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地區收入差距分析

王孟娟

摘要：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各地區在收入水平和發展程度上的差距也變得更加巨大，兩極分化和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也變得相當嚴重。尤其是近年來，我國逐步進入到“三期疊加”的新常態階段，在各項因素的綜合影響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發展不平衡所引發的問題也變得尤其突出，任其發展必然會引發社會穩定性的危機。據此，從我國目前地區性收入差距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為切入點，分析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地區收入差距明顯的相互關系，并提出相應的看法。

關鍵詞：區域經濟；收入差距；兩極分化；東部；西部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27.011

1我國區域性收入差距的現狀分析

從2015年的國家經濟發展來看，政策上因為“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戰略的影響，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良好，而且西部地區的省事GDP增長幅度較大，超過了大多數的東部城市，包括廣東江蘇山東在內的東部大省，在增幅上也不如西部省市。但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和收入差距明顯的問題仍舊客觀存在，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視。從2016上半年31省市的GDP增速排名來看，廣東排位19，山東排位20，且二者的GDP增速也沒有很高，為7.4%、7.3%，遠不及很多西部地區省份的增速。

從過去歷史的發展數據來看，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切實存在，而且東部區域在我國GDP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其他地區的總和，這同時構成了我國地區收入差距較大的主要原因。具體來看，地區居民收入差距變大主要是隨著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所顯現的，其發源主要是以上世紀70年代為分界。自此，收入兩極分化的問題在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和落后的地區同時顯現，收入差距也進一步呈現出擴大的態勢。以1978年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來看，最高的省份上海和最低省份甘肅兩者之比是約為2.78。而這一差距發展到1990年時，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則已經上升到4.5左右；到了21世紀初時，約為4.2，而兩者在數額上的差距已經非常明顯了。從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最早的數據在1980年，當時最高的省份屬于上海，其相對于最低省份貴州而言，比值約在1.8左右；而這一數據發展到1990年時，最高省份廣東和最低省份內蒙古之比已經超過2；21世紀初，上海再度回歸榜首，而山西則跌至最低，兩者之比約為2.5左右。

而從地區來看，東、中、西部三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在改革初期，東部地區由于地緣性優勢受到國家的政策性傾斜，使得其在短短數年的時間里得到非常迅速的發展，不僅拉大了其與中西部地區的增速差異，也拉大了收入的差距。然而，盡管國家在隨后的時間里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投入和人才培養力度，但是地區收入差距的客觀狀況已經形成并仍舊在繼續擴大。截至到2014年的統計數據而止，東部地區在城鎮居民收入超過了3.2萬元，而且超出中部和西部地區接近35個百分點，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大，均在2.3萬元左右。

2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分析

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在各個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具體主要體現政策、經濟體制以及地理形式等方面。從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體制和政策來看，中央政府對東部沿海地區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市場經濟體制在轉變和改革的時間節點不同，屬于優先試點的對象。早在1979年時，深圳、廈門、珠海以及汕頭特區就已經作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先頭部隊拉開了改革的序幕，這也使得東南沿海地區更早地進入到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經濟體制的靈活性優勢為該區域內的城市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動力。然后，國家政策上的優惠，對于東部沿海的城市而言，而且不少的城市也因此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利，在項目審批、外貿出口、吸引外資等諸多方面都擁有了更多的優待。最后是地方政府執政方式的轉變。東部沿海城市在開放程度和文化交流上具有更多的便利，因此，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執政理念的接受程度要更多，吸收了“弱化政府的管理職能，強化政府的服務職能”的觀念，也對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雖然這類政策已經大多成為了歷史，但是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的作用仍舊客觀存在，同時也切實讓東部沿海地區得到了率先發展的機會。

3通過經濟發展戰略改善地區收入差距的策略

雖然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是在經濟發展初期因為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差異所引發的，但是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了包括了區位差異、人口素質差異以及技術水平差異等多個方面的差距。因此，縮小收入差距也需要借此進行相應的轉變。

首先，改革初期所制定的由東向西逐步開放的策略切實為我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但是也成為了我國地區的收入差距較大的主要原因。因此，縮小地區的經濟差距也需要中央政府適當的向中西部進行政策的傾斜，為中西部地區的經貿發展提供便利，為該區域內的中小企業發展提供便利。例如：“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戰略的規劃，就已經切實地發揮了作用。

其次，從外資引入的角度來看。要讓外商看到中西部地區投資的契機，就必須適當調整相應的規劃和政策優惠，讓更多的發達國家將優質資源投入到中國的市場，最終呈現出遍地開花的特點。并且通過不同地區的不同優勢和經濟結構，制定具有特色化的資金吸引模式，達成雙利的局面。同時，也利用這樣的機會使得我國的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素質得到發展。

再次，需要構建完善的國內產業集群，形成國內各地區在產業模式上的合作機制。以東部地區的發展狀況看，雖然通過外資和政策得到發展的契機，但是也因為粗放型經濟的發展模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例如環境污染等等。這也成為了我國東部在近兩年來發展速度緩慢的主要原因。因此，東部地區需要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率先完成集約型經濟發展的轉變，盡快完成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然而，我國中西部地區具有龐大的勞動力基數和豐富自然資源，成為了東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良好方向。因此，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聯動模式是客觀可行的。

最后，堅定不移地貫徹以技術創新和勞動力素質提升的發展重心。其實，對于企業發展而言，產品生產的質效水平和勞動力素質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同時也這也是我國大部分企業在規模和質量進一步提升的主要制約。由于行業的發展和革新主要取決于從業人員素質水平、技術層次提升及其所帶來的行業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國家需要從這幾個因素進行周密的規劃，首先是構建完善的發展機制，其次要加大在教育產業的扶持力度，最后還需要強化在社會教育方面的監管，為勞動者素質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礎。

事實上，這些年來，我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增長，而且全國各地區在居民收入水平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然而，這也使得地區發展、區域居民收入差距與中央政府的資源調配等方面的規劃復雜交錯，社會穩定性也受到了相當的考驗。但是，總體水平和個體水平的提升是清晰可見的，而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客觀上也給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者提出了相應的要求，需要避免因為差距過大而引發的社會經濟發展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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