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門外的互聯網技術反思：《Daedalus》互聯網專輯剖析

劉兢

摘要：本文聚焦2016年《Daedalus》互聯網專輯。終端、數據與關系革命，是專輯中論及的技術更新給當前互聯網帶來的三大變化，而隨之而來的“權力集中化”又讓學人們期待更新的技術能改變現狀。該專輯講述了一個與技術有關的“從解放到束縛再到解放”的線性互聯網演化故事，它們提示傳播學人：只有熟悉互聯網設計理念和流程，才可能超越當下，展望未來可能涌現的互聯網技術更新對人類溝通行為的影響。

關鍵詞：傳播學；互聯網技術；權力集中化；跨學科

自從互聯網的前身阿帕網（ARPA net）在1969年誕生以來，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奇妙演變，互聯網已經從一個主要在學者之間傳送郵件的內部網絡進化為當今世界最核心的全球性溝通基礎設施，被嵌入了我們這個藍色星球上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在線視頻、移動網絡和數據計算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更讓互聯網成了各大學門熱議的焦點議題。傳播學門的互聯網研究自然不甘人后，有學者整理后發現，“傳播學者所關注的并不是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而是互聯網作為傳播媒介的本質以及基于互聯網的傳播行為對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際和大眾傳播的行為和方式的影響”，英語世界學人的綜述也顯示，“互聯網的媒介屬性、互聯網與公共領域、互聯網社區（eommunity）是最流行的理論主題”。在我們看來，上述傳播學門的主流互聯網研究的最大局限，是將互聯網技術設計本身預設為無需討論的前提，多聚焦人類溝通行為在過去或當前互聯網技術條件下的形態，而鮮有人從互聯網技術設計本身人手，想象未來可能出現的互聯網技術更新對人類溝通行為的影響。

已有傳播學人試圖在技術哲學譜系下為同仁理解互聯網提供了新刺激，這提示我們打破自我設限，從傳播學門外的互聯網討論中汲取營養?？死锼骨偎梗–lifford G.Christians）告誡我們，互聯網框定了我們對應然生活的想象，“當今天的網絡技術為我們描繪世界、影響我們的決定、塑造我們的認同之時，它其實在決定我們生活的方向。技術告訴我們新聞應該是什么樣子、廣告應該被設計成什么樣子”。孫瑋也指出，微信這一中國移動互聯網新寵的意義不僅限于連接和交流，而是“呈現了群體的共同在場，創造了人類社會一種嶄新的‘共在感”。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的跨學科院刊《Daedalus》“互聯網”專輯更為我們了解傳播學門外學人的互聯網討論推開了一扇新窗。該學刊在2016年初推出了由哈佛大學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本科勒（Yochai Benkler）與美國科學院院士、互聯網名人堂成員克拉克（David D.Clark）聯袂主持的互聯網專輯，匯集了來自互聯網設計、網絡安全政策、信息管理等領域的前沿學人的討論，期待“對快速變革的互聯網進行現實（real-world）分析，堅持公開、理性地探討前人所做的互聯網設計抉擇對展望互聯網之未來的意義，進而理解并批判性反思這些變化給互聯網設計者們帶來的挑戰?！北疚脑噲D梳理這些討論，為大陸傳播學門同儕拓展視野、深化對互聯網技術更新的了解提供參考。

一、終端、數據與關系革命：技術更新給當前互聯網世界帶來的變化

當前的互聯網世界正在發生什么變化？本科勒和克拉克做了如下概括，“借助物聯網，互聯網正迅速發展成現實環境（physicalenvironment）的重要控制系統與組織平臺。通過移動及可穿戴計算（mobile and wearablecomputing），互聯網與每個人日常生活的聯系日益緊密”。在我們看來，終端、數據與平臺等方面的三大革命，是在《Daedalus》“互聯網”專輯中亮相的學人眼里當前的技術更新正在給互聯網世界帶來的最顯著的變化。

（一）互聯網接入終端的移動化和智能化與早期只能借助被安放在特定地點的特定臺式機上網沖浪的網民不同，今天的絕大多數網民都有通過個人移動終端里的App接入互聯網的體驗。2014年《美國移動App報告》顯示，“大部分手機和平板電腦用戶都利用App而非瀏覽器上網。通過臺式機上網的網民的年增長率只有1%，而通過移動App上網的網民年增長率超過了52%”，裝有App的可移動掌上設備將成為未來最重要的互聯網接人終端。與移動化相伴而來的是智能化，以iPhone為代表的智能手機成了主流設備?？死酥v述的智能手機成長史成了一場終端制造商向網絡服務提供商（ISP）叫板、謀取更多分紅的互聯網江湖大戲。過去互聯網江湖里的重頭戲是應用軟件設計者們與網絡服務提供商之間的博弈，終端制造商只是配角?！皯密浖O計者們向往的是一個開放、中立的創新場所，而網絡服務提供商們則只醉心于掌控他們提供的服務，以期更有效地將用戶體驗變現（monetize the userexperience）。個人電腦制造商們看似中立，其實只是因為無力置喙，缺乏能讓專利應用軟件與單機捆綁銷售的賺錢模式?！敝悄苁謾C則讓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終端制造商們全面翻身。有了捆綁在智能手機上的App Store襄助，蘋果公司也能打造用戶體驗并將其從容變現。用戶每通過AppStore下載一款付費應用軟件，該公司就可分到30%的費用。

（二）數據規模海量化、存儲遠程化和應用行動化（actionable）

數據規模的海量化與物聯網（Internet ofThings）的飛速發展有關。物聯網可利用傳感器、控制器等設備，將人員、物體和環境聯結在一起。隨著傳感器成本的降低，與互聯網相連的傳感器可能無處不在。它們可被安裝在輪胎、橋梁、田間、手腕、駕駛室等一切可安置傳感器的地方，記錄輪胎胎壓、橋梁安全指數、菜地土壤濕度、起夜獨居老人走動軌跡、司機開車時違規打手機時長等一切能被記錄的數據。這對任何試圖駕馭這些數據的系統來說喜憂參半，“它們可以讀取所有被聯網的信息，并根據這些數據預測甚至干預相關事件進程”，但應付洶涌而來的海量數據流及潛在攻擊漏洞卻并不容易。數據存儲的遠程化則是“云計算”（cloud computing）的直接產物。云計算讓我們能遠程操控我們放在由服務商提供并管理的網絡“計算及存儲集群（storagecluster）”上的數據。此舉貌似可以節省數據存儲成本、并為我們提供大大超出個人計算機處理極限的計算、存儲和應用能力，但實則風險重重，“云計算服務商甚至第三方都可以對用戶存儲及處理數據的行為進行技術控制，而在數據和軟件都存儲在用戶個人計算機終端的過去，這是不可能的任務”。數據應用的行動化則是“大數據”結出的果實。大數據的關鍵不在于“大”而在于“全”，我們被互聯網嵌入的生活里的蛛絲馬跡（BBS留言、還款信用記錄、發微信地址等）都是有機會被抓取的“大數據”。通過統計、建模、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等“計算性推理”（computational inference）技術，這些碎片化的“大數據”可以被用來拼接出我們的個人特征，甚至被用來預測甚至引導行動。已經出現的應用，如從選民的“數字記錄”中推斷政見、精確預測投票行為，或根據用戶購物記錄自動推送相關產品網頁廣告，催生用戶的“針對性購買”（targetedpurchasing）行為。用本科勒和克拉克的話說，日益行動化的數據正成為互聯網的核心應用，“數據不再只被用于監測，還可被用于自動控制圍繞被聯網的各種裝置的諸多行為?！?

（三）網民關系被少數站點“中介化”

“對于越來越多人而言，Facebook和Google就是互聯網”，這是多弗奇（Zeynep Tufekci）引述的一份2015年美國Facebook用戶調查中的結論。她據此推斷，由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排名靠前的極少數站點掌控的互聯網世界將成為“圍墻高聳的算法花園”（algorithmic walledgarden），“互聯網的力量，源自我們在它上面的關系?？墒?，我們的關系正日益被那些站點‘中介化（mediated）：它們搜集網民的數據，決定哪些（數據）有關、重要及可見”。Google檢索結果排序背后的細微調整都會對舉棋不定的中間選民的抉擇產生重大影響，而選民們對此卻渾然不覺。Facebook設置了“互動須雙方同意”規則，這讓其用戶形成了以熟人為主的小朋友圈；而Twitter則允許用戶“無須對方同意便關注對方”，更適合明星維系與粉絲的關系。

既然如此，人們為何還會對排名靠前的極少數互聯網站點趨之若鶩呢？一方面，害怕網絡病毒和釣魚軟件等安全隱患的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選擇Google，Facebook等相對安全、貌似友好的知名站點，“Google致力于讓那些看似永遠混亂不堪的鏈接更為有序，而Facebook則提供了一條管理用戶社交網絡里的信息流的法子”。另一方面，喜好扎堆的他們其實懶得選擇，往往主動對極少數知名站點投懷送抱，“人人都想和其他所有人呆在一起（everyone wants to be where everyoneelse is）……多數人只選用戶更多的服務，而非更適合自己的服務”。

二、走出“權力集中化”的迷障：用更新的技術照亮互聯網的未來？

上述終端、數據和網民關系等方面的變化讓人應接不暇，它們在本科勒眼里則成了讓本來以“去權力集中化”為設計指向的互聯網趨向“權力集中化”的推手。這些變化讓“某一實體（entity）改變其他實體的行為、信仰、結果或結構的能力”劇增，而最讓本科勒等人擔心的“實體”，除了曾在斯諾登事件之后進入Google用戶數據庫搜羅資料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破解圣貝納迪諾槍擊案兇手的iPhone手機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等政府機器，就屬蘋果、Facebook、Google等在互聯網時代迅速崛起的商業巨頭了，它們讓被本科勒等人奉為圭臬的自由民主等西方價值觀遭遇了空前威脅。

互聯網商業巨頭們正在全面監視作為“用戶”的網民們，形成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筆下的“監視資本主義”f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方面，移動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發展，讓互聯網商業巨頭們得以將用戶的上網瀏覽記錄、所在位置及購買記錄等信息勾連起來，形成有效的“（行為）轉換追蹤”（conversion tracking）。顯而易見，“當網絡接入、用戶位置信息上傳、支付行為都在同一設備上進行時，網絡服務商及廣告主們就更易判斷某則廣告的有效性”。例如，某位用戶先是在將手機連人附近的WiFi基站的過程中曝光了其位置信息，然后在使用某款手機App時瀏覽了彈出的某款轎車廣告，不久又通過手機銀行在其所在地附近的車行訂購了該款轎車，這些行為都被記錄在案，成為在互聯網商業巨頭的平臺上投放該款轎車廣告的廣告主們判斷廣告效果的依據。另一方面，互聯網商業巨頭們開始向四周張開觸角，拓展它們已有的用戶數據庫。例如，Facebook就利用其龐大的用戶群招攬合作商。用戶可用自己的Facebook賬號登陸合作商們開發的App，合作商們獲得了Facebook用戶的姓名、性別、好友圈等信息，Facebook則可通過了解用戶使用各類App的情況完善其通過用戶“關注對象”（Likes）對用戶“種族、宗教觀念、個性、智商、喜好、父母婚姻狀況”等信息的推測。毫無疑問，這些被更新的用戶數據很可能被濫用。有報告顯示，研究者只需調出某用戶的社交媒體使用痕跡（imprint）（無需再靠傳統問卷調查幫忙），就可在臨床癥狀出現前預判該用戶的抑郁傾向。與此同時，廣告商們發現那些有抑郁傾向的女性更易成為瘋狂的化妝品買家。既然如此，“不難想象，（化妝品）廣告主們將利用在線站點搜集的數據鎖定那些有抑郁傾向的女性網民，并不失時機地向她們展開營銷攻勢”。

互聯網空間內的“權力集中化”現狀讓人擔憂，這可與早期互聯網設計者們“去權力集中化”的初衷大相徑庭。本科勒們試圖進入歷史，在對互聯網設計史的追溯中找尋互聯網未來的應然出路。早期的互聯網設計誕生于1960年代，順應了當年美國隨著反越戰、爭取黑人民權等社會運動而興起的“反叛權威”思潮。早期互聯網的設計師們多出身于計算機行當，“大多數計算機的設計并無特定目的，該心態左右了互聯網設計”，這讓互聯網成了一個兼容各類數據而非某類特定數據的“通用網絡”（general purposenetwork），與當年只為承載電話數據而服務的“專用”（classical）電信網絡分道揚鑣。早期的互聯網設計并不追求所謂的完美和最優配置，而是敞開胸懷，“包容開放性和松散連接（loose-coupling），并允許持續不斷的試錯、學習和反復適應。未來的互聯網也應如是”。早期的互聯網設計更篤信“工作無政府狀態”（workinganarchies）的力量。多項國際互聯網技術標準的制定者IETF及無數知識人膜拜的維基百科都是傳承了這一精神、獨立于市場或國家的典型自治組織，這表明“同儕生產及社會組織就能為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及落實組織效率提供一個多元而豐富的設計空間，既不用擔心會落入國家或市場的窠臼，又無須輕易允許不負責任的寡頭（unaccountable oligarchies）插足?！北究评仗栒偃藗冋一爻跣?，應對當前互聯網空間中的權力集中化之勢，“讓權力形式（無論新舊）在出現伊始就被打破，以允許一定程度的自由，讓個人和組織能在互聯網正在展現出的權力的縫隙間閃轉騰挪（bob and weave）”。

具體而言，本科勒提出了以下幾方面的設計更新，期待讓未來的互聯網空間重新成為擁抱自由的應許之地。其一，培育“由用戶所有及共享的基礎設施”（user-owned and commons-basedinfrastructure），擺脫無線網絡服務商對移動互聯網絡的掌控。美國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證明，移動計算并非離不開大型網絡服務商，中小組織及個人所有的小型蜂窩網絡（small-cell network）的角色吃重，它們常常是“數據收發始末兩端的基礎設施”。為今之計，乃是發展一套技術及協議系統，“讓人人都能相互接人他們各自擁有的無線網絡站點”。其二，利用開源軟件（FOSS）開發新的掌上操作系統，遏制蘋果App Store在手機應用市場中的一統天下之勢。開源軟件的威力不容小覷，早在微軟IE瀏覽器如日中天之時，橫空出世的火狐瀏覽器就是利用它們開發出來的。若仍無法阻擊蘋果公司，則不妨嘗試立法，“勒令App store采用一定形式的非歧視政策?！逼淙?，采用一套“由用戶控制”的終端加密技術，應對物聯網時代針對用戶設備的惡意入侵。當前的不少數字版權管理（Data Rights Management）軟件也涉及終端加密，但它們保護的保護對象是版權所有者而非用戶，甚至視用戶為有解密傾向的潛在威脅?！坝捎脩艨刂啤钡慕K端加密技術則“只向已加密設備的擁有者開放，而限制他人在設備上的操作”，這讓保護目標落實到成千上萬臺個人用戶設備層面，“大大增加了破壞這些設備及存儲的數據、干預這些設備上的操作的成本和難度”。其四，甚至可以構思一套針對互聯網巨頭的監察和問責（audit and accountability）系統，追蹤并確認互聯網巨頭的濫權行為并問責。本科勒提出，比特幣交易網絡內的數據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可為范本。該技術記錄了整個比特幣網絡的交易情況，每塊比特幣的交易史都可被追蹤到。

誰是上述設計更新的推動者？早期那些在美國聯邦政府資助下只關心設計、不關心賺錢的互聯網締造者們的身影已經遠去，本科特們只能寄望那些受“有關方面”（interested party）資助的新一代非盈利行動者。這些“有關方面”是誰并不重要，它們既可能是良心發現的商業巨頭，也可能是擺出合作姿態的各國政府。本科特們重視的是那些不愿再沉默的普通網民們，“最為關鍵的問題，是來自用戶世界里的聲音如何被注入（injected into）那些塑造互聯網的未來的決策之中?！逼胀ňW民們的創造力常常讓互聯網設計專家們驚嘆，他們能讓某項應用一夜成名，更能創造出專家們從未考慮過或忽視的應用，如紅極一時的P2P音樂共享軟件就是典型的網民自造軟件。

三、結論與討論：與技術有關的線性互聯網演化故事及其對傳播學門的意義

上述技術更新建議能否落實并遏制互聯網世界里的權力集中化之勢，本科勒們也無把握。身居經院里的他們心知肚明，這可不是學者所能左右的，但學者有責任指出他們眼中當前互聯網的病灶并開出藥方，“鼓吹那些有助于（互聯網）權力分化的設計選擇，為去集中化、自發的有機集體行動（organically chosen collective action）留下火種”。他們理想中的未來互聯網世界是一個既統一又多元的世界，“互聯網平臺是通用的，但這不應意味著人人的玩法一致……它應能容忍其大多數用戶的上網體驗展現出多元面貌，同時也能讓那些有意溝通者無障礙地相互交流”。

在我們看來，本科勒等人基于美國經驗對互聯網技術的反思講述的是一個被簡化的與技術有關的“從解放到束縛再到解放”的線性故事。早期互聯網技術的核心設計承載著設計者們“去權力集中化”的夢想；互聯網日益彰顯的巨大潛力，卻讓它逐漸淪為政商巨頭們競相染指的控制之網，當前的多項設計更新都指向了“權力集中化”；走出“權力集中化”迷障的希望，又被落在更新的技術設計身上。他們對互聯網技術的反思以捍衛人的自由為目標，與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40多年前對“巨機器”的批判遙相呼應，“自主性、自我定向和自我滿足是有機體的恰當目標；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必須在人類發展的每一階段中，發揮人類個性每一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僅僅發揮那些服務于巨機器的科學和技術所要求的功能作用”。大道不過三兩句，美國知識界對自由、權力與技術之間的糾葛的探討還將延續下去，至于技術與人類社會之間關系的故事是否只有這一個版本，那就見仁見智了。

我們認為，上述互聯網討論之于傳播學門的最大價值，在于提示我們用關于互聯網的“技術理論”豐富我們對關于互聯網與人類溝通行為的“科學理論”的想象。邦格（Mario Bunge）對此早有洞見，“從實踐的角度來看，技術理論比科學理論內容更豐富，因為它遠遠不是僅限于說明現在、過去和將來發生的事情或者可能發生的事情……而是要尋求為了按預定方式引起、防止或僅僅改變事件發生的過程，應當做些什么”。若傳播學人對互聯網設計者們的理念和做法一頭霧水，又怎能寄望他們能超越目力所及、展望未來可能冒出的技術更新對已身處網絡化社會的人類的影響？2016年5月，復旦學人將中國虛擬現實技術的重要實踐者翟振明引入傳播學講壇，他們的努力值得借鑒。只有了解虛擬與現實的技術連接原理，我們才可能真正理解“虛擬現實系統如何把主體連同環境空間的一切都實時跨越傳送，使傳播達到終極狀態”這一愿景對圍繞媒介做文章的傳播研究的顛覆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