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視域中社會權力的經濟來源分析

鄭芳+歐陽康

摘要：厘清國家、社會、個人之間的權力關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迫切需要解決的中心課題，其基礎前提是對這三方主體的理性認識。一直以來，國家權力在中國文化中就是一個核心詞，不乏研究者；個人權力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是一個主題詞，自然關注頗多；唯有社會權力，不僅被忽視，甚至其存在都被質疑。本文從社會內部成員、國家和其他社會共同體的立場出發，以經濟利益為視角，探討論述社會權力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期對社會權力問題研究有一個穩固、正確的出發點。

關鍵詞：社會權力；社會網絡；經濟來源；國家治理

中圖分類號：D9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1-0064-06

國家治理研究圍繞著國家與社會、個體之間的關系這個核心命題展開，而權力又是政治學毫無疑義的中心，因此研究國家與社會、個體各自的權力內涵、作用、邊界等就成為重要方向。然而，學界對國家權力、個體權力的研究都比較充分，而社會權力卻沒有得到相應重視，連社會權力存在的合理性都備受質疑。譬如：個體為什么會愿意讓渡一部分權利、放棄某些自由，而組成社會，服從社會權力呢？如果說人是群體的動物，群居生活的習慣和物質上、精神上的依賴，讓人愿意為了融入群體而服從某些與個人意愿相悖的群體指令，那么，在已經有了國家大共同體之后，個體為什么還是需要各種小共同體的身份，服從各種形式社會的行為控制呢？其實，對這些質疑的回答，也就是要闡釋社會權力之所以存在和發展的奧妙所在。

回答上述問題，首要的是搞清楚其經濟根源。馬克思主義堅持歷史的唯物論，強調物質的基礎性、前提性作用，任何事情的動機都能在物質上找到全部或部分的本源。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盵1]因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2]社會權力的存在和發展，是人的群體性行為的結果，既然是人的行為，其中也就必然有著深刻的物質利益的原因。

一、服從社會權力，參與社會網絡，能減小交易成本、增加收益

1.生產者從社會網絡的信息交互中獲益。當今時代經濟生活的分工合作特點日益明顯，社會化大生產成為不可逆轉的主要物質生產方式，這決定了作為生產者的個人總是處在生產中的某一環節，不同部件的生產部門，或者是流水線上單個部件的不同生產車間。而要完成整個產品的生產過程，單個生產者就必須與其他環節有效連接，從而不可避免地與其他人形成經濟交往的網絡，不斷調適自己在經濟社會中的位置，獲取最大可能的利益分配。中央電視臺2006～2015年經濟數據大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者認為影響自主創業是否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會人脈關系，選擇比例達到了47.5%。調查數據充分說明了生產方建立或參與社會關系網絡的重要性。

對于后來者而言，也只有加入到已經形成的經濟社會網絡中，才能分享到因生產規模擴大而帶來的邊際生產成本遞減、邊際收益遞增的集合效應。其實，這從中國為什么要歷盡千辛萬苦仍不改初衷堅決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實例就可以充分說明。擔任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首席代表的龍永圖曾經這樣闡述這個道理，他說：“如果我們只是一般性參加世界經濟，那不遵守世界規則也可以，就像擔著菜籃賣小菜的那種小販，盡管市場就在那里，你也可以不進入市場，可以不遵守工商部門的規則，看到工商管理干部來了就趕快跑。但如果要進入世界經濟的主流，想把生意做大，你就要進入市場，要成為市場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就得在市場里建一個鋪面，就得遵守市場的規則，甚至還得與工商部門建立好的關系。而且這個時候你不按照市場規則辦事也不行，跑也跑不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廟?！盵3]平常生活中，同類產品銷售商扎堆現象的普遍化，就是因為無論消費者接收到的是哪一個商品銷售商的信息，在消費者不滿意再次尋找中意產品的過程中，其余銷售商就有可能將自己的信息搭便車，更精準、更及時、更有針對性地傳遞給消費者?？梢?，同行也可以形成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的同業平行經濟聯系網絡。

當然，生產者既是處于生產者同業社會網絡中的個體，也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交叉經濟聯系網絡中的一環，而后者正是生產成為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生產者能夠建立或加入到越多的生產者—消費者二維網絡中，就意味著生產者的信息能夠被愈加廣泛的受眾所接收到，自己的勞動轉換成被社會所認可的價值以金錢形式表現出來的幾率就越大。

所以，作為生產者的個體，加入到更多更大的社會網絡中，將為自己創造出更多的交易機會。

2.消費者從社會網絡的信息交互中獲益。消費者從經濟生活中的獲益多少，取決于其所掌握的相關信息量的大小。首先，消費者可以從參與到消費者與消費者組成的平行網絡中，獲取網絡介質所傳遞的不同的消費體驗，以資借鑒；也可以獲取對消費結果所帶來正面或負面情緒的同理心或同情心，得到諸多的信息共享和行為幫助。其次，消費者還可以從消費者與生產者構成的交叉社會網絡關系中，得到必要的信息。例如，消費者既可以持續從某一生產者處獲取這一生產者自有商品的信息，也可以將不同生產者的信息加以比較，從而為購買行為積累有效信息支撐。

信息的交互始終伴隨著消費者購買行為選擇的全過程，包括買前的預判斷、購買的行為和買后的感受交流。當消費者參與的社會網絡交往越多，他所能搜集到的相關信息量就越大，能得到的幫助理論上而言就會更多。為什么說是理論上呢？因為，信息量大時，有效信息可能更多，而干擾信息也可能更多，這就需要消費者自身的信息處理能力足夠強大，要能夠在紛繁蕪雜的諸多信息群中精準地、充分地篩選出有效信息，并具有對信息的正確分析、處理、綜合判斷的能力。

盡管信息量增大的挑戰需要消費者提高個體素質來應對，但是，通過擴大參與社會的網絡化交往，消費者還是為自己爭取到了優化行為選擇的外在環境條件改善。

其實，無論是對于生產者還是對于消費者，經濟活動開展的過程，就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紐帶產生和強化的過程。因為商品和勞務的買和賣在交易鏈條的兩端，中間則是無數次的信息傳遞、信息交換。在信息傳遞中，有多少人介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雙方信息的人是否恰好在其中，或者是雙方信息交匯能夠在多少手信息傳遞后達成。當個人加入到一定的社會中，他的交易信息就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被傳遞，使更多的人知道和關注，從而增加盡快找到對應信息的概率，減少成本，增加效益。

3.社會網絡的加權能帶來補償性收益。當經濟交易的雙方力量不夠對等、有失均衡時，弱勢的一方更加需要一定的社會力量支持，來進行協商談判。否則，弱勢一方將犧牲掉巨大的經濟利益。而恰好，社會又容易自發地產生對弱者的同情和一定程度的維護。正如儒家文化所教導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這其實也是出于一種社會成員潛意識的自我保護心理。因為，人不可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中都取得優勢，當個體陷入弱勢境地時，是最需要外界幫助的。推己及人，當全社會形成這樣的社會心理后，自己也就有可能在最困難時獲得外來的助力。于是，盡自己一份力，既是幫助別人，也是幫助以后可能陷入困難的自己。而從經濟角度分析，對弱者的幫助帶來的可能的邊際收益會更大，因為對于本來就處于強勢者而言，你對他的支持就如錦上添花可有可無無關大局，而弱者卻會重視你雪中送炭的幫助，一旦渡過難關，自然大為感激。所以，從社會成員個體而言，他們愿意支持弱勢者。而從社會整體的良性發展的角度來看，因為客觀原因帶來的強弱之分，如專業信息知識的不均衡持有帶來交易雙方的不平等，形成超額利潤空間，需要社會的力量來加以限制，從而為公平交易預設平等的前提條件。否則，極度的不公平競爭必然帶來交易雙方的極端對立，進而形成社會的激烈沖突。

事實上，無論什么人，總不能確保自己在所有時間所有交易中都是強勢的一方。既然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一時候成為弱勢交易方，那么，當社會權力對行為的控制帶來的損失量化后小于社會支持下談判所能獲取的經濟收益時，人們出于經濟理性自然就會選擇接受社會權力對自己行為的控制。

4.遵從社會權力才能維護社會網絡的相對穩定可靠。既然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需要通過加入到社會網絡中，獲取交易利益，甚至可能獲得補償性收益，那么從經濟角度講，維護社會網絡的穩定存續就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在了。而認可、服從社會權力，則是維護社會網絡穩定的必要條件。

社會網絡的穩定，表現為社會網絡原有秩序的有效傳遞。社會由不同的個體組成，自然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形成一致意見，個人會因為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做出不同的行為選擇。一旦這種選擇事關社會的存續時，必須要求所有成員服從社會發展的要求，不論情愿還是不情愿，都必須依照社會整體要求來控制自己的行為。這事實上就是社會成員對社會權力的遵從。這種遵從體現在成員用如下機制約束自己的行為：按照社會網絡所認可的、既成的社會整體利益達成機制，由社會結構中的權力持有方利用權力傳導機制（無論是經濟的還是文化的方面，正向的獎勵還是負向的懲罰方式）來對社會成員施加強制性影響，使其按照自己的意愿（作為社會整體意愿的化身）來行事。社會權力代表者——權力傳導的經濟、文化、社會手段——所有社會成員，這就是一個不可斷裂的鏈條，其交錯作用構成社會網絡。要享受其中的利益，就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既是權力傳導環節中的某一發起方也可能是另一環節的權力作用末端，既傳遞也接受社會整體意愿代表方的行為約束，從而維持社會的存續發展。加入到社會之中，作為某一社會成員的身份選擇就意味著對社會權力傳導機制的認可和接受。只有這樣，社會成員的行為才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特別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從整體和長期看來，社會整體的發展才有一定的內在規律性。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不只是在一個點上的短暫的個例的存在，而是一段較長時間的、可觀測的普遍性的群的存在。

二、爭取社會權力，維護社會網絡，能倍增經濟利益、擴大影響

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對于所有經濟生活參與者而言，加入到一定的社會網絡中，能得到相當的經濟利益回饋，而為了回饋的穩定、可預期，就需要服從社會權力，讓渡一部分行為自由來維護社會網絡，特別是對于經濟生活中客觀上處于弱勢地位的參與方而言，可以從社會借力。那么，經濟生活中處于強勢地位的競爭方，為什么會允許這種平衡力量的存在，而不利用自己擁有的更多資源來破壞社會網絡消解社會權力呢？說到底，即使是競爭中的優勝方，也需要通過社會網絡來鞏固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甚至他還有更大的可能來掌握社會權力控制社會網絡，從而贏得更多經濟利益。

1.經濟資源與社會權力正相關，資源占有者樂見社會權力的發展擴大。社會權力的形成和發揮作用有賴于各種聯系紐帶和傳遞通道，而紐帶和通道的構建都離不開物質資源的基礎。不說直接以物質利益為目的的小社會，即使是一些以公益理念集合起來的小社會，經濟資源也是極為重要的基礎的存在。例如，通過環保理念聯系起來的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維系這一社會存在的環?；顒拥拈_展，都有賴于經濟資源這一物質基礎。無數個不同的小社會組合成的大社會，自然也存在相互溝通協調、統一組織、獎優罰劣、擴張發展等方面的需要，這些都將帶來人力、物力、財力的消耗。經濟資源占有越多的社會成員就越有能力為社會的這些消耗買單。當然，這種買單的付出絕對不會是沒有回報的，至少作為社會成員，這些人將對社會的組織和活動有著更大的影響力，在社會成員中容易形成更大的號召力，從而擁有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更有利位置。

以上是資源占有者為社會目的使用自己占有的資源后產生的影響，這其中的付出是很明顯的。事實上，即使不付出，占有更多資源這個事實本身就能為資源占有優勢方積累權力。一方面，經濟生活的成功者本身更具備在社會生活中成為得意之人的素質基礎。經濟生活要處理的不僅是人和物的關系，本質上是處理人和人的關系，例如：如何激勵生產者的工作積極性，如何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如何使交易對象接受己方的交易條件，諸如此類。經濟生活的成功者必然在處理人和人的這些關系上，有著比較獨特的長處。而社會生活本質上也是人和人的各種關系的經營，和經濟生活對成功者的素質要求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點。另一方面，經濟生活的成功能夠使得優勝者增加社會權力執掌所需的強者光環。個體在必須選擇一個領導者時，會本能地傾向于強者。那么強者的標準是什么呢？一般來說，強者就是人們認為可以帶領他們實現他們的愿望的人。物質愿望是一切愿望的基礎，誰又會認為一個經濟生活中的失敗者能帶領他們取得經濟生活的成功呢？因此，按照常理可以得出以下推論：經濟生活中的成功者，即經濟資源占有的優勢方，具有成為社會權力主導者的更大可能。另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主導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往往是經濟成功人士，于是社會對于經濟成功會給予價值認同上的獎賞。比如說，對經濟成功者的個人素質進行較高評價， 默認其對社會資源調動控制的合理性、正當性。這就為經濟資源占有者憑借經濟生活成功而在社會生活中擁有更多主導權奠定了社會基礎和文化支撐。

從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無論是社會的潛在規則認同，還是經濟資源占有者的主動作為，都可以更便利地爭取到社會權力結構中的有利位置。因此，對于社會權力的發展擴大，經濟資源占有者應該是樂見其成的。

2.社會網絡作為社會權力的載體，對經濟生活的領導地位有強化效用。社會權力的發展，對于經濟競爭成功者具有兩方面意義，既有前面提到的作為權力主導方自身權力作用范圍擴大的內部意義，也有社會權力擴展可以帶來的外部延伸意義。外部意義，首先表現在經濟上，是對其經濟領導地位鞏固和加強的可能性。

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是以既有的社會關系為紐帶的，不論是試圖對現行秩序進行維護還是挑戰的社會子系統，其權力結構的形態總是和一定的社會文化相關的，是以對已經形成的、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關系的某種認識為基礎的。當這種認識是正面的時，這種社會組織的行為、社會權力的運用就是為了加強已有的社會關系。原來的經濟生活領導者就有了更多的渠道來鞏固有利于他獲取更多經濟收益的社會交往網絡，其中的利益流動、交往秩序也是他已經熟悉和可以掌握、變為己用的成功因素。而當這種認識是負面的時，形成的社會組織就是抗爭性的，這意味著對原來社會秩序的不滿，或者要求徹底的秩序改變，或者要求原有秩序中自身所處位置的改變。當涉及到社會的經濟秩序時，原來的經濟生活領導者相應地就要選擇應對的策略，或者是以更強勢的社會組織對抗爭性社會組織進行壓制，或者是接受其地位改變要求。無論是哪種應對，都意味著經濟生活中的成功者要對已有經濟秩序存在的隱患進行消除。這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其自身長期的經濟領導地位的鞏固和加強。

以上是從內聚的視角來看社會權力發展對于經濟生活優勢方鞏固既有的利己的經濟秩序所能起到的作用。而從向外發散的視角來審視，社會權力還會讓人看到它在經濟生活對外開拓上的獨特意義，特別是對于經濟生活的領導者而言。通過在社會權力結構中占據有利位置，將社會權力所具有的對社會成員的控制能力、影響能力充分發揮出來，經濟資源的占有者就能夠把全社會的經濟目標統一為自己的經濟目標，至少在對外經濟行為上是這樣。從而在開拓對外市場、爭奪外部資源、競爭外部交易主導權等方面，經濟生活領導者就能夠充分體會到“不是一個人在戰斗”的巨大力量支持和不竭動力源泉。而本社會所吸引到的成員越多、擁有的資源量越多、權力結構越緊密、凝聚力越強，本社會對他社會能產生的輻射效應越大、競爭優勢越明顯，這就愈加有利于經濟資源占用者利用社會網絡中更加有利的權力位置，借力使力擴大對外影響，獲取更大范圍的競爭優勢。

三、認同社會權力，保障社會網絡，能減少協商成本、提高效率

以上的分析從普遍性和特殊性方面，論證了社會權力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利益動機，但都是社會內在成員（參與者和領導者）的經濟動機。而還有疑問在于，外在的政府、其他社會為什么也愿意認同這一社會權力的存在，進而還為其存在的載體——一定的社會網絡的存續、發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呢？

1.社會權力的發展是社會有效溝通國家和個體的結果。國家和個體之間的直接溝通，看似縮減了信息傳導的環節，節約了時間，提高了效率，然而，事實上，國家到個體這種直接的信息從終端到末端的對接，反而因為種種特殊原因容易出現障礙，產生誤解，出現不合作局面。首先，國家和個體完全不同力量、地位，使得這種直接溝通難以真正平等地進行。這種缺乏中間的溝通紐帶的不平等主體間的信息傳遞，一旦意見不同，缺乏意見表達的、溝通的橋梁，無法平等商量，容易出現絕對弱勢者在面對不利局面時失去改變的希望，做出暴力對抗的行為選擇。其次，國家是以暴力機關為倚仗的，慣常的行為方式是自上而下地傳達命令，而命令的形成過程又因為不同的國家性質有所區別，可能是人民行為選擇的共識意見，可能是上層領導階層的博弈結果，也可能是專制型統治者的個人決斷。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命令，都通過高高在上的國家機關的直接傳達，傳遞著這樣一個信息，即國家主導的信息可以談判更改、選擇的余地相當小，帶有強制性和強硬的執行力。從而給個體在接受信息上帶來極大的壓力，反而容易引起命令對象的反感和排斥。

從理論上說，缺乏中間環節的國家——個體直接信息交換并不是沒有缺陷的；從實踐來看，這種弊端就更加突出和沉重了，我國就有過較長一段時間的嘗試。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農村實行了近20年的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城鎮則實行“單位制”的組織形式。無論人民公社還是單位，都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實踐中，由國家直接控制個體，回避能夠有效進行自我控制的社會這一層次組織形態的嘗試，當然這也是出于計劃經濟體制和強制命令式行政體制管控全國的物質需要。因為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從農業到輕工業到重工業的發展需要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而我國要在短期內實現重工業優先發展，不具備天然的比較優勢基礎，只能是人為的；再加上，我們還要實現人人就業的目標，市場自身的條件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是國家的計劃安置。[4]種種過高的經濟目標、社會目標，都帶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市場的力量不愿也不可能完成這些目標，必須由國家來嚴格規制企業和個體的行為，要求他們必須在國家政治控制下依令進行資源分配、產品生產和社會生活，于是就有了各種替代國家行使行政管理職能的、一直延續到最基層一級的組織形態——人民公社或者單位。這種帶有鮮明國家色彩的、行為方式仿照國家行政機關的、兼具經濟管理和社會整合功能的組織，完全遮蔽了自治型社會的存在空間，從而直接以國家權力取代了社會權力。因為如果你不接受這種被組織的方式，就無法享有國家的政治庇護和經濟效益分享，甚至在國家所控制的社會文化中被孤立、排斥，失去社會地位晉升的正常渠道。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早期建立的國營企業單位就承擔著國家所接手的社會職能，從工人的個人到家庭的生老病死等社會性事務都必須有它來主導解決，過多的精力放在了經濟之外的地方，結果正如日本現代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在上世紀80年代所指出的：“中國不存在或幾乎不存在企業”，[5]英國學者科大衛也說“那樣的工廠幾乎相當于一個市鎮，廠長也扮演著鎮長的角色”。[6]總之，我們不是在辦企業，而是在用國家力量辦社會，一個個企事業單位組建成了一個巨大的“終生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囊括工作、家庭、鄰里、社會存在以及政治身份的關系網絡”。[7]

然而，國家辦社會的實踐，帶來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營企業難負重荷大規模大比率的虧損，而甩包袱的選擇不可避免地演變成了大規模的“下崗潮”，1998年幾千萬工人被迫離開難以為繼的國企，一直以為穩定的生活和工作一瞬間變為烏有。國家不得不重新規劃國家和個人的關系，國家不可能再對個人生老病死一切事情大包大攬，個人也必須在國家提供的一定的社會保障之外自主地構建社會生活網絡。隨著市場經濟的走向逐步明確，社會也逐漸成長起來，生活的壓力以個人責任的方式而不再是國家承擔的方式傳導，個人的潛力和創造力得到了激發，簡單化的、行政主導的社會關系網絡讓位于更加復雜多變和由真實利益主導的社會網絡。這樣看起來似乎國家直接管理的權限、范疇變小了，事實上相比于原來需要龐大行政部門來管理事無巨細的社會事務，最后還因為眾口難調而吃力不討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發泄對象而言，中間有了社會這一傳導環節，國家反而能夠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有針對性、有重點地、高效率地、宏觀地引導社會的發展，進而能夠以更不會招致反感的機制帶動個人的行為選擇符合國家整體利益需要。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中突出地強調了要“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彰顯了黨對于國家治理中國家—社會—個人三者關系的深刻認識和值得贊賞的突破。

2.集體協商比單獨談判更加有效率、可約束。就國家與個體之間進行談判，或者某個社會集體與非此社會的個體之間進行談判來說，（當然，這里的談判對象不是某一單個的個體，而是許多分散的個體，否則，以國家的力量或某一社會集體的力量來專門針對某一個個體施為，強弱過于懸殊，絕對的力量優勢可以完全碾壓個體的反抗空間，沒有分析的必要。因此，我們這里講的是國家對許多個人或社會對這個社會之外的許多分散個體的行為控制。）這個事情從表面看，國家和社會可以依憑絕對的力量優勢，強制性地將自身意志灌輸給目標個體。但是，這其中很可能會出現難以避免的力量悖論，那就是，個體雖然弱小，而也正是因為這細而微的存在特點，龐大的國家機器與個體距離遙遠，反而難以及時發現和有效約束其沒有越過法律界限的抵制行為。這些不大起眼的抵制動作累計匯聚后，對于國家意圖的貫徹落實就會形成大大小小的障礙，甚至可能引發群體性的不滿和反抗，因為缺乏中間起緩沖作用的地帶，國家命令顯得過于冷硬，個體的不同意見則過于蒼白無力。并且，國家的意志是通過國家行政機構傳達的，而行政部門的行為方式公事公辦缺少轉圜余地的特點，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和反感。以我國清朝末年的“鐵路國有”政策為例，可見一斑。因為急于發展實業，卻又受制于資金匱乏，精通經營的大臣盛宣懷提出了將路權收歸國有，再以路權為抵押，貸款獲取工業發展的原始資本的主意。這一方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得已的應急之策，單純從理論上來說并沒有什么大的錯誤。然而，清廷直接以命令的形式頒布“路權國有”之策，忽視了已經形成并有一定實力的社會集團的利益訴求，例如地方士紳、立憲黨人、革命黨人、哥老會等。政府沒有做好溝通解釋的工作就頒布指令，繞過與社會的談判，直接觸動個人利益。結果，一個貌似正確的經濟主張，卻點燃了社會不滿，以各類社會組織為發動機引爆了反抗政府的武裝暴動，“保路運動”成為清王朝被推翻的導火索。[8]雖然歷史不可能重來，但是我們可以進行一些可行的推測。如果“路權國有”的政策能夠先對現實已經存在的那些不同社會群體，依據他們的話語體系和利益訴求進行合理的解釋，然后再以這些社會群體為紐帶將政策真正傳達到每一個相關的個體，這其中無論是話語的轉換還是利益結合點的尋找都是細致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工作，由社會有效地承擔起來，那么結果是不是就會不一樣了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有時傳導鏈條的變長恰恰是好事。

另一種情況下，具體機制有所差異，但結果卻是相似的。因為某一社會整體對另一社會個體之間的聯系不夠緊密、約束機制缺乏，此社會與他社會的個體之間更加難以達到強制性的行為目的；如果憑借力量優勢，卻又因為個體的分散性可以將力量無限化解，而導致大炮打蚊子（還是無數只蚊子）的無能為力。

相對比而言，如果國家或者社會與這些個體的交流，是通過這些個體所組成的社會作為中間作用場域進行的，就可以利用社會將國家的行政命令式意志表達方式轉換成個體更加樂于接受的、具體的和更加親近的話語。并且，社會還可以靠關系網絡和內在規則（如道德、輿論等），對這些分散的個體履行與國家談判后的約定，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約束。社會對其成員的有效影響，也使得其他社會更樂于與此社會整體達成某項約定，進而改變原來對著這許多分散個體是否能履約鞭長莫及的控制無力。這無論對國家還是社會作為施力方，減少了大量對命令或約定執行的傳達或達成后的后續執行的監督工作，大大節約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這種監督工作轉換責任主體后，與個體之間的距離更貼近，約束力度無疑大為提升。

3.社會網絡和社會權力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存在。從上面兩點，我們看到，社會是能有效溝通國家和個體的，并且這種溝通是有效的、必要的。然而，這些都是從他方（國家或其他社會）的角度，工具性的外在審視。事實上，從主體性上來看，社會本身就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存在，決不是可有可無、可要可不要的某種選項之一。即使是在國家或某種特殊權力機構（如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廷）無比強大，試圖取代一切其他共同體，單獨控制每一個個體的時代，社會也依然像指縫間的流水、巖石下的小草一樣，不可阻擋地、頑強地存在著、生長著。

明朝的特務機構最為猖狂，試圖嚴格控制人民生活，創設了廠衛機制以偵民情，據史書記載：“刑法有創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保ā睹魇贰ば谭ㄖ尽罚┤欢?，身處這樣嚴苛的形勢之下，明朝群眾的結社運動卻是異常強大的，組成的各類小社會數目、類型都頗為繁多。[9]例如，其中尤為知名的東林黨，就是在廠衛勢力極其龐大的明朝末年，由一群江南士子以講學聽學為名結成的小共同體。類似的，清朝康雍乾時期是封建皇權專制的最后高峰，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經濟發展后利益紛爭的倍增，群體結社漸漸風行。雖然雍正朝對此“嚴加查禁”、乾隆朝“從重懲處”，也只能使結社從明轉暗，并且由于產生之初的違背法令導致其反政府色彩愈加濃厚，南方秘密會黨、北方秘密教門快速發展。[10]最終，這些力量成為摧毀清王朝的重要推力?？梢娚鐣乾F實存在的，猶如大禹治水與其堵不如疏。

類似的，在歐洲中世紀時期，教廷力量無遠弗屆，各級封建領主倚仗刀劍、騎士到處開疆拓土，戰爭不斷，作為戰爭資源重要基礎的人就成為各種力量都試圖嚴格掌控的對象。然而，也正是在這時，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城市最早于意大利北部出現，之后在歐洲各地興起。西方“市民社會”一詞即源指中世紀城市社會，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就是同政府分離的自治性社會群體或非政府群體。[11]因為，中世紀城市最大的基石或者說特征，就是各種行業工會或兄弟會的發展，他們是市民自治的組織力量。行會由同一行業或不同行業的商人組成，主要以經濟利益為紐帶，規范共同的商業行為；兄弟會成員更復雜。入會都必須宣誓，遵守共同制定的章程，放棄部分個人的行為自由，維護團體利益。這種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由誓言約束的城市公民自治群體，在法國被稱為“公社”。 盡管有教皇和主教的反對，公社仍然橫掃西歐。[12]

事實上，無論古今中外，人民結成國家之下的小共同體——各類社會的需要，是客觀而現實的，不可阻擋的，無論什么力量出于什么目的。因為國家大共同體之下，人民有著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必然衍生出不同的物質、精神需要，國家是不可能照顧到那些微觀的訴求的，

即使想顧及也不可能同時滿足這許多不同的、甚至存在對立的需要的。于是，社會小共同體不可阻擋地發展壯大。以社會的典型存在——社會組織為例，我國因為國家法律、政策對于社會群體性組織的成立門檻較高、監管較嚴，真正注冊登記的社會組織并不多，54萬多個。[13]但是根據很多研究機構的統計，在中國真正發揮作用的社會中介組織大概在350萬到400萬之間。[14]政府和社會之間障礙過多，相互之間缺乏互信，沒有很好地整合，形不成合力。為此，我國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改革意見明確提出，政府要與社會攜手，共同治理社會，積極培育社會組織。各級政府將大力支持和培育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等四類社會組織，它們可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15]

總之，擁有著共同利益的社會網絡支撐的社會共同體客觀地存在著，為了維護共同利益，必須明確成員的行為規范，這就客觀地形成了社會權力。由此，社會權力同樣成為了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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