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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細讀的起點與結點:以詩歌《道旁》為例

2017-02-08 12:21馬小鳳
文學教育 2017年29期
關鍵詞:北安卞之琳問路

馬小鳳

文本細讀的起點與結點:以詩歌《道旁》為例

馬小鳳

詩歌解讀遵循日常生活邏輯之外的詩性邏輯,對詩歌的解讀要求邏輯自洽與線索明晰,當前的詩歌批評對卞之琳詩歌的認識和研究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固化態勢,無意識地將卞之琳詩歌的藝術特色給予狹隘地定型,忽視了詩歌解讀本應具備的豐富性與可能性。文本細讀的起點和結點,需要回歸詩歌文本的歷史語境,以《道旁》為例所呈現的時空環境是解讀卞之琳詩歌的重要方式。

卞之琳 《道旁》 文本細讀 詩性邏輯

當前卞之琳詩歌藝術的探討,持續面臨著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學術考驗,從學理上注意厘清卞之琳詩歌與古典、傳統、象征主義、格律理論、智性理趣等方面之間的關聯性,同時從西方詩學、古典詩學中發掘卞之琳詩藝的理論支撐,化用古典、象征技法等刻板印象某種層面上已然成為卞之琳詩歌的標簽,這很大程度上妨害對卞之琳詩歌藝術讀解的豐富性與可能性?!兜琅浴愤x自《十年詩草·音塵集》,于1942年5月由桂林明日社出版。粗略從題目“道旁”來看,呈現的是日常親切、紓緩悠然的生活情趣,但實際上詩歌文本則預藏著巨大的伏筆和張力,有細讀與商榷的必要。

文本細讀的起點首先在于詩歌文本所描述的時代環境與地理空間,詩歌的注釋,往往蘊含著巨大可闡釋性。首先應當關注詩歌末尾備注的時間和日期,“1934年8月4日,顯龍山”①,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進攻上海閘北,局部抗戰形勢嚴峻。1933年1月日軍進犯山海關,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在東北之后開始覬覦打開華北的大門。國土存亡時候,維系于一線之間。從詩歌創作時間的歷史背景來看,卞之琳詩作《道旁》并非單純意義上“道旁問路”的生活場景片段,個中緣由有待分解。

接著看地址,顯龍山②位于北京西郊溫泉村,今北京市海淀區西北部,較為被人熟知的是顯龍山有三處民國遺跡,一是建于1937年辛亥革命灤州起義紀念塔,有馮玉祥“精神不死”之題字;二是京西最大的摩崖石刻,“水流云在”四字為英斂之所書,刻于1913年,英斂之是天津《大公報》以及輔仁大學的創立者;三是北伐將領孫岳墓及紀念堂,建于1928年。顯龍山登高望遠,英斂之感懷風物,吟詠杜甫詩句“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名人石刻碑碣盡顯雅士風范,淡然物外,但實際上卻并非如此。時過境遷,詩人卞之琳所處的時局幾乎是滿城風雨,槍炮轟鳴。卞之琳在《〈雕蟲紀歷〉自序》中說,“九一八事變接著就發生……以后幾年,我都是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幾陣間歇里寫了一些”③。但卞之琳的詩歌作品較少直面社會重大歷史事件,這在《雕蟲紀歷》中已經作過自我闡釋。日軍在顯龍山溫泉村設立胄乃城,城外成為日軍刑場,解放后村民發現“萬人坑”多處遺骨。

家馱在身上像一只蝸牛,

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腰,

倦行人挨近來問樹下人

(閑看流水里流云的):

“請教北安村打哪兒走?”

詩歌的第一句,用蝸牛的比喻形象闡明“家”的分崩離析之感,充滿著不安定的因素,也影射出北京城目前的不安定局面。同時直指“逃難”的詩歌題旨,逃亡的過程中對于故園故家的眷念,實際上成為一種無形的重荷,時刻壓制人的脊梁?!肮吮场薄肮耸终取薄肮搜庇眠f進式的緊張急迫感,展露逃亡遷徙的艱辛與磨難?!熬胄腥恕迸c“樹下人”,表面上來看是一種對立面的關系,一位奔波趕路疲倦不堪,一位閑看流水里的流云,但實際上留有伏筆?!氨卑泊濉雹茉诂F實里,位于北京房山區南窖鄉西北部深山區貓耳山,“北安”也稱為北庵,相傳為明代公主歇腳休息所建立。清代北安古廟形成規模,香火鼎盛,后來則荒于人跡。實際上比較地理位置可以發現,海淀區溫泉村與房山區北安村南北方向的直線距離,約近于北京城區的南北兩極,相隔較遠。如果將“倦行人”的問路簡單理解為游覽或游歷則不合常理與邏輯。聯系北京城區當前的不安定時局,恐慌的民眾,從顯龍山到貓耳山的逃難路線大抵是從北直下南行,是最為直截的路線選擇方案。這一節詩歌中括號里對“樹下人”的備注較為引人注意,“閑看流水里流云的”,粗看來是閑情逸致,實際上結合反帝愛國的英斂之在顯龍山的題詞“水流云在”來看,對于國難民生憂心忡忡,形成內在的呼應。

驕傲于問路于自己,

異鄉人懂得水里的微笑;

又后悔不曾開倦行人的話匣

像家里的小弟弟檢查

遠方回來的哥哥的行篋。

第二節詩歌呈現出兩處悖謬,一則是“樹下人”“倦行人”發生與北京周邊道旁的對話為何自稱“異鄉人”,再者又后悔不曾多說多聊幾句。前兩句詩歌中,“我”作為“樹下人”被問路,因而感到“驕傲”,字面意義是因為“樹下人”(即“我”)是本地人并熟悉北安村的情況。但“又”字表明上一詩句的主體仍然是“我”,隱含的意思在于“樹下人”和問路的“倦行人”一樣同屬于異鄉人,北安村的情況即使并不清晰知道,但卻能夠從紛亂逃亡的時局中揣測一二,恰如水里的倒影(“微笑”),百里以外的國土和北京一樣處于風雨飄搖的前夕。后悔不曾打開話匣,另一層意義上暗指“樹下人”也是逃難或者即將加入逃難的行列,想要在道旁偶遇時多交談幾句但卻不能夠。家里的小弟弟檢查哥哥的行篋,借小孩子的心理表明,“我”對“倦行人”感到驚奇并希望有意外的欣喜,實際上是說,“樹下人”感興趣于顯龍山至北安村這一路途中,“倦行人”逃難的種種經歷與遭遇。但“苦難”二字,早已經言說,再開口問詢已經顯得多余。國土危亡時局下的深深憂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時代環境和地理空間給予卞之琳詩歌一種抒情的土壤或底色,羅小鳳認為卞之琳較好地抓住古代詩詞親切與聯想的長處,善于運用嘮叨和談心的抒情方式,然而看似親切、悠閑的生活情趣實際上難于脫離具體的歷史時代背景而單獨存在。換言之,《道旁》一詩親切恬淡的詩風實際上藝術表達的一種形式,詞語字面上的“弱”與思想層面上的“強”構成一組內在的精神沖突和藝術張力。

詩歌邏輯鏈條異于生活邏輯而呈現為一種詩意的邏輯,在邏輯自洽、自圓其說的基礎之上能夠允許詩歌解讀的多種可能性存在?!疤颖苁闱椤背蔀楸逯?934年前后詩歌表達的共性特質,詩歌有意接近現實生活的土壤,用“問路”的小意趣涵指社會思想層面的“問路”——往何處去。詩作中的“我”看似直面現實、底層、民眾,實則附帶一種潛在的逃避傾向,“水里的微笑”飄忽不定,似有若無。用小弟弟檢查遠方哥哥的行囊所帶來的“欣喜”與“驚奇”,并不能夠真正沖淡悲慘凄愴的社會歷史現實——“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腰”,卞之琳的詩歌恰恰采用這樣一種“客觀對應物”戲劇化地呈現生活逃難與精神逃難中人們的焦灼心理與痛苦失望?!氨逯赵娭械目M心之念,是時空的相對關系。如果每一位重要詩人都有其專利的話,這該是卞之琳的一項現代專利了。但是,支配他的時間觀與空間感的,仍是古老的中國意識”⑤,倦行人、異鄉人、樹下人,在某種層面發生著一種相對觀念下的時空轉換,對文化與傳統的省視。

詩歌解讀在邏輯自洽的同時隱藏著諸多矛盾,如果將《道旁》定性為“逃難”能夠契合時代環境,但是值得推敲的是卞之琳自身所采用的抒情和敘事筆調,日常而紓緩的抒情基調與主流意識形態呈現出巨大反差。卞之琳個人的氣質在《〈雕蟲紀歷〉自序》一文中有所映證,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動物,卞之琳自身敏感內斂,情感與生活中表達較為含蓄,執著于完美而容易否定自己。蔡玉輝認為“卞之琳卞之琳含蓄的性格與暗示性的寫詩方法合拍,在詩歌創作中自然而然就會選擇含蓄的表達方式。為此,抒情主體就要虛化、弱化、淡化、轉化”⑥,卞之琳詩歌中的“我”常常出現模糊與隱身,古代詩歌的意境造設與卞之琳著意的化古觀念結合,抒情主體“我”隱匿于具體的人事景物之中去,《道旁》一詩就是如此。古代詩歌美學講求意境的高遠與含蓄,西方詩學則強調隱喻和象征的使用,卞之琳抓住兩者的共性選取隱蔽和含蓄作為詩歌藝術的探索方向,抒情主體、敘述主體常常發生位移或切換。

文本細讀的起點在于細節的零星處,而圍繞抒情主體和詩人主體的矛盾則成為文本細讀的一個重要節點。羅小鳳從“親切與暗示”角度來談卞之琳使用“嘮叨的談心”這一方法,認為卞之琳的抒情表述“并不絮叨、饒舌,也并不是詩人自己嘮叨的談心,而總是讓詩中人物自己進行對白、獨白”。⑦卞之琳從古語、俗語、戲曲、白話中抽取符合日常生活場景的詩意碎片,這樣一種洗練精工同時又親切自然的詩歌語言別具特色,曾被袁可嘉稱贊為“平淡中見深沉”。但實際上卞之琳在回望古典的同時傾心于日??谡Z,看似淡雅平靜實則難掩內心的波動,卞之琳詩歌所具備的含蓄與晦澀實際上與時代和社會構成一種互文性?!兜琅浴吩姼柚性娙酥黧w和抒情主體高度一致,但詩人主體的價值傾向卻在詩意運行的過程中被抽離,“我”的泛化成為一種參差、觀照的方式,底層民眾的詼諧、適意實際上略嫌灰白和乏力的,道旁的問路或許恰恰反映出詩人主體的某種困頓或迷茫。

卞之琳詩歌中抒情主體“我”的泛化在現代詩歌技藝發展過程中有著突出的意義,泛化在稀釋詩人主體的同時能夠進一步拉低詩歌切入生活的視角,民本主義觀念的強調對于處理文學和大眾的關系有著豐富的啟示?!拔摇钡姆夯癁槟:篮碗鼥V美開拓足夠的生長空間,寄寓著抒情主體多元的詩學追求。卞之琳詩歌承續傳統的同時拓展抒情主體的多元身份,詩歌的“我”逐漸親近平民化與大眾化的社會問題,促進新時期文學主體的文化身份建構。

[1]高恒文.卞之琳作品新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2]冷霜.重識卞之琳的“化古”觀念[J].江漢大學學報,2007年第12期.

[3]熊輝.中國當代新詩批評的維度[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7年4月.

[4]江弱水.卞之琳詩藝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5]沈文沖.卞之琳年譜簡編[J].南通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注 釋

①卞之琳.卞之琳作品新編[M].高恒文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3頁.

②顯龍山,位于北京海淀區溫泉鎮的溫泉村,山上現有灤州起義紀念塔、多處名人題字的石刻及1937年日軍設立的胄乃城。

③卞之琳.卞之琳作品新編[M].高恒文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255頁.

④北安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區南窖鄉。

⑤江弱水.抽思織錦——詩學觀念與文體論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第16頁.

⑥蔡玉輝.卞之琳早期詩歌中抒情主體的泛化[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第594頁.

⑦羅小鳳.親切與暗示:卞之琳對古典詩傳統的再發現[J].廣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第176頁.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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