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事業老蟑魚，萬卷琳瑯重石渠

趙宣

摘要 沈津先生是繼顧廷龍、趙萬里、冀淑英等先生之后，新中國第二代古籍版本學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訪談的重點一是在“哈佛模式”善本書志的撰寫；二是在其版本鑒定的實踐案例與經驗。不僅旨在揭橥沈津先生個人獨特的書志撰寫與版本鑒定經驗，更彰顯其背后所蘊含的深邃的圖書館核心價值觀。

關鍵詞 沈津 哈佛模式 版本鑒定 核心價值觀

搶救性地挖掘并保存耄耋以上的前輩學者的版本鑒定經驗與史料已刻不容緩。因此，盡快拜謁像沈津先生這樣蜚聲海內外的著名版本學家就成為縈繞于心的首要任務。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著名圖書館學家程煥文教授評價沈津先生說：“環顧海內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難以尋覓”。遺憾的是，躋身古文獻學界多年，卻和先生無一面之緣，只能不揣谫陋冒昧，在其博客上誠懇留言，然心惴惴然。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們剛剛飛抵廣州執行另一采訪任務之時，竟接到了先生打來的越洋電話，并就我們之便預約了接受采訪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一個月后，當我們在滬上完成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訪談后，終于明白沈津先生為什么能如此親切、和藹而毫無架子了，先生一生以研究、保護古籍文獻為使命，一輩子念茲在茲的，無非乃文脈之傳承，文化之延續。應該說，先生之道，一以貫之。

沈津，1945年生于天津，安徽合肥人。1966年畢業于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在上海圖書館任職后，始追隨顧廷龍先生研習圖書流略之學，潘景鄭、瞿鳳起二位先生襄助之。顧老鼎鼎大名，毋庸贅言；潘先生則是章太炎和吳梅的弟子，精深于版本目錄外，詩詞曲賦也自成一家；瞿先生更是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鐵琴銅劍樓的后人，對于版本尤其是宋元本也是頗具只眼的大家。三位老師的學問之大都是學界公認的，尤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實踐經驗也都是書本上所不載的。人們常說“十年磨一劍”，而能夠追隨顧老杖履30年，于沈津先生而言，真可謂“三十年制一器”。誠如先生所坦言，他大約是1960年代初期至1980年代后期中國圖書館學界中最幸運的人之一了。

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沈津先生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做圖書館學研究。1988年獲研究館員職稱，成為當時中國圖書館學界最年輕的研究館員。曾歷任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三屆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古籍版本分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屆政協委員。1990年起任職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2以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身份再度赴美，繼而經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等多位大師的聯合舉薦，擔任了長達16年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榮休歸國，旋被中山大學圖書館延聘為特聘專家。

盤桓書林50載，先生一生經眼的善本書在2萬種以上，撰有約3000多篇400多萬字的善本書志，已出版的專業論著總量達到800萬字之巨。主要著作有《書城挹翠錄》（1996）、《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辭書版，1999）、《翁方綱年譜》（2002）、《顧廷龍年譜》（2004）、《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9（2006）、《書韻悠悠一脈香》（2006）、《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2006）、《老蠹魚讀書隨筆》（2009）、《書叢老蠹魚》（2011）等。另編有《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2002）、《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2002）、《顧廷龍書題留影》（2004）、《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廣西師大版，2011）等?？梢哉f，用“學富五車、著作等身、名滿學界”這12個字來概況沈津先生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是恰如其分的。

在采訪前期我們雖然已經拜讀了先生有代表性的專著和論文，并臚列了頗為詳盡的采訪提綱，但即便如此，心里還是惴惴不安的，是先生的儒雅和隨和一下子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先生剛剛從美國國會圖書館訪書歸來，他首先介紹了此次為國會圖書館新善本和《永樂大典》所撰的4500字的評估報告的內容，并饒有興致地講述了國會圖書館令人嘆為觀止的善本書庫、未編善本書庫、日本書庫、法律書庫和中文書庫之概況。曾前后四次應邀赴國會圖書館踏訪緗帙的先生，埋首庫房的時間累計已接近50天！我們可以想象，坐擁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庫的那18年，先生又批閱了多少部古籍善本！

“哈佛模式”的善本書志撰寫，是我們項目研究訪談的重點之一。先生耗時兩年完成的150萬字的煌煌巨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以下簡稱《哈佛書志》），累計收錄1450種宋元明刻本，1999年已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豆饡尽访媸篮?，有鑒于哈佛燕京圖書館在整理、開發館藏中國古籍的運思與運作方面所具有的高起點和持續發展的特點，旋被大陸學術界譽之為“哈佛模式”，而該志的出版無疑是“哈佛模式”的關鍵?！豆饡尽返木幾^程本身就體現了“哈佛模式”運作的成功；而正因其成功，“哈佛模式”才凸顯“高起點和持續發展”的實際意義。后因出版社請人所編索引訛誤較多，沈津先生又與大陸赴美訪問學者嚴佐之、谷輝之、劉薔、張麗娟合作，在新增人清刻本、稿本、鈔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畫（不含方志），并對宋元明部分作了修訂補充后，2011年易名《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重版。其實，當初吳文津館長僅僅是要求他寫一部類似于《中國善本書提要》的書志，而先生則認為，書志不能僅僅是館藏卡片內容的放大，而傷害了藏書志“開聚書之門徑”和“標讀書之脈絡”的功能要義。所以，先生不僅超越了吳文津館長的要求，而且還通過與哈佛燕京館藏古籍的審校比對，發現了王重民先生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一書中引文內容的“移花接木”與“斷章取義”等諸多錯漏之處。2013年，6大冊400萬字、囊括了3098種善本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甫一面世，即榮獲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發的“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此后，嚴佐之教授提煉推廣的“哈佛模式”不僅在學術界聲名鵲起，而且以編寫善本藏書志為先導和基礎的項目籌劃，以及以館長統籌、經費穩定、人才引進為結構的項目運作方式，切切實實地為那些計劃或正在編纂館藏善本書志的圖書館提供了一種可資參考借鑒的方法和樣本。

眾所周知，在歐美國家中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收藏的中國古籍最多。而哈佛燕京圖書館自1928年創辦后經過80多年的搜集，無論古籍收藏的數量還是善本書的質量，都達到足以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相頡頏的。追溯其中文古籍收藏，乃是由哈佛燕京學社提供采購經費，當年從中國北平、上海大量采購的，當然也包括40年代“二戰”以后，日本成為戰敗國后流散出來的很多圖書。裘開明先生作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第一任館長，曾親自或委托專人到日本廣泛收集中國古書，不僅豐富了哈佛燕京館藏，而且其中還有很多是中國大陸所沒有的。

美國國會圖書館在1950年代曾經出版過自己的善本書志，那是王重民先生在1940年代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留下來花了幾年時間做出來的，后又經袁同禮先生的加工，著錄775部善本，共10萬字，寫得比較簡單；與此相類，王重民先生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也做過一個善本書志，收書1100部左右，約8萬字，其中大量的是明刻本，也有的是中國大陸所沒有的。遺憾的是，一段時間以來，大多是圖書館的館藏漢籍概況僅能提供簡單的卡片目錄檢索，而且大都沿用舊編目錄，收書未及齊全且著錄不合規范；而1990年代初，由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y Group）支持的《中國古籍善本國際聯合目錄》，頗類似于中國大陸的《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隱患在于各館編者的業務素質、敬業精神參差不齊，客觀條件各不相同，即使體例再好也難以貫徹一致。

沈津先生認為，一部古籍出版后，經過幾百年或上千年，經過無數的自然災害、兵燹或人為的政治因素，能保存至今，實屬不易。今人撰寫善本書志，不僅要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更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乃至搜討佚亡，而備后人征考。所以應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切實繼承藏書志目錄體裁的原創精神，用規定的范式詳備、客觀地揭示圖書的形式和內容特征，而不僅僅是一張張不經過目驗鑒定的卡片的放大，這樣的書志才會對讀者更加適用。因此，《哈佛書志》是將書名、卷數、行款、板框、題名、序跋先作揭示，再著錄作者簡歷、各卷內容、撰著緣由及序跋、版本依據、全書特點，甚至諱字、刻工、寫工、繪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館藏、收藏鈐記等，盡可能地將這些信息一一記錄，供研究者參考利用。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切切實實摸清館藏“家底”，并編出鑒定正確、著錄規范、資訊詳備的書目后，一旦時機成熟，聯合目錄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在沈津先生看來，哈佛燕京收藏的文獻，雖然流落到美東地區，且收藏在一所私立大學的圖書館里，但只是收藏地不同而已，本質上它仍是“公器”。對于在海外圖書館工作的中國人來說，將收藏在美國的一些難得的真本影印出來是一種形式的回歸，而通過“善本書志”這種方式揭示其內容，則是另外一種方式的回歸。正是秉持了“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歷時18年的探踏尋幽，先生為撰寫《哈佛書志》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環顧寰宇之內的善本書志編纂工作，近年來，北美地區收藏中文古籍較多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等都先后編纂出版了各自的善本書志；2002年，中華書局則出版了田濤主編的《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在港臺地區，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也都出版了館藏善本書志，而臺灣地區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國家圖書館”，則于2000年出齊了館藏善本書志。然而，目前大陸較大的公共圖書館，包括大學圖書館、研究所在內，只有蘇州市圖書館和武漢市圖書館出版了古籍善本書志或提要，但也只分別完成了經史和經部而已。雖然大陸圖書館也會編一些索引、專題書目以揭示館藏，若能寫成善本書志，則是更具有學術意義的工作。當然，《哈佛書志》也有缺憾之處，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仍然是60多年來編輯出版的最好的一部藏書志。我們認為，“哈佛模式”的成功，尤其是以沈津先生甘于寂寞、兀兀窮年的學術擔當，應該引起大陸圖書館業界人士足夠的警醒與反思。

訪談的另一重點為版本鑒定的實踐經驗。版本鑒定是一門學問，掌握它的訣竅，無非就是實踐?！段男牡颀垺ぶ簟酚性疲骸坝^千劍然后識器，操千曲然后曉聲?！鄙蚪蛳壬鷱娬{，懂一點中國書史的源流，了解各種版本鑒定的知識還遠遠不夠，至于某些本本上的人云亦云、十人一面，則很難看出作者的真知，即使經驗也甚少體現。如有幸在藏有豐厚資源的重要圖書館的善本部、特藏組、歷史文獻部工作，數十年如一日，經眼數干部乃至更多文獻，再加上“高手”的指點，日積月累，閱歷自然豐富，經驗和教訓也都會使人成長。事實上，顧廷龍先生就是一貫堅信實踐出真知的，而沈津先生追隨起潛師三十年所積累的實踐經驗，我們相信也一定是在大學圖書館學系的課堂和書本上根本學不到的。

沈津先生以某省館藏《太學新增合璧連珠聲律萬卷菁華》的版本鑒定為例。該書10函100冊。海內外僅存83冊，某省館藏80冊，北京市文物局藏2冊，國家圖書館藏1冊。該書前集共120門、60卷，宋李昭圮輯，為天文、地理、君道、治道、人品之屬；后集176門，80卷，宋李似之輯，為職官、經籍、禮樂、兵戎、衣服、儀衛、器用、食貨、技藝、祥瑞、物類之屬。前后集皆各分子目，每目列名君事鑒、名臣事鑒、圣賢事鑒、群書事鑒、諸史事鑒等。全套現存116卷。半頁十五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小字單行。細黑口，四周單邊，雙魚尾，框20.5*16厘米。卷一第一頁前之襯頁鈐有乾隆帝三璽，即“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朱文方印，每冊首頁上方鈐有“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天祿繼鑒”白文方印，以及“天祿琳瑯”小印。其他藏書印則尚有“鮮于樞”和“困學齋”兩方。彩錦封面、黃綾書簽、錦套，孤本。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唐宋編子部。

從書史源流的角度來考證，我們發現，此巾箱本“宋刻”曾經是元代書法家鮮于樞家的插架之物，后一直深藏皇宮天祿琳瑯中，世人難以窺見其真實面目，直至溥儀遜位后才偷運出皇宮。據《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記載，宣統十四年（1922）7月13日至9月25日期間，他們集中運出的古籍珍本，僅宋版書就有199部，其中即有《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這部書。這批古籍出宮后，由溥儀的父親載灃交給載濤，載濤再秘密運到天津靜園。后來這批東西一部分被逐漸變賣了，一部分又隨溥儀運到了東北后不斷流失。某省圖書館所藏80冊，系某省師范大學王曉春之家藏，1962年1月9日售予該館入藏。

但沈津先生卻說，之所以能認定此書不是“宋刻”巾箱本，絕不是先來源于文獻考證，而首當其沖的就是直觀的實踐經驗。其一，紙張就是皮紙，而后面幾種紙張墨色之新絕無宋版可能；其二，宋本上鈐有元人印當屬正常，但鮮于印佚去大半，“困學齋”則完整無損，諦審再三，兩印不真。宋刻本，元偽印，繞過明直接到清，再后面也沒有藏書印，后查驗發現除天祿琳瑯外，其他書目均未著錄；其三，最重要的是，此書有部分頁面天頭及邊欄之右邊均被人用刀割裂，而且割去原紙后又配以他紙，不同紙張的反差很大，原紙為皮紙，配紙為羅紋紙，羅紋清晰可見。為什么要割裂？經驗告訴我們，歷來藏書家對待宋刻本都視若明珠瑋寶，呵護有加，從未見有將宋刻本天頭之紙割裂之事，即使是宋刻殘頁也是敝帚自珍，豈有將宋本卷一第一頁之天頭割去移作他用之理？倒是曾見過割裂天頭的明刻本多種，割裂之紙當移往他處，其作用在修補舊書時以舊補舊，還有就是估人作偽所需。綜合判斷割裂的時間，當在乾隆間或在此之前，書人內廷，館臣版本不辨，故“天祿琳瑯”所藏，尤其是明刻本漫作宋本者甚多。

沈津先生認為，古籍版本鑒定的實踐經驗絕不是故弄玄虛的“觀風望氣”，其來源恰恰是海量的古籍經眼和目驗，它是發現問題并得出基本判斷的前提條件；當然，要想徹底解決問題，還必須與文獻考證相互驗證，二者缺一不可。追溯該書著錄之訛誤，我們發現，昔日北圖僅根據零種殘本就率然定為宋本，導致該省館則據此沿襲。查檢《北京市文物局圖書數據中心藏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文物精萃大系·古籍善本卷》、《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三種書目皆著錄二冊殘本為“宋刻本”，《中國傳世文物收藏鑒賞全書·古籍善本》則著錄此二冊為“元刻本”；今《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00792號，即為某省館所藏120卷及國圖所藏一卷，又《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07150號，為北京市文物局所藏二卷，均以“宋刻本”而入卷。尤為不堪的是，某省館還將書名中的“太學”誤著錄為“大學”，《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53部，更在影印出版時，竟然缺漏了書名中的“聲律”二字。

由此可見，古籍版本鑒定是一門科學，準確鑒定難度較高，來不得半點虛假。無論是紙張墨色，還是字體藏書印的鑒別，都有賴于長期實踐經驗的積累。作為一名古籍工作者，只有鑒定正確才能保證著錄質量，鑒定若有差錯，必將誤導讀者。

“揭示文獻是圖書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圖書館工作最大的失敗則是誤導讀者?！边@就是從業半個世紀以來，沈津先生始終堅守的圖書館核心價值觀。以此為基點，也許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先生常常會毫不留情地對某些知名高校圖書館所撰提要、乃至某些大牌教授所撰書錄提出嚴厲批評，進而對區區地市級武漢圖書館所撰古籍善本書志卻褒獎有加了。沈津先生是一名純粹的讀書人，他一生愛憎分明，從不會虛與委蛇。比如對耗資2億2千萬的過云樓藏書之收購，先生就一直不以為然。先生認為，過云樓藏書中，晉張堪注八卷本《沖虛至德真經》兩冊，標為元刊黑口本，實為明正統五年刻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續集乃明刻本；明代汲古閣刻本則大多是叢書零種，國內各大圖書館多有復本?！霸跒閿挡欢嗟膫魇浪慰瘫局?，只有《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和小字本《通鑒紀事本末》留存最多，這難道正常嗎？”先生直言不諱。

回顧沈津先生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我們將它概括為三個階段：在上海圖書館時的30年磨一劍；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則是將稀見文獻化身千萬、嘉惠學林的18年；而榮休歸國后，則是全面總結與經驗傳承的4年。應該說，是歷史賦予了他獨特而豐富的個人閱歷，并造就了先生的目光如炬與視野開闊。

2014年，沈津和卞東波兩位先生合作編纂出版了《日本漢籍圖錄》，囊括了1800種左右的日藏漢籍，煌煌9冊巨著開啟了大規?？偨Y、整理日本漢籍之先河?！爸袊m然已經出版了不少古代善本的圖錄，但從沒有出版過中國之外的漢籍圖錄。就日本來說，雖然也出版過所藏歷代刊刻的中國典籍圖錄，如《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日本出版的一些文庫的書影也包括了部分和刻本書影，如杏雨書屋所編《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但卻從未出版過完全以日本翻刻的中國典籍或日本學人纂注的漢籍圖錄”?！氨尽秷D錄》的出版對于我們了解這些深藏于日本的漢籍起了非常重要的幫助作用，是了解日本漢籍形制的第一手數據，也可以藉此比對中日不同版本間的差異。所以《圖錄》對了解日本印刷史也有不容忽視的參考價值”。根據計劃，不久的將來，兩位先生還將聯袂整理出版《清代版刻圖錄》，總量將達到10至12本，該書之亮點仍在于有別于他本，努力突破二黃本囿于所見之局限?！拔覀兊臅灰轫?，卷一第一頁”，先生坦言，“要做就做看得見、摸得著、靠得住的東西，才會對后人有所幫助?！?/p>

臨別之際，年逾古稀的沈津先生，還向我們透露了即將完稿的新書《沈津古籍版本三十講》的寫作框架，“《書林清話》沒有寫的我來寫，絕不人云亦云?！边@還是先生一貫的學術氣度。以書價為例，明代萬歷以前是看不到書價的，但正如彭信威《中國貨幣史》所言，書價又是最難找的。彭書也就舉了三四個例子，有的還不是第一手資料。而先生一生經眼的善本書和普通線裝書各在2萬部左右，翻閱過的明刻本則在1萬部左右，填補書價之空白，非先生莫屬；再以藏書印為例，小小一方藏書印的鑒定，先生卻往往能佐以幾十個例子來證明。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堅信，除了實踐經驗，版本學更似人文社科領域的“自然科學”，更應發揚乾嘉諸儒“無征不信，無信不立”的樸學傳統，才能最終做到學不可誣、難而后獲。

“玉翦堂前萬卷儲，一偏許讀樂何如。浮生愿向書叢老，不惜將身化蠹魚”?！拔沂菚鴧怖象剪~，駱駝橋畔自欷歔。羨君食盡神仙字，寧靜舍嘉愧不如”。古籍版本學的第一要義在于目驗，恰恰是這五十年的書叢生涯，甚至是堪稱“蠹魚”的歲月，造就出了沈津先生這樣一位杰出的版本目錄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