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述論

吳 艷

(南京大學 哲學系,南京 210046)

【歷史文化研究】

21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述論

吳 艷

(南京大學 哲學系,南京 210046)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儒學發展的重要時期，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等方面研究的深入，對這一時期儒學發展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v觀相關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觀的綜合性論述，也有立足于玄學、經學、教育、三教關系等微觀視角的專題性的探索?？傮w來講，學界對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在21世紀呈現出鮮明的特色，表現為理論研究深度日益增加、研究的范圍不斷拓展、研究方法有所創新。

綜合性；玄學；經學；教育；三教關系

作為儒學發展中的重要一環，魏晉南北朝在整個儒學發展脈絡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1世紀以來，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等方面研究的深入，對這一時期儒學發展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學術成果頗豐。眾多研究成果中，既包括專題性的論著，也包含相關的論文，其中以論文為主。本文擬從綜合把握和專題探索兩個向度，對21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成果進行概述，并對所呈現的研究特色做一綜論，以期推動魏晉南北朝儒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一、綜合性敘述

近年來，學界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發展的研究，呈現出綜合性的特色。這種綜合性的研究，試圖從不同的角度總論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狀況。有些是從整體性的角度總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盛衰，還有一些從士族、士風以及法律、文學等視角，側面地展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發展的面貌。

從整體上來闡述儒學發展的狀況，是21世紀以來有關魏晉南北朝儒學研究的一大特征。夏增民的博士論文《儒學傳播與漢魏六朝文化變遷》從儒學傳播的角度，借助傳播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以時間為主線，對兩漢至東晉南朝這一長時段的儒學傳播概況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變遷的現象、特征、原因等，做了整體的論述。論文將儒士的流徙與流向、儒家文化區的形成、分布與變化、儒家思想向底層社會的推移以及儒學傳播導致的底層社會的文化變遷四個方面作為論述的重點，通過儒學的傳播，探討儒學作為漢魏六朝社會共同價值觀確立的問題[1]。郝虹在《魏晉儒學盛衰之辨——以王肅之學為討論的中心》一文，以王肅之學為中心，對魏晉時期儒學的衰與盛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關于儒學的衰落，作者認為天命論的動搖，致使抑君申臣思潮和“時遇論”命運觀的興起，導致儒學凝聚社會精神的作用崩塌，無法為其官方意識形態身份提供學理層面的支撐，儒學喪失了社會精神支柱的地位。對于魏晉儒學的強盛，則主要表現為禮教的興盛，這夯實了儒學作為文化傳統的主體地位。作者對學界一直以來有關魏晉儒學興衰的觀點進行了歸納，指出各種對立觀點之所以能夠共存，根源于魏晉儒學集學術思想、官方意識形態、文化傳統三重角色于一體，且三者互相糾葛(《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3期)。

除了從儒學傳播和以人物為中心分析儒學的興衰之外，借助具體的典籍來分析儒學的發展狀況，也是近年來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整體性研究的一個方面。周培佩的《〈隋書·經籍志〉與魏晉南北朝學術》，以《隋書·經籍志》為依據，對魏晉南北朝學術在經、史、子、集等方面的概況進行了梳理。在經學方面，體現了這一時期古文經學的繁興及經書注解集解體和義疏體的興起；在諸子學方面，呈現出漢晉儒學衰落、玄學盛行之際，子書繁多的現象(《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作者對這一時期儒學的整體發展形勢做了總結，認為儒家思想雖受到了玄學和佛學的沖擊，但其學說仍占據著統治地位。與之相類似的文章還包括岳英的《由〈漢書·藝文志〉到〈隋書·經籍志〉目錄變化窺探學術變遷之大略》(魯東大學2014年碩士論文)。

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的綜合性，不僅表現在對儒學本身整體性的研究，將儒學與當時社會文化的融合作為這一時期儒學研究的一個視角，亦是近年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綜合性的一種體現。鄧名瑛的《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魏晉南北朝士階層社會擔當意識的弱化》(《倫理學研究》2007年第6期)，通過分析這一時期士階層擔當意識弱化的表現及原因，揭示作為傳統儒學載體的士階層更多地偏向對個體價值肯定的背后，傳統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衰落。與之不同，孫寶的《東晉儒學文化型態與士風》，則從積極的方面肯定了東晉儒學的發展并對士人人格的建構產生了重大影響。作者從儒學的文化型態出發，強調士人在批判玄風流弊的同時，增強了忠孝仁義意識，固守家學傳承中的儒學內涵，這有利地促進了東晉士人的家族觀念與儒學文化心態，也在更深的層次上推動了儒學向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滲透，呈現出生活化的特點(《理論月刊》2008年第7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士族、士風中，而且在法律、文學等方面也有所呈現。武劍青《從“春秋決獄”到“納禮入律”——淺析儒家思想融入魏晉北朝諸律的必然性》一文，對魏晉北朝時期援儒入律的必然性做了深入討論，并指出從“春秋決獄”到“納禮入律”，實質上是儒家思想融入法律的一個漸進式過程?！按呵餂Q獄”推動了“引經注律”的產生與發展，“引經注律”則在理論和實踐上為“納禮入律”埋下了伏筆，而儒家思想得以全面融入魏晉北朝諸律當中，是在“納禮入律”的進程中完成的(《柳州師專學報》2005年第2期)。孫寶的《儒家政教觀與魏晉賦格建構》，從文學的視角探討儒家政教觀對魏晉賦格建構所發揮的作用。一方面，儒家王權一統、“比德”的政治文藝觀念在時代的流變中不斷地滲透至魏晉辭賦中，并逐漸造就了魏晉辭賦宏闊、淵雅、醇和的精神氣格；另一方面，魏晉玄儒并濟的賦風、東晉玄言賦的興起，呈現出魏晉辭賦剝離儒學影響的態勢(《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二、專題性探索

1．玄學的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種學術思想涌起，玄學作為眾多學說中的一種，在這一時期得到迅猛的發展，后世哲學家在寫作哲學史時常常以“魏晉玄學”來概括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學說概況，可見玄學在這一時期地位之高。關于玄學的性質，一直以來備受學界的關注，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玄學與儒學的關系，這些爭論中有的學者主張二者是相互對立的，有的學者認為二者是相互影響滲透的，也有學者提出玄學是儒學的一種表現形式。然而，不管爭論最終的結果如何，開展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研究，必然不能將玄學拋之在外?？v觀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學者們對于玄學問題，多是站在儒學的立場，通過對這一時期玄學發展的闡述，揭示魏晉南北朝儒學的發展狀況。

從儒學與玄學的關系中，闡釋魏晉南北朝儒學的發展，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玄學研究的一個方向。薛勝元的《儒學分裂與玄學產生——論漢魏社會思潮的變化》，從思想自身發展的角度來分析漢魏間儒學分裂、玄學產生這一社會思潮變化，將玄學的產生看成是原始儒學的復興，反對將儒玄之間的關系認定為對立、排斥，而通過追溯漢代儒學分裂與道家的融合去考察玄學產生的過程，從儒學發展長遠的歷史來看，玄學不僅沒有阻礙其發展，反而為其開拓了新的天地(《文史博覽(理論)》2012年第6期)。巴曉津指出，魏晉玄學家大都儒玄兼宗，深具儒家素養，并成為魏晉儒學傳承之載體，這使得儒學的功能作用實際涉及兩個不同領域，即政治領域和知識分子的士風學風領域，如此一來，魏晉玄學興盛背景下的儒學式微，實際只是儒學在后一個領域有嬗變的趨勢，傳統儒學的深厚根基并未真正動搖。(巴曉津：《玄學代表人物的儒家素養與魏晉儒學之傳承》，《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楊亦博在《魏晉時期玄學與儒學的共融——從〈世說新語〉談起》一文中，通過對《世說新語》的文本分析，進而述及玄學與儒學在魏晉時期的共融關系，這種共融關系表現為此時期一些士人一方面遵循儒學規定的道德倫理，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玄學的欣賞與肯定(《現代語文(學術綜合)》2015年第1期)。

除從儒玄關系的視角進行考察外，以魏晉玄學家及其著作為研究對象，著眼于個體，揭示其思想中體現的儒學內涵，也是21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的一個方向。任蜜林指出，郭象通過融合儒家思想，解決了自然與名教二者之間的矛盾。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在境界觀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融合了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兩種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論上，郭象指出“仁義即性”，將儒家的性善論與道家的素樸論融合起來；在政治思想上，通過重新解釋道家的“無為”思想來解決儒家“有為”和道家“無為”兩種不同政治主張的矛盾(任蜜林：《郭象哲學中以莊融儒的特色》，《中國哲學史》2006年第2期)。巴曉津《試論嵇康思想中的儒家素養》指出嵇康實際是儒玄兼綜，且具有深厚的儒家素養，其深厚的儒家素養主要體現在“修己”“正身”的個人修為、“入則孝，出則悌”的倫理道德觀、“以道事君”“從道不從君”的忠君觀和修齊治平的教子觀等方面(《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張晨霞《略論阮籍的亦儒亦道思想》一文，通過對阮籍思想的分析，指出事實上，道家只是迫于政治壓迫而采取的自我保護，在其思想的深處則深藏著一顆忠孝節義、企望建功立業的儒家之心，亦儒亦道構成了阮籍真實的內心世界(《船山學刊》2010年第3期)。

2．經學的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在表現形式上主要以經學為主。21世紀以來，有關經學的研究，一直都是魏晉南北朝儒學研究的重點，也產生了眾多的研究成果。相關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南北經學的定位問題；第二，經學的興衰問題；第三，禮學的研究；第四，區域性儒學的研究。

長久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的興衰問題，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并論證自己的觀點，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時期的儒學是有所發展的，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呈現出一種衰落的態勢。田照軍、肖嵐的《魏晉南北朝儒學芻議》從儒學的本質著眼，指出儒學在根本上是為現實政治和封建倫理道德服務的，其作為社會統治思想的正統地位并未動搖。這種正統地位，在魏晉南北朝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政治勢力奪取政權后，往往打出“尊儒”的旗幟；其二，社會道德仍然以儒家的忠孝觀為核心；其三，儒學始終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內容；其四，儒家思想開始全面融入法律，在立法、司法等方面體現禮法交融的倫理特點(《理論界》2007年第4期)。除了從政統的層面肯定儒學的統治地位之外，通過對經學典籍的研究，也可以體現儒學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概況。唐明貴《魏晉南北朝時期〈論語〉學的發展及其原因》一文，對《論語》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的原因及其表現進行了論述。統治者尊孔重儒的政策、相對寬松的學術環境和新的解經方法“義疏”的運用，為魏晉南北朝時期《論語》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該時期研究《論語》的專著大增，數量和質量上遠遠超過漢代，《論語》注訓會通儒玄，出入儒佛，呈現多元化的趨勢，有利地推動了這一時期《論語》學的發展，是《論語》學創新和發展的時期(《齊魯學刊》2006年第5期)。

關于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概況，一些學者認為儒學在這一時期呈現出衰落的態勢。張祥浩指出魏晉南北朝期間玄學興盛、佛道流行，在兩漢居于統治思想地位的儒學卻衰落不堪，這種衰落表現為士人的儒學信念發生危機、太學荒廢、佛道興盛及儒學思想大家的缺失(張祥浩：《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衰落》，《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郝虹的《從曹氏三代人對儒學的態度看魏晉儒學的衰落》一文，對曹魏三代統治者實施的政策進行了分析，指出曹魏統治者對儒學的不重視態度，是魏晉儒學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管子學刊》2005年第4期)。樂勝奎以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為文本，通過對六朝儒學代表人物皇侃的儒學思想的分析，以一種新的視域解釋六朝儒學的困境及其產生的原因。作者指出，皇侃作為六朝儒學思想的一個典型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內在矛盾反映了六朝儒學面臨的困境，在性道思想上，皇侃釋天道為元亨日新之道，而將人性解釋為稟天地之氣，但是天道之生德和氣性基礎上的善端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涵義，二者根本不相適應(《六朝儒學的困境》，《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2期)。

南北朝經學是魏晉南北朝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上承魏晉儒學，是魏晉經學的進一步發展，下啟隋唐儒學，為隋唐儒學走向統一奠定了基礎。近年來，對于如何定位南北朝經學的問題，也日益引起學者們的重視。在論文方面，出現了申屠爐明的《南北朝儒家經學義疏三論》(《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田漢云的《論六朝經學的發展歷程——魏晉南北朝經學史論之一》(《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陳磊的《論南北朝至唐初的儒學傳播方式及其特點》(《史林》2005年第6期)、汪奎的《永嘉南渡后南北經學的差異》(《華夏文化》2007年第3期)、莊庭蘭的《魏晉南北朝經學發展論略》(《青海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等較具體、較深入地就某一方面進行研究的專題性文章。在著作方面有焦桂美的《南北朝經學史》、潘忠偉的《北朝經學史》等論著。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以焦桂美的《南北朝經學史》最具有代表性。在文章的結構上，既有關于南北朝經學的宏觀考察，也有對南、北朝經學發展的微觀研究，并對南北朝經學對隋唐儒學的影響做了長遠的分析。對于南北經學的定位問題，作者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立足于史實，從異同兩個方面分別做一分析。對于南北經學之同，作者指出南北朝經學在源頭、注疏體式、治經方法及傳播渠道等方面都有相同之處。而南北經學的差異，則表現為經學的思想、著述、治經風格等方面的不同。對于南北經學的同異，作者指出作同、異的區分多是為了更好地進行學術研究，實際上南北經學的同異不是絕對的，往往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應辯證地看待其中的同異關系，不可放大其異，亦不可將兩者截然分開[2]。

禮學作為經學的重要部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充足的發展。張鶴泉的《略論北朝儒生對“三禮”的傳授》，在文章的布局上，著眼于北朝儒生傳授“三禮”風氣的形成、北朝儒生在官學和私學中將傳授“三禮”作為重要內容、北朝儒生傳授“三禮”以遵循和發展鄭玄注為基礎三個方面，集中論述了北朝儒生對“三禮”的傳授，綜合地概述了禮學在北朝的發展狀況。(《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7期)除了對禮學的研究以外，喪服制度作為禮學的重要部分，也越來越成為學者們研究的一個視角。張煥君的《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研究》，對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進行了論述，并分析了這一時期喪服制度變化所以形成的原因。魏晉南北朝時期，“親親”的原則最受推崇，“緣情制禮”成為這一時期喪服制度的主要特征，情、禮之間，重情是前提，禮則作為必不可少的限制性背景而存在，對于這種結合，作者提出，與以往的喪服制度大不相同，而是一種“以情制服，以禮裁之”，能夠“情禮兼得”的新型喪服制度[3]。近年來，伴隨學界對禮學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有關這一時期禮學的研究綜述也是日益增多。房珊珊的《近20年來魏晉南北朝時期禮文化研究綜述》(《魯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與陳淑君的《完整結構與細節呈現：從喪葬史到個案研究——魏晉南北朝喪葬文化研究述論》(《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兩者的研究重點略有不同，前者著重對有關禮文化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概括性的綜述，后者則從整體到部分的角度對有關魏晉南北朝喪葬文化的研究做一總結。

隨著時代的發展，傳播學、歷史地理學等研究方法逐漸被運用到儒學研究中，地域性經學研究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向日漸引起學者的關注。焦桂美、沙莎的《論遷徙經學家對南北朝經學之貢獻》一文，通過對南北朝經學家這一學術載體遷徙現象的分析，指出經學家的遷徙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相應區域的經學發展，為南北朝經學融合趨勢漸成做出了很大貢獻，促進了南北朝經學傳習范圍之趨同(《船山學刊》2008年第1期)。邢東升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齊魯中原地區的經學發育及其演變》按照綜合時空的角度，以經學地理為研究方法，通過表格和圖表等形式對齊魯地區經學發育及演變，進行量化、統計、比較，從而揭示魏晉南北朝時期齊魯地區的經學面貌及歷史變遷。通過研究作者發現，就齊魯中原地區而言，總體下滑衰落、間有起伏升降為經學發育演變的一般規律。具體到形成原因，總體來講，魏晉時期經學的鼎盛主要歸因于優越的自然條件、良好的經濟基礎和悠久的文化傳統，南北朝時期的經學衰退局面則主要是由于多變的政治局勢(《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與之相關的研究著述，還有邢東升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淮揚吳越地區經學局面及其成因分析述論》(《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北區域經學的時代差異與地域分異》(《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皆是從經學地理的角度分析區域經學的發展情狀。

3．教育的研究

教育事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很好的發展，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在教學的內容上主要以儒學為主。教育的發展，尤其私人教育的興盛，一度成為儒學傳承的主要媒介。家庭教育作為私學的重要表現形式，成為這一時期推動儒學發展的重要力量。

陳英的《魏晉南北朝私學教育內容多元化格局述論》從教育的內容出發，指出這一時期教育的內容不僅包含有儒、佛、道等，而且道德教育也成為一項重要內容，這種教育內容上的多元化，增強了教育的實用性(《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黃清敏通過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教育制度的考察，提出這一時期教育的總形勢是官學時興時廢，似斷又續，教育事業的延續主要依靠私學、家學，而不是官學。儒學獨尊的局面雖不再存在，但儒學仍然是官私學教育的主要內容，這主要表現為儒家的三綱五常依然是各代統治者治國安邦的指導思想，以“忠孝”為核心的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仍被尊為最高的道德原則，社會教育仍以儒家經法為法定正宗[4]。

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人教育的興盛，其中又以家庭教育的興盛為主要代表，這一時期家庭教育的內容豐富，但多以儒學為主要形式。張承宗、魏向東《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庭教育》一文指出，魏晉以來，隨著門閥士族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家庭教育受到格外的重視，在教育的內容上儒玄雙修，在教學方法上重視環境教學與因材施教(《晉陽學刊》2000年第5期)。曲鳳東的《儒學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庭教育》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庭教育進行了考察，采取歸類比較的研究方法，從家庭教育的內容、特點、作用等諸多方面入手，分析其與儒學的關系，并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庭教育在戰亂頻仍的非常時代，為儒學的傳播與發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5]。邵正坤結合北朝時期家學的演變過程提出，北朝時期的家學以儒學的傳授為主，家學由父祖、子孫世代相承，這對于世族門第的維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邵正坤：《試論北朝以傳承儒學為主的家學及其嬗變》，《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家訓作為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成為這一時期儒學傳承與發展的重要手段。程時用在《六朝家訓的文化闡釋》一文中提出，六朝時期，由于儒學的傳播及家族延續的需要，家訓大量出現，形成了我國古代家訓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劉建河、劉海麗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家庭教育思想的特色——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訓為考察對象》通過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訓的考察，認為受魏晉南北朝時代思潮和社會風氣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家庭教育主要呈現出了儒道兼綜、繼而儒玄雙修的時代特征，同時，這一時期的家族教育又始終與儒學緊密相連，儒學作為這一時期家庭教育的指導思想，其根本地位未曾發生動搖，可以說，儒學及儒學觀念仍是這一時期家庭教育的底色(《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汪俐的《〈顏氏家訓〉與儒學社會化》將儒學社會化這一抽象概念，與《顏氏家訓》這一具體案例相結合，從家訓與儒學社會化、《顏氏家訓》及其儒學思想、《顏氏家訓》對儒學社會化的促進作用三個維度，說明家訓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對普及儒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6]。

4．三教關系的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種學說紛涌而起，外來佛教在中土逐漸生根發芽，本土之道教亦在蓬勃興起，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儒學與佛道之間呈現出既相融相攝又相拒相斥的局面。通過對這一時期儒學與佛道之間關系的探討，從側面闡釋儒學的發展狀況，便十分必要。

李承貴對兩晉南北朝時期儒佛道三教關系進行了總結，提出既相融相攝又相拒相斥是此時期三教關系的基本形式，內容的廣泛性、主體的模糊性、義理的互補性是儒佛道三教關系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不僅為儒佛道進一步融合創造了條件，而且預制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模式(李承貴：《儒佛道三教關系探微—以兩晉南北朝為例》，《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湯其領在《試論東晉南朝時期的佛儒道之爭》一文中指出，隨著佛教勢力的增強，佛與道、儒之間的斗爭逐漸展開并日益激烈，其間較大的爭論有“沙門不敬王者之爭”“因果報應之爭”“夷夏之爭”和“神不滅之爭”，四次爭論不僅促進了道教的發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除了湯其領的文章，從相斥相拒角度看待魏晉南北朝時期儒佛道關系還包括張廣保的《中印文明的交鋒——對魏晉南北朝三教論爭的沉思》(《中國文化研究》2012年第3期)、王瑜的《〈弘明集〉中儒佛關于孝與禮的爭論》(《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3期)等論文。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佛道三教之間的關系，除了具有相斥相拒的特征之外，更多地呈現出相互融合、滲透的態勢。樂勝奎深入研究了梁武帝的儒學思想，指出梁武帝對儒學的理論貢獻主要表現在他援佛入儒，將佛學的佛性融入儒學的心性之中(樂勝奎：《梁武帝的儒學思想論略》，《天津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伍成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對道教的影響》一文中提到，儒學在此時期依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儒學對道教的影響日益明顯，表現為：道門中人多儒道雙修，闡揚儒家禮教；儒學作為封建統治意識形態的支柱，吸取儒學有利于道教的弘揚；儒家倫理道德規范被改造為道教的戒律規范成為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中華文化論壇》2007年第2期)。郭應傳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儒學發展及其與佛、道關系》通過梳理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儒學演化、變遷的脈絡及其同佛、道既斗爭又融合的錯綜復雜關系，進而展示出儒學在此階段并未停歇，主要以經學的方式存在并發展，并攝取了佛、道的相關內容，為宋明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船山學刊》2004年第1期)。上述三篇文章主要從儒學的角度，反映這一時期儒學是如何影響釋道的。然而，影響總是相互的，著眼于佛道視角，從側面圓融的看待儒學思想在佛道中的影響，亦能夠反映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劉慧琴在《引儒入道——寇謙之對北方天師道的改造》中指出，北魏寇謙之對北方天師道的改造，把儒家思想，特別是儒家的禮教思想引入道家理論，使北方天師道擺脫了原始道教的面貌，從民間宗教變為官方宗教。對于這種現象，作者認為不但體現了道教官方化的歷史進程，也充分說明了北魏時期儒學對社會生活的重大影響(《敦煌學輯刊》2000年第1期)。王瑋的《從梁武帝的〈孝思賦〉看中國佛教與儒家倫理的融合》則以《孝思賦》為考察對象，闡述了梁武帝將奉佛與盡孝結合在一起，實現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釋共弘，對孝道的吸收，突出表現了中國佛教的本土倫理特色(《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鐘海連從文化傳播學的視角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傳播采取了對儒學迎合依附、爭奪受眾等多種策略，弱化了儒學對文化傳播話語權的控制，促成了儒學的思想重構。(鐘海連：《魏晉南北朝佛教傳播的三大策略》，《社會科學論壇》2009年第10期)，孔凡青結合對東晉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考察，指出士大夫階層特有的超越精神，促成了這一時期禮佛雙修的談辯境遇。一方面，他們重視喪服制度，把對儒家世俗倫理價值的追求落實在齊家的儒學中；另一方面，他們又試圖通過“歸心”佛教，為儒家世俗倫理價值尋找內在安頓(孔凡青：《禮佛雙修——東晉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焦桂美的《論南北朝時期佛教與經學的相互滲透》(《北方論叢》2007年第3期)；林飛飛的《六朝之〈孝經〉研究與佛教》(《求索》2011年第11期)詳細論述了經學與佛教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焦桂美指出，經學對佛教的滲透主要表現在佛教徒講習并注疏儒家經典、佛教論難以儒家經典為指導、佛教徒認同并遵從儒家倫理等方面，佛教對經學的滲透則表現在該時期經學家的思想，儒家注疏的內容、語言，儒家講經、注經的形式原則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浸染。

三、21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研究綜論

通過宏觀考察和專題探索，我們可以看出，21世紀以來，有關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成績斐然，以下從研究深度、研究范圍、研究方法三個方面，對這一時期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成果做一整體的綜論。

理論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21世紀以來，學界對于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在理論研究上，不僅有宏觀的考察《魏晉儒學盛衰之辨——以王肅之學為討論的中心》(《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3期)，從整體論述了魏晉儒學的盛衰；也有微觀的深入詮釋，田照軍、肖嵐的《魏晉南北朝儒學芻議》(《理論界》2007年第4期)與郝虹的《從曹氏三代人對儒學的態度看魏晉儒學的衰落》(《管子學刊》2005年第4期)，前者是從發展的角度看待魏晉南北朝儒學，后者則立足衰落的視角進行分析。理論研究深度的增加，有利于更加深入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本來面貌，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

研究的范圍不斷拓展。在研究的范圍上不再局限于經學的研究，玄學、教育、三教關系等領域的研究日益受到關注。魏晉南北朝儒學的發展，不僅可以從儒學自身著眼，通過對儒學與法律、文學、佛道的關系亦可以呈現。武劍青《從“春秋決獄”到“納禮入律”——淺析儒家思想融入魏晉北朝諸律的必然性》一文(《柳州師專學報》2005年第2期)，闡述了儒家思想對法律的影響；孫寶的《儒家政教觀與魏晉賦格建構》(《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從文學的視角探討儒家政教觀對魏晉賦格建構所發揮的作用；劉慧琴的《引儒入道——寇謙之對北方天師道的改造》(《敦煌學刊》2000年第1期)，則從道教的立場出發，論述儒學是如何對北方天師道產生影響的。研究范圍的擴展，很好地將儒學放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有利于從多個側面窺探儒學與不同學說思想的交流，對不同學術思想的影響，更好地展現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獨特的魅力。

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學術研究的發展有賴于研究方法的創新。較之先前的研究，21世紀以來，有關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開拓。傳播學、地理學、圖表法、社會學等方法被應用到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上。夏增民的《儒學傳播與漢魏六朝文化變遷》(見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借助傳播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以時間為主線，對兩漢至東晉南朝這一長時段的傳播概況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變遷的現象、特征、原因等，做了整體的論述。邢東升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齊魯中原地區的經學發育及其演變》(《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以經學地理為研究方法，通過表格和圖表等形式對齊魯地區經學發育及演變，進行量化、統計、比較。汪俐的《〈顏氏家訓〉與儒學社會化》(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將儒學社會化這一抽象概念，與《顏氏家訓》這一具體案例相結合，說明家訓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對普及儒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多種方法的運用，為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研究開拓了新的途徑，大大擴展了研究的視野，也為今后儒學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1] 夏增民.儒學傳播與漢魏六朝文化變遷[D].復旦大學博士畢業論文，2007.

[2] 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0-181.

[3] 張煥君.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研究[D].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05.

[4] 黃清敏.魏晉南北朝教育制度述論[D].福建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

[5] 曲鳳東.儒學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庭教育[D].曲阜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

[6] 汪俐.《顏氏家訓》與儒學社會化[D].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14.

[責任編輯朱偉東]

StudyofDevelopmentofConfucianismduringWei,Jin,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Since21stCentury

WU Yan

(DepartmentofPhilosoph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The perio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an important s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Since the 21stcentury, with the profound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life during this period, scholars have also attached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urvey ab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are not only macroscopic comprehensive analyses but also microscopic thematic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education. Generally,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as taken o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featured by deeper theoretic study, expansion of the study scope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comprehensiveness; metaphysic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 relations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education

B222.5

A

1001-0300(2017)06-0092-07

2017-05-21

吳艷,女，山東臨沂人，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儒學及近代佛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