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環境下的法律規制

摘 要 網絡繁榮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公民的言論自由在互聯網大環境下的保護與規制不容忽視。為了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健康運行，本文以表達自由為切入點，參照國外法律法規，為我國網絡環境下的法律規制提出建議。

關鍵詞 網絡環境 表達自由 制度設計

作者簡介：楊抒見，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 2014 級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122

互聯網普及化與網絡使用群體擴大化是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的必然趨勢。新生事物的繁榮引發新的社會問題，亟待法律規制。

一、網絡環境現狀及相關法律現狀

（一）網絡環境之現狀

1.自媒體的興起：

自媒體以普通個人為傳播者，以微博、微信、論壇等為平臺，向不特定或者特定人群傳遞信息。

美國新聞學會媒體中心于本世紀初發布了自媒體研究報告，將其定義為“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后，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自身的事實、新聞的途徑?！?/p>

2.信息傳播方式的多元化：

信息傳播即個體或群體間的信息分享和互動。廣義的講，泛指一切通過介質的流通渠道。

網絡信息傳播高速、廣泛、準確、低耗。迅速及時指傳播的時效性進一步提高，受眾對于信息傳播速度的心理期待進一步提高，要求信息獲取的準確性和高效性，信息傳播方式的多元化滿足了信息受眾的要求，近年來多類網絡交流互動平臺的興起與繁榮發展是對這一趨勢的折射。

（二）相關法律現狀

1.相關法律規定：

以“互聯網”為標題關鍵詞進行法律檢索，全國人大常委會2000年發布《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2009年修正；發布行政法規17篇，司法解釋5篇，部門規章1173篇，地方法規規章1020篇。

以“網絡”為標題關鍵詞進行法律檢索，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關于通過網絡平臺密切代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實施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三部法律，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2016年11月7日發布，2017年6月1日實施；發布行政法規12篇，司法解釋33篇，部門規章1023篇，地方法規規章2669篇。

由此可見，我國的互聯網法治建設處于一個逐漸完備的過程之中，法律出臺，相關配套法規逐漸完備，為互聯網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支持。

2.憲法之表達自由：

《憲法》規定中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把哉撟杂伞笔恰氨磉_自由之一”，“表達自由”比“言論自由”更加能展示展現個人觀點及態度的個人自由。除言論外，個人還可以通過其他行動形式來展示個人觀點，行使自己的自由，這是現代民主制度的題中應有之意。

二、網絡環境之困境

言論的多元化是民主社會的根本要求，自媒體的興起和網絡信息傳播方式的多元化，擴大了表達自由的影響力，增加了表達自由的實現途徑，這是對表達自由的發展。網絡表達對推動我國民主與法治建設，彌補間接民主的不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我國普通民眾憑借網絡獲得了更為平等、開放的討論公共事務、參政議政的機會。

互聯網拓寬了表達自由的邊界，使表達自由普及化，表達自由與公私利益的相互關系受到重視?；ヂ摼W下的表達自由大大超出傳統言論自由的界限，不當地行使自由容易侵害他人的自由，如何行使自由及自由的界限是亟待法律規制的新問題。

權利的實現并非毫無限制，不被約束的自由也不再是自由，所以應當考慮如何在規則下行使權利。表達自由作為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具有相對性，這一自由行使的界限是其相對性的具體表現，只能由法律來設定。法律限制權利時，應遵循正當性，不貶損以及最低性原則。

實踐中，表達自由與公民私權利和公權利之間在特定情形下會產生利益沖突，因此審判機關在利益衡量的基礎上，出于保護公私權益的角度，可在具體案件中對表達自由進行部分限制。網絡表達自由與公私利益的矛盾，需要國家以一定手段進行平衡。此種限制無論是以法條為依據，或是以法官造法為基礎，都要接受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約束。

三、法律規制之前進方向

（一）國外立法現狀

斯賓諾莎認為，禁止言論自由的法律違背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罪惡?；ヂ摼W發展初期，政策寬松有利于網絡自由的充分表達，但隨著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互聯網影響力日益增強，自媒體的興起和多元化溝通方式的出現，不良影響逐漸產生，各個國家和地區立法視角聚焦至網絡內容管理上。法律對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必須設定兩個界限：不得損害國家統治權及司法權威；不能危及他人正當利益和社會秩序。

美國自70年代以來，先后出臺了一百多項涉及互聯網管理的法律法規；英國政府以防止恐怖分子和犯罪活動為出發點，試圖通過法案監視國民的信息交流；日本通過立法明確了總務省、警察廳等管理部門的職責；韓國政府相關部門制定出詳細計劃評效果估行動及互聯網環境變化，完善垃圾郵件的處理方式。從整體趨勢上來看，各國傾向于以立法鼓勵采用各種技術手段，并由政府直接實施或網絡服務提供者具體操作，以規范互聯網內容。

網絡內容管理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導模式、行業自律模式與行業主導模式三種類型。

政府主導模式中，政府以立法手段與行政手段監管網絡，注重監督和管制，通過制定專門法律管制互聯網內容。雖然政府主導模式中強調政府的作用，但允許行業自律組織參與管理，比如制定自律公約以協助政府。德國和新加坡的互聯網管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導模式，我國互聯網內容管理也屬于這一類。

行業自律模式中，互聯網相關的NGO起到很大作用，NGO負責互聯網的日常監管，政府則以立法和執法為輔助，從整體上指導網絡管理，授予半官方行業自律組織處理日常事務的能力，很好地利用了相關NGO的專業性。此種模式的代表性國家是英國，但近年來，盡管民眾表示反對，英國仍一再加強監管，存在向政府主導模式發展的趨勢。

行業主導模式中，政府對互聯網管控較少，立法上針對互聯網內容的專門立法不多，主要是通過其他非專門性立法進行管制。政府扮演次要角色，意味著非官方行業自律組織必然占據主導地位，擔負起監管和控制的責任。該模式以美國為代表國家，然而“斯諾登”事件的爆發表明美國政府始終積極拓展網絡霸權，其從未真正放松對網絡的監管，政府控制網絡的力度并未減輕。

（二）國內之制度設計方向

互聯網內容的管理的加強是網絡安全得到重視后不可逆的世界性趨勢，各國家和地區均以管控和立法為網絡管理的核心。我國可以參考和借鑒其他國家在互聯網內容管理的制度與經驗，結合我國網絡發展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及未來可能產生的隱患，得出一個適合我國現狀的制度設計。

在具體制度設計上，有以下幾點建議：

1.細化立法，增強可操作性：

我國互聯網管理相關立法較為原則化，實務處理時往往缺乏可操作性。在處理具體實踐的過程中，過于原則性的規定往往對各類負面言論不加區分，一律采取刪除或屏蔽手段，限制了網民參與政治、表達自身見解的空間，不利于輿論監督的實現和互聯網發展的健康。但若依靠國家來界定消極言論和特定時間“政治不正確”的言論，未免給政府增添了技術難題和不必要的負擔。若由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準備技術，識別各類言論，但不參與對侵權行為認定，而由司法從根本上裁判，則可以盡量避免因認識偏差而對表達自由的侵害。對于特定時期與國家、社會相關的特定網絡信息，信息服務提供商的責任僅限于及時報告，法律授權的國家機關才有資格判定合法與否，但是這一判斷并非終局性，司法機關仍應享有最終決定權。

2.立法應重視個人信息保護：

互聯網時代，個人信息保護是一個難題。我國立法主要從隱私權角度對個人信息保護，但是法律體系中缺乏對隱私權明確、完整的規定，因此常依司法解釋解決隱私權糾紛。這種情況下，既沒有專門的互聯網隱私權立法，也無法從現行法律中尋求更多依據，互聯網隱私權保護就很難上升到更高的立法層面?；ヂ摼W時代，信息爆炸，傳播速度極快，公民隱私權保護機制遭到極大削弱，隱私概念的范圍呈縮減趨勢，利用公民個人信息謀利現象層出不窮，已成為網絡經濟的特點。立法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將隱私權未涵蓋內容納入個人信息立法范疇，有助于構建完整的權利保護體系，才得以有效規制網絡環境下的亂象。

3.發展種類多樣的管制方式：

互聯網困境的多樣化和互聯網環境下言論自由的保護都對管制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手段的設置應參照需求和現狀，技術時代的管制必然依靠技術措施的輔助，這是新時代的新特征。從國家層面上來說，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實時監控不良信息；從社會層面上來看，互聯網向技術提供者可以開發軟件，協助屏蔽不良信息。網絡表達自由除了自動發布和傳播信息的自由，也有自由選擇接收信息的自由，與面對傳統媒體的單方面被動接受信息相比，互聯網信息為社會公眾表達和溝通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尊重用戶的自由選擇權。

四、結語

依法治國，維護法治國家的健康、平穩發展是社會繁榮的必要條件，互聯網為社會發展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各類問題，困境的產生對配套法律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設法治國家，不能忽視前進中的問題，政府要及時回應以滿足社會需求，維護公民權益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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