治，以“9·11”遭受恐怖襲擊為契機，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如果說清剿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對伊拉克動武則完全是一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鬧劇。

美國占領伊拉克后，在其全境掘地三尺也沒能找出一件作為其入侵借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全世界面前出了大丑。美國一意孤行發動戰爭的結果是上百萬伊拉克平民的死傷，是日復一日的恐怖襲擊和無休止的內亂。美國花費數萬億美元的代價，贏得的卻是一個滋生恐怖組織的溫床，這些恐怖組織已成為美國乃至西方國家安全的心頭大患。這場既瓦解美國外交的道義基礎、又有損美國戰略利益的愚蠢戰爭，令小布什執政后期美國在世界多國民調中的威望降至戰后最低。

奧巴馬上臺后，吸取小布什的教訓，采取了相對低調、收斂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國在戰略慣性的支配下，仍然不放過策動“顏色革命”的機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利比亞和敘利亞，美國已經不滿足于組織、訓練、裝備那些國家的國內反對勢力，而不惜動用美國及其盟國的軍力對政府軍發動直接打擊。其結果是，卡扎菲政權垮臺了，利比亞陷于混亂和內戰之中；阿薩德政府在俄國、伊朗幫助下還在苦苦支撐，但人民生靈涂炭，國家已成一片廢墟。更嚴重的是，在這些內戰肆虐的國家出現了大量管制真空地帶，成為宗教極端組織如“伊斯蘭國”得以發展壯大的根據地，給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乃至世界帶來無窮后患。

國內政經問題連連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一向對美國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深信不疑的美國公眾以及把美國經濟作為成功典范的世界陷入了迷惘。同時，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金融高管的貪婪與腐敗、金融監管的失效以及美國政府對金融巨頭的偏袒庇護，都令普通美國人感到震驚、絕望和憤怒。隨之而來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這種情緒的激烈表達，它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國家，引起全球范圍對美國經濟體制及其價值的質疑。

在國內政治方面，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早就遭人詬病。這不僅因其為金錢政治所左右，而且由于多數州“勝者全得”的選舉人制度，使得兩黨之外的新生力量已經無法勝出。

問題的癥結在于，選舉過程越來越趨向單純技術性博弈。候選人關心的重點不再是政治理念、治國方略，而是贏得選票的技術細節。這樣一來，兩黨的競選綱領就漸漸趨同化，而競選也在很大程度上淪為候選人之間的個人攻擊，降低了競選的意義和層次。于是全世界就見識了當下這場口無遮攔互相攻擊的競選鬧劇。不客氣地說，這出鬧劇已經成為美國的尷尬和世界的笑料。

目標與現實之間存在差距

一個國家的地位是以其實力為基礎的。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打擊了美國的經濟實力，受此影響，美國軍費多年零增長，其軍事實力大打折扣。

美國要當世界的領導，就不得不關注、插手世界各地的事務。而美國的現狀又使得它力不從心，許多美國插手的地方非但未能很好解決原有問題，反而丟下一個爛攤子。當今時代，越來越多的國際事務不是靠武力就能夠解決的。但是，美國由于擁有超強的軍事實力，喜歡動輒展示肌肉、炫耀武力。同時，受軍工利益集團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總傾向于尋找打擊對象。這使得美國經常陷入尷尬境地，那么強大的美軍卻擺不平阿富汗、伊拉克。這種尷尬折射出美國的實力與其控制世界的欲望之間的矛盾。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盟友們普遍表現不佳，使得他們在國際事務中能給美國提供的助力大為減弱，甚至還拖累盟主。難怪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聲稱要解除來自盟友的負擔。所以，美國國際地位下降背后是西方整體實力減弱和地位下降。

此外，世界政治演進的一大趨勢是主權國家趨于覺醒，那些小國、弱國越來越珍視自己的權利，不愿聽命于大國、作大國政治的棋子。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國際行動能力。奧巴馬政府推行“巧實力外交”的要義之一就是調動中小國家來牽制其戰略競爭對手。然而，這些國家并不會心甘情愿地充當美國的戰略工具，反倒想搞“大國平衡戰略”，利用大國之間的競爭來為本國爭取更大利益。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控制能力越來越有限。

美元買不來忠誠

一直以來，美國就視拉丁美洲為自己的后院。為了牢牢控制拉丁美洲這個鄰居，美國窮盡各種手段。

古巴在革命勝利后，美國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遭到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挑戰。1964年智利總統大選來臨時，美國決定用美元贊助一個最符合自己胃口的智利總統。經過比較，美國選中愛德華多·弗雷。美國贊助了弗雷300萬美元，弗雷一大半競選經費都來自白宮。巨額的援助讓弗雷高票當選。兩國關系迅速升溫，美國希望借此把智利打造成拉美的“民主櫥窗”。

從1962年到1969年，美國援助智利10億美元，智利成為人均接受美援最多的拉美國家。美國幫智利解決5億美元外債，積極推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給智利1.5億美元。美國支持弗雷可謂是全力以赴，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這之后，弗雷卻不再聽命于美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兩國關系漸行漸遠。1970年，弗雷下臺，更不愿聽命于美國的阿連德當選為總統。

美國在智利耗時8年，斥資10億美元，最后鎩羽而歸。這一段歷史表明，10億美元買不來鄰居的忠誠，白宮預想的“拉美民主櫥窗”反而成為美國外交失敗的注解。

今年3月，奧巴馬出訪古巴和阿根廷，頗有“收復失地”的意味。在阿根廷，美國還帶來25億美元的投資計劃。

然而，拉美的現實情況讓美國再次失望。奧巴馬到訪哈瓦那，僅僅表明美古關系初步實現正?；?。兩國政治體制差異較大，意識形態沖突明顯，在美古巴人問題、關塔那摩軍事基地問題、兩國國內政治議題等方面難以達成共識，這些都是橫亙在兩國之間的重要障礙。

25億美元沒有讓美國和阿根廷關系煥然一新。阿根廷民眾對美國心存疑慮，該國兩所大學的民調顯示，45%的受訪者不認為美國在維護和平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美國在英阿馬島戰爭中“選邊站”、美國禿鷲基金對阿根廷的債務索賠等歷史遺留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拉美國家漫長的尋求獨立自主的傳統和特殊的政治社會文化，注定了美元的“購買力”會大打折扣。

（摘自《人民日報》2016.10.18，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