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穩健性和權益資本成本研究

陸杰+吳夢云+張春景+張希羚

【摘 要】 權益資本成本是權益資本的必要報酬率，而會計穩健性則指會計在確認損失和收益時的非對稱性。以2012—2014年滬深主板A股市場上市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市場的最新數據為樣本，利用Basu模型及其擴展、CAPM模型等，考察會計穩健性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會計穩健性，且穩健性程度越高，投資者面臨的信息風險越小，從而導致權益資本成本越低。該結果支持會計穩健性的積極作用，為上市公司通過堅持會計穩健性原則降低權益資本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果提供了理論和實證支持。

【關鍵詞】 會計穩健性； 權益資本成本； Basu模型； CAPM模型

【中圖分類號】 F230.9；F27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6）24-0047-05

一、會計穩健性及權益資本成本

（一）會計穩健性及其計量

會計穩健性，又稱謹慎性原則，是會計基本原則之一。Stickney and Weil[1]等認為，會計穩健性越高意味著更慢的收入確認和更快的費用確認，以及更低的資產估計和更高的負債估計，這個標準會導致更小的累計報告盈余；Basu（1997）則從損益表視角將穩健性定義為：會計核算時，會計盈余對當期可能引起股票收益率增加的事項（好消息）的確認比當期可能引起股票收益率降低的事項（好消息）的確認要慢。正是由于Basu（1997）將會計穩健性的定義從損益計量的數量大小轉向損益計量的時間快慢，從而將會計穩健性的實證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與此同時，雖然Basu模型可以用來測量所有企業總體上是否存在穩健性，但更多用來做定性判斷，存在著同質性假設，而事實上我國上市公司在會計政策選擇以及會計估計中存在很大的異質性，為了反映不同公司之間穩健性程度的差異，本文在Basu模型基礎上進一步采用Khan & Watts[2]提出的模型計算公司的穩健性，它在Basu（1997）模型基礎上進行了拓展，用C-Score值來表示公司穩健性的高低。

（二）權益資本成本及其度量模型

權益資本成本，也稱為股權資本成本，主流學界對其往往有以下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企業為取得和使用這部分資金所花費的代價，包括籌資成本和使用該資金的成本。二是投資于某一項目或企業的機會成本。正是由于對股權資本成本的理解不同，在實際操作中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計量方法：前者按實際支付的本利和現值作為計量依據；后者按投資者要求的報酬率來計量。權益資本成本常用度量模型有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三因素模型以及非正常盈余增長率模型等，其中，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簡稱CAPM）基于投資者是價格接受者、投資者進行的決策是基于短期的考量、投資者的投資范圍是公開交易的證券資產、交易成本為零等假設而被提出，CAPM模型一經產生，就被廣泛采納和使用，原因主要在于其理論基礎完善，操作方便，實用性強，同時該模型的預測結果也比較精準。由此，本文選擇CAPM模型對權益資本成本進行研究。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

Watts[3]認為，會計穩健性的作用機制包括四個方面：債務合約、權益合約、法律風險以及稅收成本。當企業會計穩健性程度較高時，投資者通常認為企業管理層對未來經營前景自信和對未來收益成長性有較高的預期，證券市場往往對穩健性較高的會計盈余以更高的價格益酬（Premium），即更低的權益資本成本。在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作為會計信息質量基本要求之一，通常要求在財務報告中及時確認不利的信息，因此好公司通常通過高會計穩健性水平向信息劣勢方的投資者傳遞這一信號，從而提高投資者對該公司的認可程度。如果處于信息劣勢的一方是股東，就可能降低該公司的股權成本。如果處于信息劣勢的一方是債權人，則會帶來債務成本的降低。從信號理論的角度來理解會計穩健性就是，會計穩健性的產生源于信息不對稱，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信號傳遞的扭曲問題?；谏鲜龇治?，提出假設1。

假設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會計穩健性與公司權益資本成本呈負相關關系。

會計穩健性是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其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可能作用機制是緩解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代理成本，即會計穩健性高，其代理成本將得到一定的緩和，其經營效率可能超過一定的預期水平，從而產生一定的股票價值溢價，即權益資本成本得以降低。如果會計穩健性存在該作用機制，則可以進一步推論：代理問題越嚴重的企業，投資者對穩健的會計信息的需求越高，即會計穩健性對權益資本成本的效用越強。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在證券市場的發展中，存在著大量國有性質的上市公司。眾所周知，國有上市公司雖然存在名義上的所有者，但并不是最終的剩余權益要求者，即存在嚴重的所有者缺位現象[4-5]，本文進一步認為，相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國有企業的代理問題更嚴重。據此提出假設2。

假設2：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國有企業的會計穩健性對權益資本成本的降低效用更明顯。

會計穩健性作為企業對外發出的信號，表明企業的發展前景良好，經營風險較低，從而使得外部投資者給予更高的估值，即企業權益資本成本得以降低。據此本文推測：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大，則意味著本身向資本市場傳遞著經營前景良好、違約風險較低等信號，同時也意味著會計穩健性向資本市場傳遞的信息含量明顯降低[6-8]。對此，亦可以從收益數量和收益質量之間的關系來理解：當某企業收益數量增加時，本身向外部投資者傳遞著經營前景良好、違約風險較低等信號，此時對反映收益質量的會計穩健性這一信號的需求相對來說要小于收益數量小的企業?？傊?，盈利能力越弱的企業，其會計穩健性對資本市場傳遞的信息含量越高。據此提出假設3。

假設3：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相對于高盈利能力企業而言，盈利能力較弱的企業其會計穩健性對權益資本成本的降低效用更大。

三、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2—2014年在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主板A股上市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市場的最新數據進行研究，剔除了財務數據缺失的樣本。經以上步驟，共獲得樣本498家，其中2012年123家，2013年175家，2014年200家。樣本均來自Choice金融終端數據庫，本文采用Excel和STATA軟件進行處理。

（二）會計穩健性及權益資本成本的測量

1.會計穩健性的測量

穩健性水平的測量，一般都采用Basu（1997）模型，Basu認為，會計穩健性指對“好消息”和“壞消息”確認上的非對稱性，也就是說會計盈余對“壞消息”即損失的反映要比對“好消息”即收益的反映更加及時。因此，Basu以公司的股票回報率是否大于零作為消息好壞的替代變量，研究會計盈余對壞消息反映更加及時，從而證實了會計穩健性的存在。建立模型如下：

EPSi，t /Pi，t-1=a0+a1DRi，t+a2Ri，t+a3DRi，t×Ri，t+δ （1）

其中，EPSi，t /Pi，t-1表示會計盈余，公司i披露的第t年每股收益除以第t年期初每股股價；Ri，t表示公司i在第t年的年度股票收益率，計算公式為Ri，t=∏（1+rij）-1，其中rij為個股月回報率，j表示月份，取1至12；DRi，t表示虛擬變量，若Ri，t小于零，取1，否則取0；δ表示隨機誤差項。該模型中Ri，t的系數a2表示盈余對好消息的反映程度，DRi，t×Ri，t的系數a3表示盈余對壞消息增量的反映程度，a2+a3表示盈余對壞消息的反映程度。a3度量了會計盈余反映壞消息的程度比反映好消息的程度高出的部分，若a3顯著大于零，說明企業更快地反映未實現的損失，即存在穩健性。

由表1可以看出，2012年的會計穩健性均值要比2011年高。這說明樣本上市公司的會計穩健性程度總體趨勢是上升的。C_Score最小值為-0.0047981，最大值為0.038062，據詳細統計，總樣本中C_Score>0的有337家，約占總樣本的68%，具有穩健性的上市公司已經在個數上占絕對優勢。C_Score均值為0.000399，2010—2012年的各期均值均為正；標準差為0.0020541，就整體水平來看，我國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市場上市公司的會計政策偏穩健。

2.權益資本成本的度量

風險定價就是只對投資組合中的系統風險進行定價。因此，風險資產的期望收益率可以用如下公式計算：

RCAPM=Rf+βi（Rm-Rf） （5）

本文運用CAPM模型計算權益資本成本。其中無風險報酬Rf數據根據央行當年一年期的再貼現利率，分別為3.33%（2010）、3.85%（2011）、3.85%（2012）。市場平均報酬率Rm根據證據市場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制造業的平均市場報酬率計算，三年的Rm分別是-14.46%、-21.64%和3.12%。βi表示公司的系統風險系數，反映了資產的風險大小，用于衡量企業風險相對于整個市場風險的程度。其數據直接來源于Choice金融終端數據庫。然而由于2010、2011、2012三年的股市震蕩厲害，嚴重扭曲了股市，從而導致RCAPM的計算值為負值，直接影響著數據的運用?？紤]到以上因素，因此本文進一步采用一年期的銀行平均貸款利率作為股票市場平均報酬率的代理變量。

3.控制變量的選擇

本文控制了一些與權益資本成本相關的變量：ROE，EG，LIQ，ITR，TAR。變量定義如表2。

（三）模型設計

為了驗證會計穩健性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即假設1的驗證，本文采用模型6進行假設檢驗。模型6中Contrvariable1為表2所列示的控制變量，C_Score是各公司年的穩健性指數，該數據來源于模型3的計算結果，η1表示各公司年的隨機干擾。對模型6進行OLS回歸檢驗，主要關注會計穩健性（C_Score）的系數β1，如果該系數顯著為負，則說明會計穩健性程度越高，權益資本成本越低；反之，會計穩健性程度越低，權益資本成本越高。

模型7中，解釋變量State是企業股權性質啞變量，當上市公司為國有企業時，該變量取值為1，反之為0。β3是會計穩健性與股權性質交互項的系數，如果該系數顯著為負，則說明國有企業會計穩健性對股權資本成本具有更顯著的降低效果。其他變量與假設2一致。該模型中β3如果顯著大于零，則說明假設2成立。

模型8中，解釋變量Bad是公司盈利能力啞變量，本文中將498個公司年樣本數據按照凈資產報酬（ROE）從大到小排列分成高盈利能力組和低盈利能力組，如果樣本屬于低盈利能力組，則Bad取值為1；如果樣本屬于高盈利能力組則Bad取值為0。β3是會計穩健性與公司盈利能力交互項的系數，如果該系數顯著為負，則說明盈利能力越弱的企業，其會計穩健性對股權資本成本具有更顯著的降低效果，因為收益越低的上市公司對收益質量的需求也越高。其他變量與假設3一致。該模型中β3如果顯著小于零，則說明假設3成立。

（四）研究結果分析

表3反映了股權資本成本（COC）對相關影響因素的回歸情況。本文主要關注上市公司會計穩健性（C_Score）的回歸系數是否顯著為負值。從表3來看，會計穩健性（C_Score）的回歸系數全部為負，這說明會計穩健性與公司權益資本成本呈負相關關系，也為假設1提供了部分證據。表3還反映，ROE和EG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盈利能力（ROE）和成長性（EG）對于權益資本成本存在著積極的效應。說明我國資本市場估價體系對盈利能力和成長性等特征的重視，這與國際發達資本市場基本一致。另外，LIQ、ITR和TAR的回歸系數沒有顯著性，說明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資產管理效率等會計信息對權益資本成本沒有明顯的降低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資本市場對償債能力、資產管理水平等財務指標不夠關注。

表4反映模型7的回歸結果，其主要目的是驗證假設2，即會計穩健性是否存在通過緩解代理成本進而降低股權資本成本這一作用機制。解釋變量State是企業股權性質啞變量，當上市公司為國有企業時，該變量取值為1，其余為0。本文關注的是會計穩健性與股權性質交互項的系數β3是否顯著為負。從表4的數據來看，交互項（C_Score×State）的系數β3并不存在明顯的效用，說明國有企業會計穩健性對股權資本成本并沒有更顯著的降低效果。同時該結論還可以進一步推測，會計穩健性并不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緩解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

表5反映模型8的回歸結果，其主要目的是驗證會計穩健性是否具有向資本市場傳遞良好前景和低風險等信息進而降低企業權益資本成本這一作用機制。解釋變量Bad是公司盈利能力啞變量，如果Bad取值為1，則樣本屬于低盈利能力；如果Bad取值為0，則樣本屬于高盈利能力。如果會計穩健性與公司盈利能力交互項（C_Score×Bad）的系數β3顯著為負，則說明盈利能力越弱的企業，其會計穩健性對股權資本成本具有更顯著的降低效果，進而說明會計穩健性具有較強的信息含量。

從表5反映的結果來看，無論是全樣本還是分樣本，C_Score×Bad的回歸系數全部為負，說明盈利能力低的企業其會計穩健性對權益資本成本降低的效果更明顯。進而說明，會計穩健性存在如下作用機制：穩健性越高，向包括潛在股東在內的外部投資者傳遞的經營前景越好和經營風險越低等信息，權益資本成本越低。這也為假設3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支撐。

四、結論與展望

本文選取2012—2014年數據，采用Khan & Watts 模型度量會計穩健性，研究結果顯示，會計穩健性在我國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中真實存在著，并且呈現越來越穩健的趨勢；其次，針對我國資本市場會計穩健性原則的應用情況及其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挑選應用相對廣泛的CAPM模型進行回歸計算及檢驗，對會計穩健性與權益資本成本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顯示，若控制變量不變，會計穩健性能夠降低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且顯著負相關。進一步檢驗發現，會計穩健性對上市公司權益資本成本的作用機制不是緩解代理成本，而是信號傳遞機制。

上述結論帶給我們如下啟示：首先，上市公司采用的財務報告會計原則越穩健，其在籌資方面所要花費的權益資本成本就越少，支付給投資者的股利相對較少，節省下的資金與獲得的籌資額能夠為公司的經營狀況注入新鮮血液和活力，對公司的長遠發展大有裨益[9]；其次，股東對會計穩健性原則的強烈要求，可以監督管理者的道德風險問題，發現不利于公司長遠發展的投融資項目，盡早放棄凈現值為負的項目，維護投資者權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此外，穩健的財務報告也能降低外部投資者與公司內部人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保護外部投資者。因此，上市公司應該繼續遵循并發展會計穩健性原則[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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