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確立

李先進

摘要：從東漢班固開始使用“實事求是”，直到明清考據學重新提出“實事求是”，其含義都是限于治學的態度和方法，甚至使考據學走向了死胡同。自毛澤東之后它的涵義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毛澤東受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務實求真思想的影響，并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賦予了“實事求是”在哲學方面新的內涵，使實事求是煥發了新的光芒，使實事求是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

關鍵詞：毛澤東；實事求是；考據學；湖湘文化；溯源

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叫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是實事求是，中央黨校的校訓也是實事求是，這是巧合嗎？不是巧合。這些都與毛澤東有直接的聯系。

一、“實事求是”一詞的歷史淵源

“實事求是”這個詞最早見于東漢史學家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記述漢景帝的兒子河間獻王劉德，他一生酷愛藏古籍，曾從民間出高價買了很多先秦時期的舊書，因為自從秦始皇焚書后，古文書籍比較少見，他整理得整整齊齊，進行認真地研究。他刻苦鉆研，很多讀書人都很佩服他，愿意和他一起進行研究。他在編撰《漢書》時，贊揚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币馑际钦f，劉德愛好古代文化，喜好真本、善本書籍，對古代文化的研究十分認真，總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實根據以后，才從中求得正確可靠的結論來。

唐代顏師古作《漢書注》，對“實事求是”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敝笤谔瞥矝]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重視。

隨著明清考據學的興起，重新提出漢代的“實事求是”。清朝乾嘉考據學派，則把“實事求是”當作治學的宗旨和基本方法。清代考據學代表人物很多，尤以惠棟、戴震為巨匠?；輻澥菂桥煽紦W奠基人，其治學風格“以‘博學好古為宗旨，凡漢儒舊說（包括陰陽五行）都認為‘可寶”。[1]惠棟認為經典之義就存于訓詁之中，所以“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盵2]戴震為皖派考據學的開創者，治學“以‘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為宗旨”。[3]他主張從訓詁、考據等入手，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自惠棟、戴震開啟吳、皖兩派考據學，考據學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與方法就得到清朝學者的追捧。比如，錢大昕（1728～1804年）提出“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4]并稱贊戴震“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5]；汪中（1745～1794年）自述其治學宗旨是“為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6]；洪吉亮（1746～1809年）反對宋儒的空疏，推崇邵晉涵“于學無所窺，而尤能推本述原，實事求是”[7]；凌廷堪（約1755～1809年）也推崇戴震，說“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8]。阮元（1738～1849年）是乾嘉學派考據學集大成者，自稱“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研經室集》《自序》）阮元運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對儒學的若干重要命題做了新的解釋。他的考據學派重新提出實事求是在歷史上曾起過積極作用。

在近代，梁啟超也將“實事求是”寫進了《京師大學堂章程》之中：“本學堂以實事求是為主”。

從以上可以看出，自東漢至清末，實事求是基本上就是指治學態度和方法的，沒有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上形成多大的影響，更不用說對實事求是進行唯物主義的解釋了。甚至考據學還將人們帶進了死胡同，一味地注重考據，從而形成了一種埋頭故紙堆、脫離社會現實的學風。甚至梁啟超也批評說：“夫清學所以能奪明學之席而與之代興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實也？今紛紜于不可究詰之名物制度，則其為空也，與言心言性者相去幾何？……要之清學以提倡一‘實字而盛，以不能貫徹一‘實字而衰，自業自得，固其所矣?！盵9]段玉裁晚年也感慨說，自己一生“喜言訓詁考核”，是“尋其枝葉，略其根本”，最終“老大無成，追悔已晚”。[10]

二、實事求是與毛澤東關系的淵源

那“實事求是”與毛澤東有什么關系呢？

這又要從湖湘文化說起。漢代以后，湖南逐步開發，三湘人民祖輩受到惡劣的氣候侵襲，冬寒夏暑，春秋兩季變化無常，形成了對天道變化無常道理的認同和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湖南自古為南北兵家必爭之地，元代和清代有兩次在中央政府鼓勵和安排下的大規模移民，這為其提供了厚實多元性的文化基礎。近代有人說，湖南之所以人才輩出，因移民之緣故。特別是從王船山的旁征博引、評述宏論，到魏源的洋為中用，再到曾國藩的篤實學風，“唯實”的思想一以貫之，形成了湖湘文化的獨特魅力。

而岳麓書院是傳承湖湘文化的重要陣地。岳麓書院在北宋開寶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創建。北宋時，周式任岳麓書院山長，其辦學成績卓著，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見，并要任命他為國子監主簿，留在宮廷中講學，但他堅決要回岳麓執教。宋真宗被他的精神所打動，答應了他的請求，賜給其內府書籍，并書寫了“岳麓書院”匾額。在南宋時，著名理學大師張栻主持書院，朱熹曾兩次從福建遠道來此講學，從而使岳麓書院有“瀟湘洙泗”之譽。有不少重要歷史人物就讀于書院，如王船山、魏源、左宗棠、曾國藩、胡林翼、郭松濤、曾國荃、劉長佑、楊昌濟等。書院后改學堂，有大批愛國人士如唐才常、黃興、陳天華、鄧中夏、蔡和森等求學于此。青年毛澤東，1916年暑假期間曾寄居于此，1918年6月再次寓居書院主編《湘江評論》，被查封后，1919年秋，毛澤東又在書院半學齋主編《新湖南》。

有人認為岳麓書院講堂入口匾額上的“實事求是”四個大字，給青年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對后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有直接影響作用。

筆者認為，這種影響也可能是一個方面，而真正的影響還是湖湘文化推崇理學、經世致用、倫理踐履的思想影響了毛澤東。著名學者李佑新教授對毛澤東受湖湘文化影響深入研究過，認為青年毛澤東在長沙就讀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傳承湖湘文化并體現在教風和學風上。學校的《教養學生之要旨》規定：“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勢，察社會之情狀，實事求是”。[11]這些思想在青年毛澤東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時湖南第一師范大批優秀教師的思想對青年毛澤東影響也極為重要。如楊昌濟。楊昌濟是當時著名的倫理學家和教育家，他學貫中西，并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他研究王船山，欣賞魏源，折服曾國藩，推崇譚嗣同。尤其對船山之學頗為用心，注重其經世致用之學：“以古證今，痛論時弊，儲備經世之學，以詔來者?！盵12]他也注重研究開啟晚清務實學風的魏源，曾經把魏源視為自己的老師；對他影響極大的是曾國藩兼重義理與實學的思想，他是由衷佩服，“曾文正謂經濟之學，當以能樹人能立法為主。余謂改良社會之物質生活，能為百年之計者，乃是真人才?！盵13]他與譚嗣同同時代，對其戊戌變法時的表現極為推崇，“覺得譚瀏陽英靈充塞于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14]，他對于譚嗣同舍身為國的英勇壯舉表示出強烈的敬仰之情。

楊昌濟執教于湖南第一師范，自覺地承擔起對湖湘文化薪火相傳的重任，尤其是他主講哲學、倫理學，使得他對湖湘文化傳承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與作用。他在所教弟子中特別欣賞毛澤東，而青年毛澤東對楊昌濟也最為佩服。在1936年，毛澤東接受斯諾采訪時說：“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15]。楊昌濟強調：“知則必行，不行則為徒知，言則必行，不行則為空言，……故學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實行也?！盵16]他對學生也十分注重“力行”的教育。青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也記載：“古者為學，重在行事”[17]。在讀《倫理學原理》的批注中，青年毛澤東又進行了發揮：“倫理學之正鵠在實踐，非在講求”[18]。在道德修養上的重“行”精神，養成了青年毛澤東注重實踐、辦事精細認真的性格；因此在同學中甚至流傳著“潤之是實際家”[19]的說法。楊昌濟認為：“近世漢學家言，薄虛悟而尚實證，夫其尚實證是也。然但求實證于古而不求實證于今，但求實證于文字而不求實證于事物，又豈得謂實哉？”因此他提倡“學者務積功于實事實物?！盵20]楊昌濟的這種教導和解釋，以及岳麓書院“實事求是”的匾額、第一師范“察社會之情狀，實事求是”的教育宗旨和注重實踐的教育要求，構成了一種注重實際、實事求是的文化氛圍，深深地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的性格。這為后來毛澤東在革命生涯中，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詮釋“實事求是”的內涵奠定了基礎。

三、實事求是成為黨的思想路線與毛澤東關系淵源

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后，經世務實、實事求是的思想就變得比較明顯。他認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盵21]應該說，這一獨到的見解是毛澤東后來注重調查研究、倡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思想基礎。1919年，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主張研究中國社會的農民問題、工人問題、車夫問題等等，較早地關注民眾的現實問題。1925年，針對黨內存在的“左”、“右”錯誤思想，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認真地分析了當時中國各階級的現實狀況；1927年，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占了上風，又被當時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于是，毛澤東到湖南做了32天考察工作，對那時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進行調查研究，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兩篇文章實際上蘊含著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命題的實事求是思想的雛形。1929年，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指出：“我們是唯物史觀論者，凡事要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紅四軍黨內存在的種種錯誤思想是“歷史上一種錯誤的思想路線上的最后掙扎”[22]。1929年，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寫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專門批判了主觀主義問題，教育黨員要“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決定了工作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23]

1930年，毛澤東針對教條主義的危害所寫作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則可以說是“實事求是”思想形成的標志。文章雖然從內容到標題沒有出現“實事求是”這幾個字，但反對本本主義的實質內容就是講實事求是?！榜R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并指出本本主義“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

1937年，毛澤東在《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為全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這兩篇文章絕不是兩篇孤立的、純粹學術性的著作，而是為全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準備思想理論武器的重要著作?！芭卸ㄕJ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p>

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的同時，借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實事求是”來提倡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科學態度。他說：“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p>

到了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時，對實事求是的含義作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界定：“‘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p>

1942年6月，中共中央黨校大禮堂在延安落成，毛澤東應邀興致勃勃地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作為全黨同志學習的座右銘。

1945年毛澤東有在給黨的“七大”紀念冊題辭，又寫了“實事求是，力戒空談”八個大字。黨的“七大”隨將“實事求是”正式寫入黨章，在全黨確立了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也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至此，實事求是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精髓，并貫穿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全部過程之中。

參考文獻：

[1][3]范文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291、292頁。

[2]惠棟：《九經古義》上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4]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頁。

[5]錢大昕：《潛研堂集》卷39，《戴先生震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汪中：《述學·別錄》卷1，《與巡撫畢侍郎書》，中華書局，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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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35，《戴東原先生事略傳》，中華書局，1998年。

[9]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9頁。

[10]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八，《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清光緒甲申秋樹根齋?？?。第13頁。

[11]《湖南第一師范校史》，198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第12頁。

[12][13][14][16]楊昌濟：《楊昌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384、65、81、365-366頁。

[15]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07、112頁。

[17][18]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86、118、235、132頁。

[19]《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頁。

[20]楊昌濟：《達化齋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4、24頁。

[21]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74頁。

[22][23]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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