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權價值的主體性

摘要：實現人權價值的主體性，是把握世界人權發展史的一條主線。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人權價值的發展歷程，其經歷了從作為主體的個體價值到作為主體的社會價值，再從國家層面到國際層面對作為主體的人權價值保障的過程。在人權價值發展史上，由于對“人”的理解不同，西方某些資本主義大國固執于個人自由主義的價值表達，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強調社會發展價值的表達，導致了人權主體的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自由價值與發展價值、普遍價值與特殊價值的沖突。中國人權價值在對世界人權價值發展史中三個基本問題反思的基礎上，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主流價值取向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價值取向相結合的人權價值新類型。這種自覺的構建活動在彰顯人權價值主體性的同時，使中國人權價值為世界人權價值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世界人權發展史；人權價值；個人價值；社會價值；中國人權價值

中圖分類號：D0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1-0055-06

阿來認為，“權利觀念的最高體現是人權”。[1]從世界眼光來看，人權已經成為被普遍接受和認同的思想和理念。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人權問題一直被視為國際社會的重要問題。作為二戰最重要成果之一的聯合國，于1948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得到了世界各國及其人民的廣泛認可。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更使人權問題取代了東西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和軍事武裝對立，成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問題。在今天，任何國家都不能斷然否定人權。維護人權已經成為尊重和保障人類生存和發展價值的共識理念。在物質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們追求經濟增長就不如以往那么迫切，而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人權價值的關注反而會日益增強。人權價值就是能反映作為主體的人在全面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基本價值的理論抽象，能反映人權對人生存和發展需要滿足的價值取向。[2]在人的基本權利價值的需要和滿足過程中，權利價值的最高體現就是人權價值。人權價值反映了作為主體的人，能根據自己的主體意識來決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存在價值。人權價值的主體性就是作為主體的人，通過自覺發揮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實現自己作為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價值。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如何認識存在于人類自身的人權價值，如何實現人權價值的主體性，是把握世界人權發展史的一條主線。

一、歷史進程中的人權價值及其主體屬性

人權價值的觀念最早發源于近代歐洲的自然權利思想?！皣H法之父”格老秀斯為了限制國家及國家之間對個人的暴力行為，將個人視為政治性和社會性的存在主體，通過市民法的國內模式思考國家間的法律關系。這種思維模式雖使國家主權絕對化，卻承認主權國家對人權價值的絕對保障，至今在處理人權問題時依然具有普遍性。那么，國家為什么要保障個人的自然權利？因為國家就是個人通過行使自然權利而締結的政治性組織，這是社會契約論的基本觀點，也是支撐建立近代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基本理論。之后的霍布斯、普芬道夫、洛克、盧梭、沃爾夫等人，把自然狀態下的個人自然權利發展成為探索實現人權價值的思想框架，致力于通過作為主體的個人所具有的自然權利來實現人權價值。

近代的人權價值是從自然權利中引申出來的，通過個人享有和行使自然權利而得以體現。19世紀，人們開始在實在法的意義上關注自然權利。歷史法學派代表人物薩維尼就認為，法律賦予的權利是通過民族歷史的發展而形成的。國家只不過被認定為是通過民法等實在法律的實施，保障人們權利的抽象法律人格。這樣，對人權價值的維護就由自然權利轉變為國家義務的形式。這種重新建構的人權理論集中體現在1933年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之中。為了維護主權國家作為保障人權的獨立法律資格，該公約在第八條明確規定，“任何國家無權干涉他國內政或外交事務”。于是，人權價值的保護主體就由個人主體擴大到了國家主體的形式。

受國家主體保護的具體人權價值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有顯著的不同。前者以自由權體現的價值為人權價值的核心，后者側重于強調社會權利體現的人權價值。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往往將個人的自由價值等同于人權價值的一般，從而實際上將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所體現的權利和價值排除在人權價值之外。他們認為，人權問題主要涉及個人的自由、安全和財產等方面，因社會經濟原因而產生的貧困、饑餓、環保和發展等問題，應歸之于社會結構、制度和政策的原因，很少視之為是人權問題。不管是美國的《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還是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都是以保障個人自由價值及其相關權利為主要目的。二戰以后，舊殖民地紛紛獨立為發展中國家，并成為聯合國的多數成員。這些亞非拉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普遍面臨著落后狀態下的貧困和饑餓等問題。對于瀕臨饑餓死亡的人而言，主張自由有多少價值呢？基于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價值才是最大的人權價值。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了發展中國家對人權價值的新主張。他們強調，自由價值只有在有效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價值的基礎上才具有重要意義。西方發達國家雖仍強調自由在人權中的重要地位，也逐漸認識到了在社會權利中積極實現人權價值的重要性?！督洕?、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就是這一時期克服自由權中心主義的產物。它表明，自由等人權價值的實現需要有國家在經濟、社會及文化領域的積極政策，從而就在實際上擴大了人權價值的范圍。

1993年的《維也納人權宣言》（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在世界人權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使人權價值作為國際社會的正當關心事項，由國內層面上升到了國際層面。該宣言第1項規定：保護和促進人權是各國政府的第一性責任；第4項規定：促進和保護人權是聯合國的優先事項，是國際社會正當的關心事項；第10項規定：發展權是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發展的中心主體是人；第12項規定：世界人權會議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呼吁國際社會努力減輕發展中國家的對外債務負擔；第14、15項規定：消除極端貧困和廢除歧視是國際社會的優先事項和任務。該宣言不僅使人權價值具有了國際公共價值的性質，還使發展價值作為人權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更使人權價值及其保障在世界范圍內成為正當關心事項，建立起了監督和糾正一國侵犯人權的國際制衡力量。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防止歧視和保護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都是受理和制裁侵犯人權的重要國際組織。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人權價值的發展歷程，其經歷了從作為主體的個體價值到作為主體的社會價值，再從國家層面到國際層面對作為主體的人權價值保障的過程。歷史進程中的人權價值發展史告訴我們，人權價值的享有主體是沒有任何限定的自然人。自然人生活在國家形態中就變成社會人，個人的自然權利就通過社會權利體現出來，個人的人權價值就擴展為社會的人權價值。國家通過保護體現為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人權價值，從而成為正當性的國際社會主體。如果一國侵犯了人權價值，那么所受到的侵害就不僅僅是個別國家和當事人的權益，更是被普遍認可的國際公共價值。也就是說，人權價值具有作為主體的人所應享有人的價值的主體屬性，這是人權價值能被廣泛接受的根本依據。

人權價值的主體性有兩個基本價值訴求：第一，人權價值是人的主體價值表達。人作為有別于其他動物的主體，具有認識自我價值和實現自我價值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人所特有的理性能力。動物只能對自身生存作出條件反射，而人卻能將自身生存置于理性的創造性活動當中。人的理性創造性活動集中體現為，人不僅把自身作為自然人而主張人的自然權利和個體價值，而且把自身作為社會人而主張人的社會權利和社會價值。人權價值就是人的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抽象統一 。只有人才能作為主體，通過主體意識表達人的主體價值。人權價值就是人的主體價值的典型表達。從作為主體的個人價值到作為主體的社會價值，再從國家層面到國際層面對作為主體的人權價值的保障，人權價值發展史清晰地描述了人的主體價值的歷史發展過程。

第二，人權是作為主體的人的價值符號。人是能創造價值的理性動物，也是自身就具有價值的符號動物。只有人才能把自身的主體意識轉化為有意義的價值符號，進而通過人的主體價值符號——人權價值——的表達，生活在人自身創造價值的符號活動之中，而不會被動接受外在世界直接給予的客觀限定。不管是作為主體的個人主張個體價值，還是作為主體的發展中國家主張社會價值，抑或作為主體的國際社會主張人的正當性價值，都可以從主體價值符號的視角理解為，是人權價值發展史過程中的階段性價值符號。人類不斷發展和完善人權價值的過程，就是在物理形態世界中創造人的價值形態世界的過程。人類總是生活在價值形態世界當中，用自身創造的人權價值符號衡量生活的正當性，進而積極追求有意義的價值生活方式。因此對人而言，將必須的正當性的主體價值視為人權價值，并朝著實現人權價值的方向而努力，就具有極為廣泛的吸引力。

二、人權價值發展中的三個基本問題

人權價值中的“人”既指作為集合概念的人民，又指作為具體概念的個人。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作為集合概念的復數形式來理解時，是指社會主體中的現實的人。馬克思在德文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使用了“diewirklichen individuen”（“en”表示復數）來表達人民的概念。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又必須放到現實中具體的個人層面，才能真正把握社會主體從抽象到具體的展開過程。人權價值發展史告訴我們，由于對“人”的理解不同，或者固執于個人中心主義的價值表達，或者僅強調社會發展價值的表達，導致了人權主體的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沖突。這種沖突表現形式的內在實質是人權主體的自由價值與發展價值的沖突。從普遍與特殊的角度來看，就是人權主體的普遍價值與特殊價值的沖突。

1.人權主體的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沖突。人權價值的主體性強調既要實現作為個人主體的價值，又要實現作為社會主體的價值。如果只從個人主體的邏輯來理解人權價值，就會只強調個人價值的重要性，美國對人權價值采取的個人中心主義觀就是典型。如果只從社會主體的邏輯來理解人權價值，又會只強調社會集體價值的重要性，導致“整體主義”觀念下獨裁與專制的橫行。人權主體的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沖突不僅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引起過激烈爭論，而且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有廣泛的探討。尤其是在美蘇爭霸的特殊歷史時期，這種沖突走向了兩極對立的局面。

個人價值是人權價值的初期形態。社會契約學說認為，個人的自然權利是引導國家設立的基本概念。國家成立的目的在于有效保障個人價值的實現?；舨妓拐J為，個人為了在自然狀態中生存下去，存在著“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3]人們為了遵守自然法則而訂立了國家契約，從而將自然狀態的人變成政治狀態的人，以國家的形式保護個人價值。洛克在《政府論》中主張公民社會應當保證個人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可見他把生命價值、自由價值和財產價值視為最為重要的個人價值。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更是主張“每一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4]的“天賦人權”思想。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政治學說都含有對個人價值至高無上的肯定。他們是從個人應享有權利價值的觀念引申出了國家的觀念，使得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保障個人價值的典型代表。

這些人權學說充分體現在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建國宣言當中。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法國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第一條就規定了“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第二條規定“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于保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這些宣言表明，保護個人權利和個人價值是成立國家的出發點，國家僅須為個人實現這些權利和價值提供必要的保護，而不必采取其他任何積極行動。美國就是踐行個人中心主義的典型國家，至今沒有加入體現社會集體價值的《兒童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殘疾人權利公約》等。

社會價值作為人權價值的形態，是伴隨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登上世界歷史舞臺的進程而出場的。這些發展中國家雖然在政治上獲得了獨立，并在聯合國等國際舞臺上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普遍面臨著解決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落后的問題。這些國家的人權因國內的經濟落后、政治不穩定、社會動蕩、國際關系緊張等原因而處于不能有效保障的落后狀況。面對國內由于經濟發展不起來而產生的饑餓、貧困等問題，面對因社會文化觀念的落后而產生的社會性歧視、壓制和暴力等問題，如果僅僅把“人權=個人權利”，就會有意識地忽視掉這些國家的個人所應享有的發展權利、環境權利、文化權利等集體性權利。恰恰是在對這些集體性權利的主張中，這些發展中國家才在國際社會發出了自己的人權聲音，使得作為集體人權主張的社會價值被納入到世界人權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

人權主體的社會價值集中體現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當中。該公約第一條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痹S多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侵犯人權的案例，就是因為國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普遍落后造成的。當他們意識到通過發展本國經濟就能有效改善人民的生存狀況時，就會強烈呼吁國際社會建立尊重發展中國家社會權利的新型人權公約。而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這些主張是一國要解決的社會問題。面對這種沖突，發展中國家作為保護國內人權的國家主體，質疑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個人中心主義的虛假性，認為他們所主張的人權價值僅僅承認“白人、男性、有產者、基督教徒、歐美出身者”的個人價值，而把“少數民族、婦女、處于農奴或奴隸地位的人們、土著人等”[5]227-232排除在外。發展中國家通過主張人權的社會價值，不僅要打破受集團性和構造性壓迫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而且把國內個人對人權價值的主張置于相同人權價值的社會集體主張當中，更有利于人權價值的有效保障。

2.人權主體的自由價值與發展價值的沖突。人權價值的主體性既指向對主體自由價值的實現，又指向對主體發展價值的實現。如果只強調自由邏輯，把人權價值等同于人的自由價值，那么就會陷入自由權中心主義的泥淖。如果只從發展邏輯來理解人權價值，又會只強調發展價值的重要性，甚至不惜以（經濟）發展的借口損害人類生存環境，又走向了片面發展的極端道路。人權主體的自由價值與發展價值的沖突，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一直是社會爭論的焦點問題。

資本主義文明正處于上升的那段歷史時期，自由價值就作為最重要的人權價值，在弘揚人的主體性方面具有世界意義。資產階級思想家用自由價值反對當時在哲學和政治領域的中世紀思想。中世紀通過教會與世俗王權的結合維護各君主國的獨裁統治。中世紀向近代資本主義文明轉向的第一個缺口是由基督新教打開的。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基督新教通過承認人們有與上帝直接交流的意志自由，并在塵世努力進行勤勉的經濟生產活動，從而在為上帝增添榮耀中獲得自我救贖。[6]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由主張試圖調和宗教信仰和有道德的生活方式，解決人們從精神上擺脫教會控制后遺留的社會問題。緊接著，資產階級思想家就樹立起“自由、平等和人權”的價值旗幟，在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等國）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繼續推進資本主義自由學說的研究；而在社會相對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等）通過資本主義自由理論的研究，鼓勵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價值，在資本主義文明向全世界擴張的進程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以至于一說起資本主義的價值，就無意識地將“自由價值=資本主義價值”。

發展價值作為人權價值的重要形態，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歐美資本主義以自由價值為中心的人權價值的質疑。在二戰后，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常以國際社會的“人道衛士”自居，在全世界打著“人權”的旗號，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受迫害者”獲得“自由”，但其實質是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外交，實施世界霸權主義的政策。這些發展中國家對所謂的“人權”有不同的理解。他們認為，從殖民地統治下獲得的民族自決權、從社會普遍貧困狀態下獲得經濟發展的權利、從國際國內發展不均衡的格局中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權利、從環境污染狀況下獲得綠色發展的權利、從資本主義文明占統治地位的世界中獲得包容廣大發展中國家文明的權利，才是在國內最有正當性也是最為迫切的人權需求。在占世界絕大多數人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世界人權價值經歷了從自由價值向發展價值的歷史變遷。這一時期的國際人權公約，就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實現國內社會發展的價值訴求。聯合國1986年的《發展權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寫道：“每一個人和所有民族均有權參與、促進并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痹撔悦鞔_規定發展是人權，發展權屬于所有人。這種宣示發展價值是人權價值的做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通過實現社會發展來保障人權，提供了有力的國際支持。

馬克思主義是追求徹底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學說，對于解決人權主體的自由價值與發展價值的沖突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認為：“任何人的職責、使命、任務就是全面地發展自己的一切能力?！盵7]他是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入手來解決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人的全面發展與自由發展相互促進并相輔相成。在《共產黨宣言》中，他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8]他既從社會發展入手解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問題，又把人的解放與人的發展看成是與實現社會發展的同一個過程。這種在社會發展中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學說，被二戰后的社會主義陣營及許多發展中國家所接受。在這一時期的國際社會上，發展權也被許多發達國家視為重要的人權概念。北歐和西歐各國，尤其以德國憲法理論為典型代表，不僅闡述了作為自由權的人權，而且也重視作為發展權的人權對實現人的價值的重要性。在之后的世界人權發展運動中，發展價值就作為國際主流價值，成為被廣泛認可的全人類價值。

3.人權主體的普遍價值與特殊價值的沖突。人權價值的主體性既要實現作為人權主體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又要實現人權主體的自由價值和發展價值。無論是只強調個人價值或社會價值，抑或只強調自由價值或發展價值，都會導致對人權價值的片面、孤立和靜止的理解。這是因為對于全面實現人權價值而言，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自由價值和發展價值都可以相互作為普遍價值和特殊價值而相輔相成地存在。脫離或偏重于任何一種具體的人權價值，都會導致人權主體的這些價值之間的沖突。

在人權發展的初期階段，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一直把“人權=個人的權利”“人權=自由權”。這種認識路徑是把個人價值和自由價值作為人權價值要實現的普遍價值，而把人的其他價值作為實現這個普遍價值的特殊手段。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研究者不僅主張真正的人權就是以公民個人的自由權為核心的，被建國宣言和憲法所確認的一系列政治性權利；而且有關人權問題的討論都必須限于政府對個人自由權的侵犯，所謂的社會權利只不過是作為人權問題的附帶性問題來看待和解決的。大沼保昭就曾指出在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人權專家之間，人權問題首先是政治犯的處刑或酷刑、以報道自由為代表的表現自由的彈壓等政府對自由權侵害的問題，而不是因絕對貧困造成的饑餓或醫院不足造成的死亡、疾病的問題。在他們看來，后者屬于經濟、社會構造和政策問題，充其量也只是一種人道問題，很少被認為是人權問題?！盵5]201

二戰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反對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人權的認識。因為這些發達國家在自己的人權主張被實行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在國內從未停止過對勞動者的階級剝削，在國際上從未間斷過對殖民地人民的壓迫和掠奪。正是通過侵犯他人的人權，資本主義才迅速積累起大量財富，成就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在20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經過經濟上的充分發展后，開始將個人的自由等人權價值強行向全世界推廣。與此同時，對于亞非拉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有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國家的發展權，是比關注個人的自由權更為重要的優先事項。他們把人權主體的社會價值和發展價值作為普遍價值，來致力于加速國家的現代化歷史進程。通過增強本國的物質經濟基礎，這些國家曾有效緩解了國內的貧窮、饑餓和落后問題。但是，他們中許多又陷入了片面強調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的怪圈，導致國內的環境破壞和污染問題、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人民的精神發展和政治發展沒有與經濟發展同步問題，等等。肖巍認為，“早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就注意到如果經濟增長沒有增加就業機會（‘無工作的增長）、沒有政治參與能力（‘無聲的增長）、沒有文化根基（‘無根的增長）、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無情的增長）、環境惡化（‘無未來的增長），就是‘有增長而無發展?！盵9]

可見，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把人權主體的個人價值、社會價值、自由價值和發展價值中的任何一種具體價值只當作普遍價值或特殊價值，都會導致這些價值之間的內在緊張和沖突。在人權價值普遍化的歷史進程中，既要防止歐美國家通過人權問題干涉落后國家的內政外交，又要防止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社會政策和經濟改革的失敗而造成的國內貧困和饑餓等問題，更要防止少數極權國家動用軍隊鎮壓迫害人民的情況。只有辯證而全面地把握人權價值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才能防止出現顧此失彼的現象。

三、中國人權價值中的主體性

中國人權價值是中國在價值實踐發展過程中，中國人民作為當家作主的國家主人對多樣性基本價值的要求。中國人權價值既不同于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價值——在個體層面滑入個人中心主義的泥淖，又不同于國際上某些人權機構的人權價值主張——用人權價值的意識形態性干涉別國內政外交，也不同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權價值——具有明顯的西方人權價值色彩。中國人權價值既包容世界人權價值發展史中的優秀價值成果，摒棄了其中不符合中國現實國情的價值取向，更建設性地將其中的優秀價值成果吸收和移植到中國人權價值的建設過程中來。中國人權價值在對世界人權價值發展史中三個基本問題反思的基礎上，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主流價值取向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價值取向相結合的人權價值新類型。這種自覺的構建活動在彰顯人權價值人民主體性的同時，使中國人權價值能為世界人權價值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人權價值是中國價值實踐的演進結果。在近代中國，人權價值總是與實現主體性的歷史任務聯系在一起。中國共產黨一直以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方式來體現人民的主體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雙重壓迫下，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就是人民對主體性的迫切要求。當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時，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真正實現了人民的當家作主。此時的人權價值是以實現國家獨立的集體價值形式（或國家自由的價值表達）體現出來。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實現國家富強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又帶領人民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時期。此時的人權價值是以發展價值的形式出現的，強調通過國家的發展和強大來保障人權價值。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共產黨將經濟建設確立為國家的中心任務，從而帶領人民步入了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現代化道路。此時的人權價值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個人價值、社會價值、自由價值和發展價值等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相互激蕩。這些具體的人權價值到底誰更重要，只有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探索中才能找到答案。在當下，中華民族正處于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上，中國人權價值就以民族復興的集體價值取向和人民幸福的個人價值取向的結合形式，向全世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中國人權價值并不刻意代表世界人權價值的制高點，而是主張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價值要求。人權主體的價值沖突表明，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人權價值是具有唯一普遍性的。只有在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基礎上，構建自己的人權價值體系，才能使人權價值觀念深入人心。那種不考慮具體國情和當地文化，而打著人權旗幟強行推廣西方價值觀念的做法，必須予以重新認識。在不同的人類文化當中，人權價值的地位是不一樣的。中國人權價值需要放到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予以審視，才能把握其具體的價值訴求。中國人權價值是建立在對抗西方列強入侵的時代背景下。在尋求救亡圖存的道路中，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新中國面對國家舊體制的衰敗，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在消除社會貧窮、實現兩性平等、推動社會發展、實現全民小康等方面做出了舉世公認的成績。中國人權發展史上的這些重要事件也是對世界人權事業的重要貢獻。從一個積貧積弱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從擁有世界最多貧困人口的“差等生”，到成為世界上對外援助的貢獻國；從世界上的經濟落后國家，到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從全球環境治理的參與者，到全球氣候問題的領導者，中國不僅解決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溫飽和貧困問題，還帶領他們正走在全面富裕小康生活的道路上。中國人權價值摒棄了西方某些國家僅把人權價值當成抽象空洞口號的做法，通過提升廣大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生活水平，不斷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價值需求，來建立和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價值。因此，中國人權價值就是國家、社會和個人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價值的統一，這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價值要求。

中國人權價值并不排斥其他人權聲音，而是主張全人類擁有共同的人權價值。這是由中國人權價值的主體性決定的。在人權領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權聲音的影響極強，并在美國人權價值的“普世”潮流下，形成了國際人權標準的“歐美中心主義”。然而，這種人權價值并不符合占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對生存權、發展權、環境權和文化權等的現實人權要求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許多發達國家只是耍嘴皮子抽象地喊著人權價值的空洞口號，甚至打著人權的幌子強行干涉中國的內政外交。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在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上努力提升和發展人權價值，而且還要防止別有用心的國家拿人權尋找干涉的借口。這表明，中國并不否認全人類擁有共同的人權價值，但是堅決反對拿人權來干涉他國內政外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并作了《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些具體的人權價值不僅表達了中國人權價值的內在追求，更是對全人類共同人權價值的肯定。

中國人權價值還主張世界多元人權價值的相互包容。在當今世界，人權價值已經成為現代人維護和實現人類基本價值的防衛手段。不管是生活在哪種文明形態當中，如果沒有對人權價值的基本保障，文明形態就會失去存在下去的基本價值。這也是不同文明之間能夠相互包容的根本原因。不同文明通過不同的價值體系承認人權價值，并在相互批判、借鑒和吸收的過程中，逐漸縮小存在的文明差異。中國人權價值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吸收不同文明實現人的主體性的優秀成果，尋求與世界人權文明相容的價值內容，進而不斷更新自身的人權價值理念，推進與不同價值理念不間斷的溝通相容過程。具體說來，中國人權價值在包容和吸收世界多元人權價值的同時，既主張對個人價值的實現，又著力克服對個人中心主義的崇拜；既主張對社會價值的實現，又著力避免陷入“整體主義”的泥淖；既主張對自由價值的實現，又著力克服對自由主義崇拜的傾向；既主張對發展價值的實現，又著力避免陷入片面發展的漩渦。這樣，中國人權價值就能在符合自身國情的情況下，將人權價值的思想理念融入到中國現實的文化、倫理、宗教和價值觀念當中，從而使實現人權價值成為廣大人民群眾保障自身價值的基本思維方式。

應當強調的是，在現階段，以個案形式出現的保障人權價值的呼聲，充分體現了人的主體性要求，具有進步的價值符號效應。中國存在的人權價值的侵犯往往是在個案中，主要以行政權和司法權等國家公權力侵犯人權的形式表現出來。以司法權對人權價值的侵犯為例，司法活動中存在著徇私枉法辦關系案、濫用司法自由裁量權、權錢交易的司法腐敗行為等現象。司法機關在辦理個案時的這些違法行為，勢必存在著侵犯人權價值的情況。與之相反的是，如果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個案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司法機關就實現了人權價值的主體性要求。尤其是在社會極為關注和反響強烈的冤假錯案中，司法機關對人權價值的保障更具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符號示范效應。從佘祥林案、趙作海案、李懷亮案、孫志剛案、張輝和張高平叔侄案，到唐慧案、呼格吉勒圖案，每一起案件對于眾多訴訟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但對于當事人人權價值的保障來說，卻意味著100%的不公平和不正義。這對于司法機關而言，就提出了如何在行使司法權時有效維護人權價值的要求。在當下，公權力普遍處于強勢一方，如何確保公權力在行使過程中切實保障人權價值，既是人的主體性的現實要求，也是實現人權價值的迫切要求。

注釋：

①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權價值不等于人類價值，而是外延小于后者的具有公共性的人類共同價值。人類的許多價值無法包括，甚至無法還原或縮減為人權價值。例如，“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當中個體自我實現需要的價值，就超出了人權價值的適用范圍，并非人人都能達到和實現的?！眳⒁娙螏涇?人權價值：特征、困境及其實現策略[J]. 青海社會科學，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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