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大學生價值觀比較研究

摘要：文章利用Schwartz PVQ價值觀問卷，選取北京地區830名在校大學生，對80后、90后大學生價值觀進行比較分析。結果發現：（1）當前大學生的主導價值觀主要包括仁慈、個人導向和安全；（2）80后和90后大學生價值觀整體排序存在邊緣顯著差異；（3）差異主要體現在享樂、傳統、謙遜、刺激等四個方面；（4）性別、民族等控制變量影響。

關鍵詞：PVQ價值觀問卷；80后90后大學生價值觀；比較研究

一、 引言

1. Schwartz價值觀系統概述。社會轉型引發的人們思想深處的變革——價值觀的變化，成為社會研究領域關注的熱點問題。Rokeach認為，從個人或社會的角度來看，某種具體的行為模式或存在的最終狀態，比與之相反的行為模式或存在狀態更可取。這一價值觀定義反映出個體關于正確和錯誤、好與壞、可取和不可取的基本看法與觀念。價值觀可以被用來界定特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追蹤它們的變遷，并解釋某些態度和行為的初始動機。Schwartz和Bilsky總結了價值觀5個特點：（1）是觀念或信仰；（2）是期望的目標或行為；（3）是超越情境的；（4）是指引行為、評價事物的潛在標準；（5）可根據重要性進行排序。

1992年，Schwartz等基于人類的三個需求層次——個體生物的需求、和諧社交的需求、群體福祉的需求，將價值觀分為10個維度：自我導向、刺激、享樂、成就、權力、安全、順從、傳統、仁慈、普世關懷，并開發了對應的問卷（The Portrait Values Questionnaire）。20多年來，這一模型得到了學界普遍認同與廣泛應用。2012年，Schwartz等改進了自身理論，提出了包含19個維度的更為合理、更具解釋性的價值觀系統，并修訂了PVQ價值觀問卷。新價值觀系統和量表增加了價值觀的數量，使每一項價值觀內涵和邊界更加明晰，有效提高了問卷信度并降低了交叉負荷。Schwartz將19項價值觀組成一個對立統一的閉合圓形系統（見圖1）。

它包含四個層次：最里面的圓涵蓋了19個細分價值觀；次里面的圓將19個價值觀分為四個部分——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Self-Transcendence/Self-Enhancement）、變革意愿和保守主義（Openness to Change/Conservation）；最外部的圓包含兩個部分——成長減壓和自我保護減壓（Growth Anxiety-Free/Self-Protection Anxiety-Free），次外部的圓包含兩個部分——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Personal Focus/Social Focus）。在圓環內，離得越近的價值觀，其內涵的動機就越一致；離得越遠的價值觀，其動機就越相悖。

2. 我國大學生價值觀研究狀況。我國學者對青年大學生價值觀研究十分重視。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大學學者彭凱平修訂Allport等人價值觀研究量表，對609名大學生進行實證測量。20世紀90年代，廣州師范學院凌文輇考察了從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我國青年學生職業價值觀的變遷及原因。西南師范大學張進輔（1998）采用自編詞匯選擇問卷對639名在校大學生進行施測，確定了大學生人生價值目標、人生價值手段和人生價值評價的排序順序。北京師范大學許燕同樣采用價值觀研究量表，對20世紀90年代末大學生的六類價值觀排序與80年代進行了比較分析。

新世紀以來，許多學者（金盛華&李雪，2005；辛志勇&金盛華，2006）從京港兩地大學生價值觀差異、北京大學生工作價值觀結構、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手段與目的、大學生價值觀概念與結構以及80后與90后價值觀系統差異等方面，進行了辨析與研究。近年來，研究主要聚焦代際差異、網絡環境、新媒體和多元文化背景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影響和對策（陳馳茵，2015；劉鳳香，2013；王歡&祝陽，2014）。

總體來看，對大學生價值觀的研究呈現出越來越具體的趨勢，主要局限在于：重視具體價值觀而忽視整體價值觀系統研究，研究方法上以思辨性研究為主，缺乏實證研究，且尚未有研究對80后、90后大學生價值觀全面的實證對比分析。80后和90后青年的成長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全方位迅速發展以及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一出生就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熱議，其價值觀體系也應具有鮮明時代印記和社會從屬性。因此，比較80后、90后大學生價值觀的特征及差異具有重要意義。

二、 研究方法

1. 研究目的?；赑VQ價值觀問卷，從19個維度分析80后、90后大學生價值觀特征。一是兩個群體的價值觀系統及主導價值觀的特點，二是通過差異檢驗，了解性別、民族等控制變量對價值觀系統的影響。

2. 被試。采取網絡填寫問卷的形式，收集北京地區在校大學生830名有效樣本。其中男430名（51.8%），女400名（48.2%）。80后298名（35.9%），年齡區間為24周歲～33周歲，90后532名（64.1%），年齡區間為17周歲～23周歲。

3. 工具。采用Schwartz2012年修訂的PVQ價值觀問卷，共57道題目測量19個維度價值觀。對某種價值觀來說，得分越高，表明重要性越強，排序也越高。為避免被試趨中性回答定勢，問卷采取6級評分制，6=非常像我，5=像我，4=中等程度像我，3=有點像我，2=不像我，1=完全不像我。

三、 結果分析

運用spss19.0統計分析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Kendall協同系數檢驗、獨立樣本 T 檢驗以及非參數檢驗。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因子分析結果為0.881，可靠性分析α值為0.868，表明研究具有較高的效度和信度。

1. 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總體排序。受試大學生價值觀總體排序從高到低依次為：仁慈—體貼他人、個人導向—行動自由、個人導向—思想自由、仁慈—可依賴、安全—個人安全、安全—社會安定、面子、成就、普世關懷—接受他人、享樂、順從—他人、普世關懷—博愛、順從—規則、刺激、普世關懷—自然、謙遜、權力—控制資源、傳統、權力—控制他人。

將前5項的價值觀列為主導價值觀，則當代大學生的主導價值觀為：仁慈—體貼他人、個人導向—行動自由、個人導向—思想自由、仁慈—可依賴和安全—個人安全。排在最后的從后向前依次是：權力—控制他人、傳統、權力—控制資源、謙遜、普世關懷—自然。

2. 280后、90后大學生價值觀差異比較。

首先，80后和90后大學生的價值觀系統排序呈現邊緣顯著水平（p=0.095）。兩個群體分別排在前5項的價值觀及其排序均完全一致。80后大學生最后5項的價值觀依次是：權力—控制他人、權力—控制資源、傳統、刺激、謙遜。90后大學生最后5項分別為：權力—控制資源、傳統、權力—控制他人、謙遜、普世關懷—自然。

其次，不同價值觀的重視程度存在差異。19項價值觀中，差異達到顯著水平的有4項，差異從高到低依次為：享樂（p=0.000）、謙遜（（p=0.000）、傳統（p=0.002）和刺激（p=0.015）。90后大學生享樂排名較80后從第13位上升到第6位，刺激從第16位上升到第13位。而80后大學生對謙遜和傳統兩項的得分則顯著高于90后大學生。權力導向整體得分較低，但80后大學生的控制資源得分更高，而90后則體現出更強的控制他人傾向。

3. 相關因素上的差異。

（1）性別因素上的差異。

①總體差異。

首先，男女生價值觀總體排序呈現出顯著區別（p=0.039）。從總體上看（表4），男女生在個人導向—思想自由（p=0.001）、成就（p=0.000）、享樂（p=0.000）、刺激（p=0.019）、傳統（p=0.012）、權力-控制他人（p=0.000）等6個維度，存在顯著差異。男生比女生更看重的是：個人導向—思想自由、成就、傳統和權力-控制他人；在享樂和刺激上，女生的得分則顯著高于男生。排序差距最大的兩項是成就和享樂。

②不同性別比較。80后和90后的男女生在成就和權力-控制他人上，均存在顯著差異，男生比女生得分更高。在仁慈—體貼他人、仁慈—可依賴、安全—個人安全、安全—社會安定、面子、普世關懷—接受他人、順從—他人、順從—規則、謙遜、權力—控制資源上，80后和90后的性別差異都不顯著。

在個人導向—思想自由（p=0.001）和傳統價值觀（p=0.024）上，80后性別差異顯著，90后性別表現則有趨同趨勢。在個人導向—行動自由（p=0.035）、普世關懷—博愛（p=0.048）、普世關懷—自然（p=0.005）、享樂（p=0.000）和刺激（p=0.001）上，90后的性別差異顯著，而80后并不存在性別顯著差異。

③相同性別比較。男生組中，80后相比90后更看重仁慈—可依賴（p=0.034）、面子（p=0.038）、普世關懷—自然（p=0.003）、謙遜（p=0.004）和傳統（p=0.005），而在享樂和刺激得分中，未發現顯著差別。女生組中，90后在享樂（p=0.001）和刺激（p=0.001）上，顯著高于80后，謙遜（p=0.039）得分則顯著偏低，在傳統維度上打分普遍偏低。表明，當今大學生總體上并不趨向于認同傳統價值觀和謙遜的性格特點，90后大學生表現尤為明顯。80后男生和90后女生都更關注面子，試圖更好地維護自身形象，尋求社會認同。90后女大學生相比80后，比較典型的變化是生活中更注重尋求刺激和享樂元素，追求多樣化、充滿活力的生活方式。

（2）其他差異。民族差異上，經檢驗漢族（n=769）和少數民族（n=61）在19個維度的價值觀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漢族80后和90后的差異與總體一樣，在刺激、享樂、傳統、謙遜上顯著不同。少數民族僅在安全-社會安定維度上，80后得分顯著高于90后（p=0.012）。

為從多個角度對80后和90后大學生價值觀進行更深入分析，采取多元方差分析的方法，對性別與年齡的交互作用進行分析。性別與年齡的交互作用中，在刺激（p=0.008）、普世關懷—自然（p=0.018）、普世關懷—博愛（p=0.021）、個人導向—思想（p=0.036）和個人導向—行動上（p=0.039）等五個維度上交互作用明顯。

四、 討論與對策

有關80后和90后大學生青年的價值觀差異，一直是社會所關注的熱門話題。然而系統性的量化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不同，卻長期被學界所忽視。本研究為80后和90后大學生價值觀狀況提供了第一手數據支持，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社會對他們的看法，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1. 主導價值觀分析。當代大學生主導價值觀是仁慈、個人導向和安全。較高的仁慈導向意味著他們樂于助人、真誠寬容且富有責任心，表明大學生希望尋求真摯的友誼，并注重與周圍人、尤其是“圈內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重視團體的作用。這種導向有助于通過團隊力量更好地發揮組織作用。較高的個人導向意味著重視創造力、獨立和探索精神，希望獨立規劃自己的人生，以及通過提升能力來追求完美和卓越。較高的安全導向顯示了大學生注重個人安全、身體健康、環境整潔和穩定的社會環境。

排在最末尾的權力、傳統以及謙遜印證了社會普遍對80后、90后的看法。較低的“權力—控制他人”得分表明大學生并不認同傳統的職位因素所賦予的權威，不喜歡強迫他人同樣也不希望被強迫做事。較低的謙遜得分反映了當今大學生張揚個性、注重得失，沒有表現出社會對年輕人謙虛、端莊，抑或是“謹言慎行”的期許。

與當今物質社會所對應的價值觀不一致的是，當代大學生呈現出較低的“權力—控制資源”意愿，這表明他們并沒有十分強烈的獲取財富、通過財富彰顯地位和獲取尊重的傾向，反映出大學生心中成功標準呈現多元化趨勢，不是十分注重物質財富對成功的標桿作用。

2. 差異分析。研究發現，90后大學生在大部分維度上并沒有與80后大學生呈現出顯著差別，但是享樂和刺激得分明顯偏高，享樂的排名甚至從13名上升到第6名。這預示著90后更尋求感官上的滿足與任性的自我放縱，以及追求興奮、新奇和充滿挑戰的多元化生活方式。而傳統和謙遜上的顯著下降則源于社會發展和網絡時代，給予了90后更多釋放自我、張揚個性的空間，構成了對傳統的漠視和唯我獨尊的個性特征，這一結果印證了社會對兩個群體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價值觀圓形系統中，傳統與個人導向相對。由此，對傳統并不十分認可的90后大學生，似乎應具有更強烈的個人導向和自主意識。但是90后大學生在個人導向——思想和行動兩個維度上的打分均低于80后大學生，顯示出80后大學生反而更重視個人價值和自我意識，這一結論在蔣明軍（蔣明軍，2009）先前的研究中也得到證實。另外，80后大學生比90后大學生更注重面子和成就，這是由于他們較為年長，更多地追求被周圍人和社會所認可的卓越和成功。

90后大學生的男女生差異比80后更大，說明他們具有更加多元化的價值觀系統。同性比較結果中，男生組之間差異比女生組差異更大，而且與女生之間差異的領域存在很大不同。只有謙遜上，男女生差異均十分顯著，而男生組變化較大的傳統、仁慈—可依賴、面子、普世關懷—自然上，女生組變化不大；女生組變化較大的刺激和享樂上，男生組亦無明顯差異，這表明性別對大學生價值觀影響顯著。

3. 對策建議。

首先，本研究發現80后和90后大學生主導價值觀及其排序完全一致，所以企業和社會不應過分強調代際差異并人為地貼上特有“標簽”。他們普遍比較看重仁慈、個人導向和安全感，表明是富有責任心和創造力，可以被委以重任的群體。對“面子”的一致追求，則要求用人單位采用平等化、人性化和更富親和力的溝通方式，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在激勵體系設計上，由于90后更注重享樂和刺激，忽視謙遜和傳統，用人單位要為他們設計更為良好的工作環境、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多樣化的工作內容以及豐富的團隊熔煉。權力、傳統和謙遜普遍得分較低，則源于“饑餓感缺失”和工作動機的多元化。針對這個現象要因企施策，適時加大缺失價值觀的引導宣貫和激勵力度，抑或更為淡化這些價值觀的激勵作用。

最后，在培訓體系設計和組織文化導向上，要尤其注重大局觀、團隊精神和紀律意識培養，讓強烈的個人導向在組織規則的框架下發揮能動性。針對90后女生享樂主義高企和成就意識的褪化，有必要開展艱苦奮斗和成就意識培育。此外，男女生價值觀系統存在明顯差異。要用成就感使命感去激勵男生，用更好的工作環境和思想自由度去吸引女生。

4. 研究局限及展望。本文研究的局限主要在于：一是采用隨機方式選取受試群體，導致80后大學生人數尤其是80年代初的樣本數較少，從而降低了結果的代表性；二是PVQ調查問卷雖然全面的反映了兩個群體價值觀系統情況，卻未能分析差異產生的原因；三是采取主觀偏好量表無法避免參照效應和反應類型效應。建議后續研究要選取分布更具代表性的受試群體，在價值觀差異產生的原因、性別對價值觀影響、個人導向和傳統意識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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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博（1988-），男，漢族，山西省永濟縣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組織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組織變革、績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