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的后現代轉向：以貝爾和哈維為中介展開思考

張 婷

歷史學的后現代轉向乃至后現代史學的誕生，已經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國內外學界對這一轉向的過程及后現代史學的特質，也有異彩紛呈的闡釋。一種基本的看法是，后現代史學消解了宏大敘事，沖擊了歷史的連續性、客觀性，注重小型敘事，其結果一如赫勒的《碎片化的歷史哲學》書名所表明的，歷史研究由整體性走向了碎片化。本文試圖借助伊格爾斯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學》，重釋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史學的誕生之路，借助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和哈維的《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闡明后現代轉向的社會基礎，進而對后現代史學的基本旨趣做出審慎的判斷，捕捉其中體現的后現代性與現代性的文化張力，展望新的社會愿景。

一、歷史學的后現代轉向

在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有一系列的轉向，如：語言學的轉向、敘事的轉向、文化史的轉向、視覺文化的轉向、空間的轉向，等等。每個轉向都有其特定的內容和指向，相互之間有所交叉，也有所論辯。如果要用一個轉向來涵蓋所有這些轉向，非后現代轉向莫屬。后現代轉向滲透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每個領域，歷史學也不例外。伊格爾斯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書，副標題是“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該書所梳理的正是由于后現代的挑戰，歷史學疏離了客觀性的追求，轉向了多元化的敘述。伊格爾斯把歷史學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描述了每一階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題，為我們認識歷史學的發展提供了清晰脈絡。

源自古希臘的歷史學包含兩個路徑：一種是學究式，一種是文學式。直到十九世紀，蘭克促使歷史學從兩種理路統一為科學規范化研究。當然，歷史學家所理解的科學與自然科學家所理解的科學大不相同?？茖W對歷史學家而言，它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抽象化公式和邏輯命題，但歷史學試圖以自然科學為范本建構屬于它的學科體系。在歷史學家看來，科學就是要在方法論上使客觀知識得以可能。歷史學家所追求的科學性在于知識對客觀事實的符合，歷史學致力于按實際發生的情景建構過去。這就使得歷史學家的工作、專業話語不同于文藝話語和業余愛好者對歷史的探究。

蘭克對歷史學的科學建構，遵守三個基本前提：(1)真理符合論；(2)人的行為反映了行為者的意圖，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從這些意圖中尋找完整的歷史故事；(3)歷史發展總是按照歷時的方向不斷向前推進[注]格奧爾格·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何兆武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頁。。蘭克所理解的歷史學是一種嚴格的科學概念，禁止一切價值判斷。不同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從一個制高點看歷史，把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尋求進步、發展的內在規律，蘭克的歷史學是從每樁事件中尋找某種永恒的東西。歷史學應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觀察事物，力求表明“確實發生了某事”。歷史學的旨趣，一方面是客觀專業化地編纂已發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又能為政治和文化提供事實依據。在這個基礎上，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不自覺地把自然科學當成范本，聚焦于個人的作用和意向性分析。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美歷史學家發起對蘭克式歷史學的批判，他們探求能夠解釋社會經濟因素的歷史學。這就使歷史學的研究目光從事件和偉人身上轉移到事件和偉人所處的社會條件，顯示出“對制約社會行動的規律的興趣”[注]喬伊斯·阿普爾比等：《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0頁。。法國的亨利·貝爾、比利時的亨利·皮倫涅及一些歐洲大陸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從不同的角度強調社會科學概念。按照伊格爾斯的觀點，十九世紀科學的歷史學和古老的歷史學之間的斷裂，并非像許多十九世紀歷史學家設想的那樣巨大，同樣，對蘭克式歷史學的批判也并非是徹底的決裂。這一時期歷史學的焦點盡管從個體轉移到個體所處的社會條件，但與蘭克式歷史學還存在共通性，它們都追求歷史的統一性，雙方都以單一的線性時間觀念看待歷史發展，認為歷史沿著明確的方向不斷向前運動。大部分歷史學家把“現代化”或“進步”觀念合理化為歷史一以貫之的進程。以馬克思為例，馬克思主義為現代歷史科學做出了巨大貢獻，沒有馬克思很難形成現代社會科學理論。馬克思認為，社會歷史發展具有內在的規律，科學可以發現這一規律，這就意味著，歷史發展并非雜亂無序，其內部存在一個原始動力促使自身合規律合目的地運動。這個原始動力不是黑格爾所認為的絕對思想，而是生產力。生產力為歷史由低到高的發展提供可能，歷史可以在生產力的作用下創造宜居的人類生活。馬克思的歷史研究方法與法國年鑒派極為相似，十九世紀末很多歷史學家沿著這一路數，把經濟和科學的公理化應用于社會，規范社會價值。

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歷史學發生了明顯的轉向，傳統研究方法和價值觀所強調的知識客觀性和民族一致性遭到解構，后現代主義不斷介入歷史學研究，歷史學的真理、進步、理性等傳統觀念出現分歧性意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原動力即生產力學說，被性別、種族、民族和族群等理論解構，不再具有權威性地位。人們逐漸發現經濟的破壞性使歷史并非線性地向前發展，歷史無法作為一個整體解釋社會各種現象，民族國家的崛起使歷史由單一走向多元，由大寫走向小寫。海登·懷特在歷史學領域作為歷史學后現代主義轉向的標志性人物，其《元史學》一書被視為重要的轉折點。但事實上，十九世紀末布克哈特和尼采對傳統歷史觀就進行了毀滅性批判，而雷蒙·阿隆可視為后現代主義歷史學的鼻祖。

在后現代歷史學看來，歷史學研究不存在科學的規范和可量化的理論模型，歷史不能避免歷史編纂學家的興趣和偏好。歷史編纂的主體性使歷史無法具有客觀真理，語言對歷史書寫起到導向性作用。歷史在語言的制約下，意義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炮制的，語言不僅能傳達多種意義還能創造多種意義，因此歷史真理是多元的，沒有唯一不變的客觀規律統攝全人類。由此，這一時期歷史研究的主題與十九世紀產生巨大分離，歷史學從宏觀走向微觀的日常生活，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宏大的社會科學歷史以偏概全，各個民族的小歷史才能體現歷史的多重面相。伊格爾斯通過對歷史學發展的總體譜系，呈現了歷史學從科學到解構科學的全過程，梳理了歷史學后現代主義轉向的前世今生，直觀上說他把歷史學作為研究對象，是對歷史學變遷史的考察。進而言之，伊格爾斯對歷史學的歷史性梳理啟發了我們對社會歷史本身的思考。

二、后現代轉向的社會基礎

伊格爾斯在討論二十世紀歷史學的變遷時，初步分析了變遷的原因。歷史學之所以從蘭克的科學規范化走向后現代主義批判，究其原因與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以及隨之產生變動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有很大關系，但伊格爾斯對此并沒有做過多分析。由于后現代主義興起，歷史學隨之出現了后現代的轉向；也可以說，后現代史學參與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生成。伊格爾斯主要是從思想語境入手，闡述歷史學在二十世紀發生的內在變化，只是蜻蜓點水式地點明“后現代主義反映了一種轉型中的社會與文化，其中有關工業增長、不斷增長的經濟期待和傳統的中產階級典范都已經動搖了”，這就啟示我們更為深入地思考后現代轉向的社會基礎。

羅斯在《后現代與后工業》一書中提出，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與“后學”時代的來臨有直接關系，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可作為后現代思潮出現的社會根基。貝爾提出“后工業社會”，但“后工業”一詞早在貝爾之前就已經出現，最早可追溯到1914年阿瑟·J.潘迪和阿南達·K.庫馬拉斯瓦美合著的《后工業主義文集：關于未來社會預言的專題論叢》。1917年潘迪在《舊世界的創新：后工業狀況研究》中批判了工業社會的勞動分工，主張回到前工業社會。隨后1958年戴維·里斯曼、1967年安東尼·J.維納、1970年滋補格涅夫·布熱津斯基進一步對“后工業”進行解讀。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于1973年出版后引起強烈反響，但他對“后工業社會”一詞的使用最早是在1959年薩爾特斯堡的演講中，意指“跨越商品生產階段的服務型社會”。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貝爾對后工業社會進行了充分論述，之所以稱為“后工業社會”而非知識、信息或專業社會，是為了說明西方社會仍處于新舊社會關系、權力和文化的交替過程中，更為恰當地表征二十世紀的社會狀況。

過去社會總喜歡用“超”作為偉大的修飾語，如超文化、超社會、超感性等，今天我們似乎用盡了“超”字，而只能以“后”替代過去的社會，諸如后現代社會、后工業社會、后文化、后革命、后殖民等等[注]王岳川、尚水：《后現代主義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7頁。。堅克斯的看法相對綜合：“‘在后’指一種與極富創造力的時代相適應而起的消極感，或相反的，指一種超越否定性意識形態的積極感?！盵注]理查德·阿皮格納內西：《后現代主義》，黃訓慶譯，廣州：廣州出版社，1998年，第1頁。貝爾采用“后工業”這一說法，一是為了強調時間的過渡性，二是著重知識技術作為中軸原理的重要性。貝爾把社會分為社會結構、政體和文化三個部分，社會結構包括經濟、技術和職業制度；政體強調權力分配；文化表達象征和含義的領域。每一方面都有一個不同的中軸原理起支配作用，社會結構的中軸原理是經濟化，現代政體的中軸原理是參與管理，文化方面的中軸原理為實現自我并加強自我的愿望。過去這三個方面由共同的價值體系維持平衡，但在當代，這三個方面分裂越來越大。后工業社會主要涉及的是社會結構方面的變化，尤其是科學與技術之間的新型關系。貝爾認為，盡管社會結構占重要地位，但并不意味著社會結構對政治和文化起決定性作用，只能說明社會結構對社會的其它方面產生深刻影響。

為了明確后工業社會的基本特征，貝爾把它與前工業和工業社會進行比對，以說明后工業社會的基本結構。前工業社會主要是同自然界競爭，人們按照傳統的方式進行體力勞動，從事采掘和提取自然資源，受季節和生產工具影響，生產效率比較低下。工業社會亦即商品生產社會，生活來源以經過加工的自然資源為主，機器、技術成為合理化的生產工具，生產效率提高，能源代替體力，商品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換的主要媒介。后工業社會以服務行業為基礎，體力或能源被信息代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復雜，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保健、教育、娛樂、文藝分化商品種類，成為計量人類生活質量的標準。具體而言，具有三方面特征：第一，在工業生產的同時，運輸和公共事業擴大，能源成為輔助性服務，非制造業藍領勞動力增加；第二，商品消費和人口數量激增，銷售、金融、不動產和保險等白領就業人員增多；第三，隨著國民收入的上升，家庭用于食品消費的比例小于用來購買耐用消費品(衣著、住房、汽車)的比例，較多家庭支出用于奢侈品消費、娛樂等方面。因此，后工業社會也是一個公共社會，是公共組織而不是個體成為社會構成單位，完成“社會決策”。人們在參加社會決策的過程中，不同群體有不同需求，結果便是不斷的沖突和僵局，人們所要求的要么是達成一致的政治，要么是阻撓重重的政治。

貝爾指出，社會結構的變化會以一種無形的方式引起多種變化，尤其是意識方面，它逐漸影響人對世界的認識。前工業社會人被自然束縛，在工業社會人依賴生產出來的東西，而后工業社會人通過人密切交往，“現實不是‘外在’的，人‘在一個從來不是他制造出來的世界里忍受著孤獨和恐懼’”[注]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嚴蓓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8頁。。如果說前工業社會是由命運和機遇主宰，工業社會依靠理性管轄，那么后工業社會就是生活在“恐懼”中，人的精力用于各種商品生產，形成懼怕本能和浪蕩的工作態度，產生不易調和的矛盾。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需求增多，矛盾不斷又不可調和，精神分裂、信任危機、文化低俗化越來越明顯，導致現代主義中的理性樸素、謹慎遭到瓦解。美術和文學的趣味傾向于平庸無聊的英雄崇拜，藝術家不斷自我膨脹，以叛逆的姿態否定傳統價值觀，建筑領域掀起了反現代主義文化，這就為后現代主義的出場開辟道路。

貝爾從當代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出發闡述文化的變化，因而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出版三年后，又出版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狀況予以全面深入的闡發。戴維·哈維的思想路徑則和貝爾正好相反，他在1990年出版了《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他是為了探究文化變遷而深入對社會狀況的研究。不過，他和貝爾對當代西方社會的變化之大有著同樣的認識，并把時間點確定在1972年，認為1972年前后以來，文化實踐與政治—經濟實踐中出現了一種劇烈變化。社會生活自1970年代初期以來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以至于人們有理由談論生活在一種后現代文化和社會之中。斷裂、不確定性、對一切總體性話語的強烈的懷疑，成為后現代主義思想的標志。羅蒂對實用主義的重新發現，費耶阿本德對無政府主義認識論的提出，?？聦v史的非連續性和差異的強調，還有倫理學、政治學和人類學中對他者的關注，都表明社會文化和情感結構中廣泛的、引人注目的一種轉移。對于這些轉移的具體分析各有不同，但大家都不反對應從后現代與現代的關系出發來闡釋后現代。哈維梳理了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歷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因此，在1968年至1972年之間的某個時候，我們看到了后現代主義的出現，它是一種成熟的、雖然還是很松散的運動，出自1960年代那場反現代運動的形成之后?！盵注]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5頁。

哈維注意到，在后現代主義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靈活的資本積累方式的出現，與資本主義體制中新一輪“時空壓縮”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他也完全同意這樣一種觀點，戰后從1945年到1973年的長期繁榮，構建起一系列勞動控制的實踐、技術組合、消費習慣和政治—經濟力量的結構，這種結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福特主義—凱恩斯主義。這種體制在1973年被打破，西方社會進入一個迅速變化、流動和不確定的時期。新的政治—經濟實踐與戰后繁榮時期的實踐形成明顯反差，如果說福特主義的特點在于大規模生產意味著大眾消費、勞動力再生產的新體制、勞動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理性化和美學，那么，后福特主義的特點在于資本更為靈活的流動和靈活積累，這在根本上促成了社會生活的轉瞬即逝、短暫、變動不居和偶然意外，由此在西方社會出現了諸多關于轉變的理論，對社會現狀有了各種不同的稱號，如哈拉爾的“新資本主義”，拉希和厄里的“組織化資本主義”，等等。相比較貝爾從經濟和政治狀況出發“直接”闡述文化，哈維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闡述了社會經濟生活變化所帶來的新的時空體驗。

哈維所理解的時空概念是藉由社會生活再生產的物質實踐活動而創造出來的，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擁有不同的時空概念，由此，時空體驗不只具有審美的意義，而且具有社會生活的意義。時間和空間不能獨立于社會行動來理解，在現代社會，也就是不能離開商品生產、資本積累、勞工運動來理解。當代社會的狀況促成新的時空結構和實踐，后現代主義可以說是對時空的一系列新體驗，也可以說是這些新體驗的一種回應?；谶@樣的認識，時空體驗在哈維的后現代理論中具有中介的地位，它既是人的主觀體驗，也是社會生活的客觀結構。這種闡釋的重要意義在于，避免了對于文化的經濟決定論式的理解，相比之下，貝爾關于后工業社會的經濟社會狀況和文化景象之間關系的探究過于直接和簡單化了。并且，時空概念也是歷史學的核心概念，雖然哈維沒有怎么闡述后現代史學，但他關于時空體驗從現代向后現代轉向的細致梳理，使得我們很容易過渡到后現代史學。

三、后現代史學的基本旨趣

二十世紀歷史學的后現代轉向，在史學領域展開多種評判，有贊成有反對，有的學者對此持積極樂觀的態度，有的學者對后現代主義對傳統史學的沖擊表示悲觀，有的學者持中立態度。英國史學家凱斯·詹金斯斷言：“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普遍的后現代狀態之中”，“后現代性不是我們可以選擇贊同或反對的意識形態與立場,它恰恰概括的是我們所生存的條件：是當前我們所經歷的歷史命運?！盵注]Keith Jenkins,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7,p.3.持接受、贊成、樂觀態度的理論家勞倫斯·斯通在《敘述體的復興》中對老式歷史研究的社會科學提出質疑，接受了后現代主義主張，在他看來，真實和想象的東西一樣都是想象，真理依靠文本而存在，真理是文本的投射。安克斯密特宣稱西方歷史編纂學的秋天已經來臨，講過去的故事，就是會受到敘事影響，海登·懷特的分析不無道理，歷史學應該按照懷特指示的方向演化，如果沒有懷特的《元史學》和他之后的著作，史學理論早就夭折了。相反，在一些反對聲音中，杰弗里·埃爾頓堅信后現代主義轉瞬即逝，歷史學者應當抵制德里達、?？?、懷特的思想誘惑。查德·伊文思也認為，歷史學正遭受后現代主義挑戰，后現代主義消除歷史與虛構、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之間的界限，動搖了歷史學賴以存在的科學基礎，它們就是阻礙歷史學前進的“野蠻人”。帕特里克·喬伊斯指出，后現代主義的進步在于打破歷史的統一性，但問題是沒有任何基層結構作為建構歷史學的參考。持中間立場的學者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拉斐爾·塞繆爾等，試圖將后現代主義理論與傳統史學理論結合起來，一方面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優點，一方面又注意到了其自身的嚴重缺陷。伊格爾斯認為，在蘭克和懷特之間存在一條中間道路，雖然重構過去存在某種視角，但仍然可以非武斷地接近真理。

從歷史學之后現代轉向的種種紛爭可以看出，后現代主義對傳統歷史學的影響，既帶來新鮮能量也帶來無限挑戰。與此同時，關于歷史學后現代主義轉向的討論，除了體現史學理論內部分歧，就外在社會結構的變化而言，還體現了后工業社會引起的文化沖突，即后現代性與現代性的內部矛盾。歷史學的后現代主義轉向不僅是歷史學內部爭論的結果，也有意無意地順應了社會發展的趨勢。從歷史學的后現代轉向來看，安克斯密特說：“我不認為歷史學家應該高度關注史學理論。對于傳統上史學理論家所討論的那類事情具有某些背景知識，這就足夠了。然而有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歷史學領域的討論，尤其是在這個學科經歷重要轉型的時期，會帶上一個哲學性的或者理論性的維度，而討論的參與者們不總是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盵注]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6頁。因此，伊格爾斯對二十世紀歷史學從科學到后現代的研究，也是后工業社會結構推動的結果，在文化表現形式上，體現了后現性對現代性的對抗。

后現代性反映了社會變革和知識變革，但現代性不會戛然而終，現代性還沒有終結，那么，“后現代轉向”的真實意義是什么？按照塞德曼的觀點，“現代”和“后現代”這兩個術語表征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情感模式[注]史蒂文·塞德曼：《后現代轉向》，吳世雄，等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頁。。對歷史學的后現代轉向，我們既要站在后現代的立場審視傳統史學的合理性，又要跳出后現代主義的牢籠，站在后現代主義外部理解它對傳統史學的批判，形成解構—重構—建構的新局面。正如貝爾所言，后工業社會與工業社會之間不只是斷裂，還有延續，歷史學的后現代轉向也體現了后現代對現代性的延續。伊格爾斯指出，歷史學盡管發生了后現代轉向，但絕不能忽視歷史書寫的連續性。后現代史學的產生正是依托于傳統史學，以過去的歷史研究方法和理念為文本依據，重新理解、發揮和運用。沒有前期的歷史積淀，就不會存在當下的歷史轉向，沒有后現代史學，史學理論只能墨守成規缺乏新意。正是歷史書寫的連續性，才使得今天出現后現代史學。就此而言，后現代史學中后現代性和現代性的對抗，也可視為多元化的現代性，沒有逃離現代性的語義群，對自由、真理和客觀的討論，屬于同一問題的正反面。理論邏輯是一個正反合的過程，目前歷史學的后現代轉向體現的后現代對現代性的挑戰，只反映了正反抗衡局面，恰恰缺少合一的過程。也許正是因為后現代主義宣揚的去整體化、去統一性、去中心的理念，才使得后現代主義不屑于理論的整合，而使知識呈碎片化格局。

進而言之，碎片化的文化、知識和情感狀態，正是由于現代的啟蒙理性走向極端，從而步入了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泥潭。這就“需要一個指南針，在困境中指引方向，把我們引到有意義的路途上來”[注]貝弗利·索斯蓋特：《歷史的旨趣：在后現代性的地平線上》，張立波、唐聞笳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9頁。。問題由此成為：歷史學能否在后現代狀況中發揮作用，促成人們的自我意識，幫助人們理解世界的不確定性和含混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勢必要求重構歷史研究的任務，重構歷史實在、真理、客觀性等歷史學的基本概念。重要的不再是設想所謂“真實過去”的本質，而是我們如何對待這一過去，我們如何言說它。歷史與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息息相關，對我們建構什么樣的個體和社會息息相關。過去、當下和未來構成一個整體，我們處于絕對的當下，介于絕對的當下，而對過去的態度或者是確證和維護當下，或者是敞開通往美好未來的新路徑。無論如何，“過去”不是鐵板釘釘的，有賴于我們的追求而不斷激發潛能。不再講述那種最終的、確定無疑的故事，也不沉迷于自娛自樂、無所作為的小型敘事，致力于美好的生活和未來，當成為后現代史學的基本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