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宗教改革與馬丁·路德的貢獻

朱孝遠

(北京大學 歷史學系，北京 100871 )

德國宗教改革與馬丁·路德的貢獻

朱孝遠

(北京大學 歷史學系，北京 100871 )

1517年，德國爆發了一場由僧侶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運動的最顯著成果是重申了“因信稱義”，確立了國家管理宗教事務的原則。馬丁·路德突破了天主教會的傳統界限，為近代的歐洲宗教確立了新模式。其宗教改革得到民眾的支持，迅速發展成為一場旨在建立近代社會秩序和近代政治的革命，對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產生了長遠影響。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新教；農民戰爭

當德國的政治制度發生變化并向近代國家邁進時，德國爆發了由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馬丁·路德(1483—1546年)提出“因信稱義”的學說，得到了市民、農民和部分諸侯的支持。正如美國著名神學思想史家奧爾森所言：馬丁·路德“自視為卑微的修士與神學教授，卻使整個世界天翻地覆”[1]404。

宗教問題成為一個國家的中心問題，一定具有政治、經濟、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從政治上來看，16世紀歐洲進入了以英國、法國為代表的君主制時代。在這種背景下，政府與臣民的關系取代了領主與附庸的關系，國家實現了統一，導致了君主國對國家主權的維護。君主的國家不再容忍通過掌控“精神之劍”的教廷勢力來干涉一個民族國家的內政。隨著各國維護主權力度的增強，教會的民族化業已成為一種國際趨勢。與統一的英國、法國等君主國家不同，政治分裂的德國飽受羅馬教廷的干涉，這就引發了抵制外來勢力、建立民族教會以保衛國家主權的宗教改革運動。

經濟的發展也是德國宗教改革的原因。近代國家興起后，稅收成為國家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但是，教會在德國境內建立了許多“國中之國”，不僅擁有大量的地產、財產，還實行獨立的教會宗教稅收，這就有了德國人的財產是否要交給教皇、羅馬教廷是否有權在德國征稅的問題。此外，德國的僧侶受到教會的保護，并不向德國政府納稅。如何讓德國的百姓擺脫沉重的宗教稅，如何避免德國的資產外流，這些問題也促成了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生。

教會的掌控嚴重損害了德國社會的發展。傳統的天主教會聲稱，贏利只要超過5%就等同于放高利貸，應當嚴加禁止，這就與德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利益相悖。教會還指出了種種基督徒不能參與的職業，例如當士兵就等同于當劊子手，基督徒不應當參與。教會還通過禁欲主義把大量適齡男女青年送入了修道院，成為生活在圍墻內的不從事生產也不繳納賦稅的閑置階層。這些都成為德國發展的障礙。

在宗教方面，有兩個突出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教義的問題。羅馬教廷宣揚“行為稱義”，把人的行善和功德積累視為得救的首要條件。結果，就導致了人可以憑借自己做好事的功德來自救的習俗。另一個問題是推行對教皇和教會的崇拜，在嚴格的教會等級制下，教會成了人與神之間的中介。教會和僧侶都被認為是神圣的，只有通過教會和儀式，人才能夠與上帝交接。這種教皇、教會的神圣化賦予了教廷像神一樣的權力，教會甚至可以擁有為世人赦免罪行的權力，即通過購買教會出售的贖罪券，人不僅可以為自己贖罪，還可以為死去的親人贖罪。換言之，“行為稱義”和贖罪券買賣成了人進入天國的“方便之門”，虔誠的宗教信仰和基督徒對上帝的崇拜，被換成了教會利用宗教來為自己斂財的手段。虔誠的基督徒感到不能容忍，在教會之外，出現了根據《圣經》來進行布道的福音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終于爆發了。

領導這場運動的領軍人物是僧侶馬丁·路德。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出生于圖林根和薩克森之間的艾斯萊本，父親漢斯·路德原是一個農民，因圖林根法律規定只有幼子才具有繼承家庭農場的權利，不是幼子的漢斯放棄農業，在馬丁·路德出生后數月舉家遷往曼斯菲爾德居住，后來發家致富，最終成為一個黃銅礦的冶煉主。據馬丁·路德自己聲稱：“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是農民。如他(梅蘭希通)所言，我原本應當成為一個監管者， 一個類似于鄉村地主管家似的角色，一個有點小權的管家。然而父親卻移居到了曼斯菲爾德，并且成了一個礦業主?！盵2]1530年馬丁·路德的父親與世長辭時，留下1 250古爾登的財產，還留下一些礦產企業。從這些情況看，馬丁·路德熟知農民和市民的生活，加之其后又成為僧侶和教授，可以說，他是一位從農民、市民、教士、知識分子四大階層中脫穎而出的市民精英分子。

馬丁·路德思考的中心是人應當如何得救的問題。馬丁·路德認為，屬靈的宗教與屬世的生存兩者之間并不能混淆。例如：做好事和行善都是屬世的事情，與屬靈的救贖應當沒有關系。此外， 對人的救贖是上帝的事情，人并沒有能力進行自救。馬丁·路德還認為，基督教的崇拜對象是上帝而不是教皇、主教和僧侶，后者不具有神性，更不具有憑著自我神化來為世人贖罪的權力。 對人類進行救贖的不是教皇和教會，而只能是耶穌基督。馬丁·路德還認為：人是有原罪的，在獲得耶穌救贖后(耶穌承擔了人類的罪，為人類贖了罪)，被救贖后的人，具有的還只是人性，仍然是生活在世俗世界的身體之人，并不具有神性。人要回歸天國，還是要靠神來拯救的。在《圣經》中馬丁·路德讀到“你把我的靈魂從陰間救上來”這句話，豁然開朗，認識到救贖是上帝的恩典所致。他開始傳播福音(好消息)，把人必須通過上帝的救贖才能得救的道理在世間傳播。他認為：神的特性是具有神性，因此才能永恒、精神、萬能。此外，神還致力于與人相交，把對人的拯救看成是白白贈予人的禮物。從人的角度而言，人如果信奉耶穌，就會與基督結為一體，擁有與基督同樣的正直的特性。與神擁有神性和恩典一樣，人也具有兩重性。人同時生活在“上帝之國”和“人的王國”之中：“上帝之國”是精神的，歸耶穌基督所統領；“人間之國”是世俗的，要歸國家、政府來統領。

這樣，馬丁·路德就開始傳播“因信稱義”。他否定了基督徒靠做好事來自救的傳統觀念，取消了對教廷、教皇的崇拜。他非常重視神的恩典在救贖中的作用。在天主教的傳統中也有恩典之說，但天主教的恩典說比較神秘，它把恩典解釋成神秘的、超自然性的存在。恩典必須通過神職人員傳授給人，并要通過儀式來進行這種傳遞。天主教的恩典說是與律法的觀念緊密聯系的，因為律法是衡量人是否具有善功和對神的熱望的標準。人在接受恩典之前需要經過律法的審查，以此來判斷盼望接受恩典者是否具有對神的熱望。同樣，人的善行也是通過律法來加以衡量的。簡言之，天主教的恩典學說里強調了三點：一是恩典本身是什么？那是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二是要靠神職人員和儀式才能傳遞恩典。三是恩典是和律法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律法是衡量人的善行和對神懷有圣潔的熱望的標準。

馬丁·路德對恩典與法律卻有著不同的解釋。他認為：律法是要靠屬靈的方法——“信仰”來實現的。恩典并不通過神職人員和儀式來加以實現，而是要通過人的信仰來加以實現。既然恩典的實行靠的是信仰，那么救贖和功德就是分開的。功德和善行是屬世的事情，與屬靈的得救沒有直接關系。在恩典的作用下，人通過信仰與上帝相連，而上帝的恩典讓世人獲救?；酵降娜烁裢晟?，不能靠行為來獲得，也不能靠不違背律法來獲得，而只能靠人對神的信仰。這樣，馬丁·路德就取消了宗教的功利性的目的(為了進天堂而做好事)，而把得救視為上帝的恩典，以及基督徒如何通過對神的信仰完善人格。馬丁·路德的這種新的恩典說在基督徒與上帝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系，否定了人們對教廷、教皇、儀式和神職人員的崇拜。在他看來，恩典不是一種通過儀式來顯現的神秘之物，而是靠信仰、心靈獲得的神圣的精神。這種精神來自哪里？來自于上帝對人的救贖。什么是神的恩典？那就是上帝的救人和愛人，這就是上帝的恕罪和愛人的旨意。

馬丁·路德的上述解釋，完全改變了天主教的傳統。在傳統的天主教那里，一是注重教皇、大主教、主教和神父的等級制度；二是強調基督徒必須履行和服從各種宗教儀式；三是要人服從律法。律法有各式各樣，有些是《圣經》里寫的，更多的是天主教會制訂出來的贖罪條款。四是搞宗教神秘主義，以此來自我神化和維持權威。與此相比，馬丁·路德的新教信奉的是不加修飾的《圣經》之語，主張的是“因信稱義”。例如：他把教會區分為“不可見的教會”和“可見的教會”，前者存在于天國之中和信仰者的心靈之中，是絕對精神性的、不可見的；后者存在于人間，但那只是一種世俗的組織，如同政府和家庭一樣，是信仰者學習《圣經》的地方，歸世俗政府管理。

馬丁·路德的主張在“基督徒自由”的概念下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他把基督徒的自由分為兩個時期，即現世和來世，而完全的自由只能在天國中才能得到。他認為：現世的基督徒擁有兩種屬性。首先，基督徒具有“精神的”屬性，在精神方面，即使是在現世，他們也是自由的，因為他們只服從于上帝，而不服從世俗的秩序?；酵揭矣谕磺邢拗迫藗冃叛錾系鄣男袨樽鞣潜┝Φ亩窢?，在信仰問題上不存在妥協之處。但是，馬丁·路德又認為這種“抵制暴君”的權力只局限在“精神”方面，只有當政府在精神的問題上違背了上帝時，人才有反抗的權力，況且這種反抗還必須是被動的和個人化的，不能是集體的、主動的造反。同時，馬丁·路德呼吁在“人的世界”里服從政府和統治者的領導，號召基督徒要盡量服從世俗政府的命令，以此作為基督徒是否過上正當生活的條件。盡管馬丁·路德在政治上比較保守，在社會方面卻相當開放，他認為基督徒在知法守法的前提下，可以當兵，可以嫁娶，可以過世俗生活。他還提出要關閉修道院，讓僧人結婚、還俗。這樣，既可以反對神職人員腐敗，又能夠把大批男女青年從修道院的圍墻內解放出來，讓他們過上正常的社會生活，從而使基督徒的生活與時代發展相協調。

從政治上說，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的意義非常重要：運動結束了教會干涉政治的歷史，把教會置于世俗政府的管轄之下，維護了德國的主權，使德國朝著近代主權國家的方向邁進了一步。

宗教改革發生的時候，正值德國進行政治改革之時。從帝國層面，德國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改革，旨在強化皇帝的權力，遏制和削弱地方諸侯的權力；同時，在諸侯領地的層面，也開始了建立中央化領地政府的改革，對上可以抵制帝權，對下可以削弱地方貴族。具體的做法就是，變中世紀的領主附庸制度為由領地政府直接管轄地方的新制度。盡管皇帝和諸侯都嘗試著集權，但由于兩者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所以這兩者又是沖突的，甚至是對立的。還有一個現象要引起注意：德國的政治改革回避了對抗教廷、維護國家主權問題。例如：德國皇帝查理五世認為自己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皇帝，他不愿也不主動去解決如何擺脫羅馬教皇控制的問題。這樣，羅馬教廷干預德國政治，羅馬教會在德國境內建立國中之國的狀態就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這種皇帝、諸侯自上而下政治改革留下的弊病，正好為宗教改革的爆發提供了契機。

與皇帝和諸侯的改革不同，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是民眾參與的、自下而上的改革。盡管馬丁·路德的改教是一種宗教的改革，但它一旦與德國的政治改革相會合，就形成了政治改革與宗教改革相交而成的合力。宗教改革運動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其基礎是平民、工商業者和農民。自下而上的民眾運動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了力圖控制德國的羅馬教廷，從而順應了維護德國主權的需求，為德國建立主權國家打下基礎。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為近代國家如何處理國家與教會關系提供了原則。第一，宗教改革促成了政治與宗教的分離，否定了有教皇執掌“精神之劍”、世俗君主執掌“人間之劍”的兩把劍理論，從而把教會和宗教的事務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避免了教會通過教權干涉政治的弊病。第二，收回被教會所控制的政府權力。政府管理宗教事務后，教會的政治職能、教育職能、法律職能都被政府收回。第三，實施宗教寬容的政策。因為在新教的領地里，可能有一些天主教徒；而在天主教徒的領地里，也可能有一些新教徒。實行宗教寬容就可以較小的代價推動德國教會的發展。結果，人們信奉何種教會要由統治者或政府來決定。盡管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卻保證了宗教改革運動的順利開展。這三大原則，后來成為近代國家處理政府與教會關系的基本法則。

馬丁·路德的改教，還把注重儀式、教會等級、教會權威的宗教轉變成為注重信仰的宗教，從而分清了“上帝之國”和“人間王國”。美國歷史學家布雷迪告訴我們：“1510—1520年間，馬丁·路德從對奧卡姆的研究追溯到了奧古斯丁，又從對奧古斯丁的研究追溯到圣保羅，并且通過對奧古斯丁兩元論(精神與肉體、永恒和暫時、天堂和人世、將來和現時、隱蔽和公開、不可見與可見，內部和外部、福音和法律)的探索，發展出自己的兩個王國理論?！盵3]33這也正如馬丁·路德所言：“世俗的世界，由寶劍統治，能夠被眼睛看到；精神的世界，由恩典統治，并寬恕罪?！盵4]

在“人間王國”里，教會、家庭和政府形成了基本的社會秩序。馬丁·路德寫道：“神圣的秩序和真正的制度是由上帝建立的，一共有三種：神父的教堂、婚姻建立起來的等級和世俗的權威。這三種制度或秩序是根據神的語言和命令建立的?！盵5]他要求每個人在世俗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笆紫?，你們必須成為家庭的一份子，或父親、或母親、或子女、或奴仆、或婢女。第二，你們須在城市或農村以一個公民、臣民或統治者的身份生活。第三，你們要成為教會的一個成員，或牧師、或助理、或教堂司事，或其他什么的教會仆人，假如你信奉或聽到了上帝之言的話?！盵6]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對德國的人民運動產生巨大影響，只不過民眾要比馬丁·路德走得更遠。例如：與專注于靈魂得救的馬丁·路德不同，在1524—1526年德國農民戰爭的領袖蓋斯邁爾和閔采爾的朋友、紐倫堡印書作坊主海爾高特那里，農民戰爭的目的在于根本性地改革社會，廢除私有制，建立由人民掌權、處處維護人民利益的百姓共和國。 在匿名作者撰寫的《致全體德國農民大會書》中，還設計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府。新政府廢除了中世紀的血統論和君權神授論，把改善人民生活、實現公共利益、促進基督徒兄弟之愛作為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吨氯w德國農民大會書》的作者還提出用選舉制替代世襲制，不僅因為他發現了“無數不可言說的可怕痛苦都是來自于貪婪的世襲權力”，更因為這樣做可以保證人民對于國家權力的掌控[7]120。從這里可以知道，1524—1526年的起義者具有徹底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正如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施泰因梅茨所言：“宗教改革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共同構成早期資產階級革命，而以農民戰爭為其高潮。革命起于路德維滕貝格95論綱的提出，止于1525—1526年農民起義軍的失敗?！盵8]10

1525年的革命者們提出的廢除私有制、建立人民共和國的主張，意味著早期共產主義萌芽在德國初現。與關心人們如何靈魂得救的馬丁·路德不同，1524—1526年的革命者更加關注在人間實現社會平等和社會公正。正如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所指出的那樣：“正如閔采爾的宗教哲學接近無神論一樣，他的政治綱領也接近于共產主義……閔采爾所了解的天國不是別的，只不過是沒有階級差別，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高高在上和社會成員作對的國家政權的一種社會而已?！盵9]45必須看到，在宗教改革這樣的早期市民革命中出現共產主義綱領完全是真實的和可能的，因為“馬丁·路德的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資產階級革命第1號；農民戰爭是這個革命的批判的插曲”[9]172。因此，“閔采爾的綱領，與其說是當時平民要求的總匯，不如說是對當時平民中剛剛開始的無產階級因素的解放條件的天才預見”[9]45。

[1] 奧爾森.基督教神學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 D.Martin Luthers Werke.Tischreden:5[M].Weimar,1883-1929:6250.

[3] Thomas A.Brady,Jr..“Luther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er’s Teaching in its Social Setting,” in James D.Tracy,ed.,Luther and the Modern State in Germany[M].Ann Arbor,Michigan:Edwards Brothers,1986.

[4] Martin Luther.“Uber das 1 Buch Mose,Predigten,”in WA 24[M].Ⅱ.1-3.

[5] Martin Luther.“Vom Abendmahl Christi.Bekenntnis (1528),” in WA 2[M].Ⅱ.20-28.

[6] Martin Luther.WA TR 6[M].Ⅱ.16-27.(English:Forell,Faith,123).

[7] Anonymous.“An die Versammlung gemeiner Bauernschaft”,in Adolf Laube,ed.,Flugschriften der Bauernkriegs Zeit[M].K?ln,Wien:B?hlau,1978.

[8] Max Steinmetz.“Theses on the Early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Germany,1476-1535,” in Bob Scribner and Gerhard Benecke,eds.:The German Peasant War of 1525:New Viewpoints[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9.

[9]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責任編輯 龔 勤)

German Reformation and Martin Luther's Contributions

ZHUXiaoy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In 1517,a religious reform movement led by Martin Luther broke out in Germany.The most remarkable outcome was the justification by the faith along,which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on the religious affairs.Martin Luther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established a new model for modern European religions.The movement was supported by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developed into a revolution aiming to establish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and modern politics,which has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and the rest of Europe.

Martin Luther;German reformation;protestant movement;German peasants' war

2017-04-19

朱孝遠，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德國宗教改革、德國農民戰爭、歐洲文藝復興史。

10.3969/j.ISSN.2095-4662.2017.03.007

B91

A

2095-4662(2017)03-0031-05