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還是細節研究：當前史學碎片化問題討論中的一個模糊概念

彭慶鴻

一、問題的提出

史學研究碎片化問題是當今中國史學界爭論的熱點問題之一。許多知名學者都結合自身學科特點，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觀點。許多學術會議都對史學碎片化問題展開過具體討論，《近代史研究》也曾開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專欄[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專門刊載各方高見，足見中國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關于當今史學界對碎片化問題的討論，張艷國教授對其進行梳理，將其分為三類[注]可詳見張艷國：《章開沅先生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碎片化”問題的理論貢獻》，《江漢論壇》2015年第7期，第105-106頁。張艷國教授是根據對“碎片化問題是否存在”分為三類，分別是質疑其存在為一類，贊成其存在為一類，既不贊成也不反對為一類。筆者認為張艷國教授的分類有待商榷，原因是張艷國教授認為王笛、羅志田教授等質疑“碎片化”的存在，但實際上王笛、羅志田教授等并未說“碎片化”不存在，只是認為“碎片化”問題不必擔憂，其潛在意思是承認“碎片化”的存在，只是認為“碎片化”對史學發展有利。故筆者認為當前史學界對“碎片化”存在的看法較為一致，只是對“碎片化”存在的利、弊產生了重大分歧。為了本文討論的需要，筆者認為，可暫時把認為“史學碎片化”存在對史學發展有利者為一類，將認為“史學碎片化”存在有弊者為一類，對“史學碎片化”的存在既不談利也不談弊者為一類。。筆者在張艷國教授的啟發下也認真研究了各方家之觀點。筆者認為學界關于碎片化是否存在的認識較為一致，而對于碎片化存在的利弊產生了較大分歧，可據此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學者是認為史學碎片化的存在對史學發展有利，以羅志田、王笛、王玉貴、王衛平等一批學者為代表，提出“無碎無以立通”、“不必擔心碎片化”、“碎片化不是個問題”、“碎片化也有價值”等觀點[注]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9-33頁；王玉貴、王衛平：《“碎片化”是個問題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6-20頁；王衛平、王玉貴：《社會史研究“碎片化”命題再檢討》，《光明日報》理論版2016年6月14日，第14版。。與之相對的是認為史學碎片化存在弊病者為一類，以章開沅、行龍、李金錚、王學典、郭震旦等一批學者為代表。他們有的明確提出拒絕、克服碎片化、“回歸總體史”、“重建史學的宏觀敘事”等觀點[注]章開沅：《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5頁；行龍：《克服“碎片化”回歸總體史》2012年第4期，第18-22頁；王學典、郭震旦：《重建史學的宏大敘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4-7頁。；也有委婉地提出“凡屬成功的微觀研究，基本上不存在碎片化，應在整體史視角下統攝碎片研究”[注]李金錚：《凡屬成功的微觀研究，基本上不存在“碎片化”問題——以整體史觀統攝“碎片”研究》，《北京日報》2012年11月12日，第23版，第1頁。。還有一類，則處于二者之間，即沒明確提出史學碎片化是利是弊，而是提出辯證看待史學碎片化問題，或主張用一種新模式取代整體與區域的刻板模式，或要對碎片化進行理解與反省[注]楊念群：《“整體”與“區域”關系之或——關于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現象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3-30頁；章清：《“碎片化的歷史學”：理解與反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7-12頁。。這類主要代表人物有鄭師渠、楊念群、李長莉等。

史學碎片化問題的討論，粗略看，似乎存在著明顯的三類觀點，并出現質疑與贊成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但筆者細致追究，發現情況其實并非如此簡單，而是另有“隱情”。章開沅先生曾提出“學界未能把嚴肅的‘細節研究’與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問題區別開來”[注]章開沅：《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5頁。，故章開沅先生鮮明地提出史學研究要“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注]章開沅：《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頁。。細節研究與碎片化均是對細小事物、微觀問題的研究，但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章開沅先生的理論思想給筆者以啟發，本文以此思想為基礎，對當前史學碎片化討論中的三類觀點進行重新梳理和細致考察，發現這三類觀點其實并非如此相左。為何出現如此狀況？歸根結底在于對碎片化問題的定義不清，未能將細節研究與碎片化嚴格區分，將其混為一談，導致互相誤解所致。以下筆者將具體展開說明。

二、嚴肅的細節研究與刻意追求的碎片化截然不同

整體史研究和細節研究原本就是史學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的兩大必然產物。宏觀研究重視對整體的把握，注重對歷史規律、宏大問題的考察，多長時段、大區域研究；微觀研究重視對歷史細節的把控，多短時段、個案、小區域研究。單一的宏觀研究容易使得對史學問題的考察大而化之，缺乏對歷史細節的細致觀察，一方面使得史學研究缺少歷史的生動性、復雜性、豐富性；另一方面由于忽視歷史細節，對某些問題的研究不夠深入。微觀史研究若缺乏整體的把控，往往容易以小見小，走向史學研究碎片化，專挑一些邊緣性、無人關注的題目開展研究。單一的微觀研究，一方面會使得課題的研究價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整體史的關照，容易自說自話，以偏概全，得出不客觀的結論。所以史學研究往往需要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整體視角之下去把握歷史細節，通過對歷史細節的研究豐富整體史的研究，甚至對整體史的某些觀點發生重大改觀。

怎樣的學者從事宏觀研究，怎樣的學者從事微觀研究？章開沅先生也有提及，指出：“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并無高下之分、優劣之分，關鍵是研究者自身的態度、功力與境界所致?！盵注]章開沅：《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頁。筆者深感贊同。從事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往往也因人而異。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一些青年學者，往往多喜歡從事微觀研究，在整體視角下去開展歷史細節研究，從而得出某個結論。這很大原因是跟學者的自身史學功底直接相關。年輕學者功底弱，自然應選擇個案或者小問題，以有利于自身駕馭；若題目過大，超出自身駕馭能力，也往往是空談。其次，這也跟研究者的研究進度有關。學者從事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由于資料限制和對研究內容的陌生，也往往多采取微觀研究，在宏觀視角下，專以某區域，或某個案，或某時段為研究對象。待研究進一步深入，資料搜集更為豐富，問題把控能力更強，才會深入進行宏觀研究。這也是史學研究者的一個基本共識。此外，是采取宏觀還是微觀研究，這與各學科的研究方法及學科特點也有莫大關聯。社會史研究把研究視角向下，多關注底層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社會的變遷，多采用田野調查的方法進行資料搜集和個案分析。學科方法及學科特點也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史研究者們必須多進行微觀研究，開展區域研究、個案分析。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史研究在史學研究中大行其道，個案研究或區域研究也隨之風靡一時，論文選題越來越細，研究區域越來越小，甚至有部分學者專門、刻意挑選一些邊緣性的領域進行史學研究，以致有部分學者認為史學研究正逐步走向碎片化。擔憂史學碎片化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但不能因為碎片化而否定微觀研究。

當前史學微觀研究中，不乏許多代表性的學者，也不乏許多杰出之作。為何他們的研究不被學界冠以碎片化？其中源由就是這些研究均有一個共同之處，即雖采取微觀研究，但都有宏觀的研究視角，有整體史、總體史的關懷?！案咚降奈⒂^研究可以以小見大，前提是清楚所研究的個案在錯綜復雜的整體聯系中的位置?！盵注]蕭冬連：《談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大局關懷》，《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22頁。如上文所提的王笛教授就是典型代表。王笛教授現如今從事成都茶館研究，是典型的微觀研究，但其一開始卻是從事宏觀研究。其經典著作《跨出封閉的世界》就是運用長時段，對整個長江上游的經濟、社會進行了宏觀的研究。在宏觀研究的基礎上，王笛教授發現了許多關于成都茶館的歷史細節和歷史資料，才進一步從宏觀研究轉型到微觀研究上來。當前王笛教授開展對成都茶館的微觀研究，其反映的是國家權力與地方文化間的特殊關系，是典型的以小見大。因此微觀研究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是沒有錯誤的，關鍵在于學者們在從事微觀研究時有沒有宏觀視野或整體視角。優秀的微觀史家雖關注于局部的、微小的個案研究，但他們大多試圖通過個案研究展現大的歷史背景[注]陸啟宏：《微觀史學觀照碎片背后的宏大》，《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6月3日，第6版。。在這方面，西方學界已經取得很大成績，產生了一批經典史學著作。如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的妖術大恐慌》、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羅伯特·達恩頓的《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金茲伯格的《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精神世界》等。這些著作產生的很大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新文化史在西方史學界盛行的結果?！拔⒂^史學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風行于西方史壇的一股重要的研究風氣，在各個國家都得到了廣泛的開展?！盵注]周兵：《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3頁。新文化史與微觀史學相互影響，同步流行的。受這種史學思潮影響，許多中國學者也開始更為關注微觀史研究?！按箨憣W者如孫江、黃興濤、楊念群、余新忠、胡成、王銘銘、張國剛、陳春聲、劉志偉、程美寶、行龍等人已經在醫療史、疾病史、身體史、衛生史、表象史、日常生活史、歷史人類學、微觀史學等研究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盵注]張仲民：《新文化史與中國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107頁。

整體視野下的微觀研究，嚴格意義上講，是屬于嚴肅的歷史細節研究，是我們推崇的史學研究；而缺乏整體視角，刻意去追求歷史細節的研究，才使得史學研究走向碎片化，這不是細節研究，是我們所拒絕的。嚴肅地進行細節研究與刻意追求碎片化研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這一點章開沅先生早就說過。這是章開沅先生關于這一問題做出的重大理論貢獻。明確這兩個概念，才是開展史學碎片化問題討論的前提和準備。

細節研究與碎片化的本質區別在于是否具有宏觀的視角，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但從外在看來卻頗具相似之處，都是對細小問題或個案問題的研究，從而容易造成混淆。當前許多學者仍將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等同視之，以致產生誤解。

三、部分支持史學碎片化者所言之碎片化實為細節研究

嚴肅的歷史細節研究是學者們樂于接受的史學研究，刻意追求的碎片化是學者們普遍摒棄的研究。正是由于細節研究與碎片化外表極其相似，但性質卻截然相反。當前學界對這一概念的認識卻很模糊，一旦學者們將二者混淆，把細節研究當成碎片化的研究，就會認為碎片化就是細節研究，往往對碎片化問題持支持、肯定的態度。

上文提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文化史在西方史學界盛行，新文化史研究需要開展微觀史研究，二者是相互影響、同步發展的。王笛教授長期留學、執教于美國，正是受到新文化史思潮的影響，一改以往宏觀的研究，開始追求、提倡微觀史學研究。微觀史學注意個別、具體的事實，一個或幾個事實，或地方事件[注]陳啟能：《略論微觀史學》，《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頁。。因此，也不難理解王笛教授對史學碎片化持肯定的態度。但作為支持碎片化的代表學者，細究王笛教授的研究成果，發現他所言的碎片化實為細節研究。比如：

其實，我們所說的“碎片化”，是針對整體化而言的，如果我們不使用“碎片化”這個詞，用“局部化”來代替，或許我們會覺得“碎片化”并非總是消極的了?！绻覀冋f“碎片化”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結果，難道整體化就是我們要達到的目標嗎？難道我們可以認為整體化就是歷史研究中的值得提倡的積極傾向？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現存的中國史學研究的成果，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對歷史的“整體”了解得多，而“碎片”或細節了解得少。而缺乏細節或“碎片”的整體史，經常是一種有偏差甚至謬誤的整體史。[注]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頁。

王笛教授對碎片化的看法值得我們關注。第一，王笛教授顯然未將碎片化與細節研究區分開來。他也指出碎片化并非總是消極的，其實說的就是歷史的細節研究。后面也提到“缺乏細節或‘碎片’的整體史”等內容，雖提到了“細節”這一說法，但是王笛教授顯然把二者等同視之，混為一談。第二，王笛教授這里所言的碎片化明顯是針對整體化而言的。他也特別提到“缺乏細節或‘碎片’的整體史，經常是一種有偏差甚至謬誤的整體史”，所以王笛教授開展的微觀史研究其本意是在宏觀視角下開展的歷史細節研究，其本意是想借此糾正或豐富整體史的研究，是嚴肅的細節研究。

結合王笛教授的學術經歷可知，王笛教授現從事成都茶館研究，但在早期其主要從事宏觀史研究。王笛教授在寫《茶館》一書時候也講道:“寫作《跨出封閉的世界》使我對四川的社會和文化有了宏觀的了解，但《街頭文化》和此書以成都為中心，這個城市的微觀世界讓我心醉?！盵注]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1頁?？v觀《茶館》一書，王笛教授也是希望通過對成都茶館的細節研究，窺測出國家權力與地方文化之間的關系?！恫桊^》一書是宏觀史視野下開展的微觀研究的典型個案，是屬于嚴肅的細節研究。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王笛教授本身是一個注重對歷史細節研究的學者，由于對碎片化與細節研究的概念模糊，從而將其等同視之，把嚴肅的細節研究當成了碎片化，必然導致其對碎片化持肯定的態度。

四川大學的羅志田教授是對碎片化問題持肯定態度的另一位代表性學者。筆者細追羅志田教授的文章和話語，發現其狀況跟王笛教授的如出一轍，也是把細節研究和碎片化混為一談。羅志田教授所言的碎片化也應該屬于細節研究。本文引用羅志田《無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一文具體展開，首先題目即用“無碎無以立通”表明作者支持碎片化觀點。隨后，作者對碎片化與整體之間的關系有所交代，提到“即使是斷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體”[注]羅志田：《無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頁。。隨后又做了更為細致的說明：“第一，即使斷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體；第二，有些看似散碎的片斷，卻可能是有意為之，要善于從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后隱伏的體系或關聯”；下一頁又相似提及“上述所謂斷裂的碎片，也近于我們通常所說的細節”，“史貴能見其大，而不避其細。治史以具有通識為上，而任何通識，都靠細節支撐，并須以細節約束”[注]羅志田：《無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頁。，“細節與整體，本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注]羅志田：《無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5頁。，“細節中可以見整體，也只有從細節入手，才能認識整體。不以細節為基礎，就只是籠統，不是會通”[注]羅志田：《無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6頁。，“但在一定的范圍里，各細節之間往往是相互關聯的，有時甚至到了相生相克的程度。重要的是，相互的關聯性多少也反映著共通性。很多時候，我們不僅需要從斷裂的碎片中看到整體，也只能從殘存的斷片中了解整體”[注]羅志田：《無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6頁。。

從羅志田對碎片化與整體的關系論述中可以說明：第一，羅教授對碎片化與細節研究看得更具體、更深入，其自己本身也特別強調整體史下的細節研究，強調細節可以見整體，認為“不以細節為基礎的整體是籠統的，不是會通”[注]羅志田：《無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6頁。。因此，羅教授眼中的碎片化不是脫離整體的碎片化，而是整體之下的細節研究；此外，羅志田教授主要研究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結合他的具體研究成果也可發現，羅教授各論文選題并不邊緣化、碎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學界熱門的研究領域，如新舊文化之爭、“五四”思想與觀念等。即使有小題目，也體現著整體。如通過對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1923年與1929年整理國故的報道的分析，反映了許多新派學者的態度轉變；通過對《申報》主筆楊蔭杭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的研究，反映了當時向往統一的時代要求[注]羅志田：《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分子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47頁。。第二，羅志田教授仍說“非碎無以立通”，對于碎片與細節的區別沒有具體展開說明，有將二者等同視之之嫌。

此外，對碎片化的存在持肯定態度的蘇州大學王玉貴、王衛平教授，同樣把細節研究當成碎片化。王玉貴教授跟上兩位學者一樣，都強調要在整體史視野下開展微觀研究。王玉貴、王衛平教授指出：“國內所存在的碎片化問題，是一種專為求新求異而開辟新領域新課題，缺乏總體關照的研究傾向，這種單純限于個別的、支離破碎的研究嚴重影響了社會史尤其是區域社會史的健康發展?！盵注]王玉貴、王衛平：《“碎片化”是個問題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6頁。此外，他們還引用常建華教授的觀點來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佐證。常建華認為，對社會史研究中碎化的批評，雖然從“保持歷史研究整體性著想，無疑是正確的，但個案與微觀史學研究強調的是以小見大，題目雖小，意義或大，況且個案與微觀積累多了，才能有體系化的宏觀分析”[注]常建華：《跨世紀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8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6頁。。從而王玉貴、王衛平指出：“歷史研究由宏觀考察轉向細部探究即通常所說的‘碎片’研究，是學術進步的必然趨勢，完全符合學術發展的應有理路和基本規律?！盵注]王玉貴、王衛平：《“碎片化”是個問題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8頁。

可知兩位教授對細節研究的碎片化與刻意追求的碎片化還是有一定區分。一種碎片化是國內所存在的問題，是單純限于個人的、支離破碎的研究，即章開沅先生所言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另一種是宏觀視野下的碎片化，是社會史研究應該遵從的微觀研究，要以小見大。也就是常建華所言及的“一滴水也能反映太陽的光輝”[注]常建華：《跨世紀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8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6頁。。這種碎片化實為細節研究。王玉貴、王衛平教授認為碎片化不是一個問題，其所說的碎片化其實是指社會史應該遵從的微觀研究，即嚴格意義上的細節研究。

王笛、羅志田、王玉貴等教授是贊成碎片化的主要代表人，筆者通過對這些學者的學術經歷和學術觀點進行細察，發現這些學者眼中的碎片化實為細節研究。只是他們均對碎片化與細節研究的概念未加區分，以至于把嚴肅的細節研究當成了碎片化，所以對碎片化大加支持。其實這幾位學者支持的是在整體史視角下嚴肅的細節研究，而不是刻意追求的碎片化研究。這就是概念模糊導致的誤解。除了這幾位學者之外，同樣狀況的學者仍大有人在，由于篇幅有限，此處不再贅述。

四、反對史學碎片化者也存在概念不明

由于概念模糊，當前反對史學碎片化的學者中也存在兩種不同的評價狀況。一種是以章開沅、行龍、李金錚、鄭師渠等一批為代表的知名學者。他們嚴格區分微觀研究中存在的細節研究與碎片化，也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或“克服碎片化，回歸總體史”的觀點。其中章開沅先生不但嚴格區分了細節研究與碎片化的不同，還對二者進行了嚴格意義上的定義和說明。

此外，行龍教授指出：區域社會史研究并不必然會帶來碎片化，只要研究者能夠將“總體史的眼光”始終作為一種學術自覺，敏銳地提煉“問題意識”，重視長時段研究，注重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即使再細小的區域研究也不會是碎片化的[注]行龍：《“克服”碎片化，回歸總體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2頁。。他明確指出有總體史眼光的微觀研究就不是碎片化，沒有總體史眼光的微觀研究才會走入史學碎片化。行龍教授這一鑒定跟章開沅先生的觀點實質是相同的。其總體史眼光的微觀、細節研究也就是章開沅先生所言的細節研究。

李金錚教授對碎片化與細節研究的區分也同樣清晰。

所謂“碎片化”，主要是指研究題目瑣碎微觀，雜亂無章；缺乏整體史關懷，缺乏全面聯系和貫通；疏離宏大敘事，輕視理論思考，缺乏共識?？傊?，對歷史現象不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但是必須明確，“碎片化”不等于碎片研究，不能把碎片研究與整體史對立起來。事實上，只有當歷史研究陷于瑣碎微觀，缺乏整體史觀念時，才可稱為“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體史關懷，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注]李金錚：《凡屬成功的微觀研究，基本上不存在“碎片化”問題——以整體史觀統攝“碎片”研究》，《北京日報》2012年11月12日，第23版，第1頁。

李金錚教授提到碎片化不等于碎片研究，碎片化是缺乏整體史關懷的研究，具備整體史關懷的就不是碎片化。這一觀點與章開沅教授的觀點如出一轍，將微觀研究中的細節研究與碎片化區分開來，認為整體史研究下無碎片。這是對二者間的區別做出了明確的鑒定。北京師范大學鄭師渠教授對碎片化的概念也有同樣的看法：

首先還必須弄清楚“碎片化”的概念。在筆者看來，在語義上，“碎片”是指整體瓦解的結果。但在實際生活中，“碎片化”的語義可有兩層理解:一層是指將物體打破，使之化為碎片;二是指先將物體打碎，使之成為待鑄新體必需的材料或過程。二者的區別，在價值取向上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后者的目的卻在于追求新的綜合化。前者是消極的，而后者是積極的。[注]鄭師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之我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6頁。

在歷史研究中，需區分兩種不同的“碎片化”:一是放棄總體性(總體史)，導致了“碎片化”;二是堅持總體性(總體史)，但在新舊更替之際，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趨向多元化，一時也會呈現某種“碎片化”現象，那是學界醞釀新突破、新綜合的必要過程。[注]鄭師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之我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7頁。

鄭師渠教授對碎片化做到了一分為二地看待，指出存在兩個碎片化，一個只關注碎片化本身，是消極的，就是章開沅先生所強調要拒絕的碎片化；另外一個碎片化是追求新的綜合，是積極的，即章開沅先生所強調要重視的細節研究。

除了以上幾位學者外，具有類似觀點的學者也大有人在，本文就不一一列舉。僅從這三位學者觀點中，就可以看出一個相同之處，即對史學碎片化與細節研究均有明確鑒定，能夠將其嚴格區分。但不足之處就是對何為碎片化，何為非碎片化的概念沒有統一的明說。李金錚教授雖知道什么研究屬于碎片化，什么研究不屬于碎片化，但李教授對非碎片化的這種概念則還是沒有進行界定。行龍教授也同樣如此。鄭師渠稱有兩個碎片化，那問題就來了，兩個碎片化其性質如此相反，就肯定不能使用同一個詞匯、同一個概念來稱呼之。消極的碎片化怎么稱呼？其概念如何？另一個積極的碎片化又如何稱呼？概念又如何？鄭師渠教授也沒有做進一步展開。

故當前史學界關于碎片化問題的討論，對于碎片化問題持反對意見的部分學者對于碎片化與非碎片化的區分倒頗有一點相似，能夠將二者嚴格區分。但對碎片化、非碎片化的概念則沒有明確界定，其表達也未達成統一。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界關于碎片化問題的討論，造成學界討論話語的混亂。這容易使得初入門的史學研究者、工作者產生誤解。這一點章開沅先生走在了學術的前列，將這一定義進行了明確，并且也提供了可供學界參考的表達規范，即碎片化與細節研究。

另一種觀點則存在將微觀研究與碎片化等同的情況，以為一切細小、微觀的研究均是碎片化，從而忽視了細節研究的存在，出現了以偏概全的現象。這類學者雖反對碎片化，但是他們把微觀研究全部等同于碎片化，反碎片化的同時也反了細節研究，出現打擊一大片的現象。這容易引起一些名為贊成碎片化實為贊成細節研究學者的反感，更加深雙方之間的誤解。這種現象的實質仍是對碎片化與細節研究概念的模糊。這類現象多存在許多學術報道中。這樣的報道不但不會有利于把碎片化問題闡述清楚，反而容易造成雙方更大誤解，以致把史學碎片化這潭“水”攪得更加渾濁。章開沅先生認識到了這一點，不無擔憂地提道：“報道話語過于簡單，未能把嚴肅的‘細節研究’與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區別開來。這很容易引起讀者誤解，好像這次會議是在反對‘細節研究’?！盵注]章開沅：《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5頁。說明這一現象在當前學界中較為普遍。這是概念模糊導致的結果。

五、結 語

當前史學界關于碎片化問題的討論，看似出現了三個明顯不同的類別，甚至出現了贊成與反對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但筆者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當前學界對碎片化與細節研究的概念模糊所致。碎片化與細節研究均屬于微觀研究，外表相同，但其性質上卻截然相反。碎片化是缺乏整體視角的微觀研究，是消極的史學研究；細節研究是在整體史視野下開展的微觀研究，是積極的史學研究。這兩個概念是史學碎片化問題討論的前提與基礎，故學者一旦將二者等同看待，造成誤解，就會導致觀點的完全背離。

當前學界關于碎片化問題觀點的不同，很大原因就是概念模糊所致。由于當前對碎片化與細節研究沒有統一明確的概念，許多學者把細節研究當成碎片化，于是自然而然地認為碎片化對于史學研究有利。而反對史學碎片化的部分學者中，也存在將微觀研究等同于碎片化，于是在反對碎片化的同時，出現了打擊一片的現象，也將嚴肅的細節研究一起摒棄，反而加劇了分歧。于是就產生了你言細節研究，而他卻討論碎片化的情況，兩類學者其實討論的不是同一個概念，但雙方均可能存在把對方討論的概念誤解為自己討論的概念。此外，即使對史學碎片化與細節研究能夠嚴格區分的學者，對碎片化與細節研究的概念和稱呼也未能進一步闡述，使得概念模糊這一現象未能得到根本解決。

碎片化還是細節研究？明確這一概念，是進一步推進史學碎片化問題討論的前提，是學界達成共識的重要一步。關于這個問題，章開沅先生敏銳地意識到了，明確地指出嚴肅的細節研究與刻意追求的碎片化不同，細節研究是整體史視野下的微觀研究，而碎片化是缺乏整體視野而刻意追求的微觀研究，并提倡要“重視細節研究，拒絕碎片化”。當前學界關于史學碎片化問題的討論，可以在借鑒、參考章開沅先生這一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達成概念共識，以推進史學碎片化問題討論的進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