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現實主義電影的社會意義

摘要：現實主義電影由來已久，這個流派的源起就是基于電影藝術家對當時社會形態的思考，但是在現實主義誕生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電影藝術家在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上不斷的突破和發展，因此，現實主義電影在不同社會語境中的社會意義當有新的注解。

關鍵詞：電影形態；發展；社會語境；社會意義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1-0190-02

當電影轟轟烈烈走過百年歷史之后，回顧電影史，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誕生的流派及類型琳瑯滿目。但是論及電影藝術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對人類社會文明形態產生的作用，現實主義流派則異常突出。不論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興起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還是受此思潮發展演變起來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現實主義電影，包括后來的“法國新浪潮”電影流派。都對某一個國家的某一階段的歷史、社會、人文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么，現實主義電影對于社會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在當代社會，它的興衰到底重不重要？本文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

一、現實主義電影是一面鏡子

基于現實主義文學流派的影響，20世紀四十年代意大利的電影藝術家開創了新現實主義電影流派的先河。這一時期眾多的作品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有1945年羅西里尼導演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以及1948年德西卡導演的《偷自行車的人》。此后，受此思潮影響，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涌現了一大批現實主義電影，形成了電影流派中獨樹一幟的一種美學形態，直至今日。新現實主義電影在意大利的興起，是因為二戰結束以后，意大利社會面臨著各方面的嚴峻問題，加之民主運動高漲，電影藝術家們把這些社會現實問題納入視線作為表達對象。不論是《羅馬，不設防的城市》中表現的一群意大利底層人民與德國納粹斗爭而英勇獻身的故事，還是《偷自行車的人》中塑造的底層社會中可憐的父子生活境遇及尊嚴問題，都把鏡頭對準了當時的現實社會，并且通過寫實的手法拍攝，影片都以其高度的寫實基調，觸動了觀眾。也使得全球觀眾通過這一批電影，了解了那個時代意大利的社會現狀。

當然，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電影在理論上還不成熟，存在許多偏見和技術上的問題，幾乎清一色的注重主題，不注重表現形式，甚至在場景、演員、服裝、攝影、燈光等方面也都相對表現的很粗糙（當然有一部分影片是因為當時拍攝條件并不完善），甚至這一流派都排斥戲劇化的情節設計，在劇作結構上形式都表現的比較松散，更接近生活本身的樣貌。例如，安德烈·巴贊后來評論道“大部分現實主義理論有道德及倫理上的偏見，總是植根于基督教或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因此，不管早期的現實主義電影存在什么樣的問題，但是隨著電影藝術不斷的進步，后來，現實主義電影都得到了改進并日趨成熟。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新好萊塢時期為例，在這期間很多導演都走出了好萊塢模式化類型的套路，拍攝出了一大批至今影響頗大的影片，例如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出租車司機》、《憤怒的公?！返扔捌?，把鏡頭對準了當下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不論是對美國當時社會還是國際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包括那一時期科波拉和奧利弗斯在內的許多大牌導演集中拍攝以越戰背景為題材的那批電影，都以現實社會中的問題入手，強烈的表達越戰之后美國社會的傷痛。與之同時，現實主義電影在亞洲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伊朗的導演阿巴斯，拍攝了《生生長流》、《橄欖樹下的情人》、《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櫻桃的滋味》等大量的現實主義電影，還有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臺灣電影，尤其以侯孝賢導演和楊德昌導演為例，都把目光鎖定在了對現實主義題材的表達上。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獨立時代》、《一一》等影片，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直剖臺灣當時社會的弊病，直觀的反映了一個歷史階段的臺灣社會現狀。而侯孝賢在其《悲情城市》、《風柜來的人》、《尼羅河兒女》、《南國再見，南國》等影片中以其深厚的人文色彩映照當時臺灣社會的某些問題，還有中國大陸地區第四代到第六代很多導演都拍出了有強烈時代烙印的作品，比如謝晉導演的《芙蓉鎮》、謝飛導演的《香魂女》、《本命年》、張藝謀導演的《活著》、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田壯壯導演的《藍風箏》、賈樟柯導演的《站臺》、婁燁導演的《頤和園》、王小帥導演的《青紅》。

上述的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這些電影后來都成為研究那個時代社會風貌的重要作品。而且在其強烈的表達中，引發了巨大反響，都對某一時代的社會發展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吶喊。因此，引用《舊唐書·魏徵傳》中李世民的話：“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以人為鏡，可明得失”。廣義引申，可以認為現實主義電影是一面鏡子，它集中透射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個歷史時期的影子，不論鏡子里的鏡像或虛或實，或清晰或迷離，或直觀或隱晦，都集中體現了電影藝術家對某些現實問題的思考和社會擔當，而這些強烈的思辨性都對當時的社會發展或文化進步撐起了一面鏡子，照見了某些現實。

二、現實主義是一劑良藥

1990年，伊朗西北部發生了大地震，導演阿巴斯目睹了震后的慘狀，對他形成了強烈的震動，后來他拍出了又一部震驚國際影壇的電影《生生長流》，影片以一位導演帶著兒子前往《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攝地，尋找當年這部電影的小主人公為線索，導演和懵懂的兒子沿途看到了地震后被毀家園的人們無家可歸，而且堅強樂觀的面對災難，面對新生活，導演為此而深深觸動。這部極為寫實的現實主義電影，幾乎用最樸素無華的電影語言，精準的表達了伊朗人民堅強樂觀面對生活和生命的精神，感染了全世界的觀者，阿巴斯的一系列現實主義電影成功的為世界重塑了伊朗精神，讓全世界人民為伊朗精神感動并肅然起敬。而這些電影所表現出來的核心價值觀也極大的刺激和鼓舞了伊朗人民，它像一劑良藥般注入了伊朗人的精神血液，并光榮的流淌傳承著。除此之外，本文上一章節提到的新好萊塢時期的越戰題材電影也是極具代表性的，例如，由科波拉導演，于1979年上映的影片《現代啟示錄》，通過一個幾乎被越戰摧毀的中尉奉命穿行至湄公河上游刺殺不受軍方控制的被“魔化”的上校的故事，以此深刻的批判和反思美國政府發動的對越戰爭，此片一經上映，首先在美國國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美國人民開始回顧并思考這場曠日持久的，代價慘重的戰爭對于美國人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也使全球人民思考戰爭到底意味著什么？無獨有偶，1989年由奧利佛斯通拍攝的電影《生于七月四日》上映，兩部影片時隔十年，引發的效應同樣巨大。影片中以一個男孩從小被灌輸愛國精神，后來投身越戰，目睹可怕的戰爭，并在戰場負傷變為“廢人”，然而，這樣一個戰爭英雄，回到國內不論在社會中還是政府層面，都沒有受到相應的尊重與禮遇，因此，警醒的他開始走上了反戰宣傳之路。除了這兩部代表性作品之外，還有一批越戰電影集體發聲，這些影片不論表現形式上寫實還是寫意，從題材和主題上來講，都對越戰后美國社會的集體傷痛這一歷史現實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它不僅對此后當權者的政治態度提出了警醒，還為民眾對戰爭的態度給出了清晰的指引，不管這些現實主義電影是在弘揚集體價值觀還是帶著嚴厲的批判性，都在某種程度上診視或匡扶著社會正義。

三、現實主義電影是一味精神食糧

現實主義電影是具有頑強生命力的，集中體現在它的美學價值上。在眾多的電影流派中，少有像現實主義電影這般，幾乎把貼近現實并揭示現實現象奉為其美學創作的核心準則。司馬遷曾把其著史記的意圖概括成三句話，其一就是“究天人之際”，一語道破了文人對文化的擔當。例如現實主義電影的先驅沙瓦提尼（編?。?，就曾指出：“拍電影不是挖掘故事，而是盡力去了解挖掘某些社會現實的潛在意義，電影的目的在于暴露日常生活的事件，發掘出平常被忽略的細節”。因此，不論是19世紀在文學領域興起的現實主義創作還是20世紀中葉后現實主義電影的核心價值體系成型，都在漫長的歷史中證明其存在的社會意義。它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與其他藝術形式一道形成人類社會獨有的文明成果，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哺育著人類以文明的方式認識并改造世界。例如，電影大師伯格曼的作品，幾乎都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生命與死亡、宗教之間的關系，雖然他的作品形式很多時候似乎抽離于現實的邊緣，甚至用詩學和哲學的思維方式重構形式載體，但其精神核心討論的仍然是對現實問題的思考，例如《呼喊與細語》中對生命與死亡、倫理關系以及情感與人性之間極其隱秘和復雜的關系討論。以及安東尼奧尼導演在其《放大》、《云上的日子》兩部影片中對現實真相形而上的哲思。都非常極致的從哲學等高度探討人類精神層面與社會現實之間所面臨的困境。這些絕佳的電影典范，都是藝術家為全人類奉上的精神食糧，為人類的精神家園注入一絲亮光，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照亮了人類精神層面的某些暗角，用一種精神力量引導人類思考人的精神層面與社會現實真實存在的某些關系。

四、現實主義電影是一種情懷

14至17世紀，席卷歐洲并深遠影響世界的“文藝復興”思潮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轉折點，其精神核心人文主義精神的興起無疑為后來的人類社會發展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也為后來幾乎所有的藝術形式注入了新鮮血液。雖然現實主義電影興起至今也不過半個多世紀，但是其秉承的精神內涵卻由來已久。既然藝術形式不再只為權貴或宗教服務，變為人類共同享有的精神財富，那么，人文主義精神作為一種情懷，它理應代表廣泛的人類社會發聲并為之擔當。當人們觀看《辛德勒名單》的時候，相信全世界都會為斯皮爾伯格導演鼓掌，因為他用一種強大的情懷感染了我們，并使我們思考當個人價值觀與廣泛的社會價值觀產生反應的時候，那種精神力量有多么偉大。當然，不管是大情懷還是小情懷，這樣的現實主義電影不勝枚舉，在這里不多贅述，總之，情懷既是現實主義電影的核心價值也應該是電影藝術家的一種文化擔當。

五、結論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隨著電影藝術的不斷發展，相信會有更多的流派和風格類型出現，但是現實主義電影流派都應該被不斷發揚，因為應該承載更多更大的文化價值，為社會和文化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尤其在當代社會，電影藝術被賦予了各種各樣不同的屬性，當電影藝術越來越多的被商業和娛樂裹挾，當電影形態在裹挾下越來越不“藝術”，當電影的精神指向越來越喪失文化陣地的時候，當現實主義電影越來越被主流市場邊緣化的時候，當現實主義電影越來越不“討好”觀眾的時候，它的興衰并不只關乎于一種電影流派或美學形態的去留，而是關乎一種社會意義及一種社會價值觀的存亡。

參考文獻：

[1]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8年11月版

[2]齊格里弗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還原》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10月

[3]路易斯·賈內梯《認識電影》 世界圖書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

作者簡介： 張智佗（1983-），男，陜西人，西安美術學院影視動畫系2014級在讀碩士，導師：魯濤，專業方向：影視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