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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學人文通識課到課率與課堂因素關系探究

2017-01-09 22:00周建新楊樺華吟
高教探索 2016年12期
關鍵詞:研究型大學關系

周建新 楊樺 華吟

摘要:通過對華南理工大學2015-2016學年第2學期人文通識課到課率的跟蹤調研,結合主客觀分析,發現人文通識課到課率與教師職稱、教師外形、教師性別、課堂活躍度、點名頻率、作業量、班級規模、考試方式這8個課堂因素有直接關系,并揭示了其間的關系特征,希望對提升高校人文通識課到課率有所啟示。

關鍵詞:研究型大學;人文通識課;到課率;課堂因素;關系

當前,通識類課程已成為高等教育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人文通識課的重要性在不斷提升。尤其在理工類高校中,人文學科課程與學生的理工專業課程可以起到互補作用,有利于拓寬學生的思維視野,使學生從不同思維角度思考問題,從而促進他們在各自領域更全面、平衡地發展。在評價課程有效性的依據中,課堂到課率占據重要地位。到課率越高說明課程越有價值,表明了學生對教育資源的肯定。反之,到課率偏低,說明課程存在一定不足,未獲得學生高度認可,教育資源未被充分利用,課程亟待完善。

然而,據相關研究,當前各大高校通識課的到課率總體而言并不令人滿意,課堂缺勤現象屢見不鮮,這可說是教育資源的一種浪費,絕不能忽視。雖然越來越多的高校已經采取一些辦法來改善人文通識課到課率低的情況,例如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實施獎懲措施等,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終究尚未有令人非常滿意的結果。影響人文通識課課堂到課率的原因多多,且其中有些原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交織,是動態、復雜的關聯關系,難于同時改善或解決。影響到課率的原因也有課內原因和課外原因之分,課內原因包括這些因素:教師(如外形、職稱、年齡、話語風格)、教學方法(如填鴨式教學、互動教學)、教學內容(如有趣有用、有趣無用、有用無趣、難易等)、教學場所(如教室光亮或陰暗、教室樓層高或低、教室空氣干燥或潮濕、教室溫度高或低等)、教學時間(如白天或晚上、周末或假期等);課外原因包括這些因素:天氣(如天氣宜人或雷雨暴雨天氣)、學生(如身體健全或殘疾、身體生病或無恙、情緒低落或高漲或正常、學生對課程內容、教師和教學方法的喜好等)、課外活動(課外活動如社團活動是否與上課時間沖突、其它課程上課時間是否與本課程時間沖突等)、以及其它不可預料的課外原因。不論課內還是課外因素,它們都會共同和微妙地影響課程到課率,其共同影響的復雜性和微妙性是難以一一厘清的。

然而,不論問題有多復雜,解決問題的努力決不可停歇。為了解影響人文通識課到課率的各課內因素(或稱課堂因素)各自起的作用特點,筆者與其他人員一起對華南理工大學2015-2016學年第2學期開設的118門人文通識課進行了全程跟蹤調研。調研方式包括隨堂聽課記錄、問卷調查、對教師和學生進行訪談等,隨堂聽課記錄包括記錄學生到課率、課程名稱、課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要求、課堂活動特點、點名頻率、考核方式、班級人數規模、教師外形特點、職稱和性別等,以便深入了解每一門課程到課率與各課內因素的關聯關系。經過一個學期的調研,我們對調研數據進行了整理和統計,得出以下發現。本文所稱的人文通識課包括人文科學通識課和社會科學通識課,為了行文便利,簡稱為人文通識課。

一、到課率與課堂因素關系的主觀分析

為了便于分析,筆者將調研的118門課程的調研數據進行了整理,由于有些課程的調研數據不夠完整,只整理出完整、有效的113門課程的數據。筆者將每門課程的數據分別按課程名、教師姓名、教師外形和性格、教師職稱、教師性別、教學方法、課堂活躍度、點名情況、作業情況、考試方式、班級人數規模、應到人數和每次課實到人數等進行分類,形成了113門課程的分類數據表,即113組數據,以下分析就是基于這113組有效數據進行的。

總體來看,在113門通識課程中,有近一半課程的到課率在60%-80%之間,也存在個別課程到課率極高或極低的現象。由于在調研過程中清點到課學生人數時存在一定不確定性,比如在清點到課人數時可能出現學生有特殊情況已暫時離開教室的現象,因此實際到課率應更高一些,但不會相差很大。但無論如何,全校的人文通識課60%-80%的到課率并不是很理想??梢?,探究影響通識課到課率的因素,包括課內和課外因素,以利于采取應對和改善措施,提高到課率,這是非常必要的。

調研數據也表明,學生到課率也存在著一定的依時間而變化的趨勢。約有61%的課程,其到課人數的最大值出現在第一和第二次課中,換言之,在人文通識課開課最初的兩次課,到課率通常是比較高的。而在學期期中階段,到課人數逐漸回落至平穩。這一現象的出現可能是由于課程沒有達到學生預期期望值,抑或是學生在摸清課程教學要求特點之后選擇“偷懶”曠課,使得到課率有所下降。此外,臨近期末時,到課人數又有所回升,這可能是學生需要了解期末考試相關事項所致。

總之,本次調研的人文通識課到課率的總體特點是:到課率多集中于60%-80%之間,也存在少數兩極分布,總體到課情況不理想。到課情況存在一定的時間影響趨勢,具有先高后下降,最后稍許回升的特點。

以上是總體情況,下面是對一些具有共性或類型化數據的具體分析。

(一)極低到課率與課堂因素關系

調研發現,有12門課程(約占11%)的人文通識課平均到課率低于50%,即到課人數不足一半,這說明存在大部分學生曠課的現象,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對比這些課程的調研記錄數據表,可發現一些共同特點:授課教師形象的描述中類似“年輕”、“時尚”的字眼出現得較多,這些課程的課堂活躍度普遍一般,點名頻率大都較低,課堂作業大部分較少。最為顯著的一點是,絕大部分課程是應到人數達到120人的大課堂(如表1所示)。

(二)極高到課率與課堂因素關系

調研發現,有6門課程(約占5.3%)的到課率高于90%,也就是說學生幾乎全勤。甚至其中有個別課程的到課率高于100%,原因在于一些沒有選修該門課程的同學也前來聽課,這部分同學數量不少,且幾乎每周如此。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6門課程中有些課程開設了幾個班,在不同時段授課,但到課率同樣很高,例如《西班牙語初級》和《學術英語寫作》課程,這說明這些課程不論在何時段上課,也不論是哪些學生聽課,學生們都很愿意到課。對比發現,這些高到課率課程多為全英課程,課程的班級人數規模均不超過60人。授課教師均為女性,且調研記錄中多次出現“漂亮”、“長相好”等字眼。多數課程課堂較活躍,點名頻率低,作業較多(如表2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高到課率的全英人文通識課的相關課堂因素具有如表2中的特點,即教師為女性,長相好,課堂活躍,很少點名,作業較多,小班授課。

(三)不同教師講授同一門課程的到課率與課堂因素關系

調研中發現有不同教師講授同一門課程而到課率不同的情況。例如,“創業學”由三名不同教師授課,但到課率略有不同,觀察其存在差異的課內因素特征,發現由女教師授課的那門課程班級的到課率要比由男教師授課的另外兩個班級高,并且其課堂活躍度明顯更高。類似的情況還存在于《大學美育》和《嶺南文化》課程中,女教師授課以及課堂氣氛更活躍時到課率更高。此外,《物流與社會》課程的對比組可比性較強,該課程開設的3個班分別由3位外形長相接近的中青年女講師授課,另外其他的課堂條件幾乎完全一致,在這種情況下,3個班的到課率特點是:課堂活躍度和點名頻率高、以及作業量多的班級到課率更高(如表3所示)。

由此可以推斷,不同教師講授同一門課程的不同班級的情況下,高到課率的班級其課堂因素特征如下:女教師班級比男教師班級到課率高,課堂活躍度和點名頻率較高以及作業較多的班級到課率也相應較高。

(四)同一教師講授不同課程的到課率與課堂因素關系

調研中也發現有同一教師講授不同課程的情況,雖然案例不多,但也能說明一定的問題。比如,同一教師在兩門課程中采用的授課方式相似,其課程作業、點名、考試的情況也類似,但到課率還是有所差異,例如有一位教師講授的“創業學”與“營銷學原理”的情況就是如此。這說明與教師和教學方法無關的因素也在影響著到課率,例如課程內容本身的吸引力或者其它課外因素。

(五)小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響人文通識課到課率的課堂因素有多個,包括教師外形、教師性別、課堂活躍度、點名頻率、作業、班級規模等。其中對提升到課率有正面積極促進作用的課堂因素特征顯示為:長相好的女教師、課堂活躍度高、作業較多、小班授課。而對提升到課率有消極負面作用的課堂因素特征顯示為:外表年輕時尚的教師、課堂活躍度低、作業少、大班授課。此外,據前述分析,課堂點名頻率的高低對課程到課率的影響不具確定性。

二、到課率與課堂因素關系的客觀分析

通過以上對113組調研數據進行的分析,發現了影響課程到課率的諸個課堂因素及其與課程到課率的關系特征,為進一步研究這些因素具體是如何起作用的,筆者借助計量經濟學工具,采用建立回歸模型的方式進行客觀數據分析。首先,將113組調研記錄數據中的主觀分類剔除,留下教師職稱、教師性別、課堂活躍度、點名頻率、作業量、考試形式以及課堂總人數這些客觀分類,且為了方便建模,對這些非數字化的課堂因素分類進行數值替換,具體替換形式如表4所示。

由于樣本數量不是很多,分析結果會存在一定誤差,此模型只解釋了到課率波動的43.19%。但是,由于調研對象學校所開設的人文通識課數量也有限,此模型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根據模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一些課堂因素與到課率是正相關的關系,另一些因素則是負相關的關系。在正相關的課堂因素中,可以看到,課堂越活躍、點名頻率越高、作業越多、考試越嚴格、班級人數規模越小、由女教師授課的課程,其到課率可能會越高。在這里,通過模型分析,就可以明確地看到在前一部分的主觀分析中無法確定的點名頻率對到課率的影響,其對到課率的影響是正相關,即可以促進到課率的提升。

三、結論

通過對113門人文通識課的113組調研記錄數據的主觀和客觀分析,發現了到課率與8個課堂因素的關系及其特征。具體而言,人文通識課到課率與教師職稱、教師外形、教師性別、課堂活躍度、點名頻率、作業量、班級規模、考試方式這些課堂因素有關,其中,女性教師更受學生歡迎,而教師職稱、班級規模與到課率呈負相關關系,其余5個因素與到課率呈正相關關系。換言之,教師職稱高、班級規模大、男性教師授課,對課堂到課率的提升可能沒有明顯的作用,到課率可能偏低,而教師長相好、課堂活躍度高、多點名、多布置作業、考試嚴格,則可能有利于提升課堂到課率。此外,年輕教師穿著時尚也不一定有利于提升課堂到課率。

綜上所述,通過對華南理工大學2015-2016學年第2學期開設的118門人文通識課的調研,提取其中113門課程的有效調研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了課堂到課率與相關課堂因素的關系特征。限于數據量的限制,其發現有一定局限性,但也應有一定參考價值,希望這些發現能對目前中國大學中亟需解決的提升人文通識課到課率的問題有些許啟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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