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依賴理論與鄉村草根組織的健康發展

喬運鴻+龔志文

〔摘要〕 在“現代化”“商品化”“世俗化”日益成為主要支配機制的農村，一股新生力量在鄉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引人注目，即由農民自下而上成立的鄉村草根組織。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的實踐表明，鄉村草根組織的培育和發展既依賴于鄉村社會的需求強度、資源存量，也依賴于外界環境的友好程度和資源輸入程度。依據資源來源的不同，可以將鄉村草根組織的發展分為社會選擇、市場選擇、政府選擇三種模式，鄉村草根組織必須清晰判斷自身的資源稟賦，努力聚合社會資源，積極善用政府資源，充分發掘市場資源，方能實現自身的培育和生成。

〔關鍵詞〕 資源依賴，草根組織，蒲韓鄉村社區，社會資源，政府資源，市場資源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7）01-0099-06

一、引言

鄉村草根組織的發育程度是衡量鄉村社會自治與活力、衡量村民公民化進展的重要指標之一 〔1 〕。然而，在鄉村草根組織的研究中，研究者的視角大多集中在草根組織在鄉村建設中的角色方面，將大部分的熱情集中在村民自治對民主政治發展的效用方面，較少關注鄉村草根組織自身的成長和發展；較多關注草根組織生成后對農村扶貧、女性成長、義務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等方面，較少關注鄉村草根組織生成前的培育與成長。所以，對鄉村草根組織生成的研究就顯得尤為必要。

在既有的研究中，學者們認為鄉村草根組織培育和發展的動因主要有：抵御商品經濟的風險，尋求組織力量的保護；鄉村草根精英參與鄉村治理的愿望；傳統文化誘發農民內心組織起來的源動力；政府有選擇性的政策引導；傳統民間組織法律地位的缺失等。也就是說，鄉村草根組織的培育和發展主要有三種動因，即學者的試驗、政府試點和村民自發。相較于村民自發，前兩種模式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農民的主體性，不利于拓展村民參與空間。第三種方式盡管帶有試錯性，但它更具有尊重農民意愿、服務農業生產、村民充分參與的比較優勢。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三種即農民自發成立的草根組織。

蒲韓鄉村社區①（以下簡稱社區）便是典型的農民自發成立的基層草根組織。它位于山西南端永濟市，其服務范圍輻射蒲州和韓陽兩個鄉鎮。社區現擁有全職會員48人，男性占15%，女性占85%。目前社區分為3個板塊，18個部門，其中公共服務板塊下設8個部門，聚焦于兒童教育、鄉村文化娛樂、居家養老、村莊建設等內容，力圖促進社區在文、衛、體、環境等方面的綜合提高與改善；經濟發展板塊下設7個部門，通過充分挖掘社區內部經濟資源，以合作的方式發展社區經濟，提高會員經濟收入，其盈利所得也為公共服務板塊提供支持；支持保障板塊下設3個部門，其功能在于協調社區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促進社區健康有序運轉②。

本文對鄉村草根組織生成分析的理論基礎是資源依賴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資源依賴理論，是組織理論學派中重要的流派之一。盡管這一理論最開始被用于解釋經濟市場中企業之間競爭的態勢和策略，但在社會網絡化連結特征日益明顯的今天，資源依賴理論的理論假設、理論基點、解釋力和影響超出企業類組織領域，拓展到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等更加廣泛的組織場域中 〔2 〕。

二、蒲韓鄉村社區生成過程中的資源依賴

資源依賴理論指出，組織是一個利益集合體，生存是組織的首要使命，組織所擁有資源的數量、質量、結構決定了組織的實力和競爭力，但組織內部無法解決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各種資源，唯有通過與環境的互動，采取競爭、聯盟、嵌入等策略來獲取所需的資源 〔3 〕。因而，不管組織規模大小，組織目標如何，組織技術高低，資源的獲取、轉化、使用、存儲都是其生成過程中重要的活動內容。

（一）聚合社會資源：以草根精英為主導超越資源的公私界限

蒲韓鄉村社區起源于1998年鄭冰夫婦在自家農資店進行的技術培訓活動。1998年，時為民辦鄉村小學教師的鄭冰，空閑時幫忙打理其丈夫開設的農資店。她發現多數農民購買化肥農藥時，不太了解農業技術和實際生產需要，僅僅根據其他鄉親的說法盲目購買和施種。為了吸引顧客，增加農資店收益，鄭冰專門邀請農技專家為村民講授農業種養殖技術。前期的技術培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農民對技術知識、信息的需求更是與日俱增。為此，1999年元旦鄭冰辭去了教師工作，專心做農民技術培訓。從那時起到2001年的兩年時間里，她每隔兩個月都會自費組織一次科技講座。

由于參加技術培訓的多為女性，鄭冰周圍逐漸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鄉村婦女，她們成為蒲韓社區成立的第一行動群體（人力資源）。2001年，經常聚集在一起參加技術培訓的婦女們又產生了跳舞的想法。鄭冰發動寨子村跳舞積極的婦女骨干們，兩到三人包下一個村，教其他村的婦女跳舞。利用農業技術培訓在周圍幾十個村莊打下的群眾基礎，跳舞活動逐漸從寨子村擴大到周圍30多個村。跳舞等文娛活動把鄉村婦女從家庭的私域拖拽到村莊的公域，引領她們盡情地展示和釋放自我，從而塑造了她們積極的生活態度，改變了她們的精神面貌。于是，2002年她們商定成立了寨子村婦女協會。

婦女協會的成立，促使婦女文化娛樂活動更具組織化、常規化和制度化，活動的形式日漸豐富，從跳舞到演講賽、辯論賽，再到小品、相聲、知識競賽、剪紙比賽等。隨著活動的增多，婦女協會對活動經費的需求也增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協會采取了多種辦法：一是鄭冰主動將自家的農資店無償轉歸協會所有，盈利所得中除了會員分配之外，其余的均充當活動經費；二是會員自籌；三是發展經濟項目，2002年前后協會根據自身的資源情況，先后嘗試開設了蒸饃坊、涂料廠、養雞場、有機農產品等多個創收項目。同時，倚借當地的旅游市場，協會組織婦女在農閑時縫制布娃娃、布袋子等鄉土手工藝品在旅游景點銷售。

然而，在文化娛樂、經濟創收過程中，普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們遇到了越來越多的技術瓶頸。例如，在農業種養殖中，如何科學施肥用藥和管理？在縫制手工藝品時，如何才能將傳統的剪紙技藝轉變為實在的手工藝成品？在蒸饃坊和涂料廠探索中，如何才能提高產品的質量？類似問題還有很多。為了解決協會對知識技術資源的需求，鄭冰帶領鄉村婦女進行了多種努力。一是從農村內部發掘種養殖能手，讓他們給村民傳授其在種養殖實踐中習得的經驗教訓。二是邀請村莊內部退休返鄉的工人、教師等精英加入協會或是參與協會的活動以發揮他們的專長。三是以老帶新傳幫帶，邀請村內身懷剪紙技藝、紡紗織布技藝的老人們為協會的年輕婦女傳授剪紙方法、織布染布方法等，保證了手工藝項目的順利運轉。四是組團外出考察。為了實施千畝生態園（有機蘋果項目），鄭冰率領協會的部分骨干成員專程赴河南南街村考察取經；為了實施村莊垃圾回收項目，協會骨干自費去陜西蒲城考察學習。五是自主學習。鄭冰以寨子村為試點，帶領婦女成立了28個學習小組，每四人為一小組，每組訂閱一本《農家女》雜志，相互傳閱。學習的內容貼近婦女生活，主要包括農業科技知識、農村傳統文化、涉農法規政策等。

由此可見，在鄉村草根精英的主導下，鄉土社會的各種資源不斷集聚和再組合，支撐起了鄉村草根組織的培育和生成。那么，這種以精英主導的超越資源公私界限的資源聚合模式何以能夠成功呢？從寨子村婦女協會的經驗中可以歸納出如下幾點原因：首先，草根精英有知識和文化。鄭冰是初中畢業，曾經當過小學教師，其父親是前農村信用合作社主任。她自身的知識儲備和家庭的影響使其知識閱歷相比同齡的村民要高出很多，作為一位文化人，自然成為村民眼中所信服和依賴的對象，故精英選擇有了群眾資源基礎。其次，大多數草根精英都有超出私人利益的抱負和理想。鄭冰對于鄉村建設、傳統文化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有建設鄉村、提高村民綜合素養的意愿。如她主張對于農民而言，傳統鄉村文化要優于城鎮文化，農村應該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自信；針對協會的發展，她主張做小做好而非做大做強；針對新農村建設，她建議恢復古香古色而非大破大立等。再次，草根精英關系資源豐富。鄭冰夫婦將原本屬于自家的農資店劃歸協會所有，她個人通過參加各種活動結識了諸如楊團、溫鐵軍等專家學者，認識了香港宮廷貿易公司負責人等企業領域人員，這些個人資源都被轉化成為協會培育和發展的公共資源。最后，鄉民有著公共服務和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在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的人才、物資等資源不斷地輸入城市，而農村自身則面臨著資源短缺、環境惡化、人力不足、公共服務匱乏、公民權利虛置等諸多困境。但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農民的利益主體意識、政治主體意識日益提升，自治訴求亦不斷增強。他們要求享有自由發展經濟的權利、平等待遇的政治權利、公平公正的社會權利等 〔4 〕。巨大的公共服務和經濟發展需求，促使廣大鄉民愿意走上資源聚合的自主發展之路。

（二）善用政府資源：從行政依賴到密切合作

合法性資源是我國草根非政府組織生存和發展的關鍵資源，是草根組織無法回避的政治社會環境要求 〔5 〕，這也成為學者們關注和探討的焦點。例如學者趙秀梅以“自然之友”等草根組織為例，指出在強國家-弱社會的政治環境下，草根組織應該采取自我克制、限制組織規模、利用政府資源實現組織目標等策略，通過倚借行政權威增強自身組織合法性以及利用自身領導人的私人關系來影響乃至介入政策議程和監督政府行為 〔6 〕。

社會組織的合法性由兩個部分組成：外部合法性和內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分為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社會合法性，內部合法性由組織合法性和成員合法性兩個要件構成。與其他草根組織一樣，蒲韓鄉村社區在成立之初也面臨著嚴峻的合法性資源困境，致使組織游走在政策法律的縫隙中而艱難前行。這種困境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村民的不信任，協會的推廣和擴大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合法性困境?！拔覀內ジ鱾€村莊宣傳協會的時候，村民們要么認為我們是騙子，說哪有免費培訓還有分紅的好事，要么認為我們是傳教的?！疫€遇見過村民報警的，派出所的人來了也問我們是干啥子的。為此，讓我們哭笑不得，剛開始確實很難！”（引自訪談記錄ZZC26，被訪談者ZCP，女，29歲，寨子村人，2012年7月8日）二是法律的不信任。婦女協會的成立源自于會員的契約和商定，并未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而且，在當時的制度環境下，它也不具備登記注冊的條件和資格。所以，在法律上協會處于一種非法存在的狀態，協會在與經濟組織等主體簽訂的經濟契約缺少法律保障。三是當時村“兩委”等“官方組織”的不信任?！?002-2003年，我們組織村民進行土地集體化運作栽種蘋果樹的時候，需要在田間地頭打深水井，要將電纜設備從村供電房接到地頭，但是村委會以非法土地流轉為理由極力阻止我們打井。最終，實在沒辦法就花三倍的錢從鄰村接入電源完成打井工作。他們還讓村里的一些家族聯合起來，抵制協會的生態家園項目，拒絕繳納村莊公共衛生清理費用（每月2元）。更氣人的是，他們還組織了不同人數（規模）的上訪群體多次以多種理由到鎮里、市里和中央告我們的狀，就是想叫政府把我們滅了?！保ㄒ栽L談記錄ZZC26，被訪談者ZCP，女，29歲，寨子村人，2012年7月8日）

為了獲得合法性資源，成立之初，協會積極探索與政府合作，充分利用政府資源。一是致力于村莊公共事務，為村民謀福利，從而獲得村民的信任與接納，不斷積聚社會合法性，并用社會合法性來彌補法律和政治行政合法性的不足。例如，除了技術培訓和文娛活動之外，協會成立村建理事會，帶領村民修路通渠，使村容村貌煥然一新；組建生態家園理事會，引導村民修建生態廁所，進行垃圾分類回收；并在居家互助養老、兒童教育等方面提供多種服務。二是主動尋求政府幫助，以“政府幫手”的角色獲取官方的政治認可。在村民技術培訓活動中，協會積極向市、鎮農業部門求助，市農業局、水利局、科技委等部門都給予了大力支持，派遣相關的農業水利技術人員免費給協會的農民講授農業知識技術信息，并贈送了一些科技宣傳資料和電腦等設備。在跳舞活動中，協會找到當地婦聯組織，希望婦聯能夠對她們的跳舞予以指導，市、鎮婦聯看到農民們對健康的文化娛樂生活如此向往便欣然答應，先后派遣多名專業老師到村里教婦女們唱歌跳舞，并協助協會組建了自己的秧歌隊。

在市婦聯的推薦下，協會的婦女骨干先后到省婦聯接受免費培訓，并到全國婦聯下屬的“農家女”學校學習。當地政府將協會視為一項樣板工程，在市計生委、婦聯等政府部門的推動下，時任全國婦聯主席彭珮云到寨子村視察，并在那里召開了“全國農村人口大院經驗交流會寨子村婦女協會現場會”。至此，協會的依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協會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更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密切，基層政府也幫助協會處理來自村“兩委”的上訪告狀等問題。

2004年，鄭冰組建的草根組織以“永濟市農民協會”的名稱在永濟市民政局注冊成立，這也成為新時期我國第一個注冊成立的農民協會民間組織。從婦女協會到農民協會，蒲韓鄉村社區的影響力和服務范圍逐漸溢出了寨子村，溢出了蒲州鎮而拓展到蒲州鎮和韓陽鎮兩個鄉鎮。

（三）開拓市場資源：從“游擊隊”到“正規軍”

在社會化資源和政府資源的支撐下，協會圍繞寨子村周圍35個村開展了文化娛樂、環境衛生治理、農產品統購統銷、傳統文化傳承等諸多鄉村建設活動。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并不能掩蓋協會面臨的兩個矛盾或是困境。一是獨立性與依附性的矛盾。協會成立之初依靠會員自籌、農資銷售、手工藝品售賣等獲取的資金尚能夠支撐協會的發展運作，但隨著協會的成熟和項目的增多，資金方面的困境逐漸凸顯。在2004年之后的幾年里，協會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依靠富平小額貸款公司等社會主體的捐贈，協會所倡導的部分項目也得不到政府的認可和扶持，對政府和社會資金的過度依賴導致協會的自主性嚴重不足，迫切需要發展自營項目，以實現自力更生。二是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矛盾。內循環是協會內部各個部門之間、協會與村民之間、協會與村兩委之間的共生共榮系統，外循環是協會與市場、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共生共榮系統。內循環是外循環的基礎和前提，內循環系統的不暢必然導致外循環系統“胎死腹中”；而外循環系統發育不良，則協會必然陷入“內卷化”的怪圈而停滯不前。

為此，協會為了擺脫“打游擊”的生存模式走上常規化發展之路，積極開拓市場資源，實現自身的獨立自主運作。一是呼應國家建設綠色家園的倡導，適應市場需求的轉變，積極發展有機農業，廣泛種植棉花、小麥等有機農作物，成立了26個有機農業合作社（棉花、蘆筍、豆類、蘋果、柿子、杏、核桃、梨、山楂、香椿、棗、玉米、花椒、紅薯、芝麻、雞、豬、牛、羊、兔、魚、蔬菜、西瓜、紡線、織布、繡花），并實行統一土地檢測用肥、統一預防用藥、統一選用種子、統一技術培訓、統一達標銷售的機制，既增加了協會會員的農業經濟收入，也拓展了協會經費的來源渠道，并逐漸打造和形成協會特有的農產品品牌。

二是建立城鄉互動項目機制。成立城鄉互動中心，下設永濟、運城兩個調研外聯組，調查消費者需求，推廣有機食品。通過調研獲取市場需求信息，在市場信息支撐的基礎上，一方面，將村莊的農副產品直接運送到兩地的批發市場銷售，或是通過中間商銷售，其中的溢價部分納入協會經費實行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直接和城市消費者對接（社區支持農業）。目前運城和永濟已經分別有400多戶和200多戶接受協會直接配送的農產品。直接對接消費者的產品包括有機面粉、玉米面、香油、櫻桃、蘋果等，其中糧油加工由各村擁有傳統加工技術的農戶來做。未來，協會計劃在城市開設自己的有機產品專賣店以及超市。

三、資源依賴中鄉村草根組織的發展模式

在既有的文獻中，學者對我國非政府組織的生成作出了不同的解釋，王名等認為非政府組織的形成有政府選擇和社會選擇兩種模式 〔7 〕64，119，鄧國勝則用“推拉理論”的概念動態的展現自上而下的非政府組織形成和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組織形成模式 〔8 〕。但我國的社會具有很強的異質性，尤其是廣大的農村社區更是如此。上述解釋并不能概括草根非政府組織生成的主要情形。在資源依賴理論視域下，從蒲韓鄉村社區生成的成功實踐來看，應該將市場選擇從社會選擇中剝離出來，形成市場、社會、政府三元格局的資源場域，繼而可以將組織的生成分為社會選擇、市場選擇、政府選擇三種模式。

1.社會選擇。隨著政治空間的釋放，基層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權利能力不斷增強，他們基于建設自己社區的目的而進行集體行動。社會選擇的主體是基層的草根民眾，目的是組織和供給社區等小范圍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組織方式是民眾的集體協商和志愿供給。當部分草根民眾，尤其是像鄭冰一樣的草根精英獲得資源之后，會根據自己社區的需求和目標建立草根組織，通過組織化的平臺組織民眾進行集體行動，維護社區的利益 〔9 〕。他們能夠自主決定成立什么樣的草根組織、草根組織的規模大小、依賴的資源等等。

社會選擇的優勢體現在三個方面：功能結構的合理性、服務對象結構的合理性、資源獲取能力培養的促進。功能結構的合理性是指，草根非政府組織是基于社區服務需求而活動，能夠針對性地滿足民眾的各種需求，尤其是對弱勢群體給予很大的關懷性。像蒲韓鄉村社區的服務領域涵蓋文化傳承、生活娛樂、學術交流、環境保護、居家養老、兒童教育等各個方面；服務對象結構合理性體現在，草根非政府組織主要針對在社會階層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開展活動，如農民工、婦女兒童、鰥寡老人、災區群眾、少數民族、失獨父母等，使得社會資源能夠稍微向這些弱勢群體轉移和傾斜；社會選擇中資源的有限性，迫使草根非政府組織練就了一身獲取資源、轉化資源和使用資源的硬能力，對于非政府組織的獨立發展不乏益處。但社會選擇也面臨著巨大的資源困境，資金匱乏、辦公場所活動場地缺乏、人才不足是社會選擇類非政府組織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2.市場選擇。市場選擇是指草根非政府組織成立所需的資源主要來自市場，企業、商品市場等是市場選擇的主體，這類主體的行為遵循“利益最大化”邏輯，而且資源的交換建立在契約性基礎上。故市場選擇而產生的非政府組織多以經濟合作類組織出現。截止目前，蒲韓鄉村社區已經成立了26個二級農業經濟合作社。市場選擇的非政府組織優勢在于組織的財力資源相對充裕，組織交換的規則體系相對完善，組織獲得民眾支持和擁護的可能性更大，覆蓋的服務群體更廣；劣勢在于，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非政府組織容易偏離公共服務的宗旨和目標，滑向追求經濟利潤的一邊。

3.政府選擇。政府選擇是指政府基于自身的資源優勢，在草根組織的成立、組織活動和資源獲取、轉化與使用中扮演著絕對的主導性力量。政府選擇的目的一般有兩個方面：實現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便于社會管理和維護社會穩定。政府選擇的優勢在于，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資源獲取較為容易，政府讓渡的公共服務項目資源充裕，人力資源的社會招募容易，組織的社會合法性認可度較高，便于組織開展活動。政府選擇的不足之處在于：其一，在政府選擇模式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是共生非對稱依賴關系，政府決定著非政府組織的命運，非政府組織對政府的作用僅僅限于部分公共服務的協助式提供，這使得非政府組織自身資源獲取、轉化和使用的能力大為削弱。其二，政府選擇生成的非政府組織往往成為行政退休人員的去處，這類非政府組織的組成人員大多是政府退休人員，行政性很強，行事風格也遵循行政命令的模式，不利于建立起非政府組織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其三，政府選擇往往基于政府的需求而發生，但政府需求并不一定是社會需求。即使從社會需求的角度來看，非政府組織應該被社會所淘汰，但是這種競爭機制并不能對政府選擇的非政府組織產生效用。政府行政許可而存在的非政府組織，可能會占用和浪費大量的稀有資源。

以上三種模式各有利弊，因而草根組織的選擇不是單一的，一般情況下會根據情況的變化而發生改變。蒲韓鄉村社區的實踐表明，組織的資源來源并非是唯一的，組織所需要的資源可能同時來自政府、市場和社會，而資源來源的結構也不是靜態的或一成不變的，它隨著組織的發展而產生變化，在組織發展的不同時期，組織資源的主要來源渠道不一。例如，在蒲韓鄉村社區的醞釀期，其資源更多地來源于鄉土社會；當蒲韓鄉村社區逐漸發展壯大后，鄉土社會的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其發展需求，因而轉變策略，更多地依賴市場；組織成熟之后，具有較大的談判能力，資源可能來源于政府。所以，草根組織生成的三種選擇模式并不是孤立的和彼此無涉的，而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在組織生成的不同階段，依賴不同的選擇模式。這是因為不同的選擇模式各有其優缺點，能夠適應不同種類草根組織和草根組織生成的不同階段的資源需求。具體而言，三種選擇模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法律地位、難易程度、自主性等方面。

在法律合法性資源的獲取方面，從易到難的連續圖譜分別是政府選擇、市場選擇、社會選擇。由于合法性資源的差異，政府對于三種非政府組織的監督管理策略也顯著不同，對政府選擇的非政府組織管制較少，扶持較多；對市場選擇的非政府組織指導較多，更多依賴市場規則對其進行約束；對社會選擇的非政府組織則管制較多，而且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性的監督和壓制，在資源獲取和組織活動方面會有直接或間接的阻撓。相應的，政府選擇的非政府組織最容易成立，社會選擇的非政府組織最難成立，市場選擇的非政府組織居中。由此導致了我國大量的非政府組織游離于體制之外，反而提高了政府管理的難度和成本，增加了社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在自主性方面，三種選擇的連續圖譜則正好相反。政府選擇的非政府組織行政性最強，自主性最弱；社會選擇的非政府組織游離于體制之外，自我選擇和自主行動的空間更大，行政性最弱，但活動的范圍有限；市場選擇的非政府組織在市場領域也具有較大的自主性，只要不違背市場運行的規則，一般不會受到來自政府的管制。

四、結語

由上可見，在社會資源、政府資源和市場資源的多元支持下，蒲韓鄉村社區得以培育、生成、發展和走向成熟的運作軌道，其業務活動已經涉及農業科技培訓、農資銷售、村莊建設、文化娛樂、居家養老、經濟合作、文化傳承、金融服務、環境保護、農民新民化培訓、孩童教育等鄉村建設的各個方面 〔10 〕。鄉村草根非政府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巨大作用之所以逐步得到各界的廣泛認同，主要緣于以下幾方面：一是整合原子化的村民，提升農民集體行動的能力，更好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從強制拆遷、血淚討薪等事件中不難看出農民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且農民維權的方式缺乏理性和有效性。通過農民組織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可以提升農民的談判能力，引導農民運用更加理性的策略實現更有效的維權。二是提供組織和供給公共服務。以村委會為核心的傳統農民自治組織由于行政性強、獨立性弱、代表性差等原因，不能較好地組織鄉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而鄉村草根非政府組織能夠整合鄉村社會分散的資源，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實現公共服務的自治供給。三是有助于培育新型農民，擴大農民的政治參與 〔11 〕。在傳統政治參與渠道受阻時，鄉村草根非政府組織提供了一種制度外的治理參與渠道和可能，農民參與草根非政府組織，能夠在自治的實踐中培育自身的公共意識和公民精神，同時滿足自身的公益需求。

但進入發展期的鄉村草根組織，其資源依賴并未結束和消失。由于在組織的培育生成期、發展變化期、成熟期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資源依賴需求和活動，蒲韓鄉村社區也將面臨著新的資源挑戰和實施新的資源依賴。由于鄉村草根組織多以血緣、業緣、地緣為紐帶，人情面子主導著組織發展的規則體系，由此產生了兩大問題：一是鄉村草根組織的培育和滋生依賴于鄉村社會的結構和信任存量，但其發展成熟之后就必須拓展自身的社會結構和信任存量，從以宗親為紐帶的禮俗社會走向以契約為紐帶的法理社會；二是以互惠為基礎的鄉村人際信任網絡主導著鄉村草根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據此鄉村草根組織受制于人情世故，分出親疏遠近，缺乏嚴密的職責分工和權責監督體系，組織結構松散隨意，不能夠很好地承擔起公共服務的職能，可能導致鄉村草根非政府組織與正式的組織漸行漸遠，脫離既定的發展軌道和目標。因此，鄉村草根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與完善任重道遠。

注 釋：

①該社區的名稱幾經改變，先后歷經了“寨子村科技服務中心”“婦女協會”“永濟農民協會”“蒲州鎮果品協會”“蒲韓鄉村社區”，但其實體、性質、宗旨、功能并未發生本質改變。

②這些部門具體包括公共服務板塊：生態家園、農民學校、電腦/圖書服務、農機服務、兒童教育、居家養老、婦女活動中心、文化傳播中心；經濟發展板塊：紅娘手工藝合作社、農資連鎖店、有機聯合社、青年農場、城鄉互動中心、社區餐館、社區日化商店；支持保障板塊：財務部、后勤部、社區辦公室。

參考文獻：

〔1〕鄧國勝.中國草根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現狀與障礙〔J〕.社會觀察，2010（5）.

〔2〕馬迎賢.組織間關系：資源依賴理論的歷史演進〔J〕.社會，2004（7）.

〔3〕Thompson，J.D.，and McEwen，WJ.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Environment： Goal-Setting as an Interaction Proces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8（1）.

〔4〕李文釗，張黎黎.村民自治：集體行動、制度變遷與公共精神的培育——貴州省習水縣趕場坡村組自治的個案研究〔J〕.管理世界，2008（10）.

〔5〕梁 昆，夏學鑾.中國民間組織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一個結構-制度分析〔J〕.湖北社會科學，2009（3）.

〔6〕趙秀梅.中國NGO對政府的策略：一個初步考察〔J〕.開放時代，2004（6）.

〔7〕王 名，等.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8〕鄧國勝.兩種不同路徑的環保非政府組織及其發展模式〔J〕.縱橫，2006（2）.

〔9〕孫莉莉.草根志愿組織資源汲取模式變遷的微觀機制〔J〕.寧夏社會科學，2012（5）.

〔10〕喬運鴻，杜 倩.農村民間組織參與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新路徑——以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的實踐為例〔J〕.理論探索，2015（3）.

〔11〕陳前恒，魏文慧.草根組織經歷與政治參與：來自中國村莊選舉的證據〔J〕.中國農村觀察，2016（1）.

責任編輯 周 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